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蒙古族的半农半牧及其生态文化类型(ZT)

Taliinhan

近代蒙古族的半农半牧及其生态文化类型
2007-02-12 11:48
近代蒙古族的半农半牧及其生态文化类型
代蒙古族的半农半牧及其生态文化类型
王建革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433
[内容提要]
欧亚草原的蒙古各部都在近代化浪潮下发生了从纯游牧到半农半牧的变化，这种变化因生态条件和所接触的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地处中亚的西部蒙古族以绿洲灌溉农业和沙漠游牧为特色，放牧时一般分三季营地或定居游牧；俄罗斯文化圈内的喀尔玛克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部分地接受了俄式农业和畜牧业，游牧业发生了集约化但保持了季节营地；汉文化圈内的外蒙保持着传统的游牧业和灌溉农业；在内蒙，游牧业与汉式农业的融合程度很差，蒙民或完全汉化，形成无游牧业的集约化农业村庄，或仍守着“漫撒子”式农业和游牧业的结合。
关键词：
半农半牧 蒙古

游牧——“nomadism”，是草原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游牧民的生活来源大部分取自于畜产品。从世界范围看，纯粹的游牧民或游牧业是很少的，因牧民往往不能单依赖畜产品生活，往往要采取半农半牧的方式以适应生存。这种方式历史悠久。在中东，以色列的祖先以撒，就是一位农牧兼营的高手，他既打井经营畜牧业，又在农业上有百倍的收成，这是近四千年前的事。[1] 与世界上的其它民族相比，蒙古族倒是一个长期坚持纯游牧的民族，到近代，在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压力下，他们逐步采用了农业生产方式。采用农业后他们一般不放弃原来的游牧方式，形成了众多的半游牧半农业的生产型态。这些变化的背景极其复杂，因为其中包括着许多自然和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太多，以至很难一一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文化变迁的研究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往往很刺手，因为文化的影响是在一个宏观的条件下完成的，只有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往往才可以看出一些眉目，而区域史过程往往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基本轮廓。
值得庆幸的是，蒙古族是一个世界性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种族分散在广大的欧亚大陆草原上。[2] 从成吉思汗的时代起，迁出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在一个非常大的生态地理的范围内游牧，不但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中亚和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在古代，蒙古人在中亚和现代的高加索地区建立了王朝，实行了统治，并与当地的不同种族融合。对于这些已经与其它民族融合的蒙古族，就像已经汉化了的蒙古族一样，现在已经完全与原来的形态不一样，早期的游牧业和发生改变时期农牧业形态已经难以考察，但16世纪以后那些仍在欧亚草原活动的西部蒙古族在近代的变化仍是可考的，特别是额鲁特蒙古各部和布里亚特蒙古，其生产方式受中亚和俄罗斯文化特别大，他们在接受农业的同时，他们又不放弃游牧，便形成了一种半农半牧的形态。同时由于在俄国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时期有各样俄文史料以资考证。蒙古高原的变化可以用汉文和俄文史料共证，蒙古草原上的农业很早就存在，到蒙古帝国时期，纯游牧型态占了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们很容易从汉人那里得到粮。到近代，外蒙的部分地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存在着灌溉农业加游牧业的型态，在内蒙，由于可以在非灌溉条件下经营农业，半农半牧区的农业始终是粗放的“漫撒子”农业加传统的蒙古游牧型态。
一．中亚——新疆文化圈
中亚地区的游牧和农业环境是干旱和沙漠，内蒙西部和新疆也应包括在内。绿洲农业是灌溉农业，畜牧业是游牧业。雨量在200-250毫米可以支持一般的农业，100毫米以下的地区必须要有灌溉作支持。[3] 与随处可以游牧的蒙古草原相比，中亚的游牧路径往往要穿过沙漠，游牧营盘相对固定。由于环境的压力，长期盛行半农半牧。内蒙西部、新疆和戈壁沙漠地带的生态环境与此类同，纯游牧难以持续，这里的蒙古族也不得不接受农业。中亚地区历史上充满了各种游牧民的语言和文化。统治者的出身也经常变化，经常在定居民和游牧民之间转换。与内蒙古泾渭分明的农区和游牧区相比，在中亚地区的农业区和游牧区的环境是不断交替出现的，因绿洲、草原和河流是断续交替的。各种民族很容易不断地接触游牧民和农民。在不断地与农业和游牧业接触的过程中，许多人会选择半农半牧。
