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评价毛时代中国核能力

科尔沁查干

美国对毛时代中国核武器发展的真实反应
1、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前美国曾谋求军事打击中国核设施，但因觉得不划算而放弃早在60年代初期，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就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评估，他们估计第一颗核弹会在1963-1965年之间爆炸，并在以后的两年可能储存目标为亚洲的少量核武器。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他们曾策划采取“军事行动”炸毁中国的核设施以“阻止”中国成为有核国家。比如在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一年（1963年）7月，美助理国防部部长威廉邦迪就曾要求制订一个对中国核武器制造基地进行常规军事打击，推迟中国核试验的计划。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中也指出：采取常规的军事打击是可行的，但是建议考虑使用核武器进行军事打击。肯尼迪本人也曾说过：“你知道，我们让一架不明身份的飞机飞到那儿并摧毁中国的工厂，不是很难的——他们只有一两处——我们能做这件事，或者苏联也能做，而不是面对拥有核武器威胁的中国。”
然而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前的几个月的1964年4月14日，美国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对向中国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反对意见：（1）从中国当前的核能力看，不值得因对之发动进攻而冒巨大的军事风险和政治代价；（2）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直接军事打击，最多只能使其瘫痪几年（可能是4到5年）；（3）如果中国发起重大进攻，美国采取公开行动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威胁也不可取，除非是中国采取真正有威胁性的进攻（核进攻）。
根据这份研究报告的意见，美国总统约翰逊认为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是不可取的，因为：（1）即使美国充分掌握了关于中国核武器研制进展的初期情报资料，也没有足够把握侦察出所有的重要核设施，即使行动“成功”，也无法绝对地阻止中国在未来几年再爆炸一枚核装置。（2）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就算中国的中短程核运载能力得到飞速的发展，也很难通过袭击驻亚洲的美军基地来削弱美国。因此，“中国的原子弹只会是一个政治工具，帮助中国赢得一些尊重”。对于中国在政治上的这一点收获，美国现在正在采取的措施已经足够，没有必要考虑军事打击计划。（3）从世界政治的角度，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就没有理由阻止其他国家这样做，比如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就曾有过军事打击以色列核设施的意向，比如苏联对西方世界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等。在这种考虑之下，美国政府逐渐放弃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详细]

2、美国不觉得中国核武器有多大军事威胁，他们更担心原子弹让中国领导人更“激进”其实，美国并不认为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在军事上有多大的威胁。因为中国1964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准确地说还只是一次核试验，还没有适合的运载工具使其武器化。即便在1965年中国实现了飞机投弹后，无论飞机的性能还是作战半径，不要说对美国本土，即便是对中国周围的美军基地，基本上都无法形成威胁。美国对此还是非常了解的，因此美国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1963年10月讨论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时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核能力“不会改变主要大国的力量关系或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平衡……社会主义中国和美国之间力量的巨大的不对称……无论美国的意图是什么，只要中共仍然只有软弱和脆弱的运载系统，他们就不得不考虑军事危机形势下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的危险。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自己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增加了中共的谨慎”。正因为如此，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才会在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说“不应该过高估计它的军事意义，因为从试验核装置到储存能被有效地投送到打击目标的核武器还需要多年时间……中国的核装置是原始的和不实用的”。
但是美国非常担心中国掌握核武器后对会在周边事务上更加“激进”，对日韩和东南亚等美国盟友形成威胁，甚至造成核扩散等不可控后果。从中国核武器爆炸前后美国的一系列评估和承诺中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主要在四个方面：
（1）、对日韩印和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会造成政治和心理压力，降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比如1961年国务院认为：“中国核武器带来的影响，更多是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军事方面；但它将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产生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潮流’的印象，会使‘许多亚洲国家更加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重新评估中国的军事能力对它们本国的影响，重新评估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它们将更愿意接近中国或疏远美国’，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无疑将因此遭到削弱。（2）、美国政府还担心出现核扩散：如果中国向周边的友好国家（越南和朝鲜）输出核技术，必然造成核扩散，从而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抵抗中国，尤其是日本和印度。这就不避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的有核国家。（3）、中国在外交上会更激进，增加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核装置的爆炸以及为获取核武器能力随后的一些动向，都将被共产党中国充分利用来提高士气和增强民族主义热情。北京所有形式的具有煽动力的宣传机器都被发动起来赞美共产主义的优点和中国人民在‘没有外部帮助下所取得进步’的能力。……中国将利用这种能力去寻求他们所宣称的在亚洲的卓越成就和他们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同时，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和军界的一些官员认为“中国人会因此觉得很强大，而这无疑会反映在他们对周边冲突的态度上；也许他们会觉得美国将更不情愿介入亚洲大陆，中国政策的调门可能会更加强硬，更加好战。”（4）、会促使苏联处理对外事务时更加激进。比如在肯尼迪看来，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就主张与西方和平共处，而中国仍然坚持激进路线，支持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因此，中国会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提高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声望，使更多的国家追随中国，这将迫使苏联也采取激进政策，以保持它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与美国的利益是相悖的。
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觉得“中共获得核武器马上会出现外交或政治上的难题，而不是军事上的难题”。正是出于消除政治影响的考虑，美国采取了两种措施：A、在外交上，在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后，美国向盟国确认美国的安全承诺，并声称美国的战略核部队有足够力量“摧毁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以抵消中国拥有核武器后对周边形成的心理和政治压力，同时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B、在军事上，为了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美国开始谋求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ABM），以尽可能减轻日韩等国遭受到的核威胁。…[详细]

