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锦文先生与蒙古文献的搜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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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锦文先生与蒙古文献的搜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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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锦文先生出生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蒙古族农民家庭，是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创建人和奠基人。由于历史的多种原因，伊馆长虽然蒙古语说得不太好，但对蒙古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重视却比一些精通蒙古语文的蒙古族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众所周知，内蒙古大学成立比内蒙古师范大学晚，特别是搜集蒙古文献工作的开展比内蒙古社科院也晚得多；然而，现在的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蒙古学部在国内外同行中已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优势，是与伊馆长的正确领导和努力分不开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一百多年期间，蒙古历史文献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盗窃，加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发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统治，蒙古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失更为严重。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蒙古族历史文化遗产再次遭受浩劫。内蒙古境内几千座召庙、大批蒙古文佛教文献、历史文献、文物古迹被破坏和烧毁。伊馆长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作为蒙古民族的有识之士，从1956年筹建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到1986年逝世为止的30年期间始终不渝地把搜集蒙古文献作为本馆的主要任务。
伊馆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在任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曾多次组织搜集蒙古文献的工作。从内蒙古各地搜集了一大批蒙古宗教文献和历史文献，大大提高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古学部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目前本馆蒙古学部所藏：清代康熙朝朱字木刻本《御制蒙古文甘珠尔》、法禧寺版《松巴堪布经》、托忒蒙古文竹笔手抄本《西游记》、哈斯宝译著《红楼梦》蒙古文手抄本等可以说是稀世之宝，成为目前国内外学者到内蒙古参观欣赏的重点。据我所知，为了将《御制蒙古文甘珠尔》从锡林郭勒盟兰旗查干乌拉庙请到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保存，伊馆长不远千里，不辞千辛万苦，向当地喇嘛和信教群众做了反复细致的思想工作。《松巴堪布经》是乌素图召三世活佛罗布桑旺吉勒从茜臧拉啊萨带回的蒙古族著名佛学家、历史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松巴桑布的藏文著作，全书分经、律、伦、医、算五大部分，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广泛内容。清代，这部经书曾在呼和浩特郊区乌素图召法禧寺雕刻出版。它是国内外唯一的木刻板，原藏于乌素图召法禧寺。伊馆长深知，它的重要性，“文化大革命”前抢先为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拓印了一套。“文化大革命”中该经典木刻版被“造反派”焚毁，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拓印件却保留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对蒙古文献的一种抢救。目前在伊馆长领导下抢救和搜集的类似蒙、藏、满文各种木刻版本、手抄本、孤本已成为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古学部的骄傲。
伊馆长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他作为蒙古族的教育家、图书馆学家、社会活动家，除了亲自参加蒙古文献的抢救和搜集工作之外，也十分重视对有关人员的教育、培养工作。我本人可以说是伊馆长的学生，也可以说是他的老部下或助手。近40年来，我之所以重视蒙古文献的搜集工作，除了家庭的影响和本人的爱好之外，与伊馆长的教育、培养有一定的关系。换言之，我的不少工作得到了伊馆长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和帮助，有的工作是他委托我办的，这对我从事蒙古学方面的历史研究影响很大。下面，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伊馆长对搜集蒙古文献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年轻一代的热心关怀。