蒙古族在13-14世纪进入中亚以后，建立了王朝统治，后期也逐步被当地文化同化。喀萨克（Kazakhs）[4] 蒙古在中亚活动，但尚未完全同化，近代的喀萨克大约有400万左右。他们分布在干旱和沙漠地区，许多地区雨量不能支持农业，只能支持游牧业。但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在近代化和定居的压力下，他们开始接受农业。特别是在北部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是这样。[5] 尽管中亚地区和新疆在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但农业和游牧业却是因生态条件的限制而基本上类同，农业是灌溉农业，游牧是几个固定营盘的绿洲——沙漠游牧。
在阿富汗，有一混血的蒙古部族，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分布在卡布尔以西地区。人口大约有100万，当地人称他们为哈之拉“Hazara”人。语言是接近于塔吉克语的一种波斯语，语言中包括了大量的蒙古语词汇，可以看出，这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他们保持了原有的蒙古族特点。其居住的村庄有堡垒，是永久性居住的村庄，游牧类型是定居游牧。在山地环境中，他们在定居游牧的基础上形成半农业半游牧。农业分两种，谷地的灌溉农业和坡地旱地农业，都很精细。夏季则以蒙古包形式外出放牧。这一地区的西部，哈里路德河两岸，有半游牧的察哈尔阿玛克（Chahar Aymaq）蒙古部族。这个察哈尔蒙古族当与内蒙的察哈尔蒙古同源，阿玛克Aymaq一词明显源于古代蒙古社会基本单位“爱玛克”。这批人发生了农牧分离，有专事农业的人群出现。部分人半农半牧，部分人仍以游牧为生。人数大约在30-50万之间，分4个部落。吉马斯弟（Jamshidi）部部分人有脱离了游牧，从事旱地农业，形成农业与游牧业的分离；梯马尼（Taymanni）部落有农牧分离，一部分河谷灌溉农业，一部分仍然以游牧为生；弗路兹——库（firuz-Kuhi）部落和哈兹拉（Hazara）部落处于半游牧和农业状态。游牧特点仍然是夏季游牧包游牧，冬季住在永久性的村庄内，住圆顶房子。他们的畜群是绵羊、山羊和牛。嗜好也与原来的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一样，喜好喝茶。[6] 与清代内蒙的察哈尔蒙古族相比，他们的农业是自动分离出来的，而察哈尔盟的农业是在汉人的压力下形成的，且已经完全汉化。
新疆有喀札克蒙古族和许多清代西迁的蒙古族。直到民国时期，新疆的大多数蒙古族仍然不行农业，固守单纯的游牧业。但在蒙古族游牧的地区有许多适合农业的地方，土壤肥沃，灌溉条件也好。到近代，许多蒙古族在湖泊和河流附近实行农业。额鲁特蒙古的一部——札哈沁旗，实行半农半牧。这个旗的王公一般在阿尔泰山的南部居住，冬天在乌里雅苏河岸越冬。游牧民的移动也应是这样，两处都有农田。与札哈沁族相邻的是准噶尔旗下的札萨克三旗，他们有的在阿尔泰山的北侧的沙起达湖边耕种放牧，有的在苏哈河边耕种放牧。另外，塔尔巴哈台的蒙古人也有少量的农业。1920年以后，在特克斯河流域的伊犁额鲁特蒙古开始经营农业，以后又有焉耆的土尔邑特蒙古也开始进行农业。与内蒙游牧民的雨水农业不同，新疆的农业收成很好，伊犁地方有20-30倍的收成，塔尔巴哈台有12-15倍的收成。在焉耆，土尔邑特蒙古的农业地在海东河流域，位于天山山脉的南面，这里的河流平原由黄土和黄砂土组成。土尔邑特蒙古长期将此地作冬牧场。很明显的是，这里的农业技术受汉人影响，因汉人很早地侵入此地进行农业开发。到民国时期，移民已经很多。在汉人的影响下，蒙古人开始仿效汉人实行灌溉农业。以后，迪化也有农业的发展，吐鲁番、玛纳斯、奇台和乌苏等地也都相继有农业的兴起。1925年，阿尔泰地区也开始有农业的扩展。以后，他们也用灌溉方法种植牧草，农业推动了游牧业的集约化经营。尽管如此，去新疆的蒙古人在新疆的农业经营仍是很慢的，因为他们因文化的传统长期固守游牧，与在同迁新疆的满族人有很大的不同，满族人有农业传统，很快适应了那里的条件，采取了近似汉人的农业技术特点，而蒙古人却迟迟不采取农业。[7] 青海地区的蒙古人一般也不经营农业，只以纯游牧为生，尽管在河流和湖泊周围，也有零星的农业存在。[8]
1949年以后，随着定居的推行，新疆蒙古族的半农半牧更加增多，且是灌溉农业+游牧式的混合。天山附近有灌溉条件好的地区，许多蒙古族在那里进行半农半牧。现在的新疆蒙古族自治州，即巴特拉蒙古族自治州，位于天山山脉的北侧，蒙古民的游牧是分三季营地的季节游牧。日本研究人员1989-1991年在此地进行过游牧业调查。这个州现在有汉、回、维吾尔、喀札克和一般的蒙古族。其它民族基本上倾向于定居，只有蒙古族仍倾向于游牧。无论是一般蒙族还是喀札克蒙古，都愿意固守蒙古族传统的游牧习惯。牲畜主要是绵羊和山羊。与蒙古高原的平地游牧的不同，由于特殊的山地条件，他们的游牧规律却像中世纪欧洲的山地游牧“transhumance”。[9] 季节营地在海拔高度上有差异。夏营地在塞里木湖的东北的大片草原地带，海拔2000米；冬营地在山区，海拔1300米；春秋营地在博罗塔拉湖，海拔700米。