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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size=6]21 09:50标签： 转贴 生产方式 生态
游牧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不把自然对象化，他们对自然是顺遂而不是改造。游牧与自然浑然一体。游牧民族走到哪里，哪里山清水秀，天蓝云白。历史研究证明：凡是游牧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都是生态环境最好的时期。在东晋，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黄土高原成了牧场，黄河竟然一改水灾频繁的常态，安然地流淌了许多年。
草原是地球生态的一部调节器。过去由于河流的改道（包括黄河上游的改道），超负荷的截畜量，过度的开荒，对野生动物的大量猎杀，自然灾害等人为及非人为因素，1980年以后草原退化加快，草原荒漠化加速，因此而造成的灾害及恶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早已不罕见了。保护草原就是保护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生存环境，因为草原是根，如何维护草原生态平衡是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也为我们每一个热爱草原的人所关注。
基于这个视点，本篇特对传统游牧业在生产中与草原生态保持平衡作一点探讨。
一、游牧文明的产生与草原生态的关系
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驯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借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了。
但是为什么畜业最终发展成游牧文明而不是像现在政府所推行的那样定居圈养或放养呢？这也许是由于畜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野生畜群的松散性控制发展来的，而定居蓄养需要较繁重的劳动，如果没有明显的优势，并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放弃游牧。马的驯化则更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然而更重要的是，北方草原自身的生态特点决定了定居畜养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遭到摈弃。
我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越往西北，越近大陆中心，季风影响越弱；相反，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的高压作用越来越强。故从东南向西北，降水越来越少，干旱程度也随之增加，植被类型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由东南向西北可分为温带草甸草原、温带典型草原和温带荒漠草原。最优质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东部、科尔沁等地的草甸草原的年降水量也不过在350—550mm之间，土壤有机质含量虽一般在4%以上，平均产草量在1500kg/hm²左右，但仍旧无法承受定居畜养的放牧强度；那些年平均降水量仅150—250mm，年平均气温仅约2—5℃，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低于2%的西部草原便更无法承受定居放牧的压力，只需几十，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草原便会退化到无法收集到足够的饲料喂养牲畜的程度。如呼伦贝尔大草原自1958年建立了25个国营农场，进行大规模的定居垦荒之后，仅一二十年就退化成为呼伦贝尔沙地。而有关试验经过5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过度的割草会使地上生物量大大降低，对草原退化有很大影响。年年割草的牧区地上生物量只有割一年休一年的牧区地上生物量的76%。因此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游牧文明成为草原民族的主体文明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况之下的。