我是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第一届毕业生，1957年入学1962年毕业。毕业后留本校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85年调到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早在1959年我上大学三年级时，为写毕业论文，经我的指导老师金啟琮教授的介绍和伊馆长认识。伊馆长一直对我十分关心，也十分器重。那时，破格发给我教师阅览证。记得教师阅览室当时在主楼二层西侧，由清格尔泰教授的夫人萨仁高娃老师负责管理。萨老师又是一个好心肠的热心人，为我提供了种种方便。除此之外，记得伊馆长在1959年夏季还亲自领我到乌素图召和内蒙古图书馆，分别认识了乌素图召的住持喇嘛、内蒙古图书馆的张万人先生和王庆老人。我趁此机遇，在金啟琮教授的指导下，通读了4600余卷的《清实录》，并经常到乌素图召、大召、席勒图召访问调查，几乎每礼拜日都去内蒙古图书馆协助王庆老人整理、登记蒙古文图书资料。这样，不仅使我顺利地完成大学毕业论文《内蒙古喇嘛教》一文的写作，而且对呼和浩特地区召庙有了初步了解。与此同时，我根据伊馆长和萨老师的意见，从内蒙古图书馆和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为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文学部复制了一大批珍贵的蒙古文古籍，其中包括蒙古文手抄本《大清开国方略》、《内齐托音一世传》、《内齐托音二世传》等。
1962年至1963年期间，伊馆长认识的一位老喇嘛来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有时还带来一些蒙古文历史文献资料。据郝维民同志讲，他叫确森，是伊克昭盟杭锦旗锡喇召的主持，解放后曾任伊盟政协委员。确森喇嘛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历史，特别是对蒙古宗教历史十分熟悉。他每次来，伊馆长和那木海总务长都十分重视。由于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有关喇嘛教问题，确森喇嘛每次来一般都由我跑腿服务。至于确森喇嘛当时向图书馆赠送了那些历史文献资料我不太清楚。他曾赠送我一部蒙古文手抄本，内容主要记载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军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活动情况。对研究回族与蒙古族、伊斯兰教和喇嘛教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1964年5月，北京召开了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主任史筠同志带领郝维民、黄时鑑、特布信四人参加会议。会后，特布信同志到中央档案馆复印资料，后又去沈阳了解有关蒙古历史档案的保存情况。这年8月31日，蒙古史研究室全体人员听取特布信同志的报告，会议由史筠同志主持。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了蒙古史研究室的人员之外，还有图书馆的伊馆长和历史系的部分老师。特布信同志汇报的十分详细。最后他提出建议：1964年冬或1965年春派黄时鑑、金峰、特布信三人到北京和沈阳再次详细查阅有关蒙古文档案。会上，大家十分感兴趣。史筠同志和伊馆长也都表示同意，认为这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资料建设的重要措施。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去成。原因是1964年秋天，根据内蒙古党委安排我们去凉城县参加“四清”运动，一直到1965年春天。
1965年6月特布信、黄时鑑和我三人按原计划外出查阅资料。到北京后，黄时鑑和我到中央档案馆，主要看清明部档案。特布信同志到北京有关图书馆看书。当时，我们了解到清代理藩院蒙古文原始档案的绝大部分被义和团焚毁。中央档案馆明清部现存的主要有准格尔问题满文、蒙古文（包括托忒文）档以及少量清朝入关前的早期蒙古文录副档。显然，这是原军机处档案的一部分。另外，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明清部还发现了蒙古文《清实录》。
1965年7月初，我们三人从北京一起到沈阳。沈阳有东北、辽宁省、沈阳市三个档案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三省旧档统一归东北档案馆管理。1934年，伪满洲国在沈阳成立了古籍整理处，组织一百多人用十年多时间登记和整理东北各地（包括内蒙古东部部分旗）文书档案。解放后，这些档案由辽宁省图书馆接管，后来又重新成立东北档案馆管理。当时，东北档案馆所藏“九·一八”以前东北三省旧档达200多万卷。其中除了沈阳故宫明代档案之外，与蒙古直接有关的清代档案有：翁牛特右旗1482卷， 翁牛特左旗1293卷、喀喇沁左旗572卷、伊克明安旗1312卷、莫力达瓦旗4140卷、喜扎嘎尔旗2231卷、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6387卷、科尔沁左翼前旗9卷、科尔古纳右旗50卷。时间跨度很长，如翁牛特右旗档案自康熙六年至民国二十年，即1667年至1931年长达近300年。内容包括蒙古地区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
