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断裂社会的牛市咆哮

henanhujaa

2007：断裂社会的牛市咆哮


　　　　文/袁剑

　　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农历年长假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用一根跌幅达9%的巨大阴线震撼了全球投资者。受此惊吓，随后开盘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纷纷以暴跌收盘。所有的人都在问：中国出了什么事情？按以往的惯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受政治和政策影响极大的股票市场上，只有某种惊人的政治变故或政策转向，才会导致这种异常走势。

　　不过这一次，所有的人都猜错了。

　　这次奇异的暴跌，不过是宣告了一次金融大爆炸的开始。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全球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来吧，这里才有最精彩的资本故事。

　　果不其然，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中国股市用令人惊骇的表现上演了一场大爆炸式的金融创世记。

　　所谓大爆炸是指那种突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突变过程。以这个视角观察，2007年的中国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意味。虽然2008年的北京奥运还未开始，但一场不宣而战的金融奥运似乎早已经开场，在迄今为止的竞赛中，中国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牌第一。

　　2007年的中国金融之啸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股市从2700点涨到最高的6100点，涨幅名列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首，如果将时间再往前延长一年，涨幅更高达500%。在指数急剧攀升的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也急速膨胀。

　　在中石油上市的当天，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6∶1。这个比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持平，甚至略有超出。这一比例在短时间内的急剧上升，表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比率已经出现飞跃式成长。不过，指数的大幅上涨以及市值的快速膨胀都远远不足以描述2007年的中国金融变局。

　　对这种大跃进式的金融爆炸，中国一位共同基金经理的数据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中国共同基金从零到1万亿用了将近8年，而从1万亿到2万亿只用了半年，而2万亿到3万亿更只用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区区3个月时间。

　　与共同基金的膨胀相适应，中国投资者人口也开始迅猛扩张，潮涌而来。在2007年，中国股票的开户人口达到1.2亿。在中国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经常可以听到普通投资者熟练地谈论诸如“漂亮50”之类的投资历史，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普通民众中一种弥漫着的财富梦想。虽然中国投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还远远低于美国等国，但它的急速扩张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则是：在中国城市，金融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事实上，正是这种极具传染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潜在容量提供了基础。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胃口已经初露峥嵘。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被人忽略的数据是：中国的IPO融资不仅远远甩开了其他新兴市场，而且也一举超过了纽约与伦敦这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IPO融资额甚至超过了纽约与伦敦两大交易所的总和。

　　这个超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已经大大拓展，正在逐渐成为全球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它同时也在提醒那些老牌金融中心：凭借其内部市场的巨大潜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兴市场，而是一个可能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无数烦恼的竞争对手。

　　这一切，虽然与中国在高基数上不断高成长的GDP相匹配，但从一个边缘性的，甚至一直沦为笑柄的小型资本市场一蹴而就，的确让人相当惊讶。在私下里，有人曾经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A股市场的迅速国际化，以中国大陆黑洞般的经济规模，香港股票市场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A股化，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竟然如此迅速地到来。在2007年，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对A股几乎是亦步亦趋，毫无疑问，这个趋势还仅仅是开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可以在瞬间将公司价值成倍放大。2007年，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魔术在A股市场连串上演。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新枝、容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不过，工行银行超越花旗只是这个系列神话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铝业市值超过美国铝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中国神华超过比博迪成为全球煤炭业老大；万科市值超过全美前四大房地产公司的市值总和。这个系列神话的高潮发生在2007年11月5日，这一天，中国石油开盘后，市值达到破天荒的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企业史上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有人计算过，这个市值相当于美孚＋微软＋花旗。2007年还未结束，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十有其四。

　　从一个封闭的，无足轻重的边缘性资本市场，在短短时间中一跃成为全球为之侧目的市场，中国金融在2007年发出了一声慑人心魄的长啸。难道，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泡沫游戏或一种虚张声势的金融表演吗？

　　断裂时刻的牛市

　　中国资本市场在2007年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日本在泡沫年代的同样情形。也正是这一联想和类比，大多数人简单地将中国2007年的金融狂飙当作那种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泡沫游戏来理解。

　　然而，历史虽然相似，甚至是惊人的相似，但总有微妙的不同，而这种细微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历史的最后走向。

