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的暗示------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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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叶的暗示
   作者：张承志
   天涯 年2期 　　一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褊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
　　——《鲁迅路口》
　　……也许原因都是留日。在那个屈辱又激昂的时代，或许只有留日学生体验了最复杂的心境。正是这个日本在侵略祖国，而他们却只能赴日求学。他们的立志正是学成利器报复日本，无奈同学里却层出着立论亲日的政客、自诩知日的大师!
　　与留学欧美尤其美国完全不同，他们无法以艺术自慰或者以民主夸夸其谈。尤其不能学成一种愚蠢的怪物、哪怕对老婆也半嘴英语——他们常回避自己的见识，他们多不愿炫耀日语。他们每日求学的这个国度，曾向母亲施暴又正在倡导文明；他们耳濡目染的这个文化，把一切来自中国的古典思想、把一切琴棋书剑技舞茶花都实行了宗教化，然后以精神批判中国的物欲，用耻与洁等古代中国的精神，傲视甚至蔑视中国人。
　　留学生首当这精神挑战的前沿。要领熟滑者逢迎表演保全自己，匹夫之怒者以头抢地然后消失。只有陈天华蹈海自杀。他的这一行为，是中国青年对傲慢列强的以命作答，也是他们……蚀心痛苦的表现。
　　这种难言的心态，绵延于一百年的留学史。它激烈地迸溅于徐锡麟的剖心行刺，也扭曲地闪烁于鲁迅的晦暗文章。
　　……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象：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与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东浦无人踪》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龉。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资料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犭虫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予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鲁迅路口》
　　在六十年代学潮中，三岛由纪夫曾企图与占领东京大学造反的左翼学生沟通。在乱糟糟的教室里，挤满的学生和三岛之间的谈话记录，无疑是一份宝贵的文献。事后，三岛在与和他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左翼作家之星高桥和已对谈时，两人话题大量言及造反学生。唯高桥记录了三岛如下的宣言：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不久后就是他的自杀。确实，在中国本土早已荡然无存的王阳明知行一致说，有了一次淋漓的实践，但却是穿着皇军军装的实践(围三岛而结成的右翼结社“檐会”服装酷似军服)。反之，做出如此行为的作家，其“刻于语言”的本意也因此光芒逼人。不知行家里手们是否心有所动，我面对如此的“语言”和“行为”，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
　　我想高桥和巳也一定有过类似的羞耻感。文坛上默默演出的，简直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如果右派都不惜命，如果苟活的唯有左派那岂非讽刺?于是不久后高桥也死了。他留下的遗稿题为《遥远的美之国》，只写了序章。
　　——《风雨读书声》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日本留言》
　　上面辑录的，是我以前写过的、若干涉及日本的杂感。
　　
　　二
　　
　　在飞行中如果运气好，能从飞机的舷窗看见富士山。多是夕阳沉没的傍晚，镀金的暮霭之间，富士山拖着优雅裾线，升出于滚滚云层。有过日本体验的人，那时会感觉一种冲动。在东方的天空上，它以一种巨大、绝对、均衡的美感，望着人的通过。
　　但就在欣赏的同时，我咀嚼出了一股隔阂。那东天门一般的富士山，那俯瞰的美，突然用一种似乎是古典和儒家的东西，挡住了唐土中国的来客。它如一个东方的斯芬克司，半空拦路，提示着一个汉字的哑谜。
　　中国人，不管你是淘金稼银的工人、丢人现眼的政客、初作远行的学生，只要你来自孔夫子的国度，使用四方块的汉字——那么无论谁，其风骨的硬度、修养的道行、个人的气质，都要接受它的检视。
　　白人是野蛮人，所以受到款待。你是中国人。所以要证明自己。
　　必须感受一种透明的或有色的、礼貌的或霸气的、有形的或隐秘的——提问。这一质问满是文化意味，中国人不能避而不答。虽然，它的暗藏之中，也包含着剔得清与理不尽的内容。
　　 中国人——唯有中国人，一切西欧北美白人均不在此例——注视着富士山心情复杂。
　　几乎他们的每一个，都因阴差阳错或莫须有的原因，与这个邻近的国度发生了莫名的缘分。但是两国两族之间，近代百年鲜血淋漓创深及骨，任谁都是心头纠缠着屈辱愤怒。多少大是大非，多少大节大义!
