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东四旗的历史变迁 .(西察3旗)

KhanUul · 发表于 2006-4-4 22:51:59

还有我们这蒙受的，最幸运的，也是最可悲的我们着读蒙受的都很蒙古的
在外读书，老是让别人认为是其他盟的，好多人开始还解释解释，后来也就马马乎乎了。读蒙受就不得不离开家，小学在旗里，是苏木家的，6..7岁就在外上学了，初中高中就的去集宁呼和浩特了，都得离家。这样朋友和同学都是其他旗其他盟的，这样在家乡却认识的人不多，慢慢的，不在是“此地人”了

有一次和弟弟一起回家，路上我说起其他盟市都不知道乌盟有蒙古族，弟弟说：我对自己旗很陌生，回到旗里，就没有了认识的伙伴，就那么固定的几个人，也许去了四子王，锡盟，巴盟认识的人都比自己旗里的多。

今年过年。我们家离的不远10个蒙古族青年一块喝酒，8个蒙受2个汉授，我们这两个汉受也是因为家里有兄弟姐妹在这8个蒙受中的缘故，要不也不可能进了这个圈。
好象这个圈子，在我们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子里永远的是越走越纯，越走越小。不是说这个圈子外就没其他的蒙古族青年了，而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走不进来，我们也接受不了，虽然我也是读汉授的。也是接受不了其他汉授的。也许学生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同学和亲情的小圈子。汉授的注定要错过了！！

KhanUul · 发表于 2006-4-4 23:18:32

记的上故乡的时候，用“希望多年之后，我不在如此悲哀”做签名，也是在旗里读书的时候，整的蒙古族里就是一个特别的悲哀的气氛，读蒙文还是读汉文好象已经没有了争论，人们都把孩子送到了汉校。我一直读汉校，认为整个内蒙古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到了呼和浩特。看的也多了，见的蒙古族也多了，看到着里有这么多的蒙古族真是羡慕，一次看内蒙古社科院的一个叫博?吉日嘎郎的呼盟学者的一本书，书是个大杂烩，没有什么专题，涉及面挺广。其中写到关于蒙文的利用程度和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我们察右中旗是属于最后的那一类的，我看了以后，反而很兴奋。

因为，最起码我的父辈和读蒙受亲戚的在我看来和那些最好的锡盟和四子王的亲戚没什么区别，那么差就差在我们这些子人这了，我们变过来，不是说，我们整个就变过来了吗？我自己回答了自己！眼前豁然开朗似的。
再回家，以前有点自闭的我就努力和我们那的人来往，望牧区跑，和老人接触，和好象和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亲戚来往，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好象自己很有希望似的~~

KhanUul · 发表于 2006-4-4 23:25:37

可是，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我们着写读汉授的其实并不可以用“我们”来描述，我们差不多都是被掰碎了，砸烂了的铁片，撒到了汉人的汪洋大海中，曾经想过的一个有汗授的蒙古族组成的圈子更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作为整体“我们”是不可救的。
但是作为个体，“我”着个小铁屑也许可以由于其他的原因粘到正正的蒙古社会中间！！

一扯又扯多了，题外，我上面说的那个博?吉日嘎郎的呼盟学者的一些观点和兔子很象，看过他的经历好想和兔子家族的也很是类仕的。是不是你亲戚呀，有机会兔子该找找着本书，我3年前看的，做天去找了没找到。