　　在许多泡沫论者看来，中国股市无非是一个由流动性过剩所堆砌起来的泡沫。不过，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以中国罕见的GDP成长速度，中国究竟应该有多高的市盈率水平，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显然，泡沫论者并没有说服人们。在我看来，除了流动性过剩之外，中国2007年的股市暴涨确实是有企业盈利大幅度增长作为支持的。

　　在2007年的半年报出来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60%。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以PEG衡量，中国即便存在所谓估值泡沫，恐怕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离谱。然而，仔细观察中国上市公司，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盈利增长，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市值最大、利润最丰的前几十家企业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

　　换言之，中国股市的暴涨完全是建立在大型尤其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不断超预期增长之上的。完全可以预计，随着央企不断整体上市，大型垄断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市值贡献及利润贡献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而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强。这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再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国有时代。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作“新国有化”。

　　放眼中国资本市场，那些昔日被视为腐败、亏损渊薮因而饱受嘲弄的国有企业，现在却一个个变成了受人热捧的超级明星。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历史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而对于中国那些为数众多，奉私有化为改革圭臬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不啻是一种学术和智力上的羞辱。

　　顺便要提到的是，具有典型国有企业特征的所谓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在这几年开始大行其道。这显示，国有化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势头，中国的新国有趋势好像并不孤单。这种趋势不仅让人们深感困惑，也让人感叹：世界可能真的变了。

　　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新趋势，与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暗合。在名义上，这股新国有化潮流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将国有企业集中在所谓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但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新国有化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退出低利润行业，而集中在高利润、高垄断行业。

　　2003年中国国资委成立之后，中央企业的利润像变魔术一样年年超常增长，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移-动这些垄断企业贡献的。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被转移、被隐匿，被藏到地毯下，而利润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短短时间中，央企利润突飞猛进，我们有理由怀疑：除了经济增长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绩效改进所带来的正常盈利增长之外，中国央企的利润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转移成本以及通过挤占其他企业的利润等方式而带来的。

　　也就是说，一部分本应该属于公众福利以及其他企业的利润被转移到中央企业的损益表中。很有可能，这就是央企利润魔术式增长的主要奥秘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的银行改革中看得非常清楚。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国有银行还一直是坏账丛生的坏银行典型，但在短短几年之后，通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上市，中国国有银行迅速从烫手山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成长”银行。因为收到奇效，中国的银行改革被誉为一个金融奇迹。

　　实际上，中国的银行远没有专家们吹嘘的那么神奇，它只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特殊制度“优势”，而将其巨大的改革成本分散和隐匿了。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其实就是公共财政的注资。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

　　或许在中国人的优先秩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断裂。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一位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银行改革概括为“中国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中国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这种情况，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是政府与企业收入的非正常增长。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中国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

　　在2007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先生提供的数据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内需求下降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中企业和政府占据的比重过高，而职工收入比重过小。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与这个趋势一致，在2006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仅36%。

　　这说明，在最近几年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中，财富正在迅速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而居民则没有获得相称的份额。

　　不过，新闻报道可能比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1999年，在胡润富豪榜刚刚问世时，中国只有一位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而在200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前800位富豪的财富已经达到5.62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一倍。与此同时，另外一幅图画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2007年在中国最富裕的上海和西南省份重庆，都发生了因为超市销售打折烹饪油而发生挤踏致人死伤的事件。

　　一边是财富向政府及企业迅速集中，它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规增长，另一边则是公共品的极端匮乏和严重短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2007年牛市的基本背景。这是中国居民被迫向企业及政府公司注入福利所造就的牛市。

　　用当前资本市场最流行的术语讲：这是一次典型的资产注入所造就的牛市——即将居民的福利以利润的形式注入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局限于一省、一公司的赤裸裸掏空相比，这种隐蔽的福利转移无论在体制化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政府及企业本位一直是中国改革秘而不宣的主题和灵魂，这种隐蔽的转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2007年不过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一次集中释放，并以一个超级牛市的夸张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以此观之，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两者共生共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金融市场的确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基本面。

　　显然，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既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泡沫，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它比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和泡沫要意味深长得多。

　　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非常优先的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依然加剧扭曲，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并思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处于最终成型前的加速冲刺阶段？