　　偏偏文化的美感，拂之不去。交往的真挚，感人的细节，说不清、理还乱，它们拷打和质疑，不断地与残酷的国家史相叠压，冲撞齿咬，给每一个忆旧者以折磨。
　　它宛如某种秘藏或私事，顽固地浮沉脑海，不肯湮灭。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杀；而每当和中国人谈及日本，又总控制不能——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谈，往往只因一句对中国的失礼之语，便勃然大怒推案绝交；人有两面，和国人清谈时，又对中国恨铁非钢咬牙切齿，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净是日本的例子。
　　为什么?
　　一个白人女教授问：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的问题?
　　她们拥有的教养或接受过的教育，不足理解系在我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当然是心理的问题：是一个长久纠缠的、心头的乱扣。它捆绑着沉重的是非，牵扯着历史的道德。
　　我们两个民族，性相远，习相近。近，导致人的亲近；远，导致人的相轻。举手探足之间的熟悉，带来温暖的亲近；但是我对你的野蛮侵略史劣迹，你对我的虚妄老大国情结，又培育着顽固的不信任。
　　日久天长变成人的相轻。顽童小儿，自幼学会了把对方当作嘲笑的对象，对方是可笑的，对方是肮脏的，对方是古怪的，对方是应该挨揍和教训的——歧视随时都准备向斗殴、向报复、向暴力和武力的解决转换。
　　相互的质问，从来没有停歇，也渐渐不能深入。
　　只不过，中国因为遭受的侵略，以及侵略尽头日本的败战，质问得似乎理直气壮嗓门响亮，而日本则因为同样的原因，忍着不发一言，把永恒的质疑，化作了沉默。
　　已经没有遣唐使时代的、阳光海面浮光跃金的盛世之兆了。相反却多是不祥的预感。鲁迅和堀田善卫都“以血”，写过他们的“预感”。
　　就在他们预感的前后——对中国是天下倾亡，山河破碎，屠城过后的南京，尸体顺长江涌入汪洋、又在涨潮时倒流上海。对日本则是烈火炼狱，广岛长崎，一瞬抹灭，生灵涂炭，末日的幕布，猛然间一把撕开。
　　这预感也指向未来吗?
　　——无论谁都满怀不安。
　　真没准，在我的这系列文章结书出版之前，应该成为一切国家和民族理念的、永远弃绝战争手段的日本和平宪法，就会在日本被人修改。
　　也没准，就在我们还在讨论两国之间的民族心理，还在探寻用追求民族的存在之美来谋求共存，穷酸的议论尚未开始，日本的宙斯盾舰队便会从“一衣带水”的彼岸启航，为龙的传人再上演一场黄海大战。
　　历史在循回，时代也在催促。
　　顶戴着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国人在追问时，常常因反问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问，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恐怖的体制，负面的遗产，使他们追问的声音，痛苦而喑哑。
　　背负着两颗原子弹灭绝轰炸的苦难，以及自己对于苦难结局的负罪感，日本人深藏着对中国的满腹心事，缄口不言。他们对中国的终极情结是：对日本的判决，并不能使中国逃避——对大国主义的反省。但他们不喜发言，如同享受着沉默。
　　表里双层的文化，纠缠于每一节历史，使得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
　　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并没有一本关于日本的经典。仿佛跻身低檐之下，难写大气文章。浏览着甲午之后的日本谈，虽然新书总在推动旧版，绵绵的游记评论，也各有妙处长所，但毕竟大同小异——不仅戴望舒周作人抠抠唆唆，即便鲁迅也语出暧昧欲言又止。时而我们能从鲁迅涉及日本的文字中，读出一种掩饰的、混杂的微妙。
　　多么复杂的心理感觉!一般情况下，它使人不快。若是不能获得解决，人会觉得受了伤害。
　　如此的心理过程，又浸泡着民族与国家的血污，反射着贫窘与豪富的强光，使一些人一去不返。他们甚至暗守着一个诀别，把不再进入日本，当作对那个质问的回答。
　　
　　三
　　
　　在结束这些随意的笔记时，还有什么该说的吗?
　　从秋天枫叶刚刚开始染红的时候，我从西日本的尽头处开始，沿着长崎、九州岛、下关、广岛、京都，再回到东京。我随着秋意步步旅行，红叶也追着寒潮层层染过。在多摩川边的高幡不动，我看到了最后的一片红叶。高幡不动的红叶不多，但红艳醉人。1_938年郁达夫曾回忆，鲁迅就在逝世前还曾约他，到了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
　　我总觉得，日本的红叶在给着我一个暗示。
　　红叶的信，日本喜欢这么说。那么这红叶信上，染透的信息是什么呢?
　　回溯着感受的历史，也细数着自己的体验，心里浮起不尽的慨叹。
　　确实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国家关系的、血肉般的维系。只是由于国家间目不忍睹的淋漓伤疤，使人不敢幻想，宁愿回避，以免再次伤及自己。
　　但是那真实的、绵延了多少个世纪的文化，连同这美丽的红叶，难道也必须一并敬远、甚至忍心割舍吗?
　　梳理着日本的事情，心里想着中国。
　　我渐渐临近了一个命题。
