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harlag 于 2010-10-31 22:07 编辑
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
王立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东胡是东周时期活跃于燕国东北面的一支胡人。有关东胡的遗存，在考古学上长期未能确认。2002年发现的林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是在赤峰地区继续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这批墓葬不仅从年代和地域上能够满足与东胡相联系的条件，在经济类型和人种特征上也与东胡族所应具有的特点相吻合。
关键词：东胡；遗存；新线索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据史书记载，东胡是东周时期活跃于燕国东北面的一支胡人。燕国在北却东胡之后筑设长城，其主要目的即是为了抵御这支胡人的南下侵扰并保卫新获取的大片土地。显然，就地理位置来说，燕北长城的南北两侧地带，应当就是找寻东胡遗存的重点区域。
在燕北长城所经行的努鲁儿虎山以西的赤峰地区，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发掘红山后石椁墓群以后，滨田耕作等人就曾将其命名的“赤峰第二期文化”的族属指为东胡[1]；1958年，李逸友先生在报导宁城南山根发现的一批青铜器时，也认为这是东胡的遗存[2]；1960年，夏家店遗址的正式发掘，确立了夏家店上层文化，证明红山后石椁墓群与南山根的铜器群应同属这一文化。发掘者进一步提示了该文化的族属与“东胡”、“山戎”相联系的可能性[3]。在努鲁儿虎山以东的大、小凌河流域，1960年朱贵先生在报导朝阳十二台营子清理的青铜短剑墓时，则提出了此类青铜短剑墓葬的族属为东胡的观点[4]。此说还得到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的肯定[5]。1978年，乌恩先生提出朝阳等地发现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ⅢA型）应归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东界可至阜新、朝阳地区[6]。80年代初，靳枫毅先生更将大凌河中下游及小凌河流域的青铜短剑墓作为“十二台营子类型”而划归夏家店上层文化，并论证了这一概念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为东胡的观点[7]。在随后的文章中靳先生又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详细的探讨[8]。自此，将这种宽泛概念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视为东胡，成为考古界一段时间内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
对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含曲刃青铜短剑的遗存是否属同一考古学文化的问题，1980年林沄先生在《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一文中即提出了明显不同的看法：“热河山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并非东北系铜剑的主要分布区。这就从总体上否定了东北系铜剑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9]。这实际上已将大、小凌河流域以青铜短剑墓葬为代表的遗存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别开来。1987年，朱永刚先生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0]。这一认识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同。目前，多数学者在论及大、小凌河流域晚于魏营子类型的青铜文化遗存时都已单称其为“凌河类型”[11]，甚至有的学者径称其为“凌河文化”[12]，而不再将其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一部分。
至于这两支文化的族属，林沄先生在1980年的那篇文章中已指出，东北系青铜剑主要分布区内的文化的族属并非东胡，这自然就包含了“凌河类型”在内。在199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林先生又进一步驳斥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东胡说。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夏家店上层文化中迄今没有找到可以晚到春秋中期以后的任何明确证据，与文献所记东胡活动的确切时间有很大差距。其二，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以东亚人种成分为主体，与被认为是东胡后裔的鲜卑、契丹的人种成分大不相同。其三，从文化内涵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有明显的定居村落，有农业，与东胡后裔乌桓、鲜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有显著差异[13]。