3、文革前中国核能力飞速进步，毛泽东更加热衷“输出革命”不可否认的是，一直到1967年，中国核武研制进展大大超出了美国情报部门的预计。比如关于核导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认为“中国60年代末以前不能把核弹头配置在导弹系统上。”关于氢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是“不排除中国在70年代初开发出热核弹头的可能性。”很显然美国低估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能力。1965年5月14日，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航弹试投，这标志着中国拥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6年10月27日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而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更是让美国情报部门颇为震惊，时间上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会这么快，技术上他们对中国的核能力严重估计不足。这些成就都是后来被国人津津乐道的。
尽管尚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突飞猛进与之后毛泽东更加“激进”有必然联系。但在中国拥有实战的核武器仅一年之后，毛就发动了“文革”，对内推行“极左”政策，对外则更加热衷“输出革命”，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一方面中国更加努力地对外援助，比如给越南大量的军事援助甚至直接出兵帮助越南抗击美国。另一方面则更加积极对外输出革命，比如在缅甸，“1967年6月，我驻缅甸人员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受鼓动起来的华侨学校学生……欲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在越南，向越南人发放大量文革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等。在柬埔寨，“在新华分社新闻稿上，用毛主席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来影射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学生轮流来大使馆参加劳动，外电报称：中国大使馆训练‘柬埔寨红卫兵’。”而在东南亚，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反美反苏搞颠覆，支持马共在新加坡搞革命等。正是这些激进行为，让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不断，据查，文革初期中国先后与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使得中国的外交环境更加恶劣。…[详细]