　　正在崛起中为强国之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经快是时候——该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昨天抱着大国梦陷入痴迷的他们，仅仅在昨天的日暮时分，就把民族推上了绝路。不批判和摈弃危险的大国主义，不追求一个民族的存在美感，则族众没有升华，国家也并无强盛。
　　 若想找出一个具备美感的例子，我想到了军人远藤三郎。
　　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唯他最早提出了如下的国防思想：
　　——军人的理想是消灭军队；
　　——国家的军队，应该让位于“把无国籍的志愿者，派遣到发生纷争地区作为国际警察”。
　　他的思想，在打了折扣后，以维护和平部队的形式，实际上被后来的国际社会接受了。
　　如此的一位远藤三郎将军访华，留下一段美谈是必然的：1957年在北京，远藤三郎诚挚地把家传的日本刀——那是刀匠来国光的艺术品，远藤幼年初入学校时，得自祖父的礼物——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更郑重地回赠以齐白石的名画，兼之自己亲笔的墨迹。
　　由这样的日本人引导，我们也开始了思索。
　　我们开始清除——诸如四海臣服、四方来朝、藩属四夷，等等概念。我们开始意识到：在物质和国家的富足之前，更要紧的是追求思想的富足。否则，何止日本，亚洲近邻和第三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也会积累。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吗? 　　不。不只是富国，更不是强兵。不单是富裕，我们渴望达到的，是一种民族存在的美。
　　除非达到具备真正的美，人就永远是精神上的败者。也许，这就是红叶蕴含的—个暗示?
　　中日两个民族，仿佛喜欢拉力赛般的思想较量。
　　唯有日本，这古怪的国度，尽管它侵略过我们，但正是它才迫使我们反省。哪怕常常失礼，出口刺耳之音，但唯它在古典的文明规矩之上，推着脊梁，促我们迈步。
　　日本魅力的秘密，就是它对接受的一切文化，都不仅爱不释手，而且对之一丝不苟，从而逐一完成了对它们的仪礼化、形式化，也就是广义的宗教化。从琴棋书画，到茶与花再至剑，仪式与教规最后约束的是人，于是出现了士道。对文化实行某种宗教化的途径，是保护这一文化的最好办法。仪式的美感，使人不能离开。规矩的严厉，造成传承的接续。
　　无数文化的因素源自中国，但却在中国变了枯燥的老生常谈，变了统治者欺压欺骗的工具，因而一代不如一代，文化日见衰微。这时去日本一看，中国人吃惊叹服，或者干脆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日本使文明仪礼化并具备宗教约束的成功，是中国挽救自己文化崩溃的一个良药方子。我总在想，自尊心甚重的中国愿意接受这一号脉诊断吗?但是，若也想让孔夫子和衣食住行添上美感增加魅力，除此一途，别无他路。
　　与文化质感的体验平行，从日本的故事里，我们更深刻参悟了另一个要紧的道理——狂热与自私的民族主义，是最可怕的毒药。我们已经开始一点点检视从孩提时代就习惯了、就引以为荣的、源远流长的大中华民族主义。
　　日本若不能清算自己强国途中对他者屡屡的侵犯，它就愧对和背叛了古典教养的美。胜利于一个民族，是必需的也是危险的。元寇以来，从甲午之战到日俄战争，骄人的胜利，生成了狂妄的鬼脸。所以在“美之国”里，充溢了骇人的丑恶。这一悖例，乃是敲给中国的警钟——在复兴强盛，甚至追求美感的路上，若不能清除古老虚妄的民族主义，早晚会没顶于恶与丑的泥潭。
　　日本对中国的厌恶，隐埋着岛国对大陆帝国的反感，闪烁着亚洲弱小对大中华帝国的警戒。我们批判日本的侵略，先要批判自己母体之内对他者欺凌的历史基因。
　　旧戏尚未结束，日本已开始了脱亚入欧的新一轮。
　　中国也在大国崛起的紧锣密鼓中，走近了对自己的巨大质问。
　　我们并没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我们仍在多重的含义下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凶恶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忍受撕裂，那是一种痛苦的感觉。我们唯有在剧痛中，去追求彻底的人道主义。转过刀刃，解剖自己，把批判的尖锐，刺向尊大的中华心理。不为别的，只因这是唯一的——思想的武器。
　　确实，是否深藏我的肺腑丹田之底、带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华思想本身，才是一种更要迎面驳难的东西呢?是否我们祖国的精神进步，首先要踏过虚妄的民族尊大呢?红叶不言，默默望着它，我想——只有实践一个常挂在嘴边的命题：“更严厉的是解剖自己”。
　　在不安的时代，一诉为快还是可能的，毕竟两边都有人留心倾听。
　　
　　2008年8月，于北京奥林匹克
　　开幕之际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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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段落看着就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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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道德与文化

