1994 年我在联合国环境署找了份工作,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环境问题。易洛魁部(现称Haudenosaunee)的居住地纽约上州地区受到周围工业的侵害,废水流到他们的河流里,他们控告到联合国。我进联合国当了其任命的第一个indigenous fellow,即土著研究员,因为是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土著人。我负责帮他们整理文件,递交给联合国。这次研究对我很有益处,我开始了解到什么是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政治是什么,他们与美利坚民族的关系。我切身地体会到,美国的政治体制、联合国的体制——the United States 和the UnitedNations 这样的形式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的,比如易洛魁联盟。美国主体社会应该不应该承认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你所鄙视、消灭的这部分人给你的,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胸怀去承认这点?没人敢承认。他们每次总是说我们怎么可能从野蛮人那里学到这样好的东西呢,我们肯定是从希腊城市文明那里学来的。主体民族它的脸皮厚就在这儿。但印第安人为了自己的生计也没有过于要求他承认这点。我对这个问题学习了一段时间。
再有就是意识到美国的民族格局不是像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的那样,都是由移民组成。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土著的,territorial,有土地的,政治的民族,它有reservation,保留地;不经过保留地的同意,联邦政府也不能进去。美国和印第安人是legal 关系,定合约;把一个族群打败后,有个treaty,我把你东西拿走了,给你个收据吧。美国是有这么一批人的,他们是具有土地概念和政治概念的,是有民族、国家、土地界限的群体。另一部分群体是从海外去的,他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在那里夺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而是要融入这个社会,往上爬。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没几天,看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就认为这是“美国”,于是把这个搬到中国,想让其在中国生根开花。他误解了美国的政治结构。
美国的多元文化针对的是移民,是外来族群。中国人去了后在唐人街里,没必要说英语,可以说自己的语言,这叫multi‐culturalism,但这个multi‐culturalism 相对于印第安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美国的主体文化对印第安人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性要求印第安人接受这样的文化形式?没有。印第安人是不接受的,他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有自己的土地、界限,没有印第安人的同意,一个美国人是无权进入保留地的。我通过这个来看中国,中国的民族是像美利坚民族一样外来的,来到这里进行奋斗的人们吗?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每个民族有自己繁衍生息的故乡,长期以来与汉族并行发展。把美国式的“多元”放到中国的边疆地区,后果是什么呢?我在这一年里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结束在联合国的研究之后,我从1995 年开始研究内蒙古。剑桥每个学院每年有一两个research fellowship,给你三年的钱,没有教学任务,让你做研究,主要是让你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再发表几篇文章去找工作。我有幸获得CorpusChristi 学院的fellowship。我在这三年期间一方面修改了博士论文,于1998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在这期间我开始研究内蒙古的问题,切入点是“民族团结”。我想通过这个来理解中国的民族政治。我所感兴趣的是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是以民族团结这个理念来协调的。怎样理解中国的民族团结,它的历史从哪儿过来,里面出现什么问题?我现在简单谈谈两篇文章,是我2002年出版的的一本书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 中的两章。我认为民族团结有两层意思:一是国家里所有民族的团结;另一个是关系学,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叫民族团结。汉语里不能体现出两方面的意思,英语里也是。这本书的前两章分别是“Ritualising National Unity”和“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仪式化民族团结和自然化民族团结。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青海湖祭典的。1723 年清朝打败罗卜藏丹增,在岳钟琪追杀敌人、人困马乏之际,出现了一处泉水,清军喝了以后精神大增,打败了敌人。后来清朝纪念这次胜利,把胜利归咎于天报,天帮着清朝这一方。泉水在青海湖边,于是一开始选择遥祭,后来人要去祭,祭的时候进行会盟,皇帝要奖彰、惩罚。后来蒙古人跟藏族人为了青海湖边的草场打了100 年。因为蒙古人统一茜臧
以后,没有撤走;后来被打败以后,藏人觉得蒙古人占领了自己的草场,他们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清朝的政策是抑蒙扶藏。一开始通过祭典统治蒙古人,后来因为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便拉在一起会盟进行调解。
满清一倒,当地的回回,比如马家军就出来了,他们是西北穆斯林集团,代帝举行祭典。20 世纪30 年代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重庆,到陪都后西北、西南便是它的生命线,必须打进去。在东面有日本人压境,西北是穆斯林自治的。军阀就是当地自治,用国家主义的说法叫军阀统治,用无政府主义的说法是地方