4、文革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核武发展，直到1981年以后中国才对美国形成真正的核威慑“文革”不仅让中国在外交上损失惨重，更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美国的情报部门在情报中很明显地指出：“根据红卫兵的大字报，革命斗争已经发生在负责核武器和导弹开发的政府部门。国防科工委负责人聂荣臻已经受到了零星的攻击。另一个政治干预迹象是北京对待最近第六次核试验带有一种明显‘大跃进’式的宣传。当毫无畏惧地采取鲁莽行径的‘革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被称赞时，那些一步步解决科学问题的无名提倡者却受到批评。”在1969年的国家情报评估中，他们认为“由于中国不健康的政治局势，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任何显著进步的可能性都会减少。”几个月后，他们再次认为“有显著迹象表明文革已经侵入到国防科学技术部门的最高层和负责导弹与核技术开发的政府部门中，但是我们还不能确认这种破坏在哪里发生，也不能评估这种损害有多严重。尽管文革野蛮的、狂热的一面己经消退，但是未来对尖端武器计划负面政治影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美国情报部门关于“文革”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影响的分析基本上还是准确的。当时，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兰州铀浓缩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的大批科技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些工厂也面临停产的边缘，大量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被破坏，一些重大科研项目也受到严重干扰和削弱。而文革对中国核计划的迟滞从三个方面就可以看出来：
A、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的部署方面，1966年10月，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后，1967年美国情报人员预测中国“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的有限部署可能将在未来约6个月内开始。1968年后当核弹头的数量不断增加时，这种部署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这些部署将可能威胁美国基地、从日本到菲律宾、南亚和印度北部的重要城市。”然而直到1969年中国才真正开始部署中程导弹，而且部署数量很少，其中固然有由于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存在“推进剂燃料不好贮存，临时加注很费时间”的缺点而进行更新换代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文革对核计划产生冲击造成了生产混乱所致。
B、在中远程导弹方面，中国早在1967年5月就已经成功实现了液体中程地对地导弹飞行试验的成功。1970年1月再次进行短射程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71年11月15日，中远程地对地导弹长射程试验获得成功。因此，美国情报机构预测；如果在1974年末或者1975年上半年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的话，中国将具备覆盖可能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苏联欧洲目标的象征性能力。然而自1971年末试验以后，由于文革的影响，中远程地对地导弹的进一步研制工作儿乎陷入停顿状态，直到1975年经过调整、整顿才出现转机。
C、在远程导弹方面，最大射程为13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是从1965年就开始决定研制的。美国情报部门评估称“有证据表明到1967年下半年中国可能开始进行飞行试验。……1970年代初就会有几枚携带裂变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投入使用。……可能将在1970年初研制出百万吨级当量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1972年初拥有初始作战能力是可能的”但是到1968年夏，他们发现“中国在现代武器的开发和生产上所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几年前我们根据他们明显的进步而做出的判断”，他们认为这肯定与文革有关，“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不仅仅贯穿于经济的生产和运输出现推迟，而且在涉及指挥和管理尖端武器计划的重要机构内部出现了政治上的混乱。”中国在1971、1972、1973分别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试验，但是由于质量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均未获得成功。直到1980年5月18日中国才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全程试验。这个拖延，主要是受了文革动乱的影响。正因为中国的导弹核试验并未取得美国所设想的成功，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降低了，在1968年7月1日正式签定的核不扩散条约中几乎没有提到中国，而且美苏都相信中国不会扩散核武器。
正是由于文革的影响，使得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不断迟滞，而直到1981年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服役，中国才真正具备了对美国具有实质意义的核威慑能力。中国核导弹的射程、服役的时间和打击范围如下表所示：

中国导弹的打击范围和服役年份表（图片来源：詹欣《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军事的评估（1947-1976）》）
具体各型号导弹的覆盖范围如下图所示：

