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荒漠化问题的研究与蒙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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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荒漠化问题的研究与蒙古学

—内大蒙古学中心关于草原荒漠化问题研究的情况汇报

恩 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我首先想借此次民族学、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联席会议和本基地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机会，把我们近两年多期间开展的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做一简要的汇报和介绍。希望得到诸位知名学者们的指点，以便进一步深化此项研究，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一、草原荒漠化问题是蒙古学应予着力研究的一项紧迫课题
众所周知，内蒙古自治区近十余年来在草原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近年来在发生频次、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等方面逐年加剧的沙尘暴告诉我们，我们在草原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极其有限，总的趋势仍在恶化。截止我们投身这已研究时的局面是：一方面荒漠化面积目前仍以每年1200 万亩的速度在扩展，逐年加剧的荒漠化已使当地各族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步入了困境，数十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已经和正在沦为背井离乡、异地安置的“生态移民”；另一方面内蒙地区的沙尘暴和荒漠化对京津地区、邻近省市的生态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并且也已经殃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周边国家、地区。甚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在科罗拉多州的实验室于2001年4月报告说：来自中国北部的巨大沙尘暴已经到达美国，并提到“从加拿大到亚利桑那都蒙上一层尘土”，“落基山脉丘陵地带的居民连落基山脉都看不见了”，“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车上的尘土和美国西部的阴霾，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土壤。”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的确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从而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应当说，自治区内外已有不少环境学家、草原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对草原荒漠化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也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已取得的成果在日趋加剧的荒漠化面前却显得如此苍白，说明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到位！当时我们认为：
1、草原荒漠化问题既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它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相互交叉方能解决的综合性问题；而人们在多年的研究中所取得成果基本上都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各自为战的结果，其中民族学界长期充当荒漠化研究的局外人，应当说是一大憾事（从整体上看）。学术研究的规律本身提出了多学科相互交叉，协同攻关的要求。
2、当今内蒙古草原地区的生态系统早已不是纯粹的自然系统，它变成自然界各种因子和人类文化因子共同作用下协调演进的动态系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内蒙古草原是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故乡。历史地看，当今内蒙古地区的南部曾经长期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相互扩张、相互渗透的过渡地带；从现状看，目前的生态恶化所首先威胁到了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研究蒙古族以及与之具有同源关系的北方其它民族为己任的蒙古学，不应当仅仅在自己的传统领域——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领域停滞不前。已成为每一个地球村村民都在关心的问题之一的草原荒漠化问题，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新世纪蒙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3、草原地区的主体民族——蒙古族系我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的跨境民族。世界蒙古族的绝大部分在广义的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地区连片居住，分属于中、蒙、俄三国。在这一更广阔的地域内，特别是蒙古高原范围内研究草原变迁，或者说把内蒙古草原的变迁作为整个蒙古高原草原变迁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对于我们开阔视野、认清我们自己的成败得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内学界与国外同行间的协手攻关，也十分必要。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从2个方面拓宽了对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的研究：一是把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问题作为整个蒙古高原草原变迁的一部分进行了比较研究；一是就此问题组织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二、蒙古高原变迁视野中的内蒙古草原荒漠化