自治。日本过来后,如果西北这个地方不开放,国民政府就会受到威胁。但中央势力怎么才能进入西北地区呢?你说西北地方有问题,人家说没问题,我是民国政府的一部分啊,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我替你守着边疆,你想要东西我给你,中央军没必要过来这里。这时候蒙藏人士开始控告马步芳这些回回人对他们的欺压,告到国民政府。这给中央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那里调解。派大员到青海湖边祭湖吧,散布言论说马步芳如何如何。这样西北军阀就没有不让中央政府进入的理由了。马步芳对蒙藏人员和邓秀廷对付彝族是一样的,首先是抓人质,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等等。会盟的时候,中央的汉族代表去了,回族领袖、蒙古族领袖、藏族领袖,都在那里会盟,说我们要一致对外,精诚团结之类。这个形式共产党进去以后也继承了。所以祭湖祭典从一个庆祝征服的象征变成欢庆的象征,它体现的是权力之间的关系。
谈到中央政权与边疆的关系,西方理论往往认为中央要打进地方,压制地方,因为有税收等等因素,国家权力的渗透是从上往下。但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其实是三角关系。边疆的军阀势力、地方自治者与土著有冲突,土著是弱者,对付不了他们,便找中央,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是正义的,希望它来调解,因此中央的势力是被邀请过来的。这时候会遇到很多抵制,这些抵制往往不是来自边疆土著民族的,而是来自边疆的汉人,或是回回地方势力来抵制中央。真正对中央的分离、反抗不是土著民族。
第二篇文章是“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我跟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他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视角是文化政治,他们在看民族关系的时候,像性别一样,看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在民族关系上是以床上功夫的隐喻来体现的。民族政治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我看你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我通过和亲来说明,在茜臧是文成公主,在内蒙古是王昭君嫁了呼韩邪。我发现,中国文人对和亲与王昭君的描述存在着历史的演变。一开始是汉高祖白马之围,30 万兵被匈奴围住7 天7 夜,他的军师想了个高招:皇上,能不能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他成了你的女婿,女婿一般不会打丈人,他的儿子叫你外公,他不会打外公吧,不会打舅舅这一方。于是匈奴会不攻自破。汉高祖可能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就弄了个宗室女送去了。这是和亲的开始。到汉元帝的时候,有个故事。一开始故事很简单,后院有三千宫女,其中最不漂亮的是王昭君,于是给了吧。后来汉族男性文人墨客越描绘越漂亮,最后她成了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描述里有各种与汉元帝的爱情故事。匈奴那边来了以后,汉朝弄她出来会面,结
果皇帝一看,哇,这么漂亮,就问谁骗了朕,原来是画家蒙蔽了我,本来是我最的妃子。但还是得给人家啊,不答应的话人家打你啊,后来把画家给杀了,画家做了替罪羊。在分别的时候,哭哭啼啼,生离死别的。后来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的河界自杀了。你看汉族的文人墨客就是不让王昭君进入匈奴这个蛮野之地。这时出现了爱,本来开始没有爱,但敌人爱了,她便爱她的故乡,爱汉元帝。宋朝以后,汉人女子开始裹脚,认为这样一来匈奴人、北方骑马征服者不能像以前可以轻易劫掠她们了,因为女人的裹脚会把他们拖住。两千多年来,汉族跟北方游牧征服者的情感问题就是围绕这么一个女人。当达尔文主义、现代血统论等观念来了以后,凡是与汉族和亲的任何民族都被宣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跑不了了。一个汉族女人的血液流进了你的血管,你是跑不了的。汉族女人的血液具有这样超强的功能。有了王昭君、文成公主,你能跑得了吗?在美国,你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在中国,你有一滴汉人的血你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从20、30 年代到现在血统论一直泛滥不绝。
我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它竟然敌不过一个女人的血液吗?民族关系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凝固吗?1959 年D.Lam喇嘛叛乱,十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开始要求写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再过一两年,翦伯赞写王昭君,要抹掉她脸上的泪,让她笑起来。当
民族关系出现裂缝时用和亲来弥补,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顶峰时期啊。这是什么一种思想簇拥他们花费那么大工夫做,以至于颠覆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颠覆了国家的性质?王昭君开始笑起来以后,具有一种magic,她走过的地方,都是庄稼;每个匈奴女人都漂亮起来,因为她介绍了胭脂;她所过之处牛羊肥壮;她俨然成了北方民族的母亲,具有这样一种超级力量。文成公主俨然是藏族的母亲。这种血统论思绪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去协调?但它的确实实在在地指导中国现今的民族关系、它试图使民族团结自然化。我是在裂缝里做点文章,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放在中国的文化场景、历史场景和意识形态场景里面,寻找不能自然衔接的地方来观察。根据自己的观察,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后殖民批评、文化学等角度看中国的民族政治是什么。
这不是传统的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传统谱系里找不到,在西方人类学谱系也找不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怎样去研究这些,怎样发挥他自己的视角,他所看到的与主体民族学者的关系是什么?我在90 年代末期搞了这个研究,于2002 年发表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出版社是美国的Rowman and Littlefield。