http://you.video.sina.com.cn/b/18065669-13570047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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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zNDA0NzY=.html

牧民族的遗产-乳制品]-日本NHK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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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哲学贡献（周国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zNDA5MT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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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鄂尔多斯①鉴赏青铜器中的游牧文化
http://tv.sohu.com/20080125/n2548888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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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wMzA3ODA=.html

大蒙古帝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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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推荐以上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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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帝国的音乐很好！

蓝天雄鹰

日本不是个老牌帝国主义，说来说去被美英，沙俄这样的抢劫老手给玩弄了，清朝摇摇欲坠为了保全帝国不被瓜分，用日本抗住沙俄南下，放民人出关看住地盘，用日本将沙俄势力从东北赶走，清帝国坍塌后，民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又把日本赶出中国，后面美英势力又被赶走，接着和沙俄翻脸。。。日本什么也没捞到，美俄笑到最后。
日本故意离间满汉关系，看了一篇文章”驱除**,恢复中华“竟然是日本提出的，那文章写的简直是文采飞扬，充分掌握了汉族光复汉室的心理，甲午海战是为了驱逐**，光复汉室（其实清朝海军将领都是汉族，被汉族极右翼势力说成是汉奸伪军），让汉族体会到了日汉真是”同文同种“的救世主，日军进犯辽东，汉族尽夹道欢迎，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沙俄，一些汉族例如秋瑾欢呼雀跃，日本在本土积极培养推翻清政府的汉族组织，成立了军校，眼看在清朝各族立宪派的支持下，立宪即将成功，向进步方向发展，日本唆使革命党迫不及待的夺权，满蒙汉族官员被杀，革命党与日本签订条秘约，如果清朝抵抗，就将东北割让给日本，换取日本帮助恢复汉地18省，眼看日本要得手，清帝退位，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清朝答应，南北议和，向和平的方向发展，日本窃取东北计划搁浅，美英窜嘚袁世凯称帝，革命党不干，内战开始，日本趁虚而入，又成了满族的救世主成立伪满洲国，并且大举进犯汉族腹地，成立了伪汉族政权，美国支持国民党与日本对抗，日汉彻底翻脸，。。。
日本是先给满族为首的清朝一个嘴巴（甲午海战），然后给满族一个甜枣（成立伪满洲国），日本先给汉族一个甜枣（支持推翻了清政权），然后给汉族一个嘴巴（南京大屠杀），满族和汉族基本是被日本玩弄于鼓掌之间。

