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 “反增长计划”能否超越增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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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增长计划”能否超越增长经济1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

    摘要：“反增长计划”的目标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的增长社会，其策略是一种价值观和思想的变革。而目前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多重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集中。立足文化变革的反增长，无法撼动现行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资源市场配置的制度安排。可行的路径是建构全新的经济组织体系——不再受制于市场经济原则，而是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以及由全体公民决定要实现的非基本需要，最终取代跨国公司和市场经济体制。

一、反增长计划

   随着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明确地将全球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与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加联系在一起，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此背景下，塞奇·拉脱谢尔（SergeLatouche）等人提出了一项“反增长计划”，代表了德国“乡土性”反体制的绿色路径与各主流绿党的改革派路径之间的一种辩证综合。这是绿色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一项重大发展。
   “反增长计划”的基本理念是激进派绿党所持有的一种理论：为了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似乎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的增长社会。这意味着，要挑战增长社会对我们目前生活的支配性地位，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应该在我们的观念中超越纯经济的视野限制。
   “反增长计划”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战略层面都与由泰德·特瑞纳（TedTrainer）提出的“更简易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相似性。有所不同的是，“反增长计划”强调，转变进程不仅包括建立那些基本上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生态村”，还要建立“城市中的村庄”，包括促进主流社会内部地方分权的高度发展。也就是说，与那些旨在推动主流社会之外的生态村运动的支持者不同，“反增长计划”支持者的目标是创建一种主流社会之内的新社会运动。
   拉脱谢尔认为：“反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废除市场经济制度，而只是缩小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人们依然可以部分地保留市场经济的形式”。在他看来，一种与生态兼容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只是在实践中不具备可行性而已。反增长计划选取了代议制“民主”这一形式。在对包容性民主计划(IDproject)的批驳中，拉脱谢尔认为：代议制“民主”并不必然是恶的化身，改进后的代议民主制，通过为人们所熟知的政府官员以及公民在某些事件上（比如巴西阿里格雷港市的参与式预算事件）的直接参与等方式，可能会达成一种令人满意的折衷。
    但问题是，市场经济体系是否（哪怕只是在理论上）能与不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相融？

二、反增长和包容性民主

    非常清楚的是，“反增长计划”基本上只是针对目前多重危机的一个层面，即生态层面。尽管生态危机是当前危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其他层面的危机也同样重要。
   首先是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可以看作是政治精英手中的（以及经济精英通过他们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而掌握的）政治权力不断集中的结果。恰恰是代议制“民主”体系中的动力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目前严重的由政治精英掌控的政治权力的集中。然而，“反增长计划”却不顾逐渐升级的、几乎已导致当前的代议制民主体系破产的政治危机，在做了一些改进后，不露痕迹却明白无误地接受了这一体系。
    其次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反增长计划”中同样也未获得充分的关注，而只是提及不平等与增长经济相关。但是，不平等并非只是简单地与增长经济相关，而是恰好与产生增长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关——而“反增长计划”只是对该体制做了一些改进。
    再次是社会危机。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蔓延，这一危机突出表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超级阶级、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的产生。“反增长计划”对此没有涉及，在该计划中，社会危机只是在消费主义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关联的情形下才被提及。
   最后，生态危机本身是作为一个人类面临的、由于环境的退化造成的普遍问题而被提及的，却丝毫没有阐述应加以区分的、造成该危机的阶级相关性。事实却是，生态危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主要对底层社会群体的生命和生活造成影响，而对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影响很少，因为后者总是有办法来弱化那些影响。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反增长计划”的支持者们放弃了为那些主要会对弱势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经济进行除锈的方法。
   换句话说，“反增长计划”不同于“包容性民主计划”：它不是一个旨在解放全人类的普世主义计划，而是一个针对特定问题的计划。因此，拉脱谢尔对普世主义的不信任就不足为奇了：“归根结底，我是不相信任何普世主义计划的，甚至那些激进的或者颠覆性的普世计划，我总是能够从中嗅出许多西方民族优越感的气味。”