　　大多数人都将中国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结构问题称之为“失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失衡，而是一种断裂。因为“失衡”意味着矛盾在原有体系中的可调控，可纠正，而断裂则意味着原有体系中的问题不可控制地滑向极端，意味着原有体系的打破。

　　无独有偶，今天世界体系似乎也出现了同样的体系断裂迹象。其中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以美元为锚、为符号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逐渐失去控制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危机。如果一国之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话，那么，世界体系的信奉者则相信，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全球权力的转移和体系的重构。

　　在这种视域中，美元的失势，次级债危机、中国牛市、石油飙涨就不是普通的金融危机和价格动荡，而很有可能是世界体系大变局、大动荡的某种预兆。为这个大变局提供背景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几个拥有海量人口的经济体对世界金融货币以及经济体系的高度卷入。这就好比航母下水，浪花四溅、惊涛拍岸恐怕在所难免。

　　比照简单的历史逻辑，有人鲁莽地将此夸张为所谓中国的崛起，这显然是头脑发热，思维混乱的推理。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教科书上的粗线条，它远远要复杂得多，也晦涩得多。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狂飙是世界体系地壳运动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后果，也没有人描述过中国今天的体制形象。中国，不仅没有更清晰，反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有人揣测，在中国，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东方资本主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在一个拥有巨量人口社会中的奇特混合物。果真如此的话，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就可以被理解为这个巨大新型物种正式长成前的一次嘶鸣。

　　接踵而至的将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将展开，对中国、也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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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最早见于大约2000年左右，六七年之前的东西了。。。。但是仍然值得一看

工行上市是中国经济从金融领域崩溃的缺口

作者：益西彭措

对于工行上市，原本不愿做探讨，因为那不过是又一个悲剧事件，其命运必然是另一个万国证券（在货币可兑换后）。而对此类事件的每一步解析，都会深深刺痛着我的灵魂和良知。

工行上市是一个极深的陷阱，在时空的隧道中挖到了10年乃至20年的未来中国。即将掉下去的不仅仅是工行而是整个中国的金融，实质上是整个中国的命运。

按这种模式下去，将来的银行肯定是全部上市，为什么呢？：

1， 在上市之初，国内的政府、银行、推介机构，必定倾力打造，以表明这个政策的成功；

2， 那些挖井人为了钓到整个中国经济，必定送来大饵，工行决对是盘满钵满，成功辉煌。

在此局面下其他银行肯定会效仿，会强烈跟进。绝对有挖井势力一边倒地组织赞美，形成舆论压力、政策建议压力。执政者必定以为政策成功并肯定会得到所谓的秘密建议，继续推进银行入市。

到最后一个银行入市后，人民币已经可自由兑换（时间配合绝对不会错），时间大概也有10年左右了，此时必定有全球性的热钱准备完成（以原始出资方式入驻，和股市方式入驻）。然后以几个巨头为主导，利用饵的拉高效应；中国经济腾飞的效应炒高股价，在高位出走。中国银行股全面走低，一批股东在行政范围（不是股市而是原始出资）撤资，金融崩溃。

这样一个前景是不是我的疯狂妄想呢？很多人都会这么说的，尤其是反驳我的人，会说我是躁狂型受害妄想。但这恰恰是未来必将要发生的。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由于中国银行体系和外国银行体系的地位决定的：

第一， 外国银行业：

1， 银行业的起源：提到国外的银行业不能不说从10世纪到15世纪的欧洲。在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内，与农村的森林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相伴随的是商业经济的崛起，最为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商业自治城市和德国的汉萨同盟。最后发展为巨大的商业城市同盟。当时的货币是金币和银币。巨大的跨国贸易接受任何金银币，因此就产生了对不同质量铸币进行检验和交换的“货币兑换业”。并迅速发展出票据兑换和证券交易，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大批银行家家族。奠定了银行业的基础。