书中还有对土改,革命史,民族英雄等问题论述的章节,都是围绕民族团结展开的。写完了以后,总觉得内蒙古的很多问题没说清楚,后来一想是日本没有进我的视野。我觉得理解近现代蒙古民族不了解日本在中国北方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决定去日本看看。
这期间,我已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肯特学院和研究生院(Hunter College andth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文化人类学系任教。从1998 年到2007 九年的时间里在那里从助理教授升到教授。我于2002 年去日本静冈大学访问两个月,2004 年到2005 年我休假一年,在
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访问学者,研究日本、蒙古、中国的关系,尤其侧重日本对满蒙问题的看法,以及日本在两个蒙古的分裂,内蒙古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1932 年到1945 年之间,中部、东部蒙古一直是日本的邦国和殖民地。内蒙古近代的民族主义深刻受日本影响,就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受日本影响一样。所以内蒙古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不是派生的。同时,日本跟蒙古的友好非常根深蒂固,这是其他亚洲民族没法匹敌的。朝鲜跟日本很僵持,其他民族都没日本和蒙古之间那么亲近。日本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蒙古和日本是很好的。它有一种很近的关系。这种友谊在当时和现在的legacy 是什么?这得从理解历史开始。
现在很多人在讲人类学怎么研究历史,但没做到点子上。什么是历史?在19世纪末的时候,只有跟欧洲联系起来的民族才有历史,没有跟这个联系你是没有历史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与西方接触的历史是18 世纪末才开始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历史这么短––这里不是指它对过去的追溯,而是按照当时历史的特定意义来确定。它与中国有很长历史关系,但那没用,因为中国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中被边缘化了。直接跟西方的历史没有或很短,这时候要寻找一个东西来衔接,这个东西就是阿尔泰语系,通过蒙古人和西方联系。欧洲的芬兰语、匈牙利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朝鲜语,日本语,这是一个大家族,一下子连起来了。这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效果,日本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所以它的路线是满蒙路线,它不认同中国,但认同蒙古,通过蒙古来找到与欧洲的关联,从而找到自己的历史。这是日本脱亚入欧后的再行入亚的重大理论依据。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是蒙古人在13 世纪激发的。这以前日本是羡慕中华的,13 世纪蒙古人占领中华,忽必烈侵略日本两次,对它是很大的冲击,这时候日本开始全民皆兵,它意识到自己的不同,自己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之后出现倭寇,是对明朝的骚扰,他们观察蒙古还在不在。所以,我认为日本的民族意识是蒙古人赋予激发的。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也是与蒙古对他的征服、统治有直接的关系。蒙古对周边国家形成自己的意识,围绕自己的意识画自己的圈,影响是很深远的。我开始认识到,只将内蒙古放在中国内部去理解,这是不够的;其实中国在批判民族主义的时候,不管是蒙古的,茜臧的,还是新疆的,它外面都有个东西叫帝国主义,都在指责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三角关系,主体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和外部的所谓帝国主义势力。在这样的三角关系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激发出来的,认为某些少数民族与帝国主义“勾结”,但中国最终是要把少数民族domesticated,内部化,放在国家边境里面。所以反对民族主义的最大标志就是掐掉这个关系,把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我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源头肯定是三角的。所以我的近年的研究还是以内蒙古为中心,提出理解“民族政治”,the ethnopolitical 的三元结构。
我给民族政治做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它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在三角关系里面,我是弱者,你是强者,你欺负我,但如果有第三者的话,我就不单独跟你较量了,我跟第三者联合起来对付你,他跟我联合起来他也有自己的好处,因为他受你的威胁,所以我们建立暂时的联盟来对付你。这样作为一个少数的、弱势
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有了一种希望,一种可能性。如果是两元的,那么肯定是对方的手下败将,但在三角关系里,鹿死谁手说不定了。这个关系又有时间性,三角关系不是永恒的。我们俩共同的敌人被打败后,就剩下两元了。以前我们是共同对敌,敌人走后,我们的朋友关系怎么协调?这是我观察的重点。
我想说明,蒙古民族在近代与不同的盟友建立过关系,一部分蒙古人与日本人联合对付中国,他们被叫作蒙奸;一部分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部分蒙古人叫蒙古干部吧,但从结构上是一样的。在蒙古人与日本人合作的时候,国民党是被打败的,那么蒙古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呢?蒙古人与中国共
