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乌兰夫：无大爱，何以言割舍(组图)

小傲

新华网

――写在父亲乌兰夫百年诞辰之际

　　文/云杉

　　不久前，新华出版社为了编写《家风》一书，分别找到了我和我的二哥乌可力，让我们回忆和父亲的亲情往事。有意思的是，我和我这位二哥年纪相差差不多20岁，成长的时代也完全不同，二哥是在战争年代，而我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出生和长大的，但是我们对父亲的回忆有那么一点相同的意思，就是在很关键的时期，父亲有些忽略我们的存在。

　　剧作家史航在评论《追我魂魄》的文章中说：无大爱，何以言割舍，无割舍，何以成烈士？我很喜欢他这句话，感伤而贴切。我借用这句话，纪念父亲，纪念那些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战争期间的乌兰夫


　　乌可力和新华社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解放战争时期你见过父亲吗？

　　乌可力：如果说见到的话，只是一个背影……

　　记者：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乌可力：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记者：那时候你多大？

　　乌可力：十三四岁吧，那时候要打仗了，我在军政学院中学部当小兵，父亲来了，他是来检阅学生兵的，我们排成队，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就这样。

　　记者：他知道你在那里吗？

　　乌可力：他知道……

　　空军英雄刘玉堤：这么多年，一直想问乌老一句话……

　　在父亲去世12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刘玉堤将军，这次邂逅，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2000年是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编辑部希望我们采访当年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人物，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把目标锁定在王海和刘玉堤两位空军英雄身上。当时王海将军已经有回忆录出版，各报刊纷纷连载，于是，我们最后决定采访刘玉堤将军，并且预留了版面。

　　朝鲜战争中的空战是非常悲壮的一页。当时新中国的空军刚刚成立，飞行员只有数十小时的飞行经验，可是他们面对的是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有着数千小时飞行经验的美国空军，这可能是世界空战历史上最不对称的空战。但是志愿军空军打得很漂亮，也很悲壮，用美国飞行员后来心有余悸的一句话说，“他们好像要跳出飞机和我们近身格斗似的。”

　　刘玉堤在朝鲜战场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9架，并且创造过一次击落4架敌机的战绩。他和王海、张积慧、赵宝桐一起，是在我少年时代就留下深刻记忆的英雄。



志愿军英雄刘玉堤


　　事情的进展很顺利，我很快就接到回音了：刘玉堤将军接受我的采访。

　　老将军的家是一处阳光明媚的小院子，刘玉堤将军高大英武，虽然年逾七十，但是眉宇之间依然看出当年的英挺之气。将军同我握手，问我：“你是乌兰夫同志的女儿吗？”

　　我说“是”，我想可能我的朋友介绍了我的情况。

　　接着的事情就非常意外了。

　　刘玉堤将军沉默了一下，说：“我早就希望有这么一天了，今天一定要在家里吃饭。我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了。乌兰夫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

　　将军叙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件往事。

　　1946年，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各解放区。年轻的刘玉堤奉延安工程学校领导命令，离开延安，去牡丹江参加航空院校的组建。

　　延安工程学校就是航空学校的前身，已经从部队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准备培养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

　　刘玉堤等一行人，千辛万苦地走到张家口，想坐张家口机场那惟一的一架教练机飞往东北。没有想到，刚刚赶到机场，国民党的飞机就来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高教机被敌机炸得粉碎。

　　刘玉堤和他的战友们心急如焚。有的同志搭上了一辆去东北的卡车，可是，人多座位少，刘玉堤没有能搭上这辆车。

　　这时候，刘玉堤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到牡丹江！

　　然而，这却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跋涉。为了避免遭遇国民党部队，必须绕道而行，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受到国民党的指令，也在四处截击他们。

　　刘玉堤选择了开鲁――赤峰――牡丹江这条不引人注意的路线。他没日没夜地沿着这条荒原之路前行，衣服破了，鞋子也没有了，他把衣服扯成布条缠在脚上，后来他生了病，还是坚持着走。到了赤峰的时候，人已经病得不行了，这时候他忽然想起我父亲。