2， 银行业的发展：随着蒙古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和基督教再征服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基督教世界的经济繁荣和贸易扩大使金银产生了紧缺。为此寻找新黄金的运动得到了欧洲商人、国家和教皇的大力支持，导致地理大发现。对美洲、非洲、亚洲的金银掠夺使得欧洲产生了大量的金银剩余，这个剩余使欧洲产生了大量的银行家家族，并引发了“价格革命”，产生了巨大的资本势力。金银储备是物质财富的5——7倍。扣除和财富的平衡，大概是剩余4——6倍，暂取平均5倍（后文所说皆是平均数）。这个5倍的货币剩余就是西方的资本货币（资本货币=全部货币–财富货币）。资本主义就是靠这个金银剩余才被命名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靠这个。但这个剩余出来的货币资本不仅在一国内不均衡，通过价格革命产生俩级分化；在整个西方国与国之间也不均衡，只有通过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才能使本国购买力——货币拥有量提高。从整体来看资本货币的购买力摧毁了封建主义，摧毁了皇帝，摧毁了世界上任何还需要货币的个人和集团，并由其支持的代言人立法、行政、执法。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为防止代言人失控，就把这三个权力分开，叫做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资本之下的三权分立”。因此，在西方，政府是在资本支配下的。大家提到三权分立时，一向不说“资本之下”，而在美国则巧妙地说“在上帝之下”（其实资本家和议员、总统最有数谁是政府的“上帝”）。

3， 银行业的转型：二战以后，黄金主要集中在美国。随着经济复兴的成功。全球财富的巨大增长再次引起黄金短缺。无论是国库的黄金还是银行的黄金都无法支付财富的货币需求。导致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建立起国家本位的法定纸币体系。这一转变更深刻的结果是拥有黄金的银行不再是发钞行，购买力的产出不再是银行，而是国家。美国由财政部发行国债，美国银行以等量联邦储备券认购。美国进入了双轨货币制度。在本质上，银行退化为货币的经营机构。货币主权掌握是在美国政府手中的国债。美国的银行成了纯粹的商业机构，并且只有一半的货币经营职能——联邦银行储备券。另一半货币——联邦公债，经营在美国政府手中。实际上是半资本主义半国家主义。

4， 买卖银行的结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前，买卖一个银行只是取得对一个私人产业的所有权，与国家利益和全美国利益无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买卖一个银行仍然与国家利益和全美国利益无关。

第二， 中国的银行业：

1， 中国银行的起源：中国银行不属于任何个人和集团而是由国家代表全体中国人持有，管理和经营。因此中国银行不能在任何双方之间买卖交易。

2， 中国银行货币定位：中国国库虽然存有黄金，但不是金本位。人民币虽然是法定纸币，但不是国家本位。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3，货币和经济的接轨：在早期我国并不是货币经济，而是实物调拨经济，因此在与劳动财富的平衡上，我国的货币量即使是仅仅作为流通货币也是短少型。

从实物调拨经济而言，我国的经济起步是从农村调拨粮食，用粮食换取各种我们需要的工业品和技术，比如30亿斤小米换来航空工业基础等等。这样的实物调拨模式在实质上是粮食等同于资本，农民上缴粮食就等于西方经济的资本系统投放资本。随时间的推移，建立起来的原国营企业的产品也是被调拨走的，等于老国企的产品也是资本。改革后通过双轨价格和市场化，到现在完全货币化了。等于是从实物经济突然进入货币经济。农民和农村、国企和工人对一切都要掏钱，而他们过去以粮食、产品方式拿出去的“血汗劳动”时却并没有任何报酬。这样一来，所有的公共环境产品以及任何产品在经过他们租租辈辈的劳动而拿出“血汗劳动”加以建成后被突然宣布于他们没有关系。要用可以，拿钱来！！！

而他们在当时上缴自己的产品而忍饥挨饿时，他们是被告知这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去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而那更多更好的产品是同样无偿地给他们用的。因此任何一个新经济成就尽管自己暂时无法享用，但他们从心眼里高兴，并相信生产多了就自然地分给自己，少的时候只能先给重要的、急需的地方用。

转入货币经济没什么不对，但必须补偿曾经从他们的嘴里、从他们身上拿走的“血汗资本”。拿而不还的结果不是多劳多得，而是越劳动越悲惨。这在商品化时就出现了，以至于最后形成强大的“拿文化”。尤其是货币化以后，腐败、私有、转公为私欲来欲普遍。人民达成一种共识“拿了也白拿，不拿白不拿，白拿咋不拿”。中国人堕落了吗？中国人无耻吗？不，绝对不是，中国人民依然在忍耐！！！是国家政策产生了严重失误！