中国在20世纪的混乱局面大满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要同时负责，清政权在1840年以前虽然国泰民安，缓和了农牧矛盾，但是没有实现走向科技发展的突破，在英日俄的打击下摇摇欲坠。满族开始重用左中堂，李鸿章等汉臣兴起洋务运动有所改观，之后康有为等人提出变法，走西方道路，满族保守派怕被汉族秋后算账不肯让权，谭嗣同走极端手段鼓动袁世凯杀掉保守派，计划泄露，保守派杀掉谭嗣同，光绪被囚禁，康有为出逃，满族保守势力与汉族改良势力翻脸，慈禧说出一些被汉族持之以并的话”宁赠友邦。。“，汉族激进派开始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清朝，清朝开始让步，准备立宪，宣布组阁即将结束，激进派策动的军事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汉族反动军阀，江湖组织哥老会混进队伍，对清朝各族官员进行屠杀，地方反动军阀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之流割掉鞭子咸与维新，当上了地方王，皇汉大行其道压迫各族人民。
如果满族保守派早早走立宪道路，会比被逼退位更体面一些，也不会混到偷卖文物过活的日子，如果汉族激进派给一个时间表逼清廷立宪而不采取暴力行动及大汉族主义口号，中国动荡的局势会小很多。大汉族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满蒙汉族联合政权被赶下台，汉族之间的大行杀戳随即开始。思想意识不提高即使恢复了明朝汉族王权皇帝杀忠臣；劳动人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仍然是此起彼伏。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和慈禧太后“宁赠友邦。。”对待劳动人民异曲同工。

teme

改了一下！！！

henanhujaa

满清基本上是被俄国，日本外加西方给打倒的，中国人自己不行

中国人得到满洲，那只是捡了一个大便宜而已

蓝天雄鹰

发信人: wugong (悟功),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中日为谁而战？——读史琐谈近代中日民族主义
关键字: '民族主义' '满汉矛盾' '日清战争'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May 1 22:07:26 2009)

中日为谁而战？——读史琐谈近代中日民族主义　
2008-07-10 15:10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
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一) 日军宣传战：“恢复中华”
　　 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曰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



　　1894年10月25日，日军未经战斗，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
着并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闻风而逃。

　　根据曰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
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曰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
之言，不欺我也。” （第十编）曰本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
，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税款，“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
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曰本军队效力。” （第九编）

　　曰本第一军还约请了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
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
者。这篇短短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
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
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
时且至焉。”随后，它对满清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发中日冲突的朝鲜问题
上的作为进行了全面攻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满清一败再败，“
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告示说，曰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
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曰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
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
，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
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类似这样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
盾，是曰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曰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三类定位：一是将
朝鲜问题转化为曰本带领邻国进步，而中国却百般阻挠，这是“文明之战”，讲给西方
人听的；二是将进军亚洲大陆描绘成为曰本民族争取更大空间，这是“生存之战”，讲
给曰本人听的；三是将攻击中国本土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这是
“解放之战”，讲给中国人听的。