当时，看历史档案政治上要求很严，特布信同志只能看日伪时期出版的图书。这样黄时鑑看汉文档案，我看蒙古文档案。中央档案馆明清部蒙古文档案的登记很不规范、甚至有错误。根据管理人员的意见。在查询过程中我对原有目录作了一些修改。中央档案馆明清部所藏1644年清朝入关前的蒙古文老档难得，而且内容很重要，凡是我见到的几乎全文抄了下来。在东北档案馆主要摘录了翁牛特右旗、喀喇沁旗旧档的一部分。两项加起来抄录的五个硬皮笔记本，大约20-30万字，成为我手中的宝贵财富。到了8月中旬，内蒙古大学组织批评所谓“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叫特布信同志返校，我也和他一起回来了，黄时鑑同志继续去大连图书馆查阅资料他返校后，我和他一起将北京、沈阳之行做了详细汇报。听取汇报的有学校有关领导、蒙古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还有伊馆长和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朱风同志等人。听完汇报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东北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档案调回内蒙古档案馆或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对此伊馆长特别感兴趣。为这个事，内蒙古大学专门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打过报告，伊馆长也跑过多次。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乌兰夫主席自身难保，此事无人管了。
1965年秋，《内蒙古史纲》的编写工作正式开始。蒙古史研究室参加编写的人全部集中到西南楼住，所需图书资料由伊馆长同意，统一调拨使用，并派图书馆专人协助管理。从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大部分时间我跑内蒙古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当时在自治区党委大院，蒙古文档案由我的老同学沙日勒哈负责管理。伊馆长再三嘱咐我，趁此机会一定要把内蒙古档案馆的老底摸清楚。当时该馆蒙古文档案堆积如山，登记整理工作刚刚开始，我和沙日勒哈两人成天把档案一本一本装进盒里，很少有时间看。到1966年3月中旬，由于劳累过度我病倒住院了。
1966年8月初，“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内蒙古大学燃烧起来。“三天辩论会”后，造反派掌了权。校园内贴满了“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新风”、等大字标语。同时，在学校图书馆书库门上贴着“封资修黑货已封”、“封资修黑货不外传”、“封资修黑货不许接触”等字样的封条。这显然是伊馆长等人为了保护学校图书馆资料想的高招。10月以后，学校各单位群众分期分批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我身体不好没有去。呼和浩特地区“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达到了顶峰。大批佛教文献、历史文献古籍眼看毁于一旦。我对呼和浩特地区召庙比较熟悉，有一次混进“造反派”队伍抢救出清代呼和浩特八大寺院二十四座召庙档册以及一部分重要历史文献。这时伊馆长已被打成走资派。1969年2月过春节不久，我也被打成“内人党”，和三岁女儿一被关进物理楼303号房间。大学时期与乌素图召喇嘛的交往，1964年参加凉城县“四清”，特别是与锡喇召确森喇嘛的接触，都成了“内人党”现行活动的罪证。当时，确森喇嘛赠送的书、我抢救出来的呼和浩特八大寺院二十四座召庙的档册，以及一部分重要历史文献，均存放在内蒙古大学现在家属楼17号楼一楼西侧我家里。我最怕的是这件事被暴露。因为，一旦暴露，当时很多事情是无法说清楚的。“苍天有眼”，终于度过了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1975年5月2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要讨论《新疆简史》。会议宗旨是反对沙俄、反对修正主义、加强民族团结。参加会议的有7个民族87人。这时“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伊馆长已被解放重新工作，蒙古史研究室正酝酿校刊《元史》。蒙古史研究室郝维民同志和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馆长布林同志收到了新疆会议的邀请函，我和包文汉虽然没有被邀请也跟着去了。当时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左”的影响仍在继续。在卫拉特蒙古史方面，我的学术观点和本书编者们有很大不同，布林同志对我的看法几乎都赞同。我起草发言稿，布林这位老共产党人上台不慌不忙，一字一句念了下来。会议上反映强烈。回来后，在内蒙古大学主楼西阶梯教室，由原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米吉老师主持，主要讨论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阿睦尔撒纳等学术问题，我再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在卫拉特蒙古史方面向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最初挑战。听我的发言后，伊馆长和医务室特力更大夫私下找我说：“你的看法是对的，但说的不是时候，怕出麻烦，不如继续搜集你的蒙古文献”。的确，我一度陷入了孤立状态。只好暂时放弃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打算，按照伊馆长的意见继续搜集蒙古文献。1977年5月，内蒙古社科院决定对本院图书馆资料进行全面登记整理。我通过布林馆长的关系参加了此项工作。我和该馆资料员高娃同志一起工作半年多，基本摸清了该馆蒙古文部所藏资料情况。后来，该馆出售所藏蒙古文献复印件，我认为珍贵的几乎全部买下。
