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组织的权力

最后的草原

    环保组织的权力
          转自—冯永锋博克

有些观点是值得辩论的。当有人说环保组织“不专业”的时候，我突然想，在中国，有哪个行业是“专业”的呢？当有人说环保组织“管理上有缺陷”的时候，我在想，在中国，有哪个行业的管理是没有缺陷的呢？
  有时候我甚至想，衡量一个机构最重要的在于看它的“能量”是否朝正确的方向行驶，占有多少钱，凝聚着多少员工，主持着多少项目，可能都是其次的。如果一个机构的能量很庞大，可方向却是邪恶的，那么这个机构越专业，社会危害性就越大；如果一个机构占有的资源无穷丰富，可是其能量却是憋闷、淤积、腐烂、发霉的，那么这个机构管理得越完善，生活在其间的员工，过得越痛苦。
也许最重要的是你的机构和行业是否有理想，受这理想而聚流的能量，是否朝正确的方向流淌，是否灌溉给合适的田园。如果二者是齐备的，那么，一个机构的能量就可能很强大，虽然它可能只有一个人，虽然它可能没注册，虽然它可能经常因为账目问题和管理问题而饱受批评。
（一）疏通“水库”，合流“小溪”

近些年来，由于水电站引发了环保组织的奋力关注，于是也就引发了我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那么爱修水库？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1949年以来，发生了好几次修水库的高高潮，有许多重大事件，其实都是以修水库为先锋、为标志。修水库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证明自己能力和权力的一个很便利的选择。自然界是最好欺负的，河流是最容易拦截的，因此，人类在自然界的身体上，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在中国大地上，水库像肿瘤一样随处可见。
中国人的爱修水库，其实是自古就有的，或者说，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基因。其实，如果我们把文化胡乱地区分为水库型群体和小溪型群体的话，那么中国人，一定属于水库型群体。
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动荡和互相伤害。当我们说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时候，我们最好在背后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也许我们是一个不敢侵略他国、不好张望其他领域的群体，但决不等于我们不好打斗，不好屠杀，不好争夺，不好侵略，不好血腥，不好手持武器任意杀戮的那种快感，不好把别人踩在脚下的那种虐待型娱乐。看看历史，很清楚，几千年来的中国，战争的时候多，停顿的时候少；百姓被人掠夺的时候多，安静生活的时候少；军事型的城市多，生活型的城市少；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的时候多，互相帮助的时候少。
这种动荡造就了一种普遍的恐惧，这种恐惧造就了一种普遍的“储蓄型心理”。一有钱，先盖房子——把钱以固体的形式储蓄下来；再有钱，就买地——把钱以确权的形式固定下来；再有钱，就换成金银，挖个窖藏起来——把钱以浓缩的形式提纯下来；再有钱，就使劲地生育，让财富以人口的形式屯聚下来；再有钱，就可能支持子女去上学去考试以当官——争取把钱以权力的形式膨胀起来。无论哪一种形式，其实都是水库型的心理，这里面，投资的成分少，流动的欲望不强；这里面，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烈，造福他人、支持公益与回报社会的心理非常淡漠。如果说这里面有投资的成分，那么最明显的莫过于支持子女读书，中国人好像爱读书，但其实根本不爱“读书”；爱读书是因为把读书当成光宗耀祖的一种最佳进阶，上学不是为了求真，求学不是为了得到了良好的穿透力，追求课程和通关考试的过程，不是为了追求学术自由，不是为了破解人类困境，不是为了改良社会的压迫和压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命运共相关联；因此，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教材，几乎所有的学子，都受“功名”之累，很少人成为思想家和犭虫立学者；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爱贿赂，都怕死，视野只在“朝廷”的牢笼里打转转，即使所谓学问达到“天人之际”的人，也很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服务官员”。
但是时代已经不再欢迎水库机制，时代渴望人们的能量流动起来；时代不再允许人们聚结在一起互相伤害共同腐烂，时代要求人们欢快起来、互助起来，时代建议所有的人都成为清澈的小溪。社会固然需要储蓄和积累，但水库过多的结果就是社会没有一条自由奔流的河流，处处都是一潭死水，如果这样的话，社会积累的能量再多，社会的财富再丰盛，中国社会就仍旧是一个淤滞型的社会。一个人会生病，是因为经络不通，是因为情感不畅，是因为思想和行动不自由；一个社会爱生病，也是因为经络不通，也是因为情感不畅，也是因为思想和行动不自由。