1992年，邵国田先生报导了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的调查清理资料，并于结语中提出该墓地A区墓葬是年代介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至战国燕文化到达之前的一种新遗存[14]。1998年，郭治中先生又向人们展示了敖汉旗水泉墓地的新发现，并提出了赤峰地区年代继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的又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水泉文化[15]。这两批新材料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辽西区（包括努鲁儿虎山以西的赤峰地区）晚期青铜文化的缺环，也真正使人们认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与文献记载中东胡的活动年代确有一定距离，难以将其族属与古族东胡直接联系起来。
铁匠沟遗存与水泉文化，从地域和年代上看显然与东胡活动的地域和年代十分契合。两种遗存所在的赤峰地区，大体属燕设五郡中的右北平和辽西郡的一部分，这里不仅有燕北长城所经行，而且长城于此分为南北两段，显见这一区域在防御东胡方面的重要性。从年代上说，两种遗存的年代大体都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正是燕国北却东胡之前的一段时期。所以，两种遗存自然可以作为探索东胡遗存的对象。然而，若想确定某类遗存的族属，仅仅考虑年代与地域的吻合是很不够的，包括葬俗与经济形态在内的文化特征上的吻合，也显得格外重要。
文献中关于东胡的生活与习俗，缺乏直接的记载。不过，东胡之所以被中原文献称为“胡”，并不仅仅因为它“在匈奴东”（《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语），更重要的是它应具备与胡人相同的经济形态－“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史记•匈奴列传》语）。这从文献记载的东胡后裔乌桓、鲜卑的习俗可以得到印证。
1、7、9—14.罐（1.夏家店M14:1，9.夏家店M7:1，余皆红山后石椁墓地出土） 2.豆（大泡子墓） 3.缽（南山根M3：18） 4、6.鬲（4.大泡子墓，6.红山后石椁墓地） 5.壶（大泡子墓） 8.碗（红山后石椁墓地）
铁匠沟遗存系清理的被破坏的墓葬，3座墓的葬式、随葬品摆放位置、有无用牲现象等情况均无从知晓，经济形态不大明确。水泉墓地北区墓葬是水泉文化中迄今材料最为集中的一批。据发掘者介绍，有殉牲的墓约占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殉牲以猪最为多见，有少量的狗和个别的马、牛。从畜群的构成特点看，适合于定居饲养，而不适合较大范围的游动放养，与东胡所应具有的经济形态明显不合。所以，目前不宜将铁匠沟遗存与水泉文化的族属和东胡相挂钩。那么，东胡族的遗存仍需继续找寻。2002年发现的林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便是在赤峰地区继续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
井沟子遗址位于林西县双井店乡敖包吐村井沟子自然村北约400米处的一个向阳坡岗上。这里地处西拉木伦河上游北岸，属大兴安岭南段余脉。该遗址于1989年赤峰市文物普查时发现。1998年，林西县文管所王刚所长曾报导了遗址内被破坏的一座墓葬[16]，引起了我们的注意。2002年5月，我们在复查该遗址时发现，遗址中部有多处墓葬被农民所挖育林坑破坏，人骨时有暴露，且有被盗现象。鉴于该遗址文化内含的重要性，经报请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7]。
据地面调查和钻探，发现遗址范围内的墓葬可分东、西两区。我们的发掘位置选择在西区墓葬所在的遗址中部，发掘面积65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31座，灰坑3个。其中3个灰坑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而以31座墓葬为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图二 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青铜器、骨器与蚌器举例
1、2.銎柄式短剑（1.大泡子墓，2.龙头山ⅡM1：15） 3.空首斧（龙头山ⅡM1：6） 4.双尾铜饰（夏家店M11:1） 5.铜泡（夏家店M17:2） 6.齿柄刀（南山根M3:7） 7.铃形饰（南山根M4:41） 8、9.联珠形铜饰（8.南山根M4:36，9.龙头山ⅡM1:17） 10.箕形蚌饰（南山根M5:2） 11.S形铜饰（龙头山ⅡM1:11） 12.铜鸟形饰（南山根M4:28） 13—18、20、21.骨镞（13—18.红山后石椁墓地，20、21.夏家店M12:3、1） 19.弹簧式耳环（红山后石椁墓地）
图三 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出土陶器