KhanUul · 发表于 2006-3-9 19:34:32

<DIV>位居内蒙古中部的“绥东四旗”即察哈尔右翼四旗是蒙汉民族杂居区。有清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对蒙旗都采取压迫、羁糜、分割、同化的政策，蒙古族人民苦不堪言。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绥东四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绥东四旗”的历史变迁，堪称内蒙古西中部地区蒙汉民族史的缩影。 <o:p></o:p> 清王朝统治下的“绥东四旗”<o:p></o:p>“绥东四旗”源于清代察哈尔八旗。清初察哈尔蒙古部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趁三藩之乱，举兵反清败北，余众降清后被迁至宣化、大同边外，编为察哈尔八旗，位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和锡林郭勒盟南部一带。“绥东四旗”为察哈尔八旗中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兰旗的右翼四旗。 “绥东四旗”与蒙古王公世袭的札萨克旗不同，是清廷平定蒙古王公部落反叛后，将其部众安置到这里建立的的总管旗。总管旗由清廷委派总管管理，为清政府的直辖领地。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佐领、审理员、笔贴式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选举产生。其后，清政府又陆续将各部归附的蒙古人安置于各总管旗之内。 此外，清政府从察哈尔八旗划拨四个牧场，其中商都牧场、明安牧场在“绥东四旗”境内。<o:p></o:p>“绥东四旗”官员的重要职责是管理旗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开赴前线作战。四旗的兵丁编制：正黄旗18.5佐(苏木)、正红、镶红、镶兰旗各12.5佐。每佐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共70名。各旗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旗境长城各隘口。这样，四旗的总兵丁多达2200多名。①这些兵丁的钱粮虽由清政府支付，但给本来人口稀少的蒙古牧民带来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o:p></o:p> 由于战争频仍，不断补充兵丁，牧民不堪重负。清政府调集察哈尔八旗兵丁，大规模地出兵征讨约有4次。 咸丰年间，清政府出征回民马化龙起义，征调八旗兵丁2000名，出征伊犁阿勒泰、乌贺勒哈乌素等地，历时12年之久，损兵约300多名； 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为镇压捻军起义，派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从绥东四旗征兵2000名，出兵徐州，损兵1000多名；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又从四旗征兵1000名，镇守锦州、山海关等地，损兵数百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政府为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保驾慈喜太后西逃，又向八旗征兵1000名，结果损兵近半数。②以上4次征兵，给八旗牧民带来极端沉重的负担，人丁锐减。<o:p></o:p>清末，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为弥补财政亏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启奏：“长城北察哈尔、土默特之土地肥沃千里，如开垦则对国家经济有益……”。光绪帝下诏放垦乌兰察布和伊克昭两盟13旗和察哈尔八旗牧地，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巨贻谷奉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立“蒙旗垦务总局”，督办垦务。 由于乌伊两盟的王公强烈反对，贻谷决定先开垦察哈尔八旗牧地。“绥东四旗”由察哈尔右翼垦务局，除官兵随缺地、公共牧场、牧丁养赡地外，其余牧场招募汉民承领放垦。清政府对随缺地规定：总管8顷、参领6顷、副参领4顷、审理员、笔贴式各2.5顷、佐领4顷，骁骑校、护军校各2.5顷，捕盗官2顷、护军、马甲各60亩。③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历时7年之久，察哈尔右翼垦务局共丈放四旗牧地19952顷6亩，收押荒银、牧民购买牧场等收银718867两。④放垦使四旗蒙古牧民失去大片牧场，有的承领放垦土地、或出租、或自耕；有的购买牧场，继续经营牧业。 巴拉古苏木举行购买牧场会议，与察哈尔右翼垦务局商定：正黄旗的12个苏木和另外17.5个苏木各集白银1500两，购红格尔图一带牧场，结果于民国初年全部放垦；正红旗和镶红旗巴拉古各有两个苏木，牧民各集白银2000两，分别购灰腾梁以北和苏勒克以北牧场，两块牧场均在民国八年(1919年)被垦务局放垦；镶兰旗巴拉古两个苏木，牧民集白银2000两，购苏勒克西北牧场，也于民国八年被放垦。购牧场后而被垦，使四旗牧民银地皆失，畜牧业严重丧退。 <o:p></o:p> 随着蒙旗土地开垦面积的扩大，定居的蒙汉农牧民增多，清政府为加强户籍管理，除了保留总管旗治外，设置了府、厅、州、县治，官垦前在察哈尔四旗设置了丰镇、宁远(今凉城)两厅，官垦后又设置了陶林、兴和两厅。厅的设置是专门对蒙汉农民征收赋税，农民受到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剥削，清政府强化了对八旗的统治。 <o:p></o:p> 1900年八国联军肆虐中国，攻入北京，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接受“庚子赔款”，下令察哈尔八旗赔偿教堂损失。