这个失误不是哪个人造成的，而是策划和决策的整体失误！！！

由这个失误造成国企和农村大面积的贫困化和赤贫化。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可以解决！而且很容易解决。

首先一个基本前提是从建国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6﹒5%，往往以两位数增长。如果以7%的保守数计算，那么我们的劳动价值从1950年到2000年增长到30倍。按这个劳动价值，等值的货币发行量也应该有30倍的量。按当年8万亿计算，以7%计则存量经济为114万亿。与此相等的流通货币就该有114万亿。这114万亿是财富货币，是可消耗的货币。改革后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二次占用及列入经济循环的土地等资源占用尚不计算在内。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银行发行的不到20万亿的货币不要说作为银行资本，即使全部投放对调动经济运转仍然短缺90万亿，换句化说银行始终应该是空行！！！

3， 银行资本短缺的原因：如果采用金本位，则我国1929万盎司黄金按100元每克计足以发行546万纸币，这与114万亿的劳动总值相比也是完全不足以支撑的。在此局面下，以黄金作为一种财富储备是完全可以作为一种保留手段，而不必动用。考虑到金本位已经破产，国家本位才是现代实质。因此国家法定纸币购买力是现代牙买加体系公认的购买力。但是我们的观念迟迟不改，对货币抱有一种神秘主义态度。口头上知道“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却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

货币短缺是114万亿的劳动价值和20万亿的人民币对比产生的，即使每年以20%的速度增发，也要7年时间才能补齐。如果劳动价值是0，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膨胀；如果劳动价值是2分，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紧缩。

因此，就我国的实际能力而言，采用金本位同样过时，只能建立国家本位，我们有能力建立起货币经济体系。问题在于我们建不建。

货币短缺是114万亿的劳动价值和20万亿的人民币对比产生的，即使每年以20%的速度增发，也要7年时间才能补齐。如果劳动价值是0，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膨胀；如果劳动价值是2分，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紧缩。

第三， 搞清楚这个问题后，中国银行的自有资金问题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拉动114万亿的经济体需要多少银行货币？换句话说这个114万亿将产生的银行货币量必须有等量的存底来调动。这就需要银行在发行114万货币后再发行114万来对流通的财富货币进行资本调动，从而产生资本货币。此时的银行资本货币与社会的财富货币是1：1。这个资本货币也不是银行的，而是属于全中国的。银行的经营就是保证资本货币的安全和随着财富货币的增长而适度增长。四大国有银行平均配置则一个银行资本为28万亿。拥有28万亿资本的银行难道不够经营么？而这样的资本属于全中国，银行是不允许被买走的。它执行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职能——货币发行和管理，其二级分支机构才是相当于美国的一般私人银行——经营实体。二级机构才可以上市，可以被买卖，也可以破产（二级机构与四大主行是债务关系，主行投给的开办资金要归还，在产生利润后才是自己的资金，可自由经营。）民间开办银行必须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加入，受四大主行管理，经营自由。而现在的人民银行执行的是相当于美国财政部的职能——发钞行。[关于美国银行的系统分析及美国的货币双轨制请参看《结构经济导论》]

第四， 现在工行上市的性质：

工行现在上市等于是拿全国人民从建国以来保存在国家的“血汗资本”当作银行自己的资本。银行本来就应该是空的，拿什么上市？现在的坏帐、呆帐不过是属于流通的货币，不是资本货币，因此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银行学意义的呆帐、坏帐。中国的货币是单一货币，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双轨货币。一旦以目前的方式上市，再被老外资本控制或卷走，那我们整个民族就是血本无归，是真正的血本无归！货币主权将完全受制于人。在国家本位时代，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公行上市等于国家主权拱手相让。这与金本位时代完全不同！

而鼓动我们上市的目的，就是让这样一个含有巨量财富货币还没调整的银行成为他们可买走的对象。然后大量印刷美圆或者把美国的因泡沫而多出来的美圆拿到中国消化。四大银行以其全中国的属性含有114万亿财富货币（我们目前使用不到20万亿），以1：1配置还另外含有114万亿资本货币。采用高通膨政策配置，给中国来一次“价格革命”，以1：5计算，则中国银行系统共含有680万亿的财富支配力，美国可以多印刷82万亿发给美国公民，然后到中国购买。然后宣称中国又赚取大量外汇了！！！

