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宏杰（辽宁）
对于"少数民族"这个身分标记，我的感觉稍许有些复杂。
我出生在辽宁西部建昌县的二道湾子蒙古族自治乡。然而，在十岁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或者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头脑中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们填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这张表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太深奥了,"籍贯""出身""民族"这些词汇的含义超出了一九八二年时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知识范围。我把表带回了家,问母亲"民族"一栏应该怎么填.母亲说填"蒙古族".
使我感觉惊讶的并不是此刻,而是第二天上学交表的时候。老师看了我的表,对我说:"哦?你是少数民族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别的同学在民族一栏里填的都是"汉族"。
我为这一崭新的发现兴奋不已.我与众不同!这是多么良好的感觉!同学们都用一种羡慕甚至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汉族,可惜他们不能够。
这种种稚气的虚荣心的满足就是小学生我知道自己的族属之后的全部心理反应。它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所属的民族产生了探究的好奇.我想通过这种探究来分别自己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
可是探究的结果令人十分失望.
我的老家与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相近,我的家族和喀拉沁蒙古尚保持亲戚关系,不过年代久远,很少走动了.
据史书记载，我的祖先源自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喀喇沁部。明朝以前，他们游牧于张家口外。大约四百年前，咯喇泌部我的老祖宗们骑着马从草原上一路呼喊而来，在内战中打败了蒙古林丹汗，在辽西建立了喀喇泌左旗。他们选错了地方，因为不久汉人们也来到这里寻找土地。蒙汉杂居不长时间以后，我的老祖宗们就禁不住定居的诱惑，扔下了鞭子，拿起了锄头，卷起了蒙古包上的毡子，住进了土坯房。草原的风霜从他们的身上褪去，在土地上劳作弄得他们灰头土脸，他们与汉人齐心合力，很快把辽西肥美的草场变成了水土流失的典型地区，把自己从马背上的骄子变成了躬腰塌背的农民。同时，也让我这个血管里流着光荣的兀良哈三卫血液的人只能在睡梦中见到草原和马。
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文字记载的蒙古族风俗,可是一无所获.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与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这让我大失所望,也自觉愧对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我的同学.
做为一个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民族身分对我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众不同的不过是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能领到十几元的"少数民族津贴".现在,做为一个作家,我乐于在简介中注明自己的民族身分,它使得我可以参加某些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比,这也许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好处.除此之外,做为一个中国人和做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族属带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比较超脱的身分来观察汉族文化,来谈论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蒙古、满族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施加给中国人的耻辱.当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感是暧昧的,带着一点点心虚和不好意思,毕竟我清楚,我的文化遗传已经全部是来自汉族.
然而, 根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血液的原因促使我不断地追究家乡的过去,促使我两次深入内蒙,去亲近草原.从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已经看到,做为一个作家,我无法用学者的方式,来写作一篇标准的论文.因此,请大家原谅,我只能从一个亲身感受者的角度谈谈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
做为汉化的典型地区,我的老家二道湾子乡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被抹去最后一点民族特点的.在那之前,蒙汉不通婚,许多老人在家里还说蒙古话,喇嘛教也依然盛行.一家里有三个男孩子的,就会有一个去当喇嘛.
日本人的投降在东北人称来叫"事变"."事变"之后,东北在全国率先被解放,我老家的那座高大巍峨的喇嘛庙被改成了小学校,喇嘛们还俗回家.蒙汉通婚的界线被打破,一开始,娶了汉族媳妇的人家还被人看不起,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汉族媳妇能吃苦,精明,能过日子.于是,娶汉族媳妇的越来越多.
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彻底的汉化.现在我的老家已经没有会说蒙古话的人,最后一个会说蒙古话的老人"八十三",已经于十年前去世.人们已经不知道喇嘛教是什么东西,只是某户老宅还留下了"大喇嘛家""二喇嘛家"的叫法.过年与汉人一样包豆包\\吃饺子\\迎财神,而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供火主\\吃粘饭\\祭上天.就连老奶奶讲给孙子们的民间传说,也完全是汉族的.唯一与汉人地区不同的,是相对于勤苦节俭到了极点的汉人,老乡们的日子显得粗疏懒散.他们常常说:"老蒙古到底是懒,要是汉人有我们这样的好地板,早就发家了."不过对于这种节俭,他们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比如汉人请客,小碟子小碗,菜的内容有时也华而不实,就很让老乡们批评.从汉人那做客回来,才发现自己宴客的大方,可见蒙古人阔大豪放的作风毕竟还有一点流风遗韵.
二OO一年十月,我第一次随在包头工作的表哥去内蒙,去探寻我心目中蒙古人的家乡.
