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政权是如何通过有意识地制造民族问题而“解决”经济危机的

henanhujaa_2

1998年，在西方金融大鳄的一手操纵下，横扫亚洲的金融风暴爆发了。印尼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印尼全国的赤贫人口在本年增加到8000万，占总人口的40％，民众生活困苦，阶级矛盾空前激烈，民众对此感到极度不满，长期积累的怒火即将爆发。伴随而来的毫无疑问会是罢工、示威和骚乱，严重威胁到苏哈托政权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政权就考虑将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会中最没有政治权力的那一部分少数民族――华人。华人是苏哈托政权的排汽阀，多年以来，每当民怨沸腾要将社会炸裂时，这个排汽阀就会被启动，这样苏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能躲避冲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苏哈托统治结构中的最黑暗、最隐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意义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同样的。



只有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把阶级怒火转化为种族仇恨，(同时将华人宣传成所谓的不信仰斯兰教的居民，可恶的异教徒)才能维持一个剥削压迫的社会结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阶级统治政权的不可或缺的构件。



事实上，印尼华人对这一结构并不是不清楚。7月6日，他们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求助时介绍说：“在前总统苏哈托（苏哈托这时已经下台――引注）的计划中，我们不可以进入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内，基本上，我们只能从商，或工业等经济领域，或在体育界发展。……前总统苏哈托把我们当成是维护他的独裁、贪污统治的挡箭牌，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贪污反独裁运动迷失方向，每当人民的不满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会利用新闻界、电视台、无线电台以及印尼原住民对华裔在事业上的成就所产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极端分子盲目仇视的心态，煽动他们烧、杀、抢华裔财产甚至强奸华裔妇女。每次发生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之后，印尼原住民对前总统苏哈托的恨意就会下降，印尼人民反对前总统苏哈托的统治的压力就相应的减轻了。这样，就达到前总统苏哈托继续统治印尼的目的了。以华裔作他的挡箭牌以及高压铁腕手段使他的独裁统治成功地延续了32年。。。。”



据说联合委员会在所搜集到的资料中，显示有一个特种部队人员承认在梭罗发生暴乱事件前4天，曾收买平民参与暴乱；在棉兰，有特种部队人员穿着平民服装，肩上挎着M-16枪支和手上执拿FN-45手枪，煽动群众参与暴乱。除此之外，一些与军方有关系的群众组织和武术团体人员也涉及这些暴乱事件。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曾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普拉博沃中将经过精心策化，开始将计划付诸实施。首先，由军方出面，收买地痞、流氓、黑社会组织、反华团体和极端势力，进行准备活动。训练暴徒纵火抢劫及强暴华人妇女，并承诺每强奸一名华裔妇女能得到2万印尼盾（约2美元）的报酬。5月中旬开始实施。暴乱期间，据目击者及受害者称，看到大批军车赶赴雅加达，从上面下来一群留平头，体格健壮的青年男子，指挥暴民攻击华裔居民，并唆使其纵火、抢劫，强暴并虐待、杀害华人妇女。这群人当暴民“进入角色”之后，就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来自印尼私人诊所的消息说，参与屠杀和强奸活动的暴徒承认，他们事先被注射了兴奋剂，以便顺利执行这项禽兽任务。事后他们感到体力不支，纷纷到诊所就医。有的暴徒本来就是各地的地痞流氓，有的则是各地的武术班学员，有的是被军校淘汰的学生，但是其操纵者则是军队和一部分极端排华势力。数日以前，这些社会渣滓被集中到东部的齐普尔基地进行集训，临出发前，不光被注了兴奋剂，而且组织者许诺，每强奸一名妇女可得赏金二万印尼盾（约2.5美元）。



