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朱大可：受虐和犬儒――最近２５年的中国文化史

愁容骑士_2

<P>犬儒化的“人文精神”</P><P>　　１９８９年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回响，知识分子纷纷
从现实关怀大步后撤，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由“周易热”跃入
“国学”和“国术”的领域。１９９１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
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中国文化》和《东方》等相继
问世，加上原有的《读书》，一种“曲线关怀”的声音弥漫着整个知识界，宛如
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P><P>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这
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学术自救运动并未
把知识界引向批判立场，而是引向学术皈依( 和解、谈心、妥协、共识、合作、
填表、契约、考核、晋级、授权和资源的分配与奖励) 的主流。鉴于技术官僚领
导下的国家主义和学院学术的结盟，独立民间的学术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数学术
精英行进于官僚化的康庄大道。但知识分子的表情却变得越来越“暧昧”、“灰
色”和富有“弹性”，仿佛人人都变成了“柔性反抗”的话语英雄，并且都在从
事“体制内改造体制”的伟大工程。这种“学术犬儒主义”令知识界的举止变得
愈发可疑。</P><P>　　在灰色学术面具掩护下，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旷野上的废墟》( １９９３
) 一文，加上第二年《读书》杂志的几篇观点粗疏的对话，点燃了“人文精神大
讨论”的火焰，以表达知识分子抵抗市场自由主义和找回话语权力的信念。但这
场简陋的学术文身运动，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识形态收获，而它的某些发起人却
合乎逻辑地转型为学术书记和知识长官。</P><P>　　大讨论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知识精英的“左”与“右”的话语分裂。
其中“新左派”作为一种全球性左翼思潮的分支，成为１９９０年代在野国家主
义的主要言说者。从批判当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展开了政治理念的
全面重构，其中一些文章的风格酷似当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语体，仿
佛是一次“文革”时代话语的戏剧性回声。但他们的公共言行大多仅仅指涉西方
霸权，其中一些人拿着山姆大叔的护照或绿卡，大义凛然地扮演着美国的海外反
对派的悲壮角色。</P><P>　　而在另一方面，“人文英雄”谱系的营造工程也变得热烈起来。重塑人文英
雄，寻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样本，成为１９９０年代知识精英所从事的形象工程。
辜鸿铭、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穆、钱钟书等人经过重新阐释，变成疏离主
流的国学英雄。另一方面，红色知识分子李慎之、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等，
也成为沉痛的道德风范。这两个系列再现了知识精英“受压- 自立- 反叛”的悲
壮命运。</P><P>　　这是相当复杂的欲望表达运动，渗透着各种难以言状的目的。它既传达出知
识分子的正义信念，也充当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当孙志刚案、黄静案和各种征
地案曝光后，新民粹主义汇入了思想口红的谱系；为自由资本护航的经济学人，
被迫面对与权力共谋的普遍指责；在清算学术腐败的名义下，方舟子式的红卫兵
话语在互联网上大肆横行……所有这些都令当代思想文化格局变得暧昧不清起来。</P><P>　　“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P><P>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先后风靡了
中国。与知识分子惯用的灰色话语不同，从个人经验展开的政治叙事，令它们变
得更富于阅读快感，其间流露的民族主义立场随即触发了对西方说“不”的话语
洪流。</P><P>　　民族主义无疑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的所有政治语法都出自五四经典。留
学知识分子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价值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他们甚至羞于谈论
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
把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五四”运动的“火烧”和
“打倒”模式，也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卓越的榜样。</P><P>　　全球化高压下的文化自卫，乃是民族主义的重大使命。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
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他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大汉主义和
本乡主义的多重身份。</P><P>　　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呼声下，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后盾，大批“民族愤
青”放弃了国际公认的人类道德基准( 如“日内瓦公约”所作出的法理约定) ，
转而为无辜美国平民的大规模死亡热烈叫好。９. １１事件之后，弥漫中国的是
普遍的幸灾乐祸，BBS 上爆发出一片欢呼的声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
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国人杀人一定是非正义的，但杀美国人却一
定是正义的。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这种逻辑还支配了对伊拉克战争等
所有国际冲突的判断。</P><P>　　在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上，张艺谋把民族主义推向了它的粉红色高潮。越
过肤浅的“中国元素”( 旗袍、二胡、京剧、灯笼、高跷和茉莉花歌等) ，那些
大腿裸露的年轻女人，向全世界放肆地兜售着本土情欲。所有观众都为此花容失
色。由于这场全球性形象广告，中国民族主义丧失了最后的道德王牌。</P><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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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受虐和犬儒：１９８１到２００４中国文化撒娇史</P>
<P>　　受虐的精英主义、犬儒化的“人文精神”和“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三
者不仅构成了所有批判张艺谋观点的核心观念，同时，也是２０年来当代文化走
向病态的潜在逻辑。</P>
<P>　　编者按：首先需要加注的是，本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是作者对身份丧
失者的一种界定，它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其次，这篇原题为
《１９８１- ２００４：文化的伪饰与还原》的文章最后被冠以“撒娇史”这样
矫情和暧昧的标题，完全是基于我们对形形色色的所谓受虐的精英主义、犬儒化