这时候，以环保和公益为出发点的民间环保组织出现了，它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它的权力其实很细微，但是它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疏通经络，就是释放情感，就是导流能量。
环保组织本身没有增持能量和制造能量的权力，环保组织的权力就在于通过自身的智慧和理想，激发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水库开闸放水，让社会上各种能量互相关联和爱护起来，互相激荡，互相增持，促进社会生态系统的多样化，这样，能量释放的有效性和可爱度就会好一些。
此时，社会才明白环保组织的益处。因为在当前社会，只有超脱自私才可能让能量得到稍微正确的释放，一座座有形无形的水坝才可能被溪水冲溃。而环保组织的天然公益性，因为在这社会上是稀缺的，所以，虽然其非常微小，虽然其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不长，但显然，由于公益能量本身一直潜存在所有公众的心中，因此，当时机到来，公众打开闸门之后，你看到，社会上一条条溪水，往环保组织方向流动。
这时候，环保组织的权力，不再是建座大坝，修座水库，把这难得的“资源”给储存起来，而是顺势而为，把能量之水往最需要的地方灌溉，只要促进了自然的循环，社会生态生生不息，小溪会越来越多，溪中之水会越来越丰厚。
（二）理性和专业性像个紧箍咒吗
2008年，当我把观察的聚光灯打向中国本土环保组织内部，然后同时把时代的困境作为一个观察环保组织的要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也许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正在成为最有权力的一个团体。
有那么一天——其实就在我写这篇稿件的几天前，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办公室，接到一个来自阿克苏地区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自称姓杨的“副主任”，主管着阿克苏政府的网站，他要求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把“乌苏啤酒”从污染名单上免掉，理由非常简单：“你们有什么权力做这样的事”？
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自己具备这样的权力。他们做的其实只是信息收集和数据挖掘的工作，一切信息的来源都是政府相关部门。乌苏啤酒的污染问题不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去调查出来的，也不是环境志愿者的主动曝光，更不是污染受害者们的被动呼告，而是当地环保部门和国家派出的环保督察组检测出来的，是“重点督办”的对象之一。一个企业因为环境污染问题会被“督办”，要求限期内解决，至少实现达标排放，那么肯定是因为它们此前有过不达标排放的行为。
乌苏啤酒据说背后有“嘉士伯啤酒”的投资，因此，在这个“政府网负责人”打电话之前，其实阿克苏环保局已经给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打过电话，也是强烈要求把乌苏啤酒从污染名单上撤下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回答非常简单：“你们以环保局的名义出个盖着公章的文件，说明乌苏啤酒已经整改到位，并把文件传真给我们，我们可以把你们的证明作为证据，把乌苏啤酒从污染名单上撤下。”可惜，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好几个星期都过去了，当地环保局没敢出具这样的“证明”。
当然，在环保局出面帮助乌苏啤酒“摆平此事”之前，嘉士伯的公关部门也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拜访”过。他们有满腹的委屈和痛苦，可惜，由于缺乏真正的治污诚意，一切公关行为都被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委婉地回绝了。
乌苏啤酒或者说嘉士伯啤酒的表现其实只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近年来看到的众多好戏的一小幕。从他们开始公布中国污染企业名单的那一天开始，各种各样的权力部门就开始与他们周旋，这些源于企业却往往表现为政府面目的“权力表达人员”，想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想把自己的污染罪恶被如此显眼地呈现。而同时，他们对消除污染罪恶的真正措施却迟迟不肯奠基。有一家企业甚至委托了一家专业“公关公司”的高手上门破解，公关公司的人甚至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把这家企业从污染名单上除去，我可能就要丢了我的工作。”
环保组织天然与公众站在共同的立场，拥有公众相同的情感。因此，只要你敢于与公众利益、自然利益站在一起，你就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可能性。在中国有大量地方仍旧在虚情假意地保护环境的时代，环保组织有无数的空白点可以去填充。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在中国，从事环保事业是非常容易的：你几乎像是站在一个宽阔的原野上，往任何一个方向走，都得走出好几万里。从这个层面上说，环保领域里商机无限，它里面的成长空间无穷，机会成本去很小。