右翼四旗的正黄旗赔偿土地500顷；正红旗从旗官兵二年的饷银中支付1500两赔偿；镶红旗赔偿土地250顷；镶兰旗赔偿土地250顷，总共1000多顷，交付外国设于各地教堂及教民使用30年，银两不退。⑤这些土地和白银是来自深受剥削的农牧民的血汗。 <o:p></o:p> 北洋、国民党政府及日伪统治下的“四旗”<o:p></o:p>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革命政权被北洋军阀窃取。北洋军阀政府承袭清王朝对蒙古贵族以怀柔、羁糜为主的政策，对蒙古王公上层加封赐爵。在内蒙古设置了热、察、绥三个特别区，实行分割统治。1914年1月，设绥远特别区，辖归绥道12县、归化土默特特别旗和乌、伊两盟；2月设置热河特别区，辖热河道及卓索图和昭乌达两盟；3月设置察哈尔特别区，辖兴和道及锡盟、察哈尔八旗。后在右翼四旗辖区设立了由绥远管辖的兴和、丰镇、集宁、陶林、凉城五县，形成察绥交错“旗县并存”的行政格局。这是北洋军阀政府民族压迫政策的严重步骤。 <o:p></o:p> 北洋军阀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承袭清政府的放垦政策，更大规模地放垦蒙旗土地，察哈尔左右翼八旗的土地基本放垦殆尽，牧民生计日蹙，畜牧业进一步走向破产。大兴蒙垦，一方面汉族农民不断移入，一方面蒙古族牧民迁徒瘠地，造成察哈尔右翼四旗的蒙古族人口逐年减少，牲畜下降。北洋军阀把开垦蒙地作为军阀混战解决军饷的财源。 <o:p></o:p>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但国民政府刚一当政，就设置了统治少数民族的专门机构――蒙藏委员会，对内蒙古各盟旗进行直接管理和控制。为进一步对盟旗少数民族实行分割统治，1928年9月17日，发布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改为行省令； 1935年又将察哈尔省所辖的察哈尔右翼四旗划归绥远省，改称“绥东四旗”。绥东四旗与境内设置的兴和、丰镇、集宁、陶林、凉城五县，形成了绥远境内的“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双重政权，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国民党政府改省置县，把蒙古族长期聚居的共同地域内蒙古分割得四分五裂。这种倒行逆施必然会受到蒙古族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就连被政府笼络、收买的王公贵族对此也产生了不满，从而形成蒙古族各阶层参加的“反改省运动”。 <o:p></o:p>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陷，“绥东四旗”亦为沦陷区。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的蒙古族实行“抗日灭蒙”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反共灭蒙”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推行“满蒙政策”。“满蒙政策”把“征服满蒙”放在首位，在占领满蒙后，以内蒙古为基地，进一步侵略全中国。在“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在锡察两盟筹划蒙疆傀儡政权，于1936年4月在锡盟策划召开“蒙古大会”，锡察两盟的大多数王公上层，乌伊两盟、绥东四旗、阿拉善、额济纳旗也派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建立“蒙古国”，成立“蒙古军政府”。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又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仍有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参加，会上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41年改名为“蒙疆自治邦”，即“蒙疆政府”。“绥东四旗”划归伪“蒙疆政府”下设的巴彦塔拉盟所辖。伪蒙疆的统治是蒙古族近现代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日本侵略军驻扎在各交通要塞，伪蒙古军几个师及伪军分驻在绥东各旗县及农村牧区，绥东四旗人民饱受殖民统治之苦。日本侵略者在“蒙疆”地区进行经济掠夺，对矿产品、农畜产品大肆搜刮掠夺，“绥东四旗”蒙汉人民更加贫困。特别是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对抗日群众实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蒙汉各族人民遭受着残酷的强盗统治。<o:p></o:p>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占领了绥远的重点城镇和平绥路等交通要道。“绥东四旗”及丰镇、集宁、陶林、凉城等县又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国民党绥远当局在四旗继续推行“旗县并存”的政策，把正红旗的大片土地划归集宁县的礼乐乡，把正黄旗北部的土地划归集宁县第二区，引发土地纠纷和民族矛盾。1947年至1948年，蒙古族群众多次选派代表，向绥远当局请愿而未得到解决。<o:p></o:p>在北洋军阀、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和日伪“满蒙政策”的统治下，“绥东四旗”的蒙古族人民苦难深重，走向衰败。牧场的开垦、战乱的逃亡、传染病和匪患的困扰、日本侵略者的杀戳，使蒙古族人口由4万多人锐减到解放前夕的1万多人。