的人文精神和偏狭的民族主义的不屑，我们认为，恰恰是这个词，揭示了这种杂
芜的文化价值观的虚弱本质。</P>
<P>　　１９８７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被严密看管的中国影坛。张艺谋
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
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乘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
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撒下的一泡尿
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 作为低贱肮脏的排泄物，甚至是男性
精液的隐喻) 成了美酒( 人类价值体系) 诞生的秘匙。</P>
<P>　　这种“粪便- 精液叙事”，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的变形，它要反叛一切
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
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同构的，那就是为
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
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的暴力美学的长
征，它的主题歌《轿夫之歌》受到街头痞子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
你大胆往前走”的嚎叫。</P>
<P>　　但是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作为秦始皇嬴政的亲密同乡，他只是在进
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的《英雄》
为标记，他最终卸下了流氓面具，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电影的旗手。</P>
<P>　　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P>
<P>　　真正接管流行趣味并支配，是王朔的流氓小说。王朔的处女作《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
题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
的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
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
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P>
<P>　　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胡
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叛徒，
利用反讽瓦解了毛语，并且宣判了知识精英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
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
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精英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
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P>
<P>　　与流氓主义相比，精英主义是一种更加“崇高”意识形态，这种先天的道德
优势，令其有权对流氓提出“思想- 道德”指控。但知识精英界对王朔主义保持
了长期的沉默，直到１９９５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
氓。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称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
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指控其有严重的作伪嫌疑。而王朔则反唇相
讥，嘲笑知识分子的伪崇高和伪良知。在中年精英的传统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
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P>
<P>　　受虐的精英主义</P>
<P>　　那个被称为“新时期”时代最初的精英主义美学文本，涌现在朦胧诗的柔软
潮流里。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像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题的两个
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母亲”或“父亲”发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唤。他们的“朦
胧”言辞，开启了撒娇美学的崭新时代。</P>
<P>　　舒婷的诗歌具备了撒娇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把国家( 祖国) 幻化为“母亲”，
然后以排比修辞的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 诗人的自我镜象
与人民镜象的叠合) 的诸多隐喻――“花朵”、“胚芽”、“笑窝”等等。这些
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意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
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就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
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P>
<P>　　舒婷诗歌是一个幽怨的先导，其后，在“反思文学”的叙事中，“父亲”和
“母亲”的形象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 如电影《生活的颤
音》) ，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和新精英的复兴。</P>
<P>　　张贤亮的《牧马人》( １９８１) 是新精英主义的范本，它旨在确立富有国
家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又空前热烈地在小说中展开撒娇叙事。导演谢晋改编并
拍摄了《牧马人》，对这种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P>
<P>　　前政治弃儿的伤痛史，打开了“道德启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识精英曾经
饱尝政治风暴的电击，由此获得大量的苦难经验，并展开受虐式启蒙和施虐式救
世的崇高历程。在以后的二十年间，他们的地位不断擢升，被文联( 作协) 主席、
政协委员和某某代表的头衔所拥抱，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人士”，但他们却仍
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占有大量“良知”资源，不倦地“启蒙”着大众的“昏
昧”灵魂，由此构筑了中国文化的讽喻性景观。</P>

anchinhuu_2

没人看？！天理呢。

anchinhuu_2

细看了一遍，没人看就对了。通篇都是那样让人看的极费劲的字，一看就是专业人士，让人有敬而远之的本能反应。

"撒娇美学"有点启发性，不过文章的整个调调有点做作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