这大概也是稍微“专业”、“理性”一些的环保组织很容易地获得它的“权力感”的重要原因。这大概同样也是多年以来的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情感环保派”在今天仍旧具有无限转型可能的原因。
因此，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度过了意义非凡的2008年。2008年5月份之后，北京地球村决心参与四川灾区的灾后重建。廖晓义发现，此前她正在全力宣讲的“乐和”理念，有可能在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的重建过程中找到契合的基点；而这个重建的过程，甚至可能成为中国乡村重建、中国人心灵重建的一个范例。从此，她从城市走向了农村，把一个事件提炼为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她甚至认为，“农村是中国环保的希望所在”、“小岗村之后是大坪村”。
这时候，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北京地球村的“权力”或者说资源调度能力，当一个人为了美好的理想而猛扑过去的时候，她所召唤的所有资源似乎都从沉睡着惊醒。大坪村这个“乐和家园”的建设过程是我看到的资源附集得最迅速的过程。当红十字基金会批准北京地球村的项目之后，当南都公益基金、壹基金纷纷给予跟进资助的时候，你感觉到了社会能量的那种爱意；当生态建筑师刘加平、周伟异常珍惜着这次当义工的机会的时候，你同样感觉到社会能量的那种爱意；当乡土工程师、乡土职工、有机食品集团、媒体界、学术界纷纷投身前来助阵的时候，你还是感觉到了社会能量的那种爱意；最后，当你看到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的官员们、当地乡亲们对廖晓义们的那种义不容辞的接纳和支持的时候，你同样感觉到社会能量的那种爱意。
其实不仅是中国社会，其实是全世界，每个地方、每个个体身上都潜藏着无限的能量，问题在于社会激发这种能量的方式：是正向的激发，还是反向的激发；是强迫其压抑还是鼓励其释放；是挟带着美好的情感的热流，还是备极无情的冷气。
从“环保组织的权力经历”来看，也许2008年12月28日、29日的“阿海项目技术评估会”更加让人欣喜，这两天，“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绿家园志愿者”，由于持续关注中国江河的命运，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金沙江阿海电站技术评估会。阿海电站虽然早已开工，不仅导流洞已经修好，就连合龙的条件都已经在2008年12月底具备了，可由于相关手续并没有得到批准，无论如何，水电集团必须走过程序这一道关；虽然这程序充满了形式主义之嫌，但至少，邀请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到一个项目的技术评估中，还是让人感觉到时代在进步。但是“权力意味着责任”，马军说：“以前没有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人认真听你的发言，现在，大家开始走程序了，开始有人分析你的文章，有人研究你的发言，这时候，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有效，是否能让对方感觉到必须重视、必须兼容，就成了唯一的衡量环保组织的标准。这时候，我们怎么办？”马军同时还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当中国所有的项目都愿意邀请环保组织作为特邀代表、并表示愿意虚心接纳环保组织的意见的时候，中国有多少环保组织有这样的能力？面对纷面沓来的业务，中国的环保组织能够承接多少份额的“业务”？
同样的问题是，2008年8月份，绿色和平、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利用环境保护部审查上市公司环境表现的机会，在其“公示期”内，对“造纸大师”APP旗下的一家公司的上市申请提出了质疑，减缓了这家公司上市融资的步伐。可每年中国有大量的企业都在等待上市，他们个个都要通过环保关，都要通过“公众参与关”，可如果中国的区域公益型环保组织不够的话，有哪些环保组织有能力代表公众逐一对这些企业进行环保审查，并提出有效力的“书面意见”？
如果说绿家园志愿者在关注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是以持续性和坚韧性获取了其对话“权力”的话，如果说绿色和平、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关注公益的过程中是以理性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法规获得了相应的“权力”的话，那么，北京地球村也许一直延续着其“美好情感”的权力形态。当一个社会整体缺乏目标的正当性和公益性的时候，无论是理性还是情感，其实都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智慧之一。当参与时代事件的过程同时也是情感表达的过程和能力表达的过程的时候，这个机构、这个行业肯定会显示出强大的迷人之处。