1.无耳类夹砂罐A型（M13:2） 2.无耳类夹砂罐B型（M15:2） 3.无耳类夹砂罐C型（M27:1） 4.单耳罐（M13:39） 5.无耳类夹砂罐D型（M9:1） 6.（M2:2） 7.无耳类夹砂罐E型（M13:3） 8.双耳罐（M10:2） 9.B型鬲（M25:1） 10.A型鬲（M19:3） 11.无耳类夹砂罐F型（M5:20） 12.泥质罐（M19:5） 13.泥质壶（M13:40） 以上陶器分型同于发掘简报
此次发掘不仅获得了墓葬（M21）打破夏家店上层文化灰坑（H2）的层位依据，而且这批墓葬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比也存在本质的区别。从赤峰红山后、南山根[18]、夏家店、小黑石沟[19]、龙头山[20]等地的发现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常见石质葬具；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偶见双人葬，不见多人合葬；用牲现象少见[21]；随葬陶器墓的比例不高，且墓中多见小型的罐、豆、缽、壶、鬲等（图一）；随葬青铜器中的銎柄式短剑、齿柄刀、空首斧以及骨器中的短铤骨镞等（图二），也很有代表性。而井沟子西区墓葬则不见石质葬具[22]；双人以上的合葬墓数量多于单人葬；用牲现象普遍；随葬陶器墓的比例较高，陶器以形体较大的素面夹砂红褐陶或灰褐陶的罐为主，另有少量鬲、缽、壶（图三），不见豆。同类陶器的形制也有很大不同。如井沟子所见陶鬲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常见的陶鬲形态（图四）相比差别明显，似非同一系统；陶罐口沿不见夏家店上层文化流行的抹斜口沿的做法等。井沟子西区墓葬也出土有丰富的小型青铜器、骨器与蚌器（图五）。青铜器中的圆凸格扁茎直刃短剑、舌形铜坠饰、变体鸟首形饰与骨器中的梭形或方形骨扣、骨镳、弓弭等基本不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长铤骨镞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十分少见。这些差别的存在，表明井沟子西区墓葬是区别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一种新型遗存。但两者又有一些相同的因素，如井沟子无耳类夹砂罐A、B、C、D四型的直领特征、外叠唇陶缽、个别陶鬲腹部带扳的作风、弹簧式耳环、铃形饰、联珠形饰、铜泡、齿柄铜刀、扁茎凹格式短剑、箕形蚌饰等，则体现了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同类器或一些制作风格上的联系。
图四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常见的陶鬲形态
1-4均夏家店遗址出土（1.T3⑤:11，2.T7①:2，3.H5:15，4.T1②:7）
与同期的铁匠沟遗存（图六）相比，二者出土遗物的相似性较大。如井沟子A型、B型夹砂罐、M2:2缽与M13:40泥质灰陶壶形制分别接近于敖汉铁匠沟AM3:1罐、AM1:1罐（铁匠沟简报称瓮）、AM2:3缽（铁匠沟简报称碗）和AM2:2壶；两处墓地还出土了风格十分一致的变体鸟首形铜饰（铁匠沟简报称鸟纹饰）、涡纹铜饰（铁匠沟简报称涡纹圆形牌饰）、圆形铜泡、弹簧式耳环、瘦高喇叭状铃形饰、有銎三翼铜镞、S形卷云纹铜饰（铁匠沟简报称连锁卷云纹条形饰）等。铁匠沟A区的三座墓已遭破坏，仅知均为土坑竖穴墓，呈西北－东南向，分单人葬和双人合葬两种，这些特征与井沟子西区墓葬也比较接近。但铁匠沟A区墓葬所出野猪形牌饰、虎形铜饰、环首刀、带钩等不见于井沟子西区墓，加之有无用牲现象等情况不明。所以二者是否属于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尚有待今后的进一步工作。
与水泉墓地北区墓葬相比，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如夹砂褐陶的单耳罐、双耳罐以及圆形铜泡、铜丝卷曲而成的耳环等在两片墓地均有发现。墓圹方向也比较相似。但二者的区别却非常显著。水泉北区墓葬多见木质葬具；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用牲以猪的头蹄为主，且多位于填土之中；随葬陶器以器形较小的单耳罐、双耳罐、叠唇鼓腹罐和单把杯为主（图七）。井沟子西区所有墓葬均未见葬具痕；多双人以上合葬墓；用牲以马、牛、羊为主，不见猪，位置既有在墓内者，又有埋于填土中者；随葬陶器以大型无耳类夹砂罐为主，四足筒腹鬲颇具特色。水泉墓葬的骨镞和各类质料的装饰品的丰富程度亦远不及井沟子墓葬。从这些方面看，二者显然属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据初步了解,水泉文化的遗存只稀疏的分布于老哈河流域和大凌河的上游一带,而井沟子西区墓葬的发现，则表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消退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也并非空白。井沟子西区墓葬应当可以代表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可暂称为“井沟子类型”。
图五 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出土青铜器、骨器与蚌器
1.短剑（M3:6） 2.铜刀（M5:13） 3.变体鸟形饰（M6:1） 4、10.铜泡（M15:12，M5:4）
5.铃形饰（M3:46） 6.管状饰（M20:10） 7.变体鸟首形饰（M25:10--4） 8.铜镞（M26:20）9、17.联珠形饰（M31:7，M17:6） 11.S形卷云纹铜饰（M13:33） 12、16.耳环（M3:57—1，M31:22） 13.铜贝饰（M7:11） 14.涡纹铜饰（M5:10） 15.舌形铜坠饰（M8:2）