冬春移营距离为90公里，夏秋移营距离为30公里。一些营地有固定住处，形成固定放牧，但夏季却以蒙古包形式外出游牧。在小营盘镇，不但有喀札克蒙古和一般蒙古人，还有新疆本地的维吾尔族和汉人等，人口25000人。农业地在小营盘镇附近。大多部村庄已经以农业为主业，只有3个村庄以畜牧业为主。既使在这3个村庄内，也是半农半牧的。在所调查的几户蒙古人中，他们也是半定居者。在镇周围，他们家庭中有人在那里种地，作物是向日葵和苜蓿草，另外一些人外出游牧。由于孩子在镇上上学，为了照顾家人，他们才在镇上盖房子并经营农业。但他们的家却不是固定在镇上，冬营地上的居所才是他们较为长期的驻地。春秋营地和夏营地都用蒙古包放牧。总之，他们的生态活动间空很复杂，在镇周围有房子和农业地，在冬营地有房子和牲畜圈，到春夏之季则移动放牧。这种形式还不是典型的定居游牧与农业的结合，定居游牧与农业典型结合是在冬营地定居并经营农业。这种半农半牧十分复杂，是一种对现在生产体制和教育体制的生态和文化适应。[10]
总之，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半农半牧有两种共同特点，一是灌溉的生态条件，二是汉文化和中亚民族的文化的影响，三是保持着几个营盘的游牧。
二．俄罗斯经济文化圈
西征的蒙族曾在伏尔加河流建立了黄金王朝。但伏尔加河和其他靠近欧亚草原偏北地区的蒙古族在17世纪以后逐步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生产方面不但渗透到农业和畜牧业方面，还渗透工商业方面。半牧半农游牧业形态自然带有这种文化传播的结果。
1．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尔玛克蒙古
喀尔玛克（Kalmuk）蒙古即吐尔邑特蒙古，是额鲁特（Oriat）蒙古的一支。17世纪初迁到俄国的伏尔加（Volga）地区，尽管他们游牧范围很大，其轴心地区是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下游，当时约有5000个帐篷。他们一开始就与俄国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派出一支军队帮助彼得大帝在欧洲的战争。后期，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一部分人与中国和西藏发生联系，甚至回到中国。这批人很多，占当时总人数的一半，大约有16.9万人。经过沙漠和瘟疫，当他们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到中国，人口减掉一半，正可见当时迁移之不易。所以，原在伏尔加河剩下的一半人宁愿留在原地。[11] 他们不但在商业上受到俄罗斯的控制，在政治上也被俄罗斯控制，生产上也受俄罗斯的影响，他们必须适应这种环境。另有一些人与突厥语世界发生联系，还有一部分人18世纪末迁到东欧。无论迁出或留在本地，在伏尔加河呆过的喀尔玛克蒙古都受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伏尔加河的农业影响是被动的，早期他们根本不接受农业，伏尔加河下游的大部分地区是沙漠和盐碱地，游牧时要不断地找水和打井，既使有一些地区可以进行农业，他们也不注意。1850年以后，他们与俄罗斯人混杂居住，在近代化的压力下，他们开始在合适的地区实行农耕。最初接受农业的只有1-2个省，他们的农业只是俄式农业的一个变种。俄式农业与汉式农业不同，不但农牧并重，而且种植业中有牧草的种植，土壤耕作时也比较注意深耕，大犁耕种。蒙古人一开始从俄人、哥萨克或乌克兰人那里借大犁耕地。欧式大犁与汉式轻犁有明显的不同，俄式大犁需要3-6对牛才能牵引，而汉式轻犁只要有2头牲畜即可。耕作制度休耕或抛荒，这一点与其它地区的蒙族农业都一样，耕作几年后休耕或抛荒。在采用农业的同时，游牧业也发生改变，特别是畜群结构发生改变。马的比重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1827年，马在畜群中占18%，1917年只有8%；牛的比重有所上升，从16%上升到28%；绵羊和山羊的比重略有下降，从66%下降到64%。在纯游牧时代，移动多，战争多，养马较多。半农半牧后定居程度加强，马的用途减少，牛在农业中用处更大，故其比重呈增加之势。从理论上分析，接受农业者应是那些下层贫牧，但实际上却是那些中等收入的富裕牧民，因这些人有充足的大牲畜满足俄式农业的条件。另外，这一阶层在社会变化较快的时期，他们的文化素质也决定了他们能够较快地接受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他们与外界有不断接触的机会。至于上层，他们可能宁愿将土地租给俄国人耕种，过一种像内蒙蒙族上层那样的出租地主的生活。[12]
2．布里亚特蒙古