试问，我们上市要筹措多少资金？最多每个银行定的目标不会超过1万亿（中央敢拍这样的板么？现在两市总值才5万亿），四大行同时发行也不过4万亿。这样的价格即使炒高20倍，也不过是总价值680万亿的零头。这样一个以80万亿换回680万亿的大买卖，别说老外雇几个人，就是发动战争他都愿意干，而且绝对会干。

现在的银行不是破产问题，不是缺少资本问题，而是从来就没有过资本。全国的货币才20万亿。仅仅是流通的财富货币按2000年尚短缺80万亿。银行那里还会有钱？如果中国50余年的建设才有20万亿的劳动价值，那么如此大规模的腐败冲击早已垮台了。没垮台的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有114万亿，腐败拿走4万亿也不过是一毛钱的损失，并不能冲击另外的110万亿。

中国的民间社会的全部现金都是财富货币。明明财富货币短缺80万亿，却还要把它筹上来当作资本货币，紧缩岂不是更加严重？

这114万亿是中国从1950年到现在的活财富。是劳动了50余年的劳动价值，是50余年的利润，是可消耗财富。这个利润还在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本钱多少？本钱就是13亿人口、960万国土和一个强大的党，没有办法估价！！！

第五，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改造：必须明确我们的银行经营办法过时了。但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很普通的学术和技术问题。现在有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就是动则指责政治体制，明明是经济问题却说成是政治问题。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改造就是适应货币的国家本位制。全面调整财政、银行、税收的职能和关系。财政部根据统计数据和发展规划提供货币供给；银行系统全面扩大经营范围。税收调节宏观经济，不再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对农村、农业，国企、失业和军工提供相当的补偿和支持。本着稳健的原则，按银行原有规模补齐资本再适当扩大。彻底清理呆坏帐，严厉查处一批侵害国家利益的蛀虫。然后全部冲消。

第六， 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现代化经营，学习西方经济学并没有错，经济学上讲的道理都对，但不能照书本硬搬。更不能错搬，忘记了什么是“资本”、忘记了“资本”所有权的归属就必然产生失误。这不是经济学的错误，而是“经济学家”的错。我不知道这种错误是有意还是无意，但第二个万国证券事件不能再发生。实在要上市也可以，但必须解释清楚万国证券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债券公开交易是谁的策划、谁的决策，是不是同一般人马和同一个程序。

第七， 余语：

看到大家积极参与讨论，斑竹还亲自动问我的意见，我在感动之余也把我的看法拿出来，原本的不想再说也就变成了这个文稿。我们的改革已经被引诱着朝发生“质变”的方向发展，已经变成了私有化的过程，甚至是有意无意地往外国人的圈套里钻。而且是在极不公正的条件下私有化的。并非所有的人都糊涂，我相信一旦人民觉醒，必将产生历史上最为酷烈的革命。“血汗资本”牵涉到每一个从1950年以来的劳动者，包括死的和活的。一旦被某些势力名目张胆地私有化为自己的财产或造成被外部势力鲸吞，我的历史循环观告诉我，不是六月飞雪，就是赤地千里。我在《结构经济导论》中已经说过每个中国人以现在的人民币含财量共有4万人民币的财富。一个农村三口之家就是12万。但他们现在的处境却非常可怜！

外部势力对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什么办法也没有，利用资本打破权利的办法就是拆散权利，美其名曰“三权分立”。某种东西如果不拿到市场上它同样也不能买。实在想拿就只有战争和掠夺。

鸦片战争是打进来，六四事件是宣传进来，现在是培植代理人决策进来。经济学家整天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

henanhujaa

要摔死一个小孩，那么就必须把他先给高高地举起来，举过头顶，然后再来猛力摔下去，不能举到胸口的高度，那样摔不死，必须要举过头顶，这样才能够摔死

现在就是那个小孩已经被人给举到脖子甚至是头部的高度了。

这个小孩就是中国经济

2008年和2009年，还会更牛的牛市，那时候才叫举过头顶。。。

类似的“增长”，越增长，普通人就会过的越穷，就会越贫困，就会越没有希望

过不了多久了，以后的天下大乱也已经指日可待了

1978年改革刚刚启动的时候，还有很雄厚的底子在支撑，所以才有80年代的改革红利，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从农村到城市，人人都说生活变好了