　　刘玉堤将军说，他在延安的时候，听过我父亲讲话，他知道我父亲是内蒙古地下党的负责人。

　　刘玉堤找到了我父亲。那时候他身患重病，没有鞋，衣衫蓝缕，完全像一个叫花子。刘玉堤回忆说，我父亲看见他那双鲜血淋漓的脚时，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翻阅刘玉堤将军送我的那本书的时候，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心境。隔着50多年的岁月，我似乎看见了父亲与这个年轻人的相见。

　　我们的军队从诞生那一刻起，一直和力量对比悬殊的敌人作战。组建自己的空军，那中间的过程真可谓悲辛。1938年，中央决定在新疆开办航空学校，培养第一支红色航空队伍。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几十名优秀的学员，经过4年的艰苦学习，终于成为有了数百小时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了！就在他们能够在战场上一试身手的时候，新疆盛世才反革命政变，将这些飞行员全部投入监狱，使他们受尽折磨。

　　1942年，延安开始筹建自己的航空学校，万事俱备的时候，延安方面得到消息：由于苏德战争的影响，苏联方面已经抽调不出可以充当教官的飞行员了。

　　1946年，国民党进攻延安，准备上马的延安航空学校再次被迫中止，北迁东北。

　　1946年的那个夏天，父亲看见那个跌跌撞撞向他走来的年轻人，拼了命也要当飞行员的刘玉堤，那一刻他肯定心潮澎湃。

　　刘玉堤将军说，父亲帮他治了病，并且联系好去东北的商队。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父亲给他一双布鞋，换下了绑在脚上的布条，临行之前，又给了他两块银圆，让他在路上用。

　　两块银圆他一直没有舍得用，珍藏在贴身的衣袋里。

　　刘玉堤留下遗憾的是后来的事情。

　　将军说，解放后，他开会的时候几次见过我的父亲，很想走过去，又想：这么多年了，也许乌兰夫同志早忘了，这样做太莽撞了吧？

　　就这样犹豫着，看见了几次，都失之交臂。一直到1988年。他是在早晨的新闻里听到我父亲逝世的噩耗，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他后悔，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问乌老一句话，”刘玉堤将军缓慢地说，然后他看着我，又问了一句：你说，乌兰夫同志他还记得我吗？

　　将军的眼圈有些红了。虽然是勇士，感情厚重和单纯，却仍然像孩子。

　　我相信父亲一定会记住那个千里跋涉想当飞行员的年轻人。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志愿军的一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刘玉堤。

　　我对将军说：如果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空军英雄，父亲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

　　说完了这句话，我不敢看刘玉堤将军的眼睛，因为我自己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46年后的祭奠

　　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父亲究竟是一个感情粗粝的人，还是一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似乎不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所以，一直到现在，看见那些父亲背着小孩子在公园里嬉戏，我会驻足不前，心里会涌起莫名的失落。

　　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父亲住院检查身体。他需要做CT，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那时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但是他一生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不坐轮椅，非要自己走着过去。

　　于是我扶着父亲，他走得吃力，紧紧抓着我的手。这是我一生中惟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携手而行。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重病，几乎不治。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和全国各地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父亲早出晚归，几乎看不见他的人影。

　　我的病也在急转直下，终于有一天，医生对日夜守护我的母亲说：把首长叫回来吧！

　　母亲听了这句话，如五雷轰顶。她立刻给我父亲打电话，并且在电话里哭了。

　　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母亲说，他只在病房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又走了。母亲后来解释说，他很忙。我同意这种解释，但是我由此认为，他不如别人的父亲。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一楞，然后就笑了，说怎么会不喜欢你，就是抽不出时间啊！

　　流传甚广的父亲和内蒙古收养全国3000孤儿的故事，我是后来才有所知晓的，从时间上推断，和我那场大病应该是同一时期。

　　那时候，全国食品严重匮乏，南方许多地方的福利院里，许多幼小的孩子濒临死亡的威胁。康克清大姐为此非常着急，她与我父亲商量，能不能从内蒙古调集一些奶粉，我父亲说可以，但是恐怕是杯水车薪，不能长期解决问题，于是他提议由草原人民领养这些孤儿。周总理当即拍板，于是从内蒙古调集了专列专护，迎接这些孤儿去内蒙古。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陆续有3000名孤儿来到内蒙古，其中上海一地就有1800名。