“附：印尼华人的一封求救信[一九九八年五月]　　
　　致全社会正直的有良知的公民们
　　
　　　　
　　亲爱的先生/女士：
　　
　　如果您最近几天收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您可能已经听说了印尼发生的暴乱。新闻媒体传播的消息是，印尼的Pribumis（马来人）正在反抗苏哈托的专制。贫苦的马来人在苏的独裁统治下受难多年，现在是他们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印尼的马来人占总人口的80%。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穆斯林。印尼华人是当地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佛教或基督教。新闻媒体把印尼的马来人描绘为诚实、正派、爱好和平的人，他们制造暴乱是因为他们饥饿、贫穷，他们是苏哈托和不正当地富有的印尼华裔的牺牲品。
　　
　　谁是苏哈托？是印尼的马来人？是印尼的华人？是穆斯林？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您对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把对印尼华人的残暴行为跟华人与马来人的贫富悬殊联系起来不感到奇怪吗？
　　
　　这类似乎非常客观的经济附加报道通常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印尼华人少数民族仅占印尼总人口数量的4%不到，但他们却控制着超过（70%、75%、80%、85%、90%，任由选择）的经济财富。”
　　
　　您没有发现媒体的报道很奇怪吗？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报道印尼多数民族反对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暴乱，上面这样的“客观”经济报道总是附在后面！
　　
　　占总人口4%的印尼华人有可能控制90%以上的经济吗？据报道苏哈托和他的家族累积财富达400亿美元。苏哈托算在4%的人口里面吗？苏哈托跟他的家人是华人吗？

　　。。。。。。。。。。。。。。。

　　您曾经听到过任何一条新闻，描绘印尼马来人作为种族主义者攻击华人属下企业吗？您不奇怪印尼的马来人为何只攻击华人店铺，而不攻击马来人的、美裔印尼人的、英裔印尼人的、或者阿拉伯裔印尼人的呢？
　　
　　所有的印尼华人都是不正当致富的吗？在印尼华人中，仅有5%能被归入富人阶级。其余的95%是中产阶级或低收入者。今天，许多印尼华人仍然生活在木制的房子里，因为他们买不起砖瓦房！许多贫穷的印尼华人艰辛工作，但仍然极其困难，缺乏足够的钱解决家人的温饱。大多数真正富有的印尼华人已经离开印尼。那些留在印尼的都是贫穷的华人，没有经济能力离开这个地方。他们的财务被掠夺；他们的货品被霸占；他们的房子被付之一炬；他们的女人被强暴；他们的孩子被没有人性的屠杀！”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3-24 08:30 编辑 ]

henanhujaa_2

印尼首都雅加达，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的虚假繁荣

henanhujaa_2

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teme_2

是不是又是美国人的一石多鸟    ：
                 1. 牢牢控制东南亚
                 2. 把中国和印泥这两个亚洲大国对立开来――也就是政府在这件事上很底态的原因

henanhujaa_2

雷运河: 混战一场的阴谋
作者: meanhacker  发布日期: 2007-3-13   

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是从什么时候学会“混战一场”的？似乎难以说得清。也许听到了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授王任重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锦囊妙计，也许是从彭真的《二月提纲》中学来，当然，还可以追根求源到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四清”路线。这一切的潜移默化，使济宁地区以B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对 “混战一场”的阴谋心领神会，运用得得心应手。

  他们“混战一场”的手段，在1966年实施过程中有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感到不投气味，于是按兵不动；第二阶段是彭真的《二月提纲》出笼，他们如获至宝，特别对“加强领导”，“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即“搞纯学术问题”，以及对革命群众进行“整风”，等等，感到欢欣鼓舞，立即责令各单位党委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把矛头对准那些所谓的“权威”，在学校里则开始了“整老师”的高潮；第三阶段是“5.16”通知下达后，他们感到有些手忙脚乱。有些群众，有些师生，开始秘密串联，到处议论他们“整群众”“束缚群众手脚”的做法不符合中央精神，甚至贴出大字报，反对本单位党组织领导。这时，他们让各单位党委注意哪些人跳的高，查查这些人的背景。第四阶段是刘、邓工作组的兴盛时期，也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干的最欢实的时期。这时他们认为“混战”策略将要大功告成。抓群众，批群众，斗群众，甚至关押、逮捕群众，把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第五阶段是“十六条”的发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大串联等。这下把他们的部署全打乱了，把他们精心设计的堤防彻底摧垮，于是他们不得不进行“混战一场”的另一套方案：自己不出面，而暗地里操纵、指挥、影响一些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这就是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第六阶段。