游牧民族使用的牧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为套马竿，又称 “套竿”。蒙古语称“兀日格”。据《元朝秘史》载，早在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前，就已出现了这种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套马竿木质坚韧,总长约300厘米，顶端拴有套形皮绳。它既可用于套马，也可用于狩猎时套其他动物。每逢捕捉马匹时，牧民持竿跨马，冲入马群，看准马匹，抖开绳套，将马颈套住勒紧，随马奔驰，直至马匹力竭驯服为止。阿拉善旗等少数地区的牧民不用套马竿，而用套马索，蒙古语称“察拉木”。这些套马者多系技术娴熟、身强力壮的牧民，因而当地牧民以套马为光荣。
二、游牧的生产方式与草原生态
一、营地与生态
（1）营地与地理环境
季节营地的划分是传统游牧业最明显的特征，早在蒙哥汉时代，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在粟特地区观察到游牧界限和季节营地。“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的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在冬、夏、春、秋四季到那里去放牧他的牛羊。因为在冬季，他们来到南方较温暖的地区，在夏季，他们到北方较寒冷的地方去。冬季，他们把牛羊赶到没有水的地方去放牧，这时那里有雪，雪就可以供给他们水了”。这种冬南夏北的营地选择习惯一直保持到近代，在内蒙中部，“冬期结冰之期，乃选山腹向阳之所定居，此因冬季积雪没草，山上雪少，往往牧草出现，且到处雪融，易得饮料”。青海蒙古称冬、夏营地为冬窝子和夏窝子。“夏窝子在大山之阴，以背阳光，其左右前三面则平旷开朗，水道倚巨川，而尤择树木阴密之处，冬窝子在山之阳，以迎阳光，山不在高，高则积雪，又不宜低，低不障风，左右宜有两狭道，纡迴而入，则深邃而温暖也。水道不必巨川，巨流易冰，沟水不常冰也”。特定范围草原的南部，一般有较好的牧草条件，至于山坡地带，大兴安岭的阳坡一般有较好的家畜放牧条件。无伦如何说，由于阳坡较为温暖，利于人畜过冬，无论是山地还是丘陵，一般作冬营地的首选地带。
夏、冬营地并不是分散交错的，一般是分属于同旗内两个不同的区域。冬、夏营地的划分也不都是南北向的，在冬营地牧草质量得以保证的条件下，夏营地的水源条件有时也决定着牧场的划分。如果水源条件较差，则不适合作夏营地，但若草原的产量和质量都不低，又由于冬天牲畜啃雪，并不依赖水源，则可为冬营地 。
在同一营地内，许多地区采取不同牲畜不同区域放牧的方法，在夏营地，马、牛、羊均分布在不同的河流域。这种草原利用的细分化，是游牧业发展的一种标志。
另外，当牧场划分为三季牧场或四季牧场时，春季牧场的要求与冬季牧场相似，秋季牧场则与夏季牧场稍有不同，与紧贴水源的夏牧场相比，秋牧场可选于开旷的平川、滩地或山前阶地，秋后牲畜的饮水次数减少，水源条件要求比夏季为低。
（2）营地与草原生态
营地的划分从草原生态角度上看是完全必要的。牲畜营养状态的周期性与草原生态变化是一致的，“春季雪融，则居低洼之乡。以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于一定之境内，渐次转移，其倾全力以采索者，惟水与草。若至冬季，霏雪凝冰。低地早已不能得水，即草根亦被雪淹无遗，故必居山阳，冰足以资人之饮啖，草根之没于草者稍浅，家畜又赖以掘食。马牛羊所以至冬季而肉骨瘦露，免死为幸。且有迫饥寒而倒毙，相籍以视夏期之丰肥，不帝天渊”。冬天牧草枯萎，只有牧草生长季节未被破坏的草原才能在冬季提供一定的牧草，这就要求保护一定区域内的草原春、夏、秋三季里不受破坏，于是，便出现了牧场的划分。保护冬营地的举措一直受到重视，即使在夏季草原遭灾，牧民也不轻易到冬季牧场放牧。
在蒙古国，选择营地时对草原的要求有二，一是看牧草是否充足，春季要求有有足够的青草，秋、冬季要有足够的枯草，另外，还要考虑是否有供牲畜补充食盐的盐类植物；二是驻牧地的卫生条件，驻牧地是否有疫病发生，是否已经被兽粪所污。
冬营地不但要求植物枝叶保存良好，覆盖度大，植株高，还要求不易被雪埋。如芨芨草、羊草、针茅——蒿类、柠条——红砂——猪毛菜等类型的草地；春季草场要求萌发早；夏季草场要求生长快，种类多，草质柔软；秋季的牧草要求多汁、干枯较晚，结实丰富，如葱属、蒿属占优势的草地 。从总体上看，冬营地的草原质量要远高于夏营地。在呼伦贝尔，夏营地一般为干燥荒原、半沙漠荒原、沙漠荒原或碱性荒原；而冬营地是干燥荒原、干燥草原和湿润草原。
牲畜在冬营地只是吃干草，不对草原的植被演替直接构成压力，而夏营地的放牧则直接对草原种类的植被演替构成影响，并在过牧化的条件下形成次生演替，使草原退化。尽管如此，游牧民还是更重视冬季草场保护，因为夏季牧草产量高，植被稍差也可满足需要。冬季草场是枯草，产量低，是畜群增长的制约因素。
为了适应草原的牲畜负载量，游牧民一般是分散而居，“蒙古人以牧畜为生业，故每户需广大地域，以村落之集居为不利，欲其营生容易，自然隔离而散居。一村落多至二十余家，家必在隔，近者一二里，远者数里、或十数里，为牧畜放牧不至抵触也”。康熙年间高士奇随皇帝在围场一带游猎时看到附近游牧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大约塞外山川，远者数十里，近者十余里，互相绵亘。两山断处，谓之一沟，每沟所住蒙古，不过三两家，恐礙放牧也”。但在冬夏营地，由于牲畜负载量的差异，居住形成也会出现季节变化。在内蒙中部地区，许多游牧民只在初夏和初冬各移动1次，夏季的牧草产量高，人们在水源地区成小聚落居住，到冬季，为了适应冬营地枯草环境下较低的载畜量，人们只好山麓地区分散而。