1967年、1968年我曾两次去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维纳河疗养院疗养，听说在当地蒙古民间流传着两本书，一个是《哈萨尔转》，另一个是《呼伦贝尔总统事略》。1981年夏天，我们全家去海拉尔探亲。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力吉同志是我的小学同学，当时他在新巴尔虎右旗工作。为了寻找这两本书，我和爱人一起到新巴尔虎右旗，在乌力吉同志的帮助下从该旗贝尔公社七十多岁巴拉沁老人手中搜集到满文手抄本《呼伦贝尔总统事略》。老人同意把书无条件赠给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返校后，我将本书由满文译成蒙古文。1982年3月29日，在《内蒙古日报》蒙古文版发表长篇文章，介绍本书保存经过、主要内容以及巴拉沁老人的一些情况。1983年，原书蒙古译文和两页原满文照片一起编入《内蒙古文献史料九种》，由呼和浩特市蒙古语言历史学会出版。我和伊馆长把满文原版书当面交给了图书馆蒙古学部宝音图同志。伊馆长特别高兴，1984年，伊馆长请乌力吉（当时是呼盟党校校长）和我参观图书馆蒙古学部。之后，伊馆长赠送了他一部分书籍。直到现在，乌主席很关心此书。这之后，伊馆长又委托我到锡林郭勒盟继续搜集资料。1983年夏天我去锡林浩特，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锡盟畜牧局珍藏两幅清代蒙古文地图。当时正好全国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经过反复多次工作，畜牧局领导终于同意把地图借给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返校途中，我在阿巴嘎旗文史馆又发现一大批召庙宗教文献以及一部分蒙古文图书，其中有清代满、蒙、汉三种文字《衙署名目》1-4卷。回来后，我向伊馆长作了汇报，并把两幅地图当着伊馆长面交给了宝音图同志。后来听说《呼伦贝尔总统事略》满文原版书丢失了，伊馆长十分生气。不久有的同志又告诉我，从锡林郭勒盟畜牧局借来的两幅地图被人拿走又卖给了图书馆。这时，我已经调离内蒙古大学。
1981年，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开始，我参加内蒙古地名领导小组。趁此机会，我深入呼、包二市农村牧区搜集一批蒙古文碑铭。在这里与伊馆长有关的几件事需要说明。我有一次在呼市地区发现了一些石碑。回来后，向特布信校长汇报，特又找到伊馆长，他们认为这些碑很重要，要想办法尽快搜集回来。1981年7月16日在呼和浩特市东郊榆林公社苏木沁村一个蒙古族农民院内发现明代摆腰部把秃儿台吉庙碑，此碑很珍贵，有五种文字回纥蒙文、八思蒙文、梵文、藏文、汉文。我付给一部分保管费后，把它运到内蒙古大学我住的家属21号楼中间单元一楼走廊。当时我和伊馆长正好住在同一个楼栋。我记得，伊馆长经常在走廊集中精神看碑铭，有时看得时间很长。有一天他对我说：这么珍贵的东西放在走廊不合适。我说：目前发现的这种石碑还有，最好是都移到学校图书馆，他表示同意。1982年6月18日，我与呼和浩特市语委的苏若、学校图书馆蒙古学部的宝音图等人，在当地蒙古农民的热情帮助下，从呼和浩特西郊达尔架村将《阿勒坦·汗法典碑》、《博格达·察罕·喇嘛赞颂碑》等，均移到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一楼大厅。同时，我们把《摆腰部庙碑》从21号楼也移动到那里。伊馆长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这些碑铭过去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是很典型、很有价值的。她反映出明清两代土默特部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将来要建立内蒙古大学碑林”。内蒙古日报记者元旦同志在《内蒙古日报》蒙古文版，对这些石碑的来历、碑铭内容及其重要价值做了详细的报道。现在这些碑刻已珍藏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二楼大厅里，成了国内外蒙古学学者参观、欣赏的重点。
在1982年至1990年期间，在长期搜集蒙古文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我陆续整理出版了《呼和浩特召庙史》、《呼和浩特史蒙古文文献资料汇编》1-6辑、《蒙古文献资料九种》、《理藩院则例》上下辑、《亲征朔漠方略》、《卫拉特历史文献》、《卫拉特史迹》回纥蒙古文托忒蒙古文两种版本，共14部蒙古文古籍。目前，我私人所藏蒙古史图书资料已超一万册，其中56种清代蒙古文手抄孤本和数千份蒙古文历史文件原件，还有两幅清代珍贵地图。地图一幅为蒙古文，另一幅为满文。这些文献的搜集和出版，如果没有伊馆长这样热爱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老一辈学者的长期培养、教育、指导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伊馆长离开我们二十周年之际，写此文回忆过去，纪念他，目的是为了继续努力完成它的未尽事业。伊馆长曾计划建立内蒙古大学碑林，此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有可能，我肯定为母校尽力。
（本文作者：金峰，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会长，全国蒙古文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