布里亚特（Buryat）蒙古主要分布于贝加尔湖和外贝加尔湖地区。蒙古帝国兴起以后，这一地区的蒙古人并未加入到蒙古帝国的体系中去。到17世纪，这一地区的蒙古人逐步形成布里亚特蒙古的特点，特别是在蒙古语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这个地区6-8世纪就有灌溉农业，当时的沟渠、垅沟和犁沟在17世纪还可以通过地表遗迹考察出来。但这一地区的农业传统随着民族的变迁消失了。17世纪以前，布里亚特蒙古的大多数以纯游牧为生，只在翁加河流域有少数布里亚特人种黍，也有的蒙古人使用以前的灌溉渠系进行农业，但为数很少，技术也很粗放。到17世纪初，俄国人的势力渗透到这一地区。最早去经营农业的俄国人是一些哥萨克人，与明清时期中国商人在蒙古经商时的情形相仿，这些俄国人一开始只是在城堡周围种植黄瓜、白菜、蒜和其它蔬菜。以后逐步有了俄国公务员和农民的耕地。随着俄国殖民化的进行，那些不愿在内地当农奴的人，摆脱了地主和政府的压迫，到这一地区通过农业垦殖过上了较好的生活，其经历与中国内地的农民逃荒到内蒙差不多。在和俄罗斯人交往中，布里亚特蒙古逐步掌握了欧式农业技术。[13]
安加拉河一带从事农业的蒙古人是受到东正教影响的牧民，他们住在教堂附近，加入基督教以后在其它俄国人的影响下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种植大麦和黍。他们几乎是最早进行俄式农业的人。到18世纪，随着俄国人的迁入增多，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愈加深远，因为这期俄国人还带来了近代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了与整个经济相适应，布里亚特人要进一步接受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包括品种和技术。另外，原有的游牧业也要更新，更多地采取俄式畜牧业技术。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布里亚特蒙古人已经开始打草过冬，这种措施在游牧业发展史上是了不起的进步，内蒙的蒙古人打草至少比他们晚160多年。打草时要使用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力投入也比较多。打草要划分打草地，这是草原合理利用的开始。农业和打草不但使布里亚特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农牧结合型态，生产劳动也因此更加集约化了。在游牧路径上，以前的游牧随意性大，除了冬营地有固定居所外，其它时间随处游牧。引入农业和打草后，游牧次数减少了，固定的季节循环游牧得到了加强，除了固定的冬营地外，也有了固定的夏营地、秋营地和春季营地。冬营地一般都是木账幕，这种蒙古包比内蒙的蒙古包要好一些，富裕的农民甚至有了木房子和谷仓。农业扩展促进了定居，许多牧民采用了定居游牧方式，冬季在冬营地内固定居住，其它季节定期游牧。一部分人固定地居住在冬营地并经营农业，家庭的另一部分人终年放牧。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布里亚特人居住区都有农田分布。19世纪，进入内外贝加尔湖地区的俄人更多。在伊尔库次克，1848年有10万俄罗斯男人从事农业，从事农业的布里亚特也有3.6万人。这时期的农业已不像其它地区蒙古人那样实行简单的休耕和弃荒，而是进行有序的轮种，因而更具备欧式农业的特色。在种子和技术方面，俄国的国营商店也向他们提供种籽，布里亚特人种植时也可以从俄人那样学习技术。依生态条件和与俄人接触的程度不同而不同，各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农业发展有所不同。在奥卡河、奥谢河、伊达河、翁加河流域，布里亚特蒙古人与俄罗斯村庄交织在一起，民族杂居，农业改进较大，其它地区的农业程度差一些。一些布里亚特人的农业已经超过畜牧业占首位。早期农业的作物种类只是种植技术简单的黑麦，后期则增加了像马铃薯这样对技术要求高的作物。技术上开始耙地和人工灌溉，开始用水渠灌溉草场。在游牧方面，定居游牧进一步加强，农牧结合程度进一步发展，作物的秸秆也成为牲畜冬季的饲草。游牧的时间更加缩短。以19世纪50年代阿拉尔斯克等地的游牧民为例，他们从上一年的9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住在冬营地的木房子里，定居时期达8个月，离开冬营地到夏营地的游牧时期从5月到8月，大约为4个月左右，定居的时期长达2/3。[14] 在游牧次数减少的同时，游牧的质量却提高了，因为牲畜数量上升了。畜群结构也有所变动，1829年，绵羊和山羊的数量下降，牛的数量上升，因欧式农业需要大牲畜。与喀尔玛克蒙古不同的是，布里亚特蒙古的养马也在增加，这与农业引进后游牧畜群变小有关。农业以后，蒙古家族的分裂速度变快，而单位畜群一般都需要马，故马的数量也有所上升。农业后的村庄形态也发生改变，在纯游牧时代，基层单位是兀鲁思，每个兀鲁思由10-12个蒙古包组成，由同一个血缘家族构成，有共同的草场，各个家庭在夏营地相对分散。在冬营地相对聚集成为一个闭合的形态，呈圆形或椭圆形。农业以后，定居程度加强，有外人的掺杂，故其形态发生变化，许多村庄沿交通路线的两侧呈线型分布。在一些布里亚特蒙古那里，村庄形态并没有变化，只是蒙古包变成了木房子。[15]
到20世纪初，一部分布里亚特蒙古来到呼伦贝尔草原，呼盟的状况与贝加尔湖的状况不同，农业难以实施。但他们发达的草原游牧业技术和定居游牧的方式带到了呼盟。他们用钐刀和马拉打草机收割牧草，修建温暖的棚圈，选育优良牲畜品种。[16] 这都是当地的巴尔虎蒙古族所未曾尝试过的。他们的技术引起当地人的重视，1949年以后得到政府的推广。
三．外蒙经济圈