3、游牧圈与生态适应
（1）移动与移动频率及水源
游牧移动是指从一个驻牧点到另一个驻牧点的移动，蒙古包也是游牧民适应游牧移动的产物。包无固定设备，其构造不等，视贫富而异，便于流动。古列延时代，移动的规模大，速度快。由于人数众多，引起对大车和幌车的需求，直到13世纪，幌车仍很盛行 。鲁不鲁乞曾描述过蒙古富人或王公移动时的情况。“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或鞑靼人有一、二百辆这样放置着箱子的车子。……因此，一个富有的蒙古人的斡儿朵看来象一座大的市镇，虽然住在里面的人很少”。“一个妇女可以赶二十或三十辆车子，因为哪里的土地是平坦的。她们把这些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拴在一起，用牛或骆驼拉车。这个妇女坐在前面一辆车子上，赶着牛。而所有其余的车子也就在后面齐步跟着”。随着聚落游牧的消失，幌车和大规模移牧被小规模移动所代替。
游牧民一年内的移动次数为移动频率。移动频率与牧草、水源、家畜种类和规模，以及与周边农业地区的关系有关。在内蒙地区，似乎草原条件愈好，移动次数愈多。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游牧民的移动次数为5—6回，锡林郭勒则达15—16回，而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旗平均达60-70回 。这种频率分布起码受3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农业条件，南部地区农业成分大，定居性强，故游牧次数少。在锡盟和呼伦贝尔，游牧业是牧民生活的唯一来源，必须加强移动，才能广泛地利用草原，提高产量；第2个影响因素是畜群规模，符拉基米尔佐夫指出，畜群规模越大，移牧的次数越多。中部地区牧地少、牲畜少，故移动也少，呼伦贝尔草场好，畜群大，多移动才能满足需求。民国时期，两个新巴尔虎旗平均每户拥有的羊数达400-600头之多，马和牛的头数各达50-60头；第3个条件是冬营地的降雪条件，在东西苏尼特和察盟部分地区，夏天移动的次数与其它邻近地区相差不大，但由于冬季降雪的频繁，移动次数也增多，达10多次。
蒙古国的情况与内蒙有所不同，草原生态条件与移动频率呈负相关的趋向。第1地带是杭爱草原，植被条件好，有春、夏、秋、冬四季固定牧场，移动次数较少，一年只有4-10回。终年游牧圈内的最大距离，即直径为15-20公里，最少游牧距离为4-5公里；第2地带在外蒙中部，是森林草原向沙漠过渡的地带，植被稀疏，牧草量少，游牧频率为8-12回，游牧圈的直径达30公里，旱灾时可达200公里；第3地带是外蒙南部的戈壁沙漠地带，由于牧草更为缺乏，畜群只是小家畜和骆驼，游牧频率进一步增加，普通有10次左右，多者20次，饥馑时达50-60次。游牧圈直径达100公里左右，山岳地带可达到200公里 。
游牧民在各季节的移动次数是不一样的。融雪期枯草出现，移动回数减少，并向夏营地实施大移动；农历5月青草萌芽，不易频繁移动；6月青草量多，不用多移动；7月，8月进入到枯草期，小移动增多；9月，10月，秋天进行距离较大的移动；11月，到达冬营地；12月，冬季的移动次数较多 。
夏营地的移动以水源为中心，除了河流湖泊以外，还有泉水和水井，这些水源点一般也是驻牧点。牲畜越多，水源数也越多。
（2）大游牧圈
游牧民每年移动所形成的轨迹是大游牧圈，尽管其轨迹是闭合的，但不一定是圆形。这种游牧圈的形成是由冬、夏营地的分区利用和燃料供应相关。以牲畜粪便作燃料，因为放牧地当年的牛粪浊湿不能利用，所烧的牛粪是前一年留下的，经过水洗、风干，自然发酵后，有机养分已随雨渗透到土壤中，不会形成肥分损失。与烧草相比，这样做对草原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小。这就要求下年的放牧轨迹与上年的一样。所以，游牧民不轻易变更放牧圈。
古列延时代，游牧集团已有自已的游牧圈。成吉思汗对他的一个同族说：“在前，你与这脱忽剌兀惕三姓、塔尔忽惕五姓、敞失乞惕、巴牙兀惕二种，与我做着一圈子。昏迷中不曾迷了，离乱中不曾离了，寒湿处曾共受来”。游牧移动的时间规律也很强。鲁不鲁乞在达伊梯利亚河西岸了解到当时拔都斡耳朵的移牧规律：“拔都在夏季向北方移转时，到了那个地点就停止了，不再向北去。我们到达那个地方时，他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因为从一月至八月，他和所有其他人向寒冷地区移转，在八月份，他们就开始回向南方” 。
古延列的游牧圈半径应该很大。按近代草原地区每平方公里0.5人的游牧人口密度，1个古延列1000户5000人，需要10000平方公里范围的游牧圈，相当于清代一个旗的规模。随着聚落游牧的逐步消失，这种大半径游牧圈也不再有。
（3）大移动、小移动与生态适应