　　当年的有关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对于这些孩子的安排，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而这些医护和保育人员，包括地方旗县民政、妇联的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草原人民用他们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这些幼小的生命。

　　回忆文章说，父亲在各地检查工作的时候，都要到福利院看看这些孩子，对于他们被领养后的生活，更是备加关注，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随时检查，有什么问题，要及时解决。同时刊登的一张照片，是父亲和这些孩子们的，他一手拉了一个，很开心的样子。

　　后来的几年里，父亲一直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和生活，有关部门要定期汇报孩子们的情况，要求他们“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开始。

　　80年代起，这件事情逐渐为人知晓。田乃立女士是第一位报道3000孤儿事件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对我说过，惟一遗憾的是没有和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交谈过，因为她担心会打扰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她想的很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有疼爱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过去的那一切，不是也很好吗？

　　今年是我的父亲百年诞辰。我很意外地听说，100多名孤儿代表在呼和浩特聚齐了。他们是从草原，或旗县，或他们现在生活的城市赶来的。

　　他们默默地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在父亲座像前献上了白色的哈达和他们的名册。

　　父亲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背影，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经过沉淀的记忆才真正明朗，父亲的轮廓才逐渐清晰。我们明白得似乎已经太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为了家人和个人的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人。但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

　　二十多年前，正逢新建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行前，时任武警内蒙古总队总队长的尼玛同志与我们商议，很想借参加会议的机会，看望乌兰夫同志。到京后，我向乌老转达了这番心意，他欣然答应，并指示秘书安排接见时间。

　　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总队长尼玛、参谋长张温树、政治部主任布音巴图、后勤部长孟阿拉坦和我（后勤部政委），驱车前往乌老的住宅。途中，大家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到的是首都改革开放后的一派繁荣景象。我们五人都是从内蒙古军区选调到武警部队的，在“文革”前，都曾在乌兰夫同志的领导下从事各项工作，也是在他老人家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大家对乌老非常崇敬，感情也很深厚。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的100位上海孤儿代表日前自发组织到呼和浩特市乌兰夫纪念馆，在乌兰夫百年诞辰之际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情。

　　上世纪60年代初，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食品极度匮乏，上海市育儿院数千名孤儿随时面临夭亡的危险。中央指派内蒙古给上海紧急调拨一批奶粉，可这只是杯水车薪。为了长久之计，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的乌兰夫提议，把上海的孤儿接来，分散到蒙古族人家喂养。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自1960年到1963年，先后共3000余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在医护人员的护送下，分批移入内蒙古11个盟市、37个旗县的千余个家庭收养。如今，当地人亲切地称这批孤儿为“国儿”。（来源：掺望）

小傲

乌兰夫在莫斯科

1925年10月，经北京蒙藏学校党组织推荐，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乌兰夫、云润、多松年、康根成、荣照(后来叛变)5人去苏联学习。1929年底，乌兰夫回到祖国后又开始了艰苦的斗争。

　　留学苏联

　　在宣布乌兰夫等5人到苏联学习的第二天，李大钊嘱咐他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你们要契而不舍地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我还要告诉你们，目前去苏联学习的人，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国民党人和抱着各种政见的人，我希望你们要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祖国期待你们，祝你们满载而归。”

　　1925年10月下旬，乌兰夫等5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北京乘火车到上海。在一个深秋的夜晚，乌兰夫随300多名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秘密进入上海港，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苏联运煤船，驶出了吴淞口。乌兰夫走上甲板，站在船头，凭栏凝视渐渐远去的上海滩，默默地向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胸怀救国志，肩负民族托，鲲鹏徙北海，区火向赤俄，远渡寻真理，归来报国家……”乌兰夫登船后写下的这几句诗，足以表明他当时的心情。