中国洲际导弹核力量的射程评估猜想图（图片来源：环球网）

也就是说，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对美国的威慑能力仅仅停留在美军在东亚的几个基地中，而且当时美国积极谋求在东亚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ABM）使得中国导弹的打击能力更加有限。反导系统的效果如何呢？据1966年底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保护美国免于70年代中共攻击造成的伤亡的有效性”进行估计，他给出的数据表明，根据当时中国的导弹水平，如果有防御体系，整个70年代面对“中国威胁”就可以达到“零伤亡”。尽管这不无夸大的成分，但的确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也难怪90年代美国安全专家说“在1964-1981年之间，由于中国并不具备发射洲际导弹的能力，因此中国对于美国的核威慑是不可信的。而直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最低核威慑才变得可信”。…[详细]
5、1969年美国为了让中国牵制苏联，阻止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中国当时的核能力到底如何呢？是否能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保护中国不受欺负呢？其实很难。最典型的例子是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冲突之后，即便中国已经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如果不是美国压制苏联，中国就有可能遭到来自苏联的核打击。据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回忆说：“1969年8月18日，国务院的一名中级官员、苏联问题专家威廉斯蒂尔曼同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官员共进午餐。这个苏联官员突如其来地询问，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而10天之后的《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不管此事是否真如传言所说是美国官员故意透露出去的，这都表明苏联的确曾经有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计划。《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索尔伯里的著作《中苏战争》也印证了此事：“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1969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日本的学者小山内宏也说，“苏联正在策划的对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战争，也就是说不但使用原子弹，而且将使用氢弹。……1969年，苏联战略导弹部队副司令弗拉基米尔叶托卢勃科中将被任命为苏联远东军司令一事，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
而这场危机是如何化解的呢？真的是靠中国的核武威慑么？显然不是。几乎在所有人的眼中，苏联的核打击是当时的中国所无法抵挡的。而正是美国的表态压制了苏联的战争欲望，依基辛格的话，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在军事上“击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从一开始，尼克松总统和我就确信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如果莫斯科在侮辱北京而使其丧失战斗力方面得逞，苏联的全部军事力量就可以投向西方，从而显示出苏联的冷酷无情和美国的软弱无能……这样一来，日本和西欧便会屈从于苏联的其它要求，更不用说在苏联周围的许多小国了。”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苏联得逞，整个世界就会畏惧。“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因此1969年11月，尼克松在关岛之行中对苏联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其生存对我们的安全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保护。”正因为如此，苏联才放弃了打击中国的核计划。
当时中国核能力到底如何也可以从周恩来的话语中管窥一二，1969年为化解中苏战争危机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谈话中周恩来曾明确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以前这句话经常被用来说明对苏联核威胁的强硬表态，但是细读，似乎很难读出强硬的意思，倒更像是一种让步与妥协。由此可见，中国当时对抗核威慑的能力，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底气十足。
1971年东风三号导弹部队服役，中国对苏联才真正有了实质意义上的核威慑。直到1981年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服役，中国才真正做到了对美国都具有核威慑能力。而后者真正形成战斗力，则是在更久之后。…[详细]

科尔沁查干

59年后美中情局对华情报分析为何看走眼

导读]大体而言，中情局对于1959年以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和评估是比较正确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中情局对于此后几年中国发展的预测，则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较大偏差。


