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国的仍然是信仰问题 zz

老那

聪明的士大夫，依然能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

——鲁迅

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速，自由市场的基本原理仍然是不可颠覆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能否定市场机制本身。它拷问的恰恰不是市场，而是社会体制和机制。特别对于一个大国社会来说，要实现有效率的均衡，必需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否则就容易问题丛生，防不胜防。这就像老子所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

根据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观点，美国持续至今的领先经济地位，来自罗斯福总统的贡献。它的最大特点是，市场与社会在制度与规范上的协调，既保证经济效率又保证社会福利，由此创造了一个全社会共同繁荣的美国。然而，在近些年共和党执政期间，美国的社会政策越来越偏向富裕阶层，由此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衰退。克鲁格曼的观点告诉我们：效率不仅仅在于市场，它还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同时，效率不可能建立在非公正、非福利的基础上，效率与公平必需兼顾。这用中国人熟悉的政治经济学来讲，就是：上层建筑可以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

其实，美国的社会状况，用后现代的哲学观点非常容易解释。在这里，我们看一个“不可通约”的概念。例如，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两者看似矛盾、“不可通约”，但是，却可以共同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中——这也可以叫做“相互依存”。“不可通约”却又“相互依存”，就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现在，我们来看社会这个大系统，它里面包含了四大子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生物（圈）。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能够让这四大子系统“不可通约”却又“相互依存”，尽管它们有着各自的价值和规则，但是它们并不发生相互的“矛盾”冲突。如果发生了急剧的冲突，这个社会就可能出问题。

实际上，马克斯·韦伯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阐明了美国繁荣的原因：新教的创富精神与节俭、禁欲品格，看似冲突，但在新教徒身上却巧妙地融合起来了。另外，美国政府政治并不能随意干预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等自由；相反，个人自由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按照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观点，国家合法存在的逻辑是：国家能为国民做什么，而不是国民为国家贡献了什么。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自由企业制度以及企业的性质等方面来理解，美国社会的内在和谐究竟在哪里。例如，科斯认为，企业组织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生产经营需要承担社会成本。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的安全、有效，来自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应该取代或者凌驾于其他的子系统之上。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信仰自由与宗教信仰问题。西方宗教曾经是对抗王权的，后来政教合一，最后政教分离，它伴随了一系列的历史演进。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仍然有自己的思想领地，并且足以影响政治。即使是从不迷信的科学家，即使他们不相信教会所供奉的神，例如爱因斯坦，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追求超越性，一直是西方的一种思维方式。

然而，需要清楚的是，由于社会是动态的，因此历史并非总是沿着“进化”的方向进行的。它充满了偶然性，可能多次往返，也可能停滞不前。例如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强势力量在信仰上发生了重大倾斜的结果。政府支助金融泡沫，虚拟资本热过实物资本，中产阶级过于强势，公共政策不顾社会公平，等等。宗教的力量似乎正在削弱，社会心理和文化认同正在出现分歧。这就像韦伯强调的那样，“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再如中国，由于社会思想原地踏步，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尤其是整个社会的效率一直呈现出十分低下的态势。这种格局同样影响到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生物（圈），表现为土地紧张、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

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的观点无疑是不无道理的。在文明的三个层次——器物文明、制度文明、观念文明——中，观念文明是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有力的方面。它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那么，观念是什么东西？它与信仰、精神、伦理、艺术、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方面有关。从哲学上讲，它们都是“非存在”。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非存在同样是真实的，存在是由非存在决定的。我们的历史决定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选择的命运。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你想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你的这个念头并非空想，而是来自历史和未来的。然而，历史——这个“非存在”——究竟以何种面貌出现，则需要我们当下的观念和行动来进行解读。

遗憾的是，中国的“当下”仍然深陷于历史的泥淖之中。中国人不追求超越性，而只有李泽厚所概括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庸俗唯物主义似乎是我们的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术统治，至今仍然有效。尽管现在有马列主义的唯物论，但是，它仍然只能算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皇权政治和士大夫传统，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情景交融”和“天人合一”，成为了士大夫们玩味的最大文化。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个“两极社会”。它充满了内在的、难以克服的紧张。为了勉强克服这种紧张，新儒家们依葫芦画瓢地按照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而生造出了一个“内在超越”的新“道统”，即所谓的“内圣外王”。结果，他们最终又陷进了“王道”之内。一个社会有着这样的“主流”和“精英”，就很难不陷入停滞。这一点，观察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生存状态，就可以得知了。由于中国的社会思想不具备超越性，所以，尽管我们有所谓的“实用理性”，但是我们却缺少理性的社会实践。我们在这个物欲的世界中，几乎已经全部陷入了精神的崩溃之中；而在物欲的冲动下，集体萎靡或者集体疯狂就很容易出现，要不，就维持着一盘散沙的格局。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社会没有真诚的信仰？肯定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我认为，至少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是，汉语汉字思维忽视非存在的、观念的力量。二是，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原始思维。德里达认为，汉字是当今世界惟一“在场”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其实，他错了。“在场”是由“不在场”决定的，混淆在一起的思维不具有超越性。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深刻地表达了对中国文明原始性的批判甚至不屑。他认为，“思维习惯太顽固了，它已经产生了号令一切的需要。要使欧洲厌恶中国的学者是容易的，但要让中国弃绝她的那些物理学家、医生和风水先生却很难”。在书的末尾，布留尔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陷入“停滞”，所取得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扯淡”，他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科学中的每一种都是奠基在僵化的概念上，而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受到过经验的检验，它们差不多只是包含着一些带上神秘的前关联的模糊而又未经实际证实的概念。”

闲扯了这么多。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怎么办？其实并不难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沿着那个曾经打破传统的缺口继续行进下去，就可能找到出路，而不应该再次钻进传统的口袋之中。五四运动曾经好不容易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但遗憾的是，五四精神似乎已经被遗忘得差不多了。历史，可能在唯物论中走向后退。这是我们必需警醒的“存在”状态！

litkt

困扰中国的问题是指鹿为马造成的概念混乱，人们互相之间鸡同鸭讲无法交流，更不要说分工协作了。

蓝天雄鹰

美国的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爆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今年的经济危机又让人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
中国现在是不伦不类，资本主义的灾要过，其他的灾也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