在幻想中我已经多次勾勒了草原的模样，这模样是建立在不断的阅读基础之上的，因此难免多出一层浪漫：蓝天白云下的草原象一张洁净的绿毯。穿着肮脏的蒙古袍，紫红脸膛，矮壮身躯的牧民，骑着矮小健壮的蒙古马，在眸子一样清澈的湖泊边照顾着他的羊群。我对这个在包头工作多年的表哥说,此行内蒙,我想住一住真正的蒙古包,吃一吃真正的蒙古饮食，骑一骑真正的蒙古马，感受一下真正的活生生的蒙古文化，以慰我的寻根之心.表哥满口应承下来,说在牧区有许多朋友,这完全不成问题.
草原给我的第一波视觉冲击力,超乎了我的预期.在越野车钻出古长城盘踞的群山那一刹那，草原上的风迎面扑来。蒙古高原出现在我们面前。感觉就是四个字：空空荡荡。房屋、村庄、树木、行人都被风一扫而空，只剩下赤裸的大地。天蓦然高了，地蓦然阔了，山蓦然矮了。大地象刚被上帝造成那天的样子一样，粗放坦荡，蜿蜒起伏，连绵不断，直接伸入天际。
沙漠风暴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开始了在大地腹部无望地爬行。蒙古高原仅仅用它的壮阔无边就把我震动了。有生以来，大地作为楼房、道路和围墙的附属物而被人们视而不见。或者，进入视野的是被剥去皮肤露出褐色血淋淋肌肉的耕地。直到此时，我才见到了祖先生活过的真正的大地。
蒙古人的勇敢、豪爽，是直接从这片粗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这片壮阔的土地可以给马蹄以足够的自由，却并不足够友善。蒙古高原海拔一千米左右，冬天，西伯利亚的寒风象钢刀一样毫无遮挡地刮过，而夏天又变得酷热难当。水质苦咸，甚不洁净，易致人病。一场大雪或者一次干旱，很容易把羊群变成一堆白骨，让昨天还富足的牧民变得饥肠辘辘。一个蒙古人的一生，就是与狂风、大雪、干旱、洪水、野兽、瘟疫搏斗的一生。正是这些挑战，使蒙古族成为一个勇敢、剽悍的民族。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因为退缩就意味着死亡。
历史不止有善恶一种维度。蒙古人崇尚暴力，热爱荣誉。他们给死气沉沉的农业文明带来一次次冲击，以免这潭死水腐烂。正是游牧民族的野性和活力一次次打碎了格式化的世界，使它不得不重新组合发展，为新的文明生长制造了足够的空间。游牧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品质。特别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负面因素越来越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时，草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精神源泉。
对草原的第一印象,使我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与我的想象大不相同.
表哥给我安排的地方是中蒙边界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表哥在旗上有一个朋友，主管畜牧。
车从包头北行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出了农区。草原美不胜收,秋阳下的枯草散发着一股焦黄的、烤熟的麦子味道。然而一路紧张地张望，一直没有见到蒙古包，有的只是相隔二三里路一座的砖房。进入牧区不久，草地就逐渐出现沙化的迹象。许多地方长起了一蓬一蓬的沙草，更多的地方牧草短得可有可无，沙碛触目惊心地连成一片，草原象是长了皮肤病。羊群出现了，它们步履凝重，费力地拔除着短短的草根，似乎是为了把沙碛地整理得更干净一些。电视上屡次见到草地沙漠化，一旦亲临其境，感觉象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皮肤上的溃口一样，仍然震惊不已。
在内蒙，所有的农业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即使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这块地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被开垦成农田。由于内蒙从根本上说不适合农业，所以大部分土地上只能种土豆，这就是我在内蒙那几天天天吃到又粗又白的土豆粉的原因。在习惯耕作的汉族农民眼里，让土地长草而不是长庄稼，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事。“农耕”先进、“畜牧”落后，这一思想在农耕民族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主导下的国家政权当然把对内蒙来说绝对错误的产业选择--“重农轻牧”，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从过去皇帝们实施“主谷制”、“屯田制”，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牧民不吃亏心粮”，以及大批生产建设兵团开进草原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畜牧业在全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至今日还不明确。尽管1986年自治区党委也曾提出“念草木经，兴畜牧业”为全区经济建设主攻方向，但这一正确的主张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时隔不久，又提出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国家的商品粮基地”的口号，并把它升格为经济布局的长期政策，直到1997年还在鼓励扩大耕地。于是所谓“开垦宜农荒地480万亩”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第三次草原开垦高潮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
|
|
发表于 2005-9-6 22:37:15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