外蒙的文化背影与内蒙相似，所不同的是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可以进行雨水农业，而外蒙一般都需要灌溉才能有农业。在文化上，他们都有很长的汉文化影响的历史，但近代受到了俄国文化的影响。革命以前，农业上受汉文化的影响，游牧业则更传统、更纯粹地保持着一年四季，随处游牧的特色。革命以后，外蒙的农牧业开始大规模地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外蒙经济文化圈内，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值得一提的是吐洼，受中国和俄国的双重影响，其农牧文化有一定的独特性。由于俄国专家温斯坦（Vainshtein）的研究，吐洼的农牧结合形态比任何其它蒙古地区更清楚。
1．吐洼
现属俄国的吐洼在清代还是中国的疆域，与外蒙同属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吐哇位于辖区的西北部，即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相邻。这个地区最早的一部分居民原属中原的拓拔族。12世纪，这个民族与蒙古族融合，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以后继续混杂，从近代的情况分析，这个民族突厥的成分与各类蒙古族 的成分几乎一样多，尽管不能将这个民族纳入正统的蒙古族，但却应是蒙古文化圈的一部分。
与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吐洼的早期文化因环境的多样性而有不同的生产类型，这里兼有草原、森林、苔原和山地。古代大多数时期的游牧方式是欧式山地游牧，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游牧在山地，夏日在山谷游牧。以后这里重点是养牛和马，在吉嘎斯时代，这里的马和牛很多，《唐书》中记载这里出产好马。在蒙古帝国时期，这里有驯鹿人，因这里有苔藓地带，而养鹿需以苔藓为饲料。古代农业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发达的山地灌溉系统。可见，早期进入这一地区的民族已掌握了发达的游牧业和农业技术。匈奴时代发现有小米和骨制的锄，中古时期有铁农具和犁。蒙元时期，这里有中国军队的屯垦，但本地游牧民却基本上不采纳农业，因帝国的商业网络发达，牧民可以用牲畜换粮食。元代以后，由于各种势力的割据，商业停滞，吐洼游牧民很难换到粮食，为了满足自给，牧民进行自耕，逐渐扩大了农业。这种农业是汉文化下的农业。无论如何，19世纪以前的农业很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汉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吐洼居民的半农半牧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8]
20世纪初的吐洼农业主要发生在谷地。据埃墨里（Ermolaev）记载，当时的农业已成为第二产业。与喀尔玛克蒙古相似，进行农业经营的人是一些较富裕的人，他们不但有地，而且有需牲畜。有地户占总户数的2/3左右。贫人因无耕地而不种地，只放牧。温斯坦发现当地的游牧人采用农业并不是被动的，往往是主动的。1916年，吐洼共有耕地12000多晌，大部分位于克末齐克（Khemchik）河及其支流的谷地，山坡地仍为放牧草场。大多数牧民以半农半牧的方式经营农业和游牧业。在赤都（Choodu）苏木，居民的耕地和游牧地在乌拉苏泰（Ulyasutai）河谷低地和克拉（Kara）湖一带，农牧兼营。耕地一般接近春营地或秋营地，大多数牧民的扎营点离耕地的距离在5公里以内。也有很远的，甚至远达30-40公里。当然，由于游牧民是移动的，这个距离也是变化的。牧民到农田进行农耕时，要骑马而去，将畜群留给妇女和孩子照看。一般的牧民是在迁春营地时开始播种，到进入夏营或秋营时，已开始收获。当然，这中间还有灌溉管理，牧民要从游牧点回到田间管理水渠灌溉。一个男人在耕地里所消耗的时间一般有7-10天。牧民从冬营地迁春营地的时间一般是5月份，这期间要进行播种，尽管牧民可以骑马到田间耕作，如果田块离春营地较远，他们就住在田间，不回营地。游牧民迁到夏营地后，他们要经常回到田地进行灌溉工作，往往要往返几次。8月份左右，当最初的寒冷到来时，游牧民赶着牛车和畜群离开夏营地，到耕地地点去收并暂时住在那里，牲畜在农田四周放牧。一直住到初雪，才迁往冬营地。播种作物最多的是糜子，也种大麦。糜子种于河谷，大麦种于山坡，面积不多。大麦的抗逆性强，能够抵御寒冷。一般的家庭往往既种糜子又种大麦，大麦种于高地，糜子种于低谷，这样，他们要在游牧活动中到这两个不同的地点进行农业劳动。从19世纪末，一些地区开始种小麦，种小麦是受俄罗斯人的影响所致。总之，吐洼的农业经营是很集约的，这种半农半牧的经营显得费工费力。吐洼人不但要远距离耕种，还要修建和维持灌渠。流水改变方向、洪水、渠道淤积都需要集约维持渠道。游牧民大约有200多条灌渠，分属于当地不同的苏木组织，修渠时由苏木统一组织维修。在雨水较多的季节里，只灌水2次即可，在天气干旱时节，灌溉次数往往多达6次。至于产量，蒙古族游牧民的产量小米产量为25公斤/公顷，小麦的产量较高，达90-120公斤/公顷。吐洼的灌溉农业与阿尔泰山地区和外蒙古的一些灌渠农业有相似的地方，尽管用了一些俄国的生产工具，但渠道经营几乎都是中国式的，这与中国军队早期的屯垦不无关系。[19]