　　曰本人“反满”的策略无疑是有效的。11月初，日军进攻大孤山，谍报说当地居民
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
大曰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俯
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
，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第十三编）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实记》中颇
多出现。我们固然可以质疑其中的夸张成分，但即使晚至二战，在日军进攻河南的战役
中，当地民众依然群起响应日军，而向平时残民以逞的“国军”发起攻击。

　　1895年3月，中日战事进入尾声，马关谈判刚刚开始，曰本陆海军乘胜攻击台湾。
根据宗方小太郎的随军日记记录，渔翁岛当地百姓派代表“前来哀求保护，因言语不通
，故书‘仁义之师’与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来，“哀求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穷
民流离之苦，称我为大明国大元帅云。”这样的记载，对今日的华人而言依然是相当震
撼的：即使在荒远如此的小岛上，曰本军队也被中国百姓当作“反清复明” 的光复大
军，足见曰本的宣传攻势是何等地深入人心，也足见曰本利用中国满汉民族矛盾的成功。

　　这一年稍晚，一群海外华人求见曰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曰本人为他们在广州将要举
行的暴动提供帮助，与远在东北、华北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遭到曰本婉拒。暴动
在没有曰本人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开展，遭到惨败。暴动的领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将镇压
的消息，在最后关头滞留海外，没有进关，他的名字叫孙文，又称孙中山。在后来的电
视剧中，一名叫陆浩东的暴动者，为了取回他设计的暴动旗帜，而在最后一刻被官军击
毙，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来成为民国的国旗，只是，民国史家在
叙述这段被称为“广州起义”的革命历史时，不再提及革命者与曰本的亲密关系。

　　十三年后，1908年，曰本军火走私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在澳门海面被大
清水师截获，引发曰本和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弹，清廷无奈下被迫妥协，此事激起近代史
上第一次民众自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行为。同样的，后世史家在盛赞此类“革命”行动
的同时，却矢口不提起因是曰本为革命党走私军火。（二辰丸事件详见拙作《抵制日货
：购买力筑就新长城》，本刊5月下）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再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
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纵观世界史，似乎还没有别的民族在形成群体认知时，遭遇中国这样的尴尬处境：
一方面是作为中华民族而与东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人口大多数的汉
族与占统治地位的满族之间的矛盾。

　　同文同种、并且认为自己比满清更能代表“中华”的曰本，在它的军刀挥向东亚大
陆的同时，它也掀起了大清帝国上下的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潮流，多种民族主义交织在
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后世学者在研究二战中曰本在华操纵当地人建立自治政权方面
，惊讶地发现居然有无数的当地要人愿意与之合作,“遍地汉奸”，不得不承认曰本在
精神建构和政权合法性营造方面的成功之处。

　　

　　(二) 国家主权：大梦谁先觉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曰本，
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尽管同样遭受了西方的侵略和压榨，但亚洲诸国中，曰本是最早形成民族主义的。
明治维新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明
治维新后的曰本，依然处在并不亚于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
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
存空间，这两大战略都围绕着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处境。

　　吊诡的是，曰本的民族主义，得以早于中国形成，首先得益于其持续了两个半世纪
的锁国，这令曰本国内的族群文化拥有了相当高的“同质性”。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
名，而将他们及家属都搬迁到江户（东京），这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曰本国内各藩之间
的融合。同样锁国，中国却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难以形成如曰本那样的国家认同
感，依旧是马克思所谓的一大袋“马铃薯”，袋口一松就散落了。

　　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不同，曰本的天皇世系已经拥有了漫长的历
史，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权旁落，仅被当作傀儡，但天皇的“万世一系”成为民族
主义最好的象征物和凝聚力所在。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曰本，
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民初的著名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
“我十年以前, 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
念文章, 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 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 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曰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 又听什
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曰本八国的联合军, 把中国打败了。
此时我才晓得,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 此疆彼界, 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
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
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犭虫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
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正如同曰本要和满清争夺“中华”的称号一样，“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
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
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
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
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
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
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
“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只
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 卷十三,“正始”条）。这种
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
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
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
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
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
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曰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
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
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
” 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
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
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
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曰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
”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
变局”（梁启超语）。