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解密了一批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件，这批文件汇编为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取名CIA’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共70件，约千余页。其内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形势的评估和预测。
其中，有关中国1958-1959年形势评估和其后5年发展预测的几份报告，特别引人关注。正如文件分析的，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其“意义超过了自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其他任何国内的发展”。
大体而言，中情局对于1959年以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和评估是比较正确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中情局对于此后几年中国发展的预测，则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较大偏差。
预测大跃进经济年增10%-13%
中情局关于中国发展的预测，首先在“大跃进”后经济增速上栽了跟头。
他们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在“一五”计划期间有了迅猛的发展，这显示了中共“对资源利用的掌控能力”，但无论工业还是农业，其发展水平仍十分落后。同时，尽管“超速度的”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造成了国内普遍的压力和紧张”，但还“没有发展到威胁共产党领导地位”和“限制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严重程度”。这些都是“大跃进”现象出现的客观条件。
至于“大跃进”的效果，中情局在1959年2月的报告中正确指出，经济增长虽然没有达到夸大宣传的目标，但在“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后”，“还是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在以后几年经济发展的估计上，中情局虽然认识到中共的目标“过于乐观”，也看到存在着严重问题，但仍认为“能保持和过去五年大抵相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年增长率为10%-13%。他们预测到196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650-670亿美元，谷物2.15亿吨，棉花200万吨。
实际上，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149.3亿元人民币，约合467亿美元，比1957年的450亿美元略高一些，却远低于1958年的531亿美元。1962年的实际谷物产量0.96亿吨，棉花产量75万吨，与预测数字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当然，这里有一个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的问题，而自然灾害是无法预测的。但从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看，把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倒退主要归因于老天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市场失控固然会导致经济危机，但计划失控造成的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只是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人民公社把中国带入空想社会
关于人民公社，报告认为，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基础上出现的“一场大胆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超过了共产主义以往在共产党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大跃进和公社的改革经过一段时间获得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把中国带入欧文式的空想社会，加快共产党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的进程。”这正是当时毛泽东心中的目标。
除了短时间存在的公共食堂和对家庭的冲击以外，报告敏锐地指出了人民公社的实质是乡社合一，“试图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元”，把“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从而构成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如果城市公社计划再取得成功，那么就彻底完成了“中共政权强大的控制系统”的建构工程。
正如中情局看到的，“在组建公社的运动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共当局“通过一举实现公社这个基本设想，给社会革命提供一个新的动力”，使中国“伫立在意识形态进步的前沿”，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实现伟大革命理想的榜样。
基于这种分析，中情局对人民公社的未来做出了比较正确的估计。虽然中共当局在1959年由于遇到了许多困难，不得不“继续调整公社体制”，采取一些“可能会更实际、更符合地方条件”的措施，但中共“肯定会继续坚持公社的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
结果也正如报告所说，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一直存在到1983年。
毛泽东仍是中国一号人物
中情局用大量篇幅对中共的统治地位进行评估和预测，大体符合历史的实际发展。
虽然1956-1957年中共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确实引起一部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但中情局1958年5月的报告“相信中共有能力继续牢固和有效地控制中国大陆”，并指出，“很难预测群众的不满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转变为有组织的和积极的反抗。这种不稳定将继续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可能会发生孤立的偶发事件、小规模的反抗，特别是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而“大多数中国人对政府的反应仍可能是默许的态度”。
不过，还有一点报告没有注意到，当时中国民众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基层干部的，而对于党和政府，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广大人民还是拥护和寄予极大希望的，因此才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起的壮观景象。
报告还特别分析了毛泽东宣布辞去国家主席而保留党的主席后所引起的种种猜测，认为虽然在一系列政策方针上党内都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毛泽东的决定不是党内有任何反对他领导的意见而促动的，而是像官方宣布的，他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是国家的一号人物”。其理由是，“如果党内出现一个打算排挤毛的集团，按照逻辑应先把毛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国家主席来维持他的公众威望和象征意义”。
中情局断言，即使因为毛泽东去世或丧失能力而导致党内权力斗争，也“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控制国家的能力”。
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固然不是因为党内有任何反对意见，但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经济政策的分歧密切相关。八大提出设党的名誉主席表明，毛泽东这时已经有意退居二线。后来，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以后又搞“大跃进”，实际上直接站在最前沿指挥经济建设。1958年底，“大跃进”造成了明显的经济混乱，困难重重，党内外意见纷纷，毛泽东难以收拾残局，不得不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退居二线。
中苏同盟不会破裂
中苏之间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陆续出现一些意见分歧。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
直到1959年7月28日，中情局仍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联盟本身”。
中情局对中苏关系前景做出的乐观估计，主要出于理性的分析，认为中苏在战略利益上完全一致，他们要对付的共同敌人是美国，所以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蠢事；此外，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要倚赖苏联的帮助，所以必然服从莫斯科的指挥。殊不知，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庐山决定，他要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半年以后，中苏分歧便公开化，两个盟友反目成仇。
中国无力发展导弹和核武器
谈到核武器问题时，中情局认为，“到1963年，中国几乎肯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苏联可能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但是核按钮将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
现在看来，这些判断是完全错了。个中原因大概是多方面的，如情报来源有限，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等。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毛泽东把中国带入世界强国之列的远大抱负，实现社会主义宏伟理想的顽强精神，以及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定信念。他为了实现这一切而展现出的个性中的许多东西，恐怕是难以纳入理性分析的。