　　刻苦学习俄语

　　1925年11月7日，轮船到达海参崴。留学生们在海参崴休息了三四天后，乘坐火车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奔赴莫斯科。乌兰夫想，来苏联学习掌握俄语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不放过每一个学习俄语的机会。每当列车到达供应饭食和开水的大站时，他都主动下车替同学们打开水买饭，找机会进行俄语会话。在旅途中，他也总是向车厢里的列车员问这问那，趁机多学几句俄语。有一次，同行的人发现他不见了，以为他下车买东西时落在了站台上。于是，多松年赶忙跑去报告乘务员，却发现他正在向乘务员学习俄语。像吃饭、喝水、你好、再见、谢谢……等一些日常用语，他竟然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学会了。

　　经过22个昼夜7000多公里的漫长旅途，乌兰夫等人到达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培养干部，在苏联顾问米哈依尔?鲍罗廷的倡导下，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国共两党的干部和一批有志青年都向往到这所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程都是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置的。乌兰夫明白，只有掌握了俄语这门工具，才能够有效地学习和理解苏联的革命经验。因此在留学的第一学期，他把重点放在学习俄语上。他每天凌晨3时起床，跑到校园的小树林里练习俄语发音，晚上经常到12时多才睡觉。为了尽快掌握俄语，乌兰夫还参加了俄语辅导班。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在第一学期结束时，乌兰夫已经基本能够听懂俄语授课，并且能够轻松自如地用俄语回答老师的提问。

　　第一次当翻译

　　当时，俄文教学的翻译比较缺，由于乌兰夫的俄文比较好，1927年，学校的军训一结束，组织上就安排乌兰夫到东方大学军事班的中国班担任了2个月的俄文教学翻译。后来，乌兰夫和罗世文、孙冶方、陈昌浩、甘泗琪等人被正式调到东方大学政治班担任专职教学翻译。此时，在东方大学深造的蒙古族青年还有白海风、朱实夫、额尔敦毕力格、特木尔巴根、朋斯克等人，再后来还有布赫巴雅尔、高布泽博、纪松龄等等。乌兰夫第一次当俄文翻译时，赵诚和佛鼎也都在东方大学学习。

　　在政治班，乌兰夫担任政治经济学、苏维埃建设、列宁主义、资本论等几门主要课程的教学翻译，可以想像，教学翻译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乌兰夫每天晚上用俄文教师的俄文教案备课，在课堂上还要把老师用俄文教授的课文翻译成中文，再把中国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翻译成俄语。

　　尽管乌兰夫精通了俄语，可是第一天的课堂教学效果却因为他的土默川方言惹出了笑话。开始同学们坐在课堂上直愣愣望着乌兰夫，后来干脆就不听他的，叽叽喳喳开始议论起来了。“老师，你的翻译我们听不懂。”一个同学干脆站起来大声说。乌兰夫以为同学们看不起他，故意和他无理取闹，就批评同学们。可是，他的批评反而引起了同学们的更大不满。

　　下课后，乌兰夫拉住赵诚问：“难道我的翻译你真的听不懂？”赵诚竟然哈哈地笑了：“咱们都是土默川人，你翻译的我还能听不懂？关键是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都是来自南方，他们怎么能听懂我们的山药蛋味的翻译呢！”此时，乌兰夫恍然大悟，原来同学们并不是听不懂他翻译的内容，而是听不懂他的土默川方言。从此，乌兰夫开始突击学习普通话。同学中有不少人普通话讲得不错，他就虚心向他们学习普通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乌兰夫的普通话过关了，同学们也都为他的努力而吃惊，说乌兰夫怎么有如此惊人的毅力，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普通话！

　　留学苏联

　　不忘声援国内斗争

　　乌兰夫在苏联留学期间，正是国内革命斗争白热化和革命低谷期间。

　　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后，同学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高呼：“乌拉！乌拉！”乌兰夫更是热血沸腾，神情激荡，猛地抱起多松年在教室里跑起来。顷刻间，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从各个教室里跑出来涌进大礼堂，举行热烈的庆祝大会。乌兰夫更是和同学们纷纷登台演讲，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庆祝上海工人的胜利，并且在会上通过了给上海工人热情洋溢的致敬电。会后，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游行。