产党人联合起来打败汉族当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或者外敌日本人,那么这时蒙古和汉族的关系,这两个朋友是好还是不好呢?解放后,我们没有了坏人,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等全部被消灭了,汉族里都是好人了吧,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了吧。按照马列的说法,民族压迫是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因为对方有坏人;坏人消灭后,对方没有压迫我的因素了。我里面的坏人也消灭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更团结。但共和国的历史中民族的关系并不是很顺畅。好人间的民族关系是种怎样的民族关系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当我们说民族不平等的时候,总是把对方当个“他者”来对待,但切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帝国主义,把民族内部的敌人,把剥削压迫的因素都消灭的民族关系哦。但解放后的民族关系更紧张,这从理论上怎么解释?这就是我想重点解决的问题,即“好人”的民族政治。
我们各个民族间产生强烈的友谊,但在建造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里面出现今天这样的悲剧状态。我们很多人没反思。当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后,为什么以往的朋友反目为仇?我认为这个新的敌对关系里有特殊的情感。如果我们是自然的敌人,你欺负我,我有什么怨言?我知道你是坏的,我被欺负我没能耐嘛,最
多到此而已。我没有跟你情感上过多的纠葛,我恨你就得了。但当朋友背叛你,欺负你,那是一种破坏以前共同对敌时的信任,是对信任的背叛。背叛以后是怎样一种伤害?我们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的嘛。说你对不起我,你背叛了我,背弃了诺言;这样一个情感政治。所以民族政治里有强烈的情感,情感有强烈的政治。这个情感弄不好要爆炸的。这种情感是两元关系里没有的,只有三角变成两元后才有。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面临的现状。我认为这是中国的知识界应该注意的。
我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期间完成。因为2007 年返回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工作,由于要适应新的环境,书的出版就拖延了,今年(2010) 6 月才出版,叫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副标题是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在中国蒙古边疆上演的友谊政治。出版商还是Rowman and Littlefield。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是我提议的新的概念。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两元的,我要为我的自我,我的“自我”要由“他者”来对应。但民族主义在它实践的过程
中,往往与其他民族联合起来。比如蒙古民族与日本、俄罗斯,或者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现自己的解放。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比如最开始联俄联共。有些人要与日本联合,合作。那些反对联合的人就骂其为汉奸,汉奸就是和日本人合作,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骂的人也是在和别人合作。但问题的关键是合作里有没有主体性,如果忘掉自我,为别人打自己的人那就是奸了。联合以后就出现关系主义的东西。
我现在谈谈我所提倡的人类学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对中国的民族研究,我认为要用“关系学”或“关系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关系学研究”,而不是“民族关系研究”。关系学中有三角、两元、一元等结构。这时候出现一种游戏规则,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可能性。这里有合作,有关联,有信任与背叛,有道德,有政治,也有情感。
再一点是少数民族的视野问题。如果说我对中国人类学有什么见解,或者大言不惭地说有什么贡献,我想我提出了一个看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的角度。这个角度里面有很多小的角度,其中一个角度是我一直在问这么一个问题:有很多研究边疆民族的汉族藏学家、彝学家、蒙古学家,但找不到一个蒙古族汉学家,以蒙
古人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欣赏汉族文化,然后把这些好的东西吸纳到自己的文化里。这在其他少数民族里也是没有的。如果有,他也没有体现本民族的主体性,他是进入了汉族的圈里,在那里面讨论。不像西方的汉学家,有自己宏大的叙述。汉族在叙述凉山问题、茜臧问题的时候,也有中国宏大的叙述模式,比如对茜臧,汉族研究肯定会讲从四川过去,或是从文成公主开始,但并不一定意识到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汉族人能够研究其他民族,为什么少数民族不能研究汉族,为什么不能互惠?这种相互性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汉族人研究边疆问题是正当的,而边疆少数民族以自己的立场研究汉族是不正当的?这出现学术的政治性。也许有这样的学者,但相比于汉族学者是不成比例的。