三、发展的意象和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

   从包容性民主的视角来看，增长经济不仅仅是特定类型的发展意象或价值理念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同时还是社会斗争的和技术（包括组织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现代社会包含着两种“平行”不悖的趋势：一是市场/增长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出现；二是增长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两者是同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其中，后者扮演着予以前者客观证明的角色。
   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它们是由经济组织客观地（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或主观地（在计划经济的语境中）连接起来的、以经济增长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体系。为什么同样是关于增长的意识形态，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体系的第一要素即市场经济自由化进程，已经将工业领域中的知识阶层分开，这导致了两种主要的现代理论和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然而，其第二种要素即经济增长却没有产生类似的区分。对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讲，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开始，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如何能够在科学及科学技术应用的帮助下，使经济增长最大化。事实上，马克思甚至更加强调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版本的还是在社会主义版本的经济中，增长都成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模式（信念、思想体系和相应的价值观体系，而这些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的核心要素，增长的观念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增长经济最终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一共同的增长意识形态也能够说明，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有着一种相似的环境退化结果——事实上，由于应用在其经济中低效率的技术和过度使用能源造成的大量污染，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更为严重的环境退化。

四、反增长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吗？

    现代等级社会的延续，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我们有三个方面的理由来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生产、消费以及收入－财富的集中。
   就生产来讲，一个非增长的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着术语学上的矛盾。首先，目前国际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行为者即跨国公司，永远不会接受实践中经济规模的缩减；其次，市场经济体系与经济的零增长完全矛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反增长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它只是说，一种反增长的社会不能够在市场体制的基础上建立，因为经济增长是市场体制运行的发动机。
   就消费来讲，市场和增长经济的基础是作为其副产品的消费社会。因此，无论是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底层社会的人们，为了“享受”消费主义带来的好处，都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或巨大的工作压力。很明显，一种反增长的经济和社会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在那些已经转变成为消费者的市民看来，反增长剥夺了原有经济和社会的合理性。
   就收入—财产而言，其集中化趋势构成了对增长经济的一种根本性矛盾。这是因为，对增长经济的再生产来说，其必要条件是利益向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人手里集中，即会在收入的分配中产生严重的不公平。收入和财富的集中以及生态破坏，不仅仅是增长经济的结果，同时也是增长经济再生产的基本前提。
   非常清楚的是，目前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向那些控制增长经济的精英们手中集中，不仅仅是一种与工业革命导致的价值相关的文化现象，由此，生态平衡的实现也就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价值体系——放弃增长经济的逻辑和消费主义——的问题，尽管这种价值体系可能会将我们导向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在目前国际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经济权力的集中还是增长经济的生态影响都是不可避免的。

五、增长经济能否被超越

    没人能够真正对待由政治和经济精英在达沃斯年会上所倡导的那种“改革”。原因是，那些改革的推行不仅需要承认造成当前环境危机的原因，即增长经济和市场经济体系，还需要消除这一体系赋予他们的特权。
   那么，由“反增长计划”所提出的，作为反增长经济一个步骤的、真正激进的改革能否实现？拉脱谢尔认为，真正必要的改革应该是一场文化革命。显然，由“反增长计划”所设想的文化革命远非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反增长计划”涉及的甚至只是一种价值观和思想的变革，而不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源的市场配置进行根本的改变。
   因此，即使改革主义者的改革方案被采用，那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经济意识。相反，改革可能会疏离底层社会团体（包括底层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很可能要为采取的相应措施付出主要的代价。这些措施包括:将物质生产恢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交通费用内在化、农业生产小规模化，以及减少能源浪费，等等。这些措施无疑主要会对底层民众造成不利影响。
    无论如何，地方主义，不管它采取城中村与参与性民主的形式，还是在改进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内部采取人民联邦的形式，很明显都不能够走向一种反增长社会。这种“生态民主”不能够解决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集中所造成的问题——这是目前多重危机的根源所在。

结语

   只要跨国公司及其分支依然遍布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济地方主义的变革——建立自给自足或者自立共同体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体系——它不再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利润和效益原则，而是着眼于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以及由全体公民决定要实现的非基本需要，从而最终取代跨国公司和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实现变革的目的。

（作者：希腊籍英国自由政论作家，《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主编）
（译者：卢文娟）

1 本文英文原文刊发于《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