  第一阶段的所谓按兵不动，是对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批《海瑞罢官》”，“批罢官的要害”，“批为彭德怀翻案”的号召按兵不动。而为了做做样子，也组织各单位读读报纸，学习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并一再告戒党员和群众：“现在是搞文化运动，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无关，当前的中心任务还是抓好生产，让他们文人闹去吧。”这只是表面的官话，是愚弄群众的。其实，以B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自从读了姚文元的文章，特别是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火药味很浓的编者按语，并且从北京也传来一些消息，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啦，“《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啦，预感到党内将有一场严重的斗争。他们对党内斗争是很反感的，虽然不是公开的、明确的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多抓生产少搞斗争”，“加强党的领导，一级领导一级，一切要保持井井有序”，“做个地方干部只要听上级教导，贯彻上级指示，四平八稳占好自己的位置就好了”，很感兴趣，认为这才是好的中央领导。“千万别无事生非”，“我们打天下不容易，现在该安安稳稳坐天下了”，“我们为人民做点好事，人民感谢我们，这有多好，放着好日子不过斗什么”，“革命半辈子，也该经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这是他们的心声，也是他们之间的口头禅。所以，第一阶段的“按兵不动”是以后“混战一场”的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公开地、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文革大混战。自从有了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彭真的“二月提纲”这支尚方宝剑，他们不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冷淡，开始了上挂下联，利用革命群众的热情，炮制了批判《孙安动本》的闹剧。

  《孙安动本》是一出鲁南地方柳子戏，编剧杨汉青，原是基层单位调到济宁地区文化部门搞一般的编写工作，既无政治背景，又不是任何层次的领导。他只是根据民间传说，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地方戏剧形式，写了这么一个剧本。剧情是明朝一个地方官孙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由于阻力大，官司一直打到皇帝面前才取得胜利。这与《海瑞罢官》的性质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海瑞罢官》的编剧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文艺界的著名人物，经常出入中共上层领导人家中，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亲密的牌友，与刘少奇等人经常见面，跟彭真更是莫逆之交。

  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搞两面派，大会上狠批彭德怀等人，私下里又通过胡乔木（毛主席的秘书）向毛主席传话，为彭德怀等人说情。到了1960年之后，刘少奇又让人转告彭德怀：“有意见可以写嘛！”鼓励彭德怀翻案，于是彭德怀写了八万多字的意见书，并多次给刘少奇写信，让中央抓紧解决他的问题。刘少奇让彭德怀先耐心等待，告诉他：“现在需要先造造舆论，跟中央有关领导统一下意见，然后在中央会议上通过平反问题”。

  刘少奇这些活动从来是和邓小平、彭真等人一块商量的，并由他们向外传播，所以吴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有思想背景，又有组织背景。至于彭真等人装模作样的大叫“吴晗与彭德怀并不认识”，“经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直接联系”，“吴晗写《海瑞罢官》决不是为彭德怀翻案”，等等，真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还需要说明的，根据最新材料更加证明，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欲治毛泽东的罪，让毛泽东下台，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只不过抓住1958年下半年出现的问题作为突破口而已。早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团去东欧、苏联访问，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国防部长等利用宴会和接见，多次当着彭德怀的面，侮辱毛主席，攻击中国的“三面红旗”，彭德怀内心赞同，表面上一言不发，反而在告别宴会上莫名其妙地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其实，苏修叛徒集团早就视毛泽东为眼中钉，把中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当作统一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绊脚石，在吴冷西写的《十年论战》及陈毅1959年向中央的报告中，都披露过苏修集团准备在中国党内找代理人，通过政变把毛主席搞下去。所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绝不是孤立的，他想请苏联出兵把他扶上台也是梦寐已久的。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他就赤裸裸地向同车的政治局委员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作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出兵。”连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也揭发彭德怀：“对毛主席不服气，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还利用了关向应（关向应与彭德怀长期共事，很了解彭德怀）临死前的话：“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来说明彭德怀有个人野心。

  所以，彭德怀绝不是什么“正直”，“敢于抗上”，“替民伸冤”的海瑞式的清官。利用《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需要。这样一出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大毒草（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济宁地区一个非常普通的编剧杨汉清的民间戏《孙安动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但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为了“混战一场”的政治目的，竟然大动干戈，召开大会，发出指示，蒙蔽群众，大批特批，说《孙安动本》是和《海瑞罢官》一样的大毒草，把杨汉清打成济宁地区的牛鬼蛇神，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其进行人身折磨，关进牛棚，发配劳改，等等。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Ｂ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在这一阶段“混战一场”的另一件杰作，是批判一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一般干部，次要干部。其中以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为代表，简称“孙孔王”。