像其它蒙族一样，吐洼人耕作制度也是耕种后休耕弃荒，一般种2年后休耕，休耕时间往往长达5-6年。他们所用的犁不是中国内地的犁，也不是俄式的犁，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壁犁。其特点是木制作，只在犁头上装一小块铁当犁铲，其功用主要是开沟播种。种地时先开沟，然后用木耙松土，再后才是播种。收获后在田间直接修筑打谷场脱谷，并选种留种。这些技术带有明显的中国农业特点。游牧民将柳条、木桩和一些其它的干树枝将田地围起，用以保护农田，这种方法是欧式的，可能是从俄国人那里学到的。吐洼人的打谷不用中国石磙。由于粮食多，不能带着走，他们一般是将粮食贮于缸中，密封藏于隐秘的地下地点，藏粮点一般离田地不远。牧人在游牧时可以经常到此取粮。一次带走一点，可以一直保存到第二年春天，因为干燥的气候使粮食不会受潮腐烂。[20]
总之，吐洼的农业因气候的原因要进行灌溉，在技术上有中国的传统，但也吸收了俄国农业的一些特点，但其本身有其独特的农牧结合特点，是一种较为精细的农业与游牧业的结合。
2．外蒙
与吐洼相比，外蒙的农业尽管是灌溉农业，但更具备汉农业的特点。从清代到民国，在外蒙地区从事农业的人主要是汉人。当地蒙古人基本上是从汉人学到一点农业，融到他们自身的半农半牧生产中，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上，与汉人相比仍相差甚远。汉人在外蒙的农业开发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灌渠遗迹一直保留到近代。清雍正二年穆克登上奏有：“鄂尔昆一带，尚有昔人耕种处，及故渠灌田踪迹，图拉等处现有大麦、小麦，非不可垦之地”。[21] 但早期从事农业的民族很难确定。不但草原生态条件的脆弱使农业不固定，河流的经常变化，丰水或枯水都影响农业。更重要的是从事农业的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飘忽不定。蒙古帝国成立后，蒙古游牧文化成为主体，但他们不愿意经营农业，使草原上的农业很快成为遗迹。
到清代，汉人主要在科布多一带经营农业。蒙古独立后，农业区主要分布于色楞格河河谷地带、鄂尔浑河下流和整个哈拉河一带，农田多位于森林草原地带。从事农业的仍以汉人为主。蒙古人的半农半牧也主要发生在森林草原地带，而其它地区因气候干旱基本上没有农业。从事农业的有杜尔伯特、布里亚特和其它一些西部蒙古部族。[22] 其中最会经营农业的是杜尔伯特蒙古。在唐努鄂拉山一带的游牧民中有1/4的蒙古人兼营农业。蒙古人的农田往往与中国人的农田相邻，与汉人的农田相比，汉人因固定耕作，农田成片，蒙古人边游牧边耕作，随机而行，故其农田较为分散和零星。他们春天播种后外出游牧，秋天回到农田收获，不行除草的工作。中间的也有几次回到自己的农田进行灌溉。收获的时间在9月中旬。收获后，蒙古人的脱谷方法特别，用马和骆驼的蹄踩脱谷。至于工具和其它技术，基本上与当地的汉人一样。杜尔伯特蒙古族可以自己制造犁和镰刀，因他们有自己的打铁作坊。其它蒙古族只依赖汉人提供。至于耕作制，几乎所有的蒙古人都是休耕制，杜尔伯特蒙古耕作3年后即弃耕，弃耕休闲的时间长达4-5年。[23]
1921年革命成功后，游牧民的农业成份开始加大。同时加入了俄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农业内容，但主体技术仍是汉人农业技术。以雅尔喀傲鲁堡为例，1929年俄人和布里亚特人开始引进欧式农业技术，但基本的农业程序仍是中国式的。在春播小麦的耕作程序中，仍以汉式的耕、耙、耢为主，收割后也用连枷——这种典型的中国农具打谷。革命政府强调农业，但草原的基本条件并未发生改变，农业的大扩展反而带来了危害。另外，农牧结合本身限制了农业技术的提高。在科布多管区的多鲁高乌多，革命政府准备推广农业。从当时的条件看，农业工具没有限制，生态条件也没有限制。限制因子却是灌溉系统的维持。蒙古人到处游牧，分散移动，很难集中起来共同修渠，故农业推广受到限制。另外，由于当时的农业是耕作2-3年，弃荒4-5年，不连作，当年利用地分散，灌溉系统效率低。如果土地连作，这就需要施肥，但这又会排斥游牧业，因农业投入的增加必然影响游牧业。在科布多的农业区，游牧业已经逐步变成副业。灌水时每个家庭至少派1人到田间灌水，在当地干旱的气候下，灌水次数有时达到8次之多。尽管游牧业成为副业，但游牧民开始打草，并从苏联购入刈草机，游牧业随农业的集约化而集约化。[24]
四．内蒙的半农半牧与汉文化的影响
内蒙农业可以脱离灌溉，较高的降雨量使雨水农业可为可能，特别是在东部。尽管蒙族的半农半农完全是在汉人农业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其农业却是被动的。在汉移民的农业不断入侵的条件下，牧地被占，他们才被迫采取农业以维持生存。在这以前，因可以很方便地从汉人那里得到粮食供应，他们基本上不行农业，有时他们宁愿雇佣汉人进行农业以获得粮食。牧地被侵占后，他们先是进行半农半牧，以后不得不定居下来长久进行农业。但由于近代农业区扩展速度很快，许多蒙古族半游牧半农业的时间很短。但半游牧半农业的形态一直存在，许多蒙族的半游牧半农业现在仍然存在。