（三）2009年之后，将是“内生式环境保护”时代
如果一个地方陷入僵局，我们经常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创设一个新特区以解决老问题，当一个机构开始陷入危困的时候，我们不是想办法去改良这个机构，而是想着在维持旧机构的同时，新建一个机构；结果，是老病根没去除，新特区又开始生病；老机构在那继续作恶，新机构也开始成为恶行者。
但环保组织显然将是内生的，不是打倒旧机构而成立新机构，而完全是在旧机构里生长和发育。
整个来说，中国本土的环保人士都有良好的内生性，只是，这种内生性仍旧不够。中国今后两大类环保组织将是重点，一是区域公益性的，二是行业公益性或者说目标单一性的。
几个月前，在我撰写《每个县都需要有民间环保组织》时，我只想到“区域公益性”这个内生方式。我相信本地的环境问题会因为本地人的关注和调理，而慢慢得到解决，本地环保组织会在这调治的过程中慢慢地出现，并逐步成为当地公众环保能量的汇集点和调度室。几个月之后，我才想起了我的一个疏漏：我忘记了中国还很少目标单一型的环保组织。
中国似乎还没有河流保护组织，没有海洋保护组织，没有湿地保护组织，没有森林保护组织，没有草原保护组织，没有空气保护组织，没有土壤保护组织，没有关注垃圾问题的组织，没有关注污水问题的组织，没有关注石头的组织。
当然，好像中国是出现了流浪猫、流浪狗的救护组织，也看到了许多组织都有无数的与上面这些单一目标相近的“项目”，甚至看到了某些机构像绿色流域、绿色江河、绿色汉江等确实有明确的专业工作方向，看到了像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那样的对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持续关怀，也看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者援助中心那样的对环境灾难受害者的法律干预。
但显然，我们还是发现，有许多组织还是想从事太多的业务，都想成为综合性的环保机构。也许这样的道路正在走到尽头。当一个组织什么都想做的时候，可能什么都很难做成；当一个组织持续地沉迷于“环境教育”、沉迷于“公众参与”的时候，可能其运行的过程恰恰耽误了环境教育和公众参与。
当前的环境危机确实容易让人乱了阵脚，而环保事件的丰富性又确实足以让任何一个想从事环保事业的人在瞬间握住一些项目的枝条。当有一天我在焦虑中国森林纯化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也许我该自己去成立一个致力保护中国森林、致力调查中国森林危机的组织了。同样，也许汪永晨也在想，当2003年之后，绿家园志愿者持续地参与到中国江河命运的抗争中来的时候，也许绿家园今后需要确定成为明确化的河流保护组织。
区域性和专业性有一个生长方式是从已经有的环保组织身上分蘖出来，或者，由原有的环保组织孵化或者催化出来。想来，自然之友这样的机构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样的机构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自然之友的各地“会员小组”，是最好的区域性环保组织的基形——或者说，自然之友一直就在做孵化工作；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则可能在催化方面能做更多的工作。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民间环保过程进行一次阶段小结，那么也许1994年和2004年是两个关键年份。1994年之后，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绿家园、绿色营等纷纷成立的时候，是一群文人或者说知识人无法忍受中国环境的伤害而挺身而出；而2004年，则是一群同样有着“文人精神”的中国知名企业家，因为无法再看到中国环境的恶化和国人的心灵沙化而挺身而出，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现在有许多人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样的组织看成了中国内生式环保组织的另一种希望所在。由于每个进入协会的企业家每年至少要交10万元作为会费，由于会员企业家已经超过了100个，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为了中国目前本土民间环保组织中唯一“为花钱而发愁”的机构，手头有着上千万元的资金。当许多中国本土民间环保组织为了求生计而不得不控制项目的欲望的时候，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却在为如何把钱花得有理由而不停地探索。
有些事情似乎开始明朗，2008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准备成为一个关注环境保护的基金会，专门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项目。这样一来，中国人自己帮助中国本土环保组织的路桥似乎正在搭成。以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将可能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大型募捐平台，其他的民间环保组织需要做的事，只是要用心把手头业务做好，不再需要担心经费的问题。阿拉善甚至还有一个更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催化器，不仅在其从事的项目上予以经费资助，而且在其管理能力上、财务能力、“绿色领导力”上，也给予更多的培训和引导。
也许，2009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头。当社会所有的能量都渴望对话和交流，当社会所有的江河都愿意匀出一部分溪水而用于滋润中国大地上的环保组织和环保项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民间环保组织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
权力获得的过程是能量集中的过程和资源匹配的过程，能量集中也可能同样带来能量淤积的后果。这时候，如何把能量进行最好的导流和应用，考验着环保组织的能力。因此，说到底，你光有情感不够，你得要有能力；你光有能力不够，你还得有情感。这才是环保组织的权力所在。
（2009.1.21）

teme

透彻！好文，收藏了

老那

塔林汗志愿者们，今年有哪些活动可以参加？

0477

环保会成为民间和官方合作的组织！
因为他切实的涉及到百姓的切身利益！

hiiyan

拜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