  这些干部不是没有问题，而问题是非主流非本质的，不是路线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干部绝大多数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集体化，坚持群众路线，反对“物质刺激”，“金钱挂帅”，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对官僚特权政治，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以地委书记Ｂ为首的党内走资派，恰恰在以上方面存在问题，犯了路线错误，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党内走资派干部整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的问题，济宁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惨烈。好多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特别是“孙孔王”，饱受党内走资派（和他们挑动和蒙蔽的群众）的百般折磨，纷纷勇敢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与革命造反派同风雨，共患难。他们的更为悲惨之处，每当党内走资派需要整革命造反派，或者分化革命造反派时，他们都成了替罪羊。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的政治处境就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狼狈，除了经济上一般有固定工资收入之外，其他的与广大劳苦群众已无区别。那些提升的，掌权的，暴富的，飞黄腾达的，已全部成了走资派，或者投身于走资派门下的变节分子。

  以上“混战一场”的阶段还只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站在幕前，指手画脚，声东击西，直接指挥混战，群众或做观众，或当炮灰，但决没有不同声音公开发表，一句话，是党内走资派在运动群众。真正成为群众运动是从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通知的发表。这里把“五?一六”通知摘录几段：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henanhujaa_2

随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说明“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所有这些中共中央的通知、决定，毛主席的指示，一旦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见面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就会迸发出排山倒海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浪潮。1966年下半年开始，那是一个催人动脑子的岁月，那是一个亿万人民群众独立思考问题的岁月。在那个时代，共产党的各级官吏的指挥已经失灵，毛泽东思想的召唤就是最权威的号令。

  由于公有制经济的强大和巩固，人们没有衣食之愁，没有生老病死之忧，没有失学、失业的桎梏，大家心情舒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有道理，说到就能做到。想给谁贴大字报，只要拿出纸和笔（这些都是免费供应），会写几个字，就马上可以达到目的。从家庭到单位，从学校到工厂，从田间地头到街道马路，到处都是大辩论的战场，一切丑恶现象都成了过街老鼠，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人民大众的口头语。这样，也只有这样，才体现了群众运动，才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群众运动，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了，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就分成“革”与“保”两大派。操纵、影响、利用保守派与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群众斗争，党内走资派渔人得利，济宁地区和全国各地的情况是一样的。

  革命造反派是最先觉悟和认识到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伟大目标的。正是因为最先觉悟，最先起来斗争，所以矛头最先指向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一开始是质问他们为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批《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不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不批党内走资派。更多的质问是：为什么压制群众，不让群众贴大字报，不让群众开批判会，不让学生上街宣传。革命造反派就这样冲杀出来了。

  由于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和全国各地的走资派一样，害怕群众，甚至仇视革命造反派群众，认为闹事的学生是“野心家”，是“右派翻天”，“攻击共产党组织就是反革命”等等。并蒙蔽一些思想保守的群众，围攻、谩骂革命造反派，直至动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这样，革命造反派就与党内走资派严重对立起来，展开生死搏斗；党内走资派就制造了“革”与“保”的一场群众大混战。

  这个时期济宁地委驻地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主要有济宁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济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济宁师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鲁南红卫兵联络站》，在工人方面则是《红色劳动者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劳”，还有“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文艺造反司令部”，等。

  有人把文革中的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首先，革命造反派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派，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复辟倒退，而右派是仇视搞社会主义革命，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能因为他们都是给当权派提意见而划上等号，更不能因为刘邓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分子”，就认为革命造反派是和 1957年的右派“同命运的”，“有共同的社会基础的”，都是“对中共现存制度不满的反抗”。其次，革命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在毛泽东时代，右派一直没能彻底翻身，面临的只能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最后摘掉压右派分子帽子（打错的右派进行甄别除外）。而革命造反派有不少得到重用，从生活的地层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尽管文化大革命有多次反复，毛主席总是关心、爱护革命造反派的。毛主席逝世后，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开始，1957年的右派得到彻底翻身，绝大部分得到提拔重用，甚至当上了国务院总理，特别是愈坚持右派观点的愈成为社会精英，政治和经济，名誉和地位，双双丰收。而文革中的革命造反派则受到愈来愈严重的迫害，不少被投进监狱，甚至杀头，陷入了万劫不复。只有改变了革命造反派初衷的变节分子才换得主人的一点残羹剩饭。即使全体国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提高之后，坚持革命造反派观点的人仍被列入另类，毫无政治地位可言。