　　相比较中国拘泥于幻象中的“中华天朝”，曰本人并无此类历史包袱。在明治维新
后，他们便直接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
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当中国还对主权懵懂之时，曰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的
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将利益线定位在朝鲜。军事之外，曰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
吉甚至大声呼喊：“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
，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曰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使曰本成为金钱之国的办
法》）“我辈不要责难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
动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寄希望与后进生》）这样毫无掩饰的呐喊，
其对民众的唤醒作用，是相当强大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质上亦无非是解
放人欲而已。

　　在这样的强力动员下，曰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在阐述“利益线”时，
就明确说保护利益线一靠军备，二靠教育，“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
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
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

　　甲午战争后，曰本思想家幸德秋水还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大概我国政界的腐败、
经济的不安，以及德教的颓废日甚一日，这些都足以使国家趋于危亡之运，而我国民的
麻木不仁却几乎到了极点”，“呜呼！国民若不及早从其昏睡之境觉醒，我国家之前途
奈何？”（《国民的麻木》）而此时的中国，也开始逐渐从昏睡之境觉醒。

　　

　　(三) 国家与民族：为谁而战

　　 受曰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铁蹄
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曰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

　　著名诗人哥德在德国统一前，曾说:“我们全都支持腓特烈大帝, 但普鲁士与我们
何干。”（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
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
等同于国家, 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美国著名
学者汉斯?库恩（Hans Kohn）指出：“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
象的”。（《美国的民族主义》）

　　曰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
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明治维新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天皇的权力根基却是不稳固的，难以形
成如中国皇帝那般的“朕即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天皇也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
线”，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可对抗西方强权、内可树立天皇“新权威”的重要途径。为
此，天皇必须向诸侯乃至社会公众让渡部分权利，而这种让渡本身恰恰与近代的君主立
宪制相吻合。

　　在作为明治维新发端的《五条誓文》（1868年）中，几乎都是关于权利的共享：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致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言，不仅大大地解放了思想，为维新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础，实质上也是一
场相当彻底的自我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此时远比曰本强大的大清，一直到了王朝
末日都难以痛快地向民众进行类似的政治宣示，惶论真正让权。

　　天皇的“买卖”十分合算，他向公众让渡了本被幕府攫取的权力，换取了全民的效
忠，以及“ 万世一系”的皇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牢固地位，并推动了和国家在体制和
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解放。与此类似，明治天皇也开放了舆论，报刊迅速成为对政府的强
大监督力量甚至是反对力量，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参考拙作《曰本满清谁是“中华
”——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天皇同样用新闻自由换取民心和民智，
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开明的新形象。

　　而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戊戌变法的本意是想推行一场中国式的
明治维新，但势禁形格，却酿成一场流血政变，并最后导致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走向以
义和团为代表的另一保守、顽固的极端。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根本的一条，就是既
得利益者没有开放权力的诚意，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这一极端落后的“部族政治
”，为了维持其小团体的利益，而死死抱住旧制，直到被强力推翻。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
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
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 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
体, 人民权利, 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 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
主权者, 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 共谋幸福, 斯
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 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
：“爱国者何? 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 觉其国家之
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
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 亡之无所惜”，他尖
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 内无以保民, 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 朝野同
科, 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
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
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三.一 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

　　相比曰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先天
的难题：满汉之分。对待满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争的
主题，也成为大清精英社会进一步“撕裂”乃至“内讧”的原因。