科尔沁查干

在核工业与核弹研制方面对华全面援助50年代中国曾多次要求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5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的需要，赫鲁晓夫向中国有偿提供了一批绝密的核设备，无偿提供了核技术，派了千余名专家，帮助中国建成了核反应堆、回旋加速器、湖南和江西铀矿厂、兰州浓缩铀厂、包头核燃料棒厂、酒泉核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等核武器研究所需的一整套核设施。（《苏联援华40 年真实内情》）
帮助中方建立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培养六千多科研人员
从1957年开始，苏联正式开始对中国进行核技术援助，该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刘振华《苏联援助之下中国核工业的横空出世》）
上述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这个协议是苏联真正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等尖端武器的开始。
由于当时中国除了王淦昌、朱光亚、吴有训、钱三强、邓稼先等仅有的几个顶级物理学家之外，无论是核技术水平、核工业状况还是原子能人才，基本都出于空白状态，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首先从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
1、核物理科研方面：帮助中方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
1955年，苏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了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主要包括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重水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该基地1958年7月建成并移交中方。
该基地主要进行中子物理实验、材料辐照试验和其他科学研究，生产放射性同位素，以及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该基地的建成使得中国首次拥有了研究高能物理的条件，也使得中国真正进入研究原子能的门槛。在基地建成后，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并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正是在此基础上，苏联专家指导中国科研人员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核试验所用的钚。
关于这一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和重要作用，当时主管核工业建设及核弹研究的宋任穷回忆说：“这个基地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对于原子能科技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宋任穷回忆录》）
2、人才培养：帮中国培养的数千名核原子科技研究与工程技术人才
1956年5月，苏联派遣了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专家，编制培养新的核技术人才的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应该说，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还是很尽职尽责的：
加夫里洛夫讲解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图片，以及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现象和释放出的物质状况；涅金讲述了原子弹的制造及其结构原理——从外形直到中子点火装置；马斯洛夫讲授了如何在弹道装置里安放原子弹，以及自动装置和仪器。开始，专家们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们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总之，苏联当事人认为，在莫斯科允许，以及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沃尔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资料显示，到1960年上半年，原子能所的职工队伍由1954年底原物理所的170人（科技人员不足100人），发展到4345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1884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8页）。
帮助中国建立了整套核工业体系及核试验基地在提高中国原子能科研能力并培养核人才的同时，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核工业体系。在这些工厂的建造过程中，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
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以及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根据1957年秋天中苏两国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在1958年上半年原子能领域的苏联专家被派往中国，其中有2人是核装置的设计师。到1958年底，有原子能专家111名、开采核原材料的地质专家43名、克格勃要员13名、编人中国公安部的340名军事专家等与核研制有关的苏联要员进人中国。（储峰《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1949一1960)》）
据当时核工业部门二机部的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苏联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第25页）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核工业厂矿或基地1957年底陆续开始设计(苏联专家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施工和辅助设计)，1958年下半年陆续开工建设。（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6-29页。）主要的工厂及其用途为：
铀矿寻找：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到1960年，已提供8个铀矿开采基地。
铀矿开采：1958年由苏联援助建设的开采矿石的铀矿场共三座，即：湖南郴县铀矿、湖南大浦铀矿和江西上饶铀矿……先后在1962年至1965年建成投产。
铀的提取：我国第一座大型铀水冶厂衡阳铀水冶厂是苏联援建项目之一，于1958年8月正式动工兴建。
核燃料棒生产：1956年，我国决定兴建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元件厂。苏联派遣了3 名专家来到内蒙古，进行核部件设计和生产厂的选址工作。
石墨轻水生产堆：我国第一座石墨轻水生产堆的建设在苏联援助下于50年代末起步。
铀一235生产线：到1960年8月底，铀一235生产线六厂三矿接近建成。（《当代中国核工业》）
此外，苏联专家还帮助中国选定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靶场——新疆罗布泊。正是苏联的这种全方位的援助，才让中国在短短三年间（1958-1960年）在核武器设计与核工业方面填补了空白。对此，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一九六一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原子弹方面，二机部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也已经有几千人。我们已经查明的原料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中，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对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已经在国内安排试制，待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原子弹了。（《聂荣臻回忆录》）
虽然苏联1960年撤出专家并停止援助，但如果没有苏联在这三年中全方位、手把手的援助，中国不可能以震惊西方的速度成功爆炸原子弹。对于这一点，苏联人心里非常清楚：
1964年10月，即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几天，赫鲁晓夫会晤了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谈话中日本人询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核试验，赫鲁晓夫坦率地回答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爆，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许多核技术和核设备，并向他们示范了如何去做这些事情。（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2-23. 转引自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科尔沁查干

在核工业与核弹研制方面对华全面援助
http://view.news.qq.com/zt2012/dbj/index.htm
腾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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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今天的朝鲜，如果没有别人帮忙，他今天能够有核武器方面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