除了大游牧圈以外，游牧民在各营地游牧时打着圈子，这种圈可称之为小游牧圈。更换季节营地时的移动为大移动，同一营地内的移动是小移动。大移动的次数少，在呼伦贝尔，一年也只进行四次大移动[54] 。大移动不在1天内完成，往往持续多日。各游牧单位的游牧速度是不一样的。夏日的大移动注重水源，边移动边游牧，在适当的地点过夜，做羊栅圈羊。在冬期，移动无水源制约，一般只选择草地好的路径到达目的地。许多情况表明，草场的迁移还伴随着牲畜的适应问题，20世纪50年代阿拉善地区的调查表明，牲畜从山地、滩地到沙地，或从沙地到滩地，都会出现水草不服的问题，所以，牧民在大换场时往往赶着牧群慢慢移动，使牲畜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移动的多少和游牧路径往往由一个游牧部落或游牧家族长期的经验所定，在呼伦贝尔，游牧路径为祖先所定，这种路径可最节省牲畜消耗，特别是马的消耗。
营地内的移动是小移动，一般在1天内完成。这种移动在冬、夏营内有差异。在夏营地，牧民一般早起，用2-4个小时到达放牧地，包的移动距离一般为4-10公里远，最多不超过20公里。在冬营地，蒙古包的移动距离往往比夏营地要短。在内蒙中部的锡林郭勒盟，夏营地还有小移动，而冬天却很少移动。每年的5月，在牧草逐渐生长的时候，牧民收拾“窝棚和粮食种种，都搬到牧场布置一切”。再将马群编成组，500头的马群需牧丁2—3人，1000头的马群用牧丁4人，1500头时需6人，2000头的大群需8人。马群的放牧周期只有15—30天。“大概三十里牧地，只够马群十五日就食，食尽了又转牧他处，经过三十日或十五天，又复回到前地，经过三十日或十五日，又复回到前地。这时前地的草又茂盛了，很够马群的饱吃，这样蒙地在春夏秋三季是不愁没有草吃的，一直到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旬之交，水草枯竭，牧丁才叠好窝棚，离开牧场，引带马群还家，这时不能远放，只能就居住很近的地方放牧着” 。
游牧民每天的放牧也有一个圈子，即放牧圈。距水源或蒙古包的距离亦可称为放牧半径。夏营地的放牧以水源为中心，距水源的距离，即放牧半径，马、牛和羊的半径分别为20—30Km、10—15 Km和5—8 Km；冬季的放牧以蒙古包为中心，距蒙古包的距离是放牧半径，马、牛和羊的半径分别为30 Km、20 Km和10 Km 。而驼驼一般只在居住点附近放牧。总之，行动速度快的牲畜比行动速度慢的牲畜有较大的放牧半径，冬季地无水源点的限制，放牧半径比夏季要大。到现代，由于驻牧性的加强，夏营地的放牧半径缩短了。在内蒙古东部地区，马的放牧半径只有3—3.5 Km，牛为2 Km，羊为1.5—2 Km。
蒙古国的浩特组织要比内蒙的游牧阿寅勒规模大，通常由3-7个游牧家族形成。浩特内的游牧户不但在同一个游牧圈，而且共同扎营，生产中互助合作。浩特的结合有多种形式。有的是由一个较大的游牧家族，或者亲戚组成；有的以亲近的朋友组成；有的是经验丰富者与无经验者的组合，目的是为年轻人提高游牧技术。当然，还有按贫富组合的。富户牲畜多，需贫户出劳力帮助，富户由于拥有较多的大家畜和大车等物资，在移营时可以为贫户提供帮助。从放牧项目上，小家畜一般个体牧户单独放牧，马的放牧需要较高的技术，往往几家合牧，但在自愿意的基础上进行。
总之，放牧中畜群与人的流动，是一个圈子套圈子的运动，从放牧圈到小游牧圈，再从小游牧圈到大游牧圈，流动中有固定。这种周期性循环运动的重迭，是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草原利用。
（4）灾害时的跨圈移动
冬营地的灾害主要是“黑白”二灾，无雪导致吃水困难，多雪覆盖则导致牲畜吃草困难。缺水草场1个月无积雪就有轻黑灾，2个月无积雪即达中等程度的黑灾，2个月以上则为重黑灾。
农业种植业在遭灾之后，第二年便可恢复过来，但游牧业一但遭灾，畜群很难在1-2年，甚至几年内恢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一般要在灾害时期实行移牧躲避。这种大移动超过了一个游牧单位平常活动的大游牧圈范围。大移动多发生于旗内，有时也越旗界。在呼伦贝尔盟东巴虎尔旗，1923年和1930年冬期就形成2次大移动，移动发生在霍因古儿河流域。1923年牛群和羊群的毙死率达10-25%，有时半数家畜处于大移动状态。1930年，融雪前出现冻灾，马群的毙死率达15%，牛、骆和羊群的毙死率达25-50%，才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大移动 。
在中西部蒙古草原，旱灾为害为甚，这种灾害便发生于夏季牧场。50年代阿拉善旗第五苏木巴音诺尔公巴嘎的牧民聂有义这样回忆起1900年的全旗大旱：“富户有500——700只羊的，死的只剩下20——30只了；中等人家有100左右只羊的，剩下5——6只；100只驼的人家，剩下20——30只了”。在旱灾中，各种牲畜的抗旱能力不一样，山羊的能力比绵羊强，而骆驼的抗旱能力又比羊强，有的人家只剩下山羊。为求生存，牧民不得不走“敖特尔”。按当地的说法，牧民在自已的冬、夏营地之间移动不算走“敖特尔”，只有夏营地的草场不足，而冬营地的草又要保护起来过冬，这时的远距离游牧才叫走“敖特尔”。实际上就是跨圈移动。大灾之年走“敖特尔”可以使牲畜少受损失。跨圈移动速度也很快，牛、羊和马的速度分别为40-60 Km/天，40-50 Km/天，80-100 Km/天，几倍于平常。在这种情况下，牲畜免不了受损失，但为了尽速离开灾区，快速是必要的。