　　然而，中国革命的形势瞬时发生了逆转。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消息给还沉浸在上海工人武装胜利气氛中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开始，大家都怔住了，继而爆发了愤怒的抗议声。全校的师生连夜在大礼堂召开大会，纷纷登台谴责蒋介石残酷的暴行。乌兰夫更是登台愤怒的声讨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罪行。在这次集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一定要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正义斗争，我们确信我们将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心向祖国

　　1928年6月18日~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筹备处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选定了少数同学参加了大会的秘书工作，由于精通俄语，乌兰夫成为少数参加秘书工作者之一。

　　会议的筹备工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当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乌兰夫突然接到通知，让他赶紧去中山大学（当时他在东方大学担任教学翻译）去见波古里耶夫。在波古里耶夫办公室，波古里耶夫递给他一些文稿说：“请您把这些文件译成中文，要秘密进行，在1周内完成，不能让任何人看。”在翻译的过程中，乌兰夫发现这些文稿的内容讲的都是中国革命的事情，便明白了文稿的重要性。乌兰夫连续突击了5个晚上，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

　　没过几天，乌兰夫又接到了紧急任务，等他们秘密到达莫斯科郊区塞列布若那里后他才明白，波古里耶夫就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乌兰夫的工作就是翻译有关文件。翻译任务是及其繁重的，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二三时。他们每天的行动路线是宿舍、办公室、餐厅和开满丁香的小花园。有一天晚饭后，乌兰夫在小花园里碰巧遇到了白海风。白海风神秘地告诉乌兰夫，乌兰夫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旁听的唯一蒙古族学生。乌兰夫听后，心里十分振奋，这毕竟说明了党对蒙古族人民的关心和重视。后来，乌兰夫了解到，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

　　1928年9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专程到中山大学探望了在这里求学的中国青年，并且向同学们做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和国内斗争的形势报告。会后，周恩来和同学们做亲切交谈时，非常关心地询问了乌兰夫的情况，并且勉力他：“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把这里的革命经验带回祖国、带回内蒙古，为祖国的解放服务……”

　　与全国革命形势相比，内蒙古地区更是处于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但是在莫斯科，却听不到一点关于家乡内蒙古的斗争消息，使乌兰夫感到极为苦恼，忧心如焚。乌兰夫经常想，蒙古族的振兴与解放，主要依靠本民族人民的觉醒和斗争，我是个蒙古族青年，应该回到内蒙古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用自己的双手去点燃那里的革命烈火。听了周恩来的勉力，乌兰夫回国参加革命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草原儿子点燃土默川革命烈火

　　1929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保密处把和乌兰夫一起回国的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佛鼎、德力格尔秘密送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莫斯科。乌兰夫把一本俄文版的《资本论》和路上的必须品装进4年前出国时带来的那个破柳条筐里，踏上了归乡之路。

　　“第一，要在农牧民和士兵中发动、组织革命运动；第二，联系地方已经分散的共产党员，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工作；第三，在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第四，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武装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你们在内蒙古地区工作期间，所建立和发展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性的革命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组织，你们吸收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都予以承认……”一路上，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书记马吉尔的叮嘱始终在乌兰夫的心头萦绕。

　　乌兰夫一行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回国的，其中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到热河省开展地下工作，德力格尔到察哈尔省，乌兰夫和佛鼎回到了故乡内蒙古西部地区。

　　经过长途跋涉，乌兰夫终于回到了阔别4年的家乡，白天不敢进村，一直等到太阳西下，夜幕降临后，他才悄悄走进了塔布村。

　　“阿妈，我是庆春呀！”阔别4年后，母亲竟然有些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

　　乌兰夫在家只待了3天，便换上本地农民的土布衣装，背着粪筐、拿着粪叉，佯装拾粪，走村串户，开始播散革命的种子，土默川革命的烈火渐渐被点燃。口文/特约记者朱新生本报记者 牟野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来源：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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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的沙发

血色沙漠

不好说啥子
我对那个红的绿的
有我的一套看法
但不好发表
所以就... .... ...

天下无难境

都传说是真正的乌兰夫死了，后来的是假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