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除了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认识很浅。我到蒙古国看了,它对中国的理解是很微不足道,他认为他对中国很了解,因为他觉得中国是坏的,研究坏人干什么。哈萨克斯坦的汉学家水平可能还不如我,研究也很有限;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基本没有中国学,也就是学点汉语,做点买卖,没有中国学出现。它也是国家啊,它应该对自己最重要的邻居有所了解!我认为我做的贡献是从长城以外的角度来探索和理解中国。我对少数民族没有多少研究,我研究的是中国的行为,像我的第二本书,讲的是中国的民族团结;第三本书,是三角关系,但还是在中国的语法结构里,而没有深入去探讨蒙古的王系等。我希望超越人类学的谱系,比如你的老师是谁,你是哪个学派的,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必须了解这些。我了解这些,但我不愿意进入这样的谱系里。因为对于“什么是问题”,我们有不可调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边疆是问题,我却不认为这是问题。他为什么认为这是个问题?很可能通过这个访谈,有人说我是个有问题的人。那我反过来问一下,你为什么认为是我有问题,你的脑子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概念呢?我要一种互惠的、相互的关系。我追求一种感觉。我让那些认为我有问题的人,对视下我的眼睛,我俩坐下来谈谈。这是一个看民族问题的很关键的角度。这些出发点,最基本的东西不解决,再有学识也没用。反过来,有人说这对民族团结不好啊。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把问题说出来,因为期待的、想象的美好的东西出现了问题,我把这个肿瘤打开来看看,让它亮出来找到治病的方法,最后让民族之间更好地团结,不然就是一厢情愿。民族界需要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一定是resistance,而是engagement,通过深入的交谈,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这样的看法和我的经历,我的蒙古历史意识有一定的关系。蒙古人看世界和汉族人看世界是不同的。昨天(在国际彝学会议上)有人讲到彝族人认为怎样的地方适合居住,以及彝、汉、藏的关系等等。这是讲其民族视野问题。蒙古的视野是世界性的视野,开阔得很。现在很多人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蒙古的视野。当
初中国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格局,因为蒙元。凉山这块地方、茜臧从那时开始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的行省制度是蒙古人定下来的,这不需要我来提醒。蒙古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对统治的族群集团也说他是人,不是动物,不像汉族那样。蒙古人统治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压迫,分等级;但他首先承认被征服者是人,不是一开始说自己是人,对方是猪啊狗啊的。当把被统治的民族当成是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政治格局的特点: 他不会强迫你同化,而是承认你的不同,你的异质性。所以蒙古人设土司,让你自治。北方族群集团一般是承认人的异质性的,华夏民族则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异质性,尽管今天开始讲和而不同,但这个似乎从来没很好地体现在政治上。
我还对历史的书写,尤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有兴趣。什么是少数民族的革命,少数民族革命是为了谁?当今国共和解了,民族关系怎么处理?中国民族关系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跟少数民族的友谊之上,比如彝海结盟,他的敌对方是国民党,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解了,没有内部冲突后,少数民族能不能接受国民党?那么少数民族革命史怎么写?少数民族自治的伦理基础还存在吗?人类学对此能阐释什么东西呢?我在第二、三本书里有明确的讨论。我对成吉思汗很感兴趣,但我不敢写,因为我是他的祭祀人。整个鄂尔多斯部族是具有一种历史使命的群体,在忽必烈的时代,他们是从蒙古所有部族,蒙古统治的所有地方抽调一部分人组成的。这个部族有守卫祭祀成吉思汗灵魂––不是其尸骨,而是他最后一口气––这样的使命。我们有祭奠蒙古所有祖先灵魂的使命,我们是有内部纪律性的;尽管内部纪律今天被打破,但我感觉到要有一种自律,很多东西不能由我来写。对成吉思汗的谩骂、侮辱、赞扬,攀附,这些对我们这个部族来说不是很重要,我们在乎的是人们记得他,有时谩骂也是一种记忆。谩骂是定义谩骂者自己的界限。
到此,我的一段民族研究历程已经走完,写了三本书,从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杂揉,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到合作民族主义的三元关系,三部曲结束。关于蒙古,我从民族关系学、民族政治角度的研究已经结束了,压在我肩膀上20 多年的担子已经卸掉了。
我去年开始到凉山,这次又从茜臧下来到西昌。想看看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能不能研究另外的民族。我是少数民族出身的,美国公民,在英国教书。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导师一开始给我说的一句话,你应该去研究别的民族,不要研究自己的民族。我后来想这个道理是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总是要看自己的肚脐眼
呢?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是最美的呢?少数民族学者有没有能力、涵养去欣赏别的民族的文化,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涵量去empathise,当别人痛苦的时候,能不能有同情感?
我不是抽象的人类学家,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我是在内蒙古长大的,从沙漠绿洲出来的,求学、汉化、再蒙古化,世界化,寻求各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寻找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特性之间的有机切合点,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问题。我一直在探索这些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访谈,成了长篇独白,主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历程,但言不尽意,意犹未尽。非常感谢《中国人类学评论》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与中国人类学同仁相识!我期盼着在某些领域里面能向他们学习,并交流研究心得。
(罗杨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