以《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的5 名成员先后在2000年8-9月和2001年7-8月间参加了由UNESCO赞助组建的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牵头组织的“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国际科学考察队，先后在蒙古国中东部6个省的25个县、俄联邦布利亚特共和国境内4个区的7个乡以及我内蒙古自治区7个旗的9个苏木境内进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田野考察。这一广阔的地域系北纬38-52°、东经107-118°之间的内亚腹地中纬度草原区的东翼，也是蒙古民族草原游牧文明得以发祥和成熟，世界蒙古族的大部分迄今仍在聚居的地区。按景观生态学分类，该区域包括了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地区的荒漠草原（含部分荒漠）、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按蒙古族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分类，包括了定居、半游牧半定居和游牧三种类型。参加考察队经济-生态组的中方队员们，从蒙古族生态文化传统的视角，考察了荒漠化的状况，搜集到不少的有价值的宏观数据资料。我们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近半个世纪以来，草原荒漠化在上述三个地区已经普遍出现，并且近年来呈加剧趋势；但是其严重程度、扩展速度在三个地区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把荒漠化加剧程度加以排序，成立不等式：蒙古 < 布利亚特 < 内蒙古。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最为严重。鉴于蒙古草原和内蒙古草原之间的可比性更强，这里做一简要的对比。尽管关于草原受破坏面积的比例蒙古政府使用着 70%地退化率，但该国地生态研究所的专家们却认为他们的国家尚未形成测量荒漠化程度的国家标准，因此实际上有70%、40%、30%、16%等彼此相差悬殊的4种说法。我们对边境线两侧动植物群落的定性观察表明，蒙古国草原的退化率如果达到了70%，内蒙草原的退化程度，不会低于90%。将内蒙草原荒漠化的进展同蒙古和布利亚特地区相比，还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差异，蒙古和布利亚特的荒漠化还处于点荒漠化阶段，而我区的草原已有多处正在发展为集中连片的荒漠化。
草原生态受损的共性与特性。三个地区都曾经因大面积开垦而草原面积锐减，进而导致草原荒漠化的加剧。但草原开垦所发生的时段和目前态势彼此不同。主要受20 世纪40-80年代初期间大面积机械化开垦的影响，布利亚特草原从1923年时的295.8万公顷减少到1980年的205.5万公顷；在此期间农田面积却从13.4万公顷增加到103.7万公顷。蒙古草原的大面积开垦是在60年代发生的，从而形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犭虫立部门——种植业，农田面积于80年代中期曾达到130万公顷。但这两个地区的草原开垦从80年代中后期起已经完全停止，草原面积得以开始扩大。与之相比，内蒙草原的开垦却持续到90年代末。把1960-61、1981-82、1999-2000三个时段蒙古和内蒙古典型草原的植物生长量比较后发现，内蒙草原退化的相对加速期恰好是在我们实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和被人们认为草原建设成就最大的时段内发生的。
在三个地区的实地考察中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现象：凡是村屯、城镇以及定居点周围，都是荒漠化和退化发生带，并且随着从这些人口聚居处中心的距离的增加，退化逐渐减轻，优质牧草到一定距离之后才开始出现，逐渐成为优势种；凡是将传统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宗教习俗在内的各种传统习俗保留较好的地方，也是生态环境良好、草原受破坏较少的区域。至少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角度看，被人们长期认定为“过时”、“落后”的游牧文化，在草原牧区范围内，较之农耕文化和定居文化更显得适应和优越。
三、草原荒漠化问题多学科联手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草原荒漠化方面，我们只做了一件事，即同国内有关单位和日本国农林水产省政策研究所合作，于去年8月主办了一次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及其对策中日学术研讨会。
会议于2002年8月12—— 14日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日本国8所高等学府、4家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的19名代表（含已在日本就业和攻读博士学位的4名中国籍学者）；中方除主办单位、 6家协办单位以及来自北京、呼和浩特等地区有关单位的学者，共55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的学术交流活动。
会议期间，中日双方共21名学者作了专题学术报告，采取围绕专题报告加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了广泛交流，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人员在两天的报告和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结论，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在某些问题上已有所突破。这里介绍其中的几个。
关于草原荒漠化的形势。总体上看，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形势比公众媒体所反映的程度还要严峻。例如，浑善达克沙地的实际面积已远远超出通常引用的23800 万km2这一数字，目前已达41417km2，其中流动沙丘大量出现，沙丘植被覆盖度已降到阳坡10%以下、阴坡30%，成土过程已经终止；草甸草原的生产力下降到原生群落的25-30%，典型草原的生物量也已下降60-80%，荒漠草原的退化使草群覆盖度显著减少。