到了90年代，虽然还有数量庞大的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的支撑，还有相当丰厚的国土资源，因此看上去仍然在继续“现代化”，仍然在继续“增长”，但是已经出现了颓势---90年代初期，北京承认农村危机的存在，90年代末期，城市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人口

在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和外资大规模进入仍然使得这个高血压病人的脸色十分红润，但是普通人却感到生活压力在猛然变大

依靠出卖基础社会设施---抢劫式的医疗，养老和住房改革---仍然在账面上带来了雄厚的“增长”

到了现在，金融业的外资控制已经成为现实，残存的国有企业也落入外资手中，还有就是土地私有化进程指日可待

残存的国有企业基本上进入尾声，金融业外资控制现在还处于剪羊毛的初期阶段---制造货币供应量增加

即便土地私有化进程不开始，仅仅一个金融业外资控制就已经足够形成制造大规模危机的条件了

等到土地私有化进程完毕---这个进程将持续的很短，速度也很快，然后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流民，即便被东南沿海的城市中的血汗工厂里踢出来，他们也丧失了那最后的两三亩耕地，彻底地失去生活来源---土地私有化进程完毕，残存的国有企业彻底被摧毁，然后金融业再来制造一次通货紧缩，就能够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抢劫，这种抢劫给西方财团所能够带来的财富恐怕连当年出售整个蒙古占领的中国地区的税收权都也无法相提并论。

但是，洗劫之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必将出现人类历史上最为酷烈的革命，那将是一场酷烈程度足以令朱元璋也望尘莫及的革命。。。

henanhujaa

当年窝阔台曾经将整个中国地区的税收权一次性地拍卖给色目大富商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行为，都也无法同即将在几年之后所发生的洗劫给西方财团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相比

国有企业现在基本上是没了，银行业也搞了一多半了

剩下要发生的事情，将是很简单的

1. 虚拟资本市场继续高涨，要达到一个令人炫目的高度，大约就是2009年左右吧

2. 土地私有化进程将开始启动，土地兼并将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从中出现大量的彻底丧失了耕地的农民，在内蒙也会有更多的牧民彻底地丧失自己的那点草场

3. 虚拟资本市场在西方财团和北京的内应的联手操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通货紧缩


那次通货紧缩过后，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彻底地丧失一切生活来源

但是，通货紧缩并且使得海量企业资金链断裂然后破产的同时，物价将会螺旋式的上涨----不要以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所谓通货紧缩必然带来物价下跌就是真理----那时将有数以亿计的失业者，彻底地丧失了一切生活来源的失业者，与此同时大家还将体会到比今天更为猛烈的物价上涨究竟是什么滋味

当年在魏玛德国时期，曾经在两三年之内，昔日能够买下整座工厂的千万马克突然变得买不到一张马戏团的门票

2010.。。。。2012

我们都将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henanhujaa

如果蒙古的国力能够有日本的一半，甚至只是韩国的水平，那么在那次中国经济浩劫之时也许还有希望来趁机以“德国模式”或者“香港模式”来解决“内蒙古问题”

但是，可惜今天蒙古国力式微，只能是“错失良机”啊

DeGaulle

寒~

帖木儿归来

中国照你的话讲，启不是天下大乱。社会将会动荡。
不知中国政府将怎样应对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
河南兄指点一下。必竟，咱们还是要在中国混饭吃。

原帖由 henanhujaa 于 2007-12-22 10:31 发表
当年窝阔台曾经将整个中国地区的税收权一次性地拍卖给色目大富商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行为，都也无法同即将在几年之后所发生的洗劫给西方财团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相比

国有企业现在基本上是没了，银行业也搞了一多 ...

teme

每次看到唱哀中国经济的帖子，总有一个疑问——中国政府是吃干饭的？政府的行政干预能力是不是被忽略了（中国的事用正常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基本解释不清楚）。不管即得利益集团再怎么贪，也不会玩当年美国的1929，那不是中国能玩的起的游戏。除了崛起和崩溃，我们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条路，一条不温不火不紧不慢，游离于小康与贫弱之间的国度:lol 。

henanhujaa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老兄，这个问题真的要探讨的深入下去，恐怕这里又有可能被ulan这个“论坛毒药”给“药死”