三、小结
游牧是保持了几千年的生活传统。这种生产方式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个层面生态适应的结果。在传统的游牧时代，这种适应是一种简单的适应——“逐水草而居”。传统游牧民的粮食消费很少，摄取的能量主要源自畜群提供的肉和奶制品，燃料能量也依赖牲畜粪便。现代牧民多依赖粮食、化石能源和其它现代生活资料，牧民开始更多地通过参与商品生产和草原外部打交道。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变要求牧民相对定居,以得到更多外部资料和能量供给,但是如果草原维护技术和畜牧业生产技术不能同步提高，必然会引起草原的退化。
来源：
[1] 《鲁不鲁乞东游记》于[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 吕浦译 周良霄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10月
[2] 徐珂《清稗类钞》 农商类 中华书局 1984年10月 第五册 P2215.
[3] 临川花楞《内蒙古纪要》 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
[4] 北京农业大学主编：草地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82年P98-99.
[5] 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均 周建奇译 第一卷 第二分册 商务出版社 1983年 9月
[6] 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均 周建奇译 第一卷 第一分册 商务出版社 1983年 1 月
[7]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 刘荣焌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3 月
[8] 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11 月“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大丰收回看元代蒙古地区的畜牧经济”
[9]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 刘荣焌译 中国衬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3 月
[10]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4年 8月 乌鲁木齐
[11]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 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P73.
[1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支那の制度ょり见たる蒙古 昭和四年六月 满铁 东南经济调查局发行
[13] 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昭和十四年四月
[14] 兴安局：兴安西省札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 兴安局 （康德六年）P47.
[15] 民国《绥蒙辑要》 生活民俗
[16] 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 东亚研究所 昭和十六年二月发行
[17] 北京农业大学主编：草地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82年5月 P206.
[18] [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吴有刚 赵复兴 孟克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年1月
[19] 《清圣宗实录》卷191 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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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4 22:3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