　　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尽管经过历代帝皇的精心调理，满汉深层矛盾还是难以解决
，这其实牵涉到最关键的政权基础问题。满清既决心将政权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则汉民
族的沦陷感便难免被一次次地激发出来，作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为野心家的旗号而
已。清史上的历次动乱，几乎无一不是打着“反满”的旗号，无疑，当时的“反满”与
日后的“抗日”，在“政治正确”方面不相上下。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
义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异的“双胞胎”。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
，“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
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有学
者另将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分列出来，认为
他们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
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无论如何划分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满清如何定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是坚定地“排满”者，不仅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写进了党纲，更是进行了多次对满清权贵的刺杀。革命派将排满作为号召，不仅是其理
念使然，也是现实政治的技巧考量。当时的中国百弊丛生，要一一清理，相当费事，而
将所有问题都一骨脑儿归结到作为“靼虏”的满清的统治合法性上，无疑在政治动员上
既简捷又有效。当然，后来也证明，驱除靼虏后，中国的问题似乎一样也没少。除了诉
诸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效力外，“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对中央政权进行反叛和抗争这
一更为本质的诉求；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势力来说，支持“ 排满”也有效地遮
蔽了他们对中国利权的实质侵夺，这从近年被学界披露并逐渐被接受的孙中山对日秘密
协定等事件，均能窥见其斑。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原则，国与
国之间就是不择手段。当这样的国际关系遭遇到同样不择手段的革命时，中国的民族主
义表现便给后世的官方史家增加了许多解说的难度，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沉默是金，不
提那些复杂的细节。

　　革命党的民族主义，诉诸历史上惯用的大汉族情结，以简捷、直接、激烈、着重于
破坏的“愤青”形象出现。而梁启超和杨度等所谓立宪人士，就没有这么洒脱，毕竟他
们着重于“立”而非“破”，因此，不得不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纠葛中，殚精竭虑地思考
同样复杂的民族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地
传播，并最终推动了革命派将狭隘的、在革命过程中十分有效的“驱除靼虏”口号，转
变为更宽容的、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过程中更为现实的“五族共和”。

　　梁启超将瑞士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梁译为伯伦知理)
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时, 创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说: “吾中国言民
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
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
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随后，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
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非合
种不能与他种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
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但在“驱除靼虏”与“五族共和”的两种民族主义争论中，曰本的民族主义却变得
更为激进，最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三.二 猪尾的尊严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动，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过程。

　　先是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曰本民族主义，而中国依然蒙头酣睡；随后，是曰本在民族
主义激励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下子惊醒了中国。

　　在甲午战争刚起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轻蔑地将这场黄种人的内战称为“猪尾之战”
，大清臣民脑后的那条“猪尾巴”成为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有意思的是，“猪尾之战
”却最终激发起了“猪尾”的尊严，甲午战争失败后，惊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把矛
头指向曰本，相反，倒和曰本的民族主义合流，中日联盟、黄种人联合对抗西方的“大
亚洲主义”为两国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少数
敏锐地洞察到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西方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曰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
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曰本的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
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之后再度横扫世界。

　　曰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亲善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史、在曾经敌对的两国的民族主
义运动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
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旅日学生甚至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
军作战。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
，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
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
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
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
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
，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
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
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密。孙中山和秋瑾
等，听到日军的捷报都欢呼雀跃，鉴湖女侠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
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讴歌日军。

　　在抚平甲午之战创痛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学习日
本开展更为彻底的变法，另一个则是对所有的“洋务”进行极端的抵制。当戊戌变法终
于失败后，后一种民族主义便开始主宰中国，并最终发展为逢洋必反的义和团运动，在
给予国内改革力量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八国联合军事干涉。
在满清贵族幕后主导的义和团式的“大民族主义”失利后，满清便再也无力控制以排满
为号召的“小民族主义”。而满清部族内的“微民族主义”却在不择时机地蠢蠢欲动，
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奇的同时死亡后，以改革标榜的新政府，前所未有地由纯满
人组成了内阁，颟顸的贵族们愚蠢地将自己的民族特性，放到了光天化日下成为众矢之
的，加速了汉人的离心倾向和王朝的崩溃。

　　在满清逐渐死去的呻吟声中，曰本在越来越自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看到了自己取
代满清入主中原的机会，中日冲突成为两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战场。受到曰本启发而形
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的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
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曰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至今依然。这或许也正是中日两国之
间的历史宿命所在？ [完]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7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