⑥牲畜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o:p></o:p>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光辉照“四旗”<o:p></o:p>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蒙汉各族人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绥东四旗”沐浴着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光辉。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化解了反动统治者制造的民族隔阂，重建家园。绥远省境内“蒙汉分治，旗县并存”的双重的政权，是国民党政府对蒙汉人民进行分割统治的产物，旗管蒙古族人民，县管汉族人民，形成的“一地二主”和民族隔阂、歧视，需要经过一定工作加以消除，当时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因此，中共绥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决定，解放初暂时维持“旗县并存”的现状。在“绥东四旗”和各县实行双重领导、协作办公、加强团结、稳步前进的过渡政策。这样，易于为蒙汉群众所接受，有利于开展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工作。<o:p></o:p>绥远省人民政府首先广泛地向蒙汉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废保建政工作。1950年6月21日，发出《关于民族政策几个问题的指示》⑦，指出保护牧场，保护牧业，改革蒙旗税制；9月7日发出《关于废保建政工作的指示》⑧，要求必须尽可能早地全部废除国民党政府统治基层的保甲制度；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蒙汉各族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民族隔阂逐渐消除，民族关系得到改善，一致认识到“旗县并存”的双重政权既不利于民族团结，又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和行政管理，结束“蒙汉分治”的条件逐渐成熟。<o:p></o:p>“绥东四旗”于1952年11月召开各界代表人物座谈会，会上代表们历数双重政权的弊端，大多数群众一致同意成立绥东四旗中心旗人民政府。1954年1月，绥远省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结束绥东“旗县并存”问题的决定》；同年3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结束绥东“旗县并存”的划界方案的命令》⑨，方案规定撤销陶林县建制，将原绥东各旗与各县毗连的部分地区作合理调整，划出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其余地区划归各县管辖。具体界线和调整办法是：<o:p></o:p> (一)察哈尔右翼前旗以原正黄旗二、三、四区之集中地区和原中心旗二区大部分地区为基础，又划入集宁县土城、李英、大坝沟、正沟等6个乡，卓资县的八音沟、大卜沟、金均凹等3个乡，兴和县的皂火乡、鄂卜乡的部分自然村，全旗共38个乡，旗政府设在官村。<o:p></o:p>(二)察哈尔右翼中旗以原镶兰镶红联合旗第一区及陶林县西部5个乡为基础，再划入原联合旗转山子、大南沟两个乡、十一苏木，卓资县的金盆、转径召、二道沟3个乡，东胜乡的1个乡，全旗共55个乡，旗政府设在陶林县城。<o:p></o:p>(三)察哈尔右翼后旗以原中心旗第一区、正黄旗第一区、陶林县、红格尔图、土木尔台两个区、集宁县第七区为基础，再划入原中心旗大房子乡，集宁县沙帽营、三苏木、刘五村3个乡，全旗共42个乡，旗政府设在土木尔台。<o:p></o:p>  (四)原中心旗的马莲滩，坝土河等3个乡、正黄旗第三区的部分村，划归集宁县。<o:p></o:p>(五)原中心旗二家坎、布联营、南房子等7个乡和十一苏木的大部分地方，划归卓资县。<o:p></o:p>(六)原正黄旗营子川、伯楞营子乡和马家湾乡的部分自然村，划归兴和县。<o:p></o:p>(七)原联合旗第二区4个乡全部划归凉城县。<o:p></o:p>为使划界工作胜利完成，成立了由原集宁专署、东四旗中心旗、集宁、卓资、兴和等县抽调干部组成划界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董毅民(副专员)、副主任委员为官布色楞(东四旗中心旗长)，委员由各旗领导干部担任，下设划界勘察小组。划界委员会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着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原则，经过一年认真细致的工作，完成了上述方案的划界工作。到1955年春，绥东双重政权基本得到了解决，蒙汉各族人民都很满意。<o:p></o:p>绥东四旗“旗县并存”政权的妥善解决，是中国共产党解决绥远民族问题的成就之一，结束了历代反动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实行分而治之的历史，为民族团结、“蒙绥合并”，完成统一的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大业创造了条件。<o:p></o:p>    注释：<o:p></o:p>    ①②③摘自内蒙古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共绥远省委全宗》。<o:p></o:p>    ④引自《内蒙古垦务研究》第221页。<o:p></o:p>    ⑤⑥摘自内蒙古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共绥远省委全宗》。<o:p></o:p>    ⑦⑧⑨引自内蒙古档案馆馆藏资料《绥远行政周报》(1952年～1954年)。<o:p></o:p>    (作者单位：内蒙古档案馆)</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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