关于荒漠化形成和加剧的原因。如果说关于草原荒漠化形势的不同看法是围绕着“面积”、“程度”、“速度”所产生的数量差别的话，就其形成原因和治理对策上的分歧却是针锋相对的，许多新的观点对先前的正统结论提出了挑战。例如：①荒漠化加剧是“天灾”还是“人祸”？从把内蒙草原同境外草原的对比中，以及从国内专业人员坚持多年的定位监测结果中，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气候变化不是目前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主要原因，荒漠化如此严峻的目前局面主要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②“人祸”有哪些？其中的“罪魁祸首”是什么？传统观点或习惯看法认为草原超载、滥垦乱伐是牧区草原退化的直接原因，其中草原超载还是其主要原因，即“罪魁祸首”。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多次大规模开垦草原已经是草原面积显著减少，仅在最近的三十多年期间就净减少四分之一还多，并且开垦的都是优质草原，剩余草原的总体质量下降了，因此内蒙草原的荒漠化属于垦殖型荒漠化，而不是过牧型荒漠化；还有学者认为，包括机械增长在内的牧区人口政策带来的人口增加加剧了农田开垦的扩大和牲畜的超载，因此导致草原荒漠化的诸多社会原因中还有一个人口超载问题，人们关于牧区地广人稀的传统看法是错误的；③“超载过牧”究竟是谁造成的？按着传统观点，超载过牧的结论是这样得出来的：从11 届3中全会以来，随着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党的富民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养畜积极性，从而牲畜头数激增导致草原不堪重负。对此有学者根据自己在阴山北麓四个旗（乌拉特中旗、达尔汗茂明安旗、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进行为期三年多的调查研究后具体计算了各种因素对荒漠化的贡献率：气候（近30年）对该区域荒漠化形成的影响不显著，荒漠化主要由人为因素导致。其中农耕（开垦、开发水资源、饲料基地等）占70%以上；影响率占12%的过牧问题全部由机关团体等单位为经营畜牧业而占用草原所导致，当地牧民的牲畜头数还未达到草场承载力的上限；不合理的草牧场经营管理制度占8%；政策体制因素占11%。④究竟有无我们的政策失误？这是个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避而不谈的敏感问题。对此也有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论证了：除开垦外，划分草场、承包到户，集中定居及不合理打草活动等，也给草原退化雪上加霜。还有学者提出，中原农耕民族的大量涌入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迅速农耕化导致了适应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的长期断裂，致使垦殖型荒漠化愈演愈烈，游牧文明的精髓应予继承和发扬，认为应从欧洲重新走向自然畜牧业的转轨趋势吸取教训。
关于治理荒漠化与草原保护问题。与会专家、教授们就治理荒漠化和保护草原提出了诸如“确立起草原的首要功能是生态保护功能的观念”等新颖的观点和建议，认为在内蒙古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并保护草原的模式不应是一味地追求向舍饲畜牧业转变，“夏牧冬饲，系统扩展”也许是一个可行模式。这里不能不提到目前实施的 “围封转移”战略。按着自治区有关部门2000 年的规划，到2006年时计划移民达到65万人。按着官方的说法，这一举措是对“几千年未曾变化的草原畜牧业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有关的盟、市、旗、苏木因而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学者们却对此提出了种种担忧。这里只说其中的三种：①学者们认为，原先在草原上分散经营畜牧业的牧民们被转移定居后，必然地再度进行开垦。例如，达茂旗生态移民748户、3056人，新建饲料地11770亩；西苏旗生态移民46户、1462人，新开饲料地5200亩；东苏旗移民 10户、43人，以后要达到136户，就地转成舍饲畜牧业的223户，全旗新开垦11000亩。如此下去，在整个牧区范围内有可能形成新一轮开垦草原的高潮。②随着上述过程还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牧区人口的机械增长。③目前正在实施的让牧民普遍耕种基本饲料地的做法，虽然每户的2公顷是个小数目，但47万牧户都这末做，饲料地总面积将达到96万公顷，相当于牧区境内的农田面积翻了一番；况且即将开辟的饲料地都是对目前所剩不多的湿地的开垦，有可能导致草原生态功能的彻底丧失，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一些学者认为，从根本上治理荒漠化，进而实现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发展的文化维度，确立以游牧文化精髓为基础并充分吸收其它文化长处的本地区主导文化。
应当指出，学者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有不尽一致甚至彼此相左的看法。例如，在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主要成因究竟是“过牧型荒漠化”，还是“垦殖型荒漠化”； “双权一制”政策在全区范围内的推行对草原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究竟如何，即继续实施草场分割、承包到户的政策模式，还是因地制宜，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恢复较大草场上的轮牧；内蒙古畜牧业的发展方向是单一的舍饲化还是放牧型畜牧业，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以及怎样结合；走定居化道路还是选择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模式等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这类分歧意见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草原荒漠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我们的研究工作仍有继续深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有这些问题将成为学者们后续研究的课题，从学术发展规律角度看，这一点恰好也是此次会议的另一种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