  诚然，革命造反派中也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人，甚至当年的“摘帽右派”、“内定右派”也加入造反队伍。这，一是体现了毛主席“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二是说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是文革的大方向，一般群众，主要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群众，只在运动中自我教育，后来更提出“斗私批修”。不过，这类人，除表现特别突出的，大都不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这一点，不唯济宁地区如此，全国各地大都一样，下面摘录一段箫羽2000年1月 31日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发表的《我眼中文革》，以为佐证：

  “前不久，我父母来探亲，谈起文革，说了我很多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事情。起因是我老爸在当地图书馆看到一本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是香港人写的，看的津津有味，而后说这些书太丑化工人造反派。并回忆起他在文革之初在大学的造反经历。我极为惊讶，原来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造反派。据我爸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都是很兴奋的，尤其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时被团干部压制的太多，所以大多都参加了造反派，当然，这些人也很快靠边站了，不过我爸回忆说，当时还在各处写写文章，并没有挨批，因为他不是运动的目标，而且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工人们都非常好，加上我爸后来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他自始至终对工人很有感情。”

  与革命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在济宁地区有个演变过程。

  1966年8月之前，各学校各单位的红卫兵都是官办的。所谓官办，就是从济宁地委到各级党委，为了应付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上级指示，由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等出面成立红卫兵，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等。这些官办组织，当然是唯各单位领导之令是从，按照领导意图进行“破四旧”，批判“牛鬼蛇神”，在 1966年6―8月份，济宁地委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黑指示，从上到下派出工作组，具体操纵群众组织、红卫兵组织、把批判斗争的矛头完全指向群众，在学校则指向广大教师和部分学生。遵照刘少奇“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中学教师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期间，有成百上千的群众，被打成“右派”，“野心家”，“黑帮”，“牛鬼蛇神”，“坏分子”，查三宗问五祖，广大群众都立了档案。谁要不听党委和工作组，就成了打击的对象。搞得人人自危，大气不敢出。一些出身好、跟得紧，被领导圈定的所谓“左派”，成了各种组织的骨干。应该说，以上出现的群众组织都是保守派。

  保守派的分裂是从1966年八月下旬。随着“五?一六”通知和 “十六条”的深入宣传学习，再加上外地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大串联，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武装了群众，大部分群众、革命师生都冲杀出来造反，保守组织的队伍逐渐缩小，其骨干主要是当权派的红人――团干部、党员、劳模、积极分子等。不能说当权派的红人都是“老保”，但保守组织的主要成员确实都是当权派的红人。他们受到升学、提干、长级和生活上各种特殊待遇的诱惑，得到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派利害关系的暗示和忠告，成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私有观念的俘虏，也不乏忠君报恩思想的腐蚀和愚弄，所以他们日益与一般群众，与广大劳动人民疏远了关系，安于现状，总认为革命造反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入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认识不到革命造反派是在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他们看不到党内走资派对广大劳动人民新的剥削和压迫，看不到党内走资派大搞修正主义、竭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不闻不问，他们理解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是党内走资派的一面之词。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改变这种制度。”保守组织表面上是保当权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地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组织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党内走资派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发起一次又一次反攻倒算的马前卒，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当然，保守组织中的广大成员本质上是好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受蒙蔽的，是可以觉悟的。济宁地区到1967年1月，保守组织“铁扫帚”等的分裂瓦解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到了20世纪末，当复辟资本主义的洪水席卷中华大地的时候，原先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除个别加入“既得利益集团”之外，反而更加痛恨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示出较高的阶级觉悟。

  由于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混战一场”阴谋的实施，在第三到第六阶段，主要依靠操纵、指使保守组织来进行，失去了公开出面领导“混战一场”的大环境，所以 “混战一场”的效果越来越差。“一月革命风暴”的到来，使他们只有招架之力，已无还手之功。相反，意气风发的革命造反派正期待着革命风暴注入新的活力，张开双臂，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 高潮。

  选自雷运河《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