蒙族的半牧半农主要存在于东部和中部，西部的阿拉善地区基本上没有蒙族农业存在。东蒙的农业开始得很早，清初在喀喇沁一带就存在着许多半农半牧的蒙人。到康熙年间，蒙民仍然农牧兼营，农业粗放落后，“田土播种后，即各处游牧，谷虽熟不事刈获，时至霜损穗落，亦不收敛，反谓岁歉”。[25] 康熙为了扶持蒙古农业，还派专人教蒙古人至敖汉、奈曼等旗，教蒙古人开凿沟渠。[26] 到后期，随着汉移民的进入和汉人程度的加强，他们也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成为像汉人一样的精耕细作者。近代，喀喇沁一带的蒙古人农业已经完全精耕细作化，由于已经人多地少，当地的蒙古人也与汉人一起成为北向移民，成为扩展精耕细作农业的力量。近代的半农半牧主要发生在东蒙的中北部地区。
当时的蒙族半农半牧，有许多满铁资料可为佐证。在札鲁特旗，外有汉人的农业内侵，但蒙古族自己的半农半牧定居村庄已经形成，游牧业占很大比重。农业是汉农业的基本技术程序，只是不除草、不施肥，耕作粗放而已。游牧路径仍依游牧业的比重不同而不同，有的业已实行了打草。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定居游牧，村中一部分外出游牧，一部分留于村中，游牧圈往往以村庄为核心。在南花胡哨，大部分已经定居，农主牧副，放牧时朝出夕归。这个村只有3户以蒙古包形式外出长年放牧，他们放牧时春天距村3-10里，冬季距村10里左右。夏季只在村子周围放牧，因为农活忙，人不能离村太远。秋天也经常在村四围放牧。在奴多玛，游牧成份多一些，56户的村子有17户外出放牧，游牧距离远达30里，夏秋之季在村子周围游牧。在嘎习牙，游牧的成份更重，113户中只有38户是农耕者，其它人都从事游牧，原游牧形态仍然保存着。他们3-4户一组地到北方或河流地带放牧，一年四季在外。只是游牧的人总是和村里的人联系，随着准备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这与全家随蒙古包移动的纯游牧有所不同。与其它村庄相比，由于这个村庄农业程度小，农业需求的驴骡比重也比较小，羊和山羊却很多。[27] 阿鲁科尔沁旗的哈拉都塔恰是一个游牧为主、农业为副的村庄。定居游牧，夏季公共牧场在村庄北50公里处，冬季牲畜在村庄周围20公里的范围内游牧。牧场不是四季牧场，只分夏、冬两季。极少数没有牧地的人和一些经营农业的人长期定居于村庄内。但农业者却不是在村庄周围种地，而是到离村庄20公里远的一处山谷耕种。至于技术，仍行蒙古民原始的“漫撒子”农耕法。他们基本上可以随便地占地，占地时用犁拉一下即可。同一块地至多耕种3年，再休耕3年，休耕后原地主有优先权耕种。[28] 这个村1940年左右从游牧转向半农半牧，牧民在放牧的间隙耕种。耕种技术粗放，一个牧民一年耕种的时间往往只有30-40日，生产的粮食用以自给。[29]
以上的村庄大多数地靠北部牧区，南部村庄在快速的农耕化压力下，牧场会很快被侵占，成为农主牧副的村庄。村庄的农田也逐步与一般的汉人村庄差不多，四周尽是农田。但蒙古人往往仍划出部分牧地禁耕。在札赍特旗，在牧地开放时，原放牧者不习耕作，但可以雇佣外地人耕作。开放时蒙古人迅速地占地，将村边四周开垦，但仍保留了公共牧地，将公共牧地禁耕。在茂力图屯，村庄北侧保留了丘陵地作牧地，其处放牛，禁耕作。约鲁河边的地也是放牛之地，这块河边地是土壤不适合农耕的荒地。[30] 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朗布窝堡，他们将屯周围的一些质量差的草场禁耕，划作牧场。但多数牲畜是到离屯较远的新开河对岸放牧，那里的放牧地也被划作公共牧地。[31] 尽管禁耕，但时间也不会长久，随着人口的增加，剩下的牧地也逐步被占，成为完全精耕细作的农庄。那些没有被占垦的地区，只要牧地充足，蒙古人尽量不进行农业，既使半农半牧，也是“漫撒子”农业形态，不思半点改进。
中部内蒙古地区的农业扩展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发生，近代的半农半牧区是在察哈尔北部，这里的蒙古人在牧地减少的压力下农牧兼营。农业水平因同化程度的深浅而有不同。同化程度浅的蒙民基本上偏北，那里的蒙古只种一些糜子和荞麦，其农田在牧地中显得较为零碎。[32] 在厢白旗，19世纪末就有蒙古人在汉人的影响下接受农业，形成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33] 到近代，这些地区仍然是固定包和移动包并存，有的定居有的放牧。由于长期不习农业，许多人更愿意将土地租给汉人。接受农业的是下层的贫牧，因他们在缺少牲畜和牧地的条件下必须接受农业。另外，旱灾也会使牧民为了自给而被迫接受农业。由于农耕扩展的加剧，放牧地逐渐狭窄，蒙古人不得不定牧，在各自的牧场上经营，并实施较为集约化的畜牧业方式，包括建畜舍、打草等。最后，如果牧地进一步减少，蒙古民不得不经营农业，在察哈尔半农半牧区的南部，蒙古人成为同化程度深蒙民，不但像汉人那样农业，也像汉人那样经营畜牧业，甚至像汉人那样养猪。[34]