18—25.骨镞（M10:4，M26:13，M3:23，M3:25，M3:54，M3:26，M26:8，M26:7） 26.贝形蚌饰（M3:15--1） 27.箕形蚌饰（M21:25—1） 28、29.骨扣（M3:10，M3:59）
30.弓弭（M3:38） 31.骨镳（M3:58）
井沟子类型不仅从年代和地域上满足与东胡相联系的条件，从墓葬所反映的经济形态上看，也与古族东胡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井沟子西区墓葬的用牲现象很普遍，在后期破坏较轻的28座墓中有25座出现牲骨，用牲墓的比例高达89.29％。所用牲畜主要是适合于放养的马、牛、羊、驴、骡，尤以马的数量最多，另有狗一例，而未见猪。墓内也未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或农产品。反映了畜牧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当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墓内还出少量未经加工的野生动物的骨骼，经鉴定有鹿、獐、狐狸，同时也有水生的背角无齿蚌和淡水螺,骨器中又存在大量骨镞，说明渔猎可能是居民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补充手段。
图六 铁匠沟A区墓葬出土器物
1、2、4.罐（AM3:1，AM2:1，AM1:1） 3.壶（AM2:2） 5.（AM2:3） 6.变体鸟首形饰（AM2:11）7.环首铜刀（AM1:2） 8.S形卷云纹铜饰（AM1:17） 9.虎形饰（AM1:11） 10.带钩（AM1:29） 11.铃形饰（AM2:6） 12.铜镞（A区采） 13、14.铜泡（AM3:2，AM1:22） 15.耳环（AM2:27） 16.野猪交媾式牌饰（AM1:9） 17.野猪形牌饰（AM1:6） 18.涡纹铜饰（AM1:15）
井沟子类型墓葬所反映的经济形态特点，有别于赤峰地区年代上早于它的诸种考古学文化，也不同于年代与其基本相当的水泉文化。可以说，这是赤峰地区目前可确定的年代最早的以畜牧业经济为主、以渔猎经济为辅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及其以东以西地区普遍流行在墓内用牲的习俗，但各地在用牲墓所占的比例、用牲种类与数量、所用牲畜部位及放置位置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彼此所反映的畜牧业的类型与发达程度亦各不相同。井沟子类型墓葬的用牲特点，与地域邻近的冀北山地以军都山、梨树沟门墓地为代表的文化类型[23]、以大小凌河流域为分布中心的凌河文化晚期[24]、嫩江流域以平洋墓葬为代表的汉书二期文化[25]相比，差异显著，显示了自身的独特性。从其畜群的构成来看，更适合于在较大的范围内游动放牧。
显而易见，将井沟子类型指认为东胡，从畜牧、射猎这种生业特点上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
1、2.双耳罐（M79:1，M73:1） 3、4.单把杯（M22:2，M3:2） 5、8.叠唇鼓腹罐（M76:1，M8:1） 6、7.单耳罐（M75:1，M36:3）
值得注意的是，井沟子类型的居民虽系牧民，可能过着具有一定游动性的放牧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类型没有相对稳定的定居点。井沟子西区墓葬随葬陶器的墓21座，占此次清理墓葬总数（31座）的67.74％，比例较高，说明陶器是日常生活中的常备用品；随葬陶器以形体较大的夹砂罐（A、B、F型）数量最多，这类罐往往又是口小肚大，便于就地盛贮和加工食物，而不利经常性的长途搬运；数量较多的陶器型别都存在进一步分式的可能，表明这片墓地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并不是短暂的埋葬地。以上情况显示，井沟子西区墓葬所对应的应当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居住和活动地点。
人种学的初步研究成果表明，井沟子西区墓葬人骨材料具有明显的低颅、阔面、面部扁平的北亚蒙古人种性状，与已知的鲜卑、契丹的人种特征十分接近。研究者认为，这是东北地区目前所确定的年代最早的一批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居民，它与此前分布于东北地区的古居民的人种特征差异很大[26]。综合考虑，这一人群的主体很有可能源出更北的蒙古高原。
既然井沟子居民的人种成分与文献所记东胡后裔的鲜卑、契丹的人种特征相近同，年代、地域、生业特点与历来学者们对东胡的印象又如此吻合，那么，我们已有理由将其视为真正的东胡族的一部分。然而，井沟子西区墓葬的发现，毕竟只是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循此线索，还需继续做很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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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31 22:03:45
楼主
发表于 2010-10-31 22:21:41
发表于 2010-10-31 22: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