给你转一篇文章吧，自己看看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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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特权阶层腐败:苏联解体的根源


CCTV.com 2007年12月12日 07:29 来源：天山网

天山网消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经济
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我们追寻的不只是国家的强盛，更是中国人在世界
民族之林的身份与尊严。因此，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取决于什么因素、会形成什么
样的周边关系、如何取得原有大国的认同？在大国发展过程中，我们应持怎样的
心态、怎样继承与创新中华文明、怎样吸取大国发展的成败得失、选择一条怎样
的发展之路等问题需要厘清。

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就是这些逐步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亡党亡国”
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
——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1917年，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中，苏联战胜
了德国法西斯，挽救了人类文明。随后，苏联成为可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平起平
坐的“超级大国”。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共的垮台，苏联也突
然解体，出现“亡党亡国”的惨剧。

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怎么会突然垮台呢？堡垒是从内
部攻破的，应该说问题出在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苏共
的路线方针和领导体制犯了错误，导致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他们脱离广大群
众，利用权力图谋私利，最后与知识分子中的亲西方精英结合起来，抛弃社会主
义方向，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干出了集体背叛的罪恶勾当。

　　一、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
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一个典型事例是，当1918年发生粮食危机时，
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连自己都吃不饱，在一次人民委员
会会议上饿得昏倒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一方面强调“稳定”干部，使干
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
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有人估
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
。当然，这里所说的官僚特权阶层并不是指苏联的全体干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官僚特权阶层的子女，凭借父
辈的特权地位，能够轻易地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
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干部特权还可以成为搞腐败的护身符。在勃列日涅夫时
期，全国性大案要案不断发生。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干部
，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有些案件还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例如勃列
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则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

　　二、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同流合污

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
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苏共和国家的决策机制方面，惯于实行个人专断，压制
不同意见；在任用干部方面，出现“近亲繁殖”、拉帮结派和任人唯亲现象；在
经济领域，盛行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在党群关系方面，因干部特权
严重而导致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官僚特权阶层开始丧失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
麻木不仁。例如，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
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
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尽管
如此，当时的官僚特权阶层仍愿意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只是
始终墨守成规，不愿进行有效的改革。他们与亲西方社会精英也界限分明，相互
对立。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发生了根本变化。戈尔巴乔夫起初说要
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后来却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公开性”
、“民主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模
式，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等，结果导致“亡党亡
国”。

在这一过程中，除一小部分干部起来抵制和反对之外，多数干部却听之任之，随
声附和，许多干部甚至起来充当“改革”的急先锋。例如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
纳泽等人。

叶利钦更具典型性。叶原是苏共的一个州委书记，后来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他以“反特权”起家，起先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后来又同戈闹翻，成
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不久，他夺取了俄联邦的政权，并签署“别洛韦日协议”
，导致苏联解体。其实，叶利钦同戈、雅、谢等人一样，都是官僚特权阶层发生
质变的典型代表，目标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排斥亲西方的社会精英，而与他们同
流合污了。这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公开化和合法化了。

　　三、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私利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已经目标相同，
而且配合默契，合力把苏共推向“亡党亡国”。1990年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一批
苏共党员宣布建立“民主纲领派”，决心制造苏共的组织分裂。2月，苏共中央举
行全会，同意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
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同时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和总
统制。随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以及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政权一个接一个地
被反对派夺取，苏共在很多地方沦为在野党。

1991年“8·19”事件后，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动，没收俄共财产
。随后，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下令没收
苏共财产。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
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已不存在”。随后，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
议定书，决定创建独联体，正式宣布苏联解体。总之，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
就是这些原先的苏共高官。这个“亡党亡国”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
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和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私利。与此同时，由于蜕化变
质，苏共也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

在剧变后的俄罗斯，那些掌权的政治精英和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大都就是苏联时
期的各级干部。据俄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
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
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守护者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老兄，这个问题真的要探讨的深入下去，恐怕这里又有可能被ulan这个“论坛毒药”给“药死”

给你转一篇文章吧，自己看看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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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hujaa 发表于 2007-12-23 01:28

想想中国，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