1949年以后，牧区半牧区实行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半农半牧的型态又有所变化。在中部内蒙古地区，半农半牧区范围由政府划定，牧场、农田各有界限。由于草原农田交错，一些农牧矛盾时有发生，草原带和农田带的人往往互相禁止外地牲畜或外地牧民的移牧。郡王旗一些人用粗暴的方法追赶外来牲畜，包头县的一些人则因牧民不让他们放牧而不让牧民经过。基层组织往往将大片牧场中的小块农田尽量封闭，这些都使得游牧活动受到限制。牧民只在村庄周围种地，不在游牧路径上选地种植。另外，种田也要征收农业税，只有种苜蓿才不征农业税。这在一定程度限制了牧民的农牧兼营。[35] 在东蒙，农牧业逐步由集体统一经营，规定一部分人农业，一部分人游牧，工作分开。由于不断有“左”的影响，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往往盲目地扩大农业，减少牧业，使游牧业成份减少。在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长期以来以游牧业为主，20世纪60年代政府的号召农牧结合。认为游牧业为农业提供肥料，农业为牧业提供秸秆和粮食，生态上可以相互补充。但这种生态理论没有社会基础，蒙古人不愿意搞农业，政府从外地迁了一些汉人搞农业，试图以农促牧。但汉蒙并没有成为一体，蒙古游牧民是流动的，汉人是固定的，无法农牧结合。最后，汉人只能在城乡附近种菜。[36]
1949年以后的游牧业相对集约化。在克什克腾旗的白单查干公社，公社时期的打草、建圈都已经普及，定居程度也得到了加强。生产中的分开明显，有专门的牛倌和羊倌夏秋时节外出用蒙古包放牧。粮食也有专人种植，只是所种的粮食不多，多种紫花苜蓿，用以作饲草，也种玉米，当饲料。粮食由上级部门供给，但蒙古人以肉奶为食，常将每月20多斤的粮食定额送给别人。[37] 但农业仍是粗放的。以阿鲁科尔沁旗几个典型村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农业几乎并没有比民国时期有什么进步。他们只重视牧业，粮食种植反倒不如饲料种植。道德苏木的阿拉善嘎查位于沙丘中。1984年左右，仍以牧业为主，农业只种植一点糜子、谷子和高粱，广种薄收，技术粗放。他们利用水肥条件好的耕地种饲料，因他们对饲料的重视过于粮食。[39] 在科尔沁右翼后旗的科尔沁沙地，蒙古民牧主农副，农业程度稍高，他们不再游牧，而是定居放牧。每家种地8-10亩，但农业技术与汉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当地的汉人起垅种玉米，起垅耕作可以保护土壤。蒙古人实行无垅耕作，种地于沙坨子上，作物是糜子和大瓜等。不施肥，只是简单地锄一下地。这种传统的“漫撒子”方式使土壤进一步沙化，沙化又进一步破坏草原，使游牧业也萎缩，减少游牧的牧民只好再进一步开荒，形成恶性循环。由于草场和土地承包给个人，现代的半农半牧的型态多种多样。往往是多个定居点，多处牧场，也有农业，也有牧业。草场上有定居点，苏木点上也有定居点，农田在苏木定居点附近。[39]
五．小结
从以上的对比研究中可以看出，欧亚草原的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半农半牧，且有发达的农业技术。自蒙古族形成草原帝国以后，游牧文化曾极盛一时，农业相对萎缩。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7世纪以后，各地的蒙古族都有一部分人不得不接受与半农半牧。这种半农半牧主要受三种文化的影响，一是汉文化，二是中亚文化，三是俄罗斯文化。这三种农业文化用地养地的水平不一样，农牧业的比重不一样。汉文化重农轻牧；俄罗斯文化农牧并重；中亚文化固守游牧业传统，但有发达的灌溉农业。蒙古族基本上以纯游牧为生，在汉文化的圈子内，但他们并不积极地学习农业，只要生态条件许可，他们仍是游牧者，或是游牧+粗放农业者。在近代的移民浪潮下，大部分无法游牧而完全接受汉农业。但在半农半牧区，他们选择的生产方式是“漫撒子”农业+游牧业，并没有选择精耕细作+游牧业。但中亚和俄国的文化圈中，蒙古族都直接接受了当地的农业传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除了生态条件外，关键在这三种文化对牧业的态度不同，这决定了蒙古族对这三种文化的接受程度。汉文化的特点是精耕细作，主要的精力都在农业种植业上，这种农业不但要求定居，而且要求农业者全力以赴，农业者很难再进行一定规模的游牧业。对有游牧传统的蒙古族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俄式文化农牧并重，布里亚特蒙族在同化吸收俄人农牧业技术时，不但畜牧业技术也得到了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他们的游牧传统。特别是俄式农业中的休耕和种植牧草等制度，都促进了蒙古人的农牧结合。在喀尔玛克和吐洼人那里，俄国文化影响的结果使得中层蒙古人接受了农业，但在内蒙，下层贫牧先接受了农业，因为汉农业可以在一贫如洗的条件下完成。除了劳动力投入外，其它要求不高。而俄式农牧业不但要求有一定的土地、牧场和牲畜，也要求一定的文化素质，这些条件往往只有中上等阶层才具备。中亚文化保留了游牧业，但沙漠和绿洲的生态环境往往迫使游牧民必须接受灌溉农业作补充，灌溉农业+游牧业的半农半牧型态几乎在那里都一样。蒙古人接受这种文化一点也不难，游牧业是他们的老本行，而农业又为生活所必须。在外蒙，生态条件同样也决定了游牧民要进行农业就必须接受灌溉农业。因他们较早地接受了俄国文化，促使他们进一步提高技术。内蒙中东部蒙族不灌溉就可以进行“漫撒子”式的农业，环境没有压力，他们才把这种落后的农业保持了更长的时间。

amber

谢谢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