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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木博史 (Futaki Hiroshi)
翻译 乌力吉套格套 (Oljeitokhtuqu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
一、前 言
这里有一张照片①,是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时的纪念照。前排7人均为中华民国的蒙古人,后排3人则是为援助内蒙古革命而来自国外。这3人正中央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长丹巴道尔吉,左侧的是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宝音鄂木合。无论是丹巴道尔吉还是宝音鄂木合,都对1921年的外蒙古革命起过重要作用。前者于1921年3月召开的人民党第一次大会上当选为由三人组成的中央执行部的一员,而后参加了解放恰克图的战争,同年后半期在西部指挥对白军作战。宝音鄂木合曾于1921年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局从事蒙古最初的革命刊物《蒙古真理报》的发行工作。有这样经历的外蒙古革命家来内蒙古参加党的大会,是一次简单的偶然事情呢?还是标志着外蒙古对内蒙古革命的援助呢?这就是下面要探讨的问题。本文在原始资料基础上试图对丹巴道尔吉政权与内蒙古革命团体的关系进行分析,明确其特点。
二、丹巴道尔吉政权的建立
将策仁敖其尔?丹巴道尔吉(1899―1934)作为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3月前的名称为蒙古人民党)委员长,领导党和国家的时期(1924―1928)称为“丹巴道尔吉政权时代”,决不是出于一般考虑。因为在蒙古国对这一时期丹巴道尔吉的定论性的评价是“右派”或“民族主义者”,同时也回避强调他的领导。以《党史》②为代表的凡是涉及到那个时代历史的书刊都一致认为:“他从党的第五次大会(1926年)左右开始表现出右派倾向,1927―1928年间的表现更为强烈,最后在党的第七次大会(1928年10―12月)上被打垮了。”关于1924―1925年的历史,它们认为“党”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不提丹巴道尔吉与此有关。例如,Ｄ.达什的论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主义政策》(1977年)③是对1925―1927年间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冯玉祥给予的援助进行积极评价的第一篇论文。文中从未出现实际上施行上述政策的丹巴道尔吉的名字。
然而,将从1924―1928年的时期称为“丹巴道尔吉政权时代”,理由有三:一、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已经确立,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极大的权力;二、在此期间,最高领导层由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丹巴道尔吉、副委员长扎丹巴、书记葛勒克僧格组成,一直未变;三、在处理当时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事务,如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冯玉祥、共产国际等问题,都由丹巴道尔吉亲自交涉处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丹巴道尔吉政权成立前的一些情况。他于1922年一度担任党的委员长,不久将其职权委托给Ｂ.丹增④,赴列宁格勒留学。在人民党第三次大会上(1924年8―9月)再度就任委员长。
1924年5月20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世。两周后的6月3日,由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将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如此迅速地转变为人民共和国可以看出,蒙古人民革命党对政府的领导体制早在活佛去世前就已确立。1921年7月,人民革命军进入库伦(今乌兰巴托)时,人民党方面与旧体制相互妥协,保留了一些旧制。同年11月政府与活佛间签定协议,活佛的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从而政府可以不通过活佛承认就能颁布和实施所有法律了。1923年废除贵族特权,人民多少也得到了人身解放。
改称人民共和国以后,1924年8月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大会。当时虽由Ｂ.丹僧任委员长,丹巴道尔吉却作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大会主要由丹巴道尔吉、仁钦诺、扎姆察诺夫等主持,Ｂ.丹僧及总理策仁道尔吉等也作了不少发言。后来的《党史》高度评价这次大会为蒙古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的国家大呼拉尔的召开和宪法的制定。11月26日实施的宪法强调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增强国家实力的同时,还称:“全世界人民的目标在于根本上推翻现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因此,作为民主国家,我国的外交政策应与世界弱小国家和革命人民的利益、目标一致。”⑤(第三条第四项)
11月29日,举行第一次小呼拉尔会议,丹巴道尔吉、策仁道尔吉、根敦等五人当选为小呼拉尔常务委员。根敦当选为小呼拉尔议长⑥,同时选出了以总理车林多尔济⑦、副总理阿睦尔、全军评议会议长仁钦诺、经济评议会议长阿木嘎耶夫、全军总司令乔巴山等为首的政府各部门官员。这样,丹巴道尔吉政权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开始建立。
三、内蒙古的求援
辛亥革命以后,内蒙古进入了中华民国统治时期。然而蒙古人的处境却比清代更加恶化。1914年,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的设立在行政上缩小了蒙古人原有的领域,加上张作霖、马福祥、阎锡山等军阀的压迫使蒙古人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1925年春访问乌兰巴托的内蒙古代表在其报告中具体地诉说了内蒙古的状况,尤其是随着汉族移民的涌入而蒙古人的土地被侵占的情形。据该报告称:卓索图盟、察哈尔、西土默特全境、昭乌达盟土地的20%、哲里木盟土地的30%都被剥夺了。在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与呼伦贝尔的周围也设置县治,受到治县的控制⑧。该报告者还称,由于蒙古王公们的各种赋役,人民生活更加恶化了。报告的最后巧妙地表达了内蒙古人民对外蒙古的向往:“在蒙古族同胞中,内蒙古的兄弟们受苦的情形就是如此。外蒙古的兄弟们得到天时、地利、人和,而且也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了所有的统治者,找到民族前进的道路,创建了和平的国家。内蒙古同胞们对它的向往犹如从黑暗的地狱仰望着阳光一样。”⑨
内蒙古向外蒙古寻求援助,至少有三派,即巴尔虎(呼伦贝尔)派、鄂尔多斯派以及以卓索图盟为中心的三个派别。丹巴道尔吉在人民党第四次大会(1925年9月23日―10月1日)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了与这些派别的关系。
据说1923年冬,他们首先与巴尔虎革命家开始接触。据新版的第四次大会议事录(1978年)中记述,1923年冬,由数人组成的巴尔虎代表团来到蒙古,他们与党的思想体系达成共识后回到巴尔虎,进行广泛宣传,招集了数十名成员⑩。但是,将这一内容与旧版四次大会议事录(1926年)相比较,就可发现在新版中故意删去了最关键的几个内容。事实上,访问库伦的数人不只是与党的思想路线达成共识,他们还加入了蒙古人民党。1924年夏,他们扩大其队伍后再度向乌兰巴托派送数人,使他们就读于党、军学校。巴尔虎派还组成蒙古人民党东方部,即作为党的一个支部正式被承认 。丹巴道尔吉没有叙述由什么人领导巴尔虎派的情况,但从博彦格日勒(福明泰) 作为巴尔虎代表出席党的第二次大会(1923年7―8月)、第三次大会、第四次大会的情况看,他无疑是该派的领导。从其它资料还可以推断墨尔色(郭道甫)也是早期领导者之一。
丹巴道尔吉的报告没有具体叙述有关鄂尔多斯派与外蒙古的接触。据内蒙古学者研究,1924年秋,伊克昭盟乌审旗席尼喇嘛(本名乌力吉扎日嘎拉)与他的伙伴近15人到达了乌兰巴托 。
乌审旗是从清代的1858年就开始发生“独贵龙运动”,具有很长斗争历史的地方。这次斗争的领导者席尼喇嘛于辛亥革命后在旗里组织11个独贵龙,于1919年被捕。翌年,被营救后逃到北京,与扎萨克旗独贵龙运动领袖旺丹尼玛结识 。后来成为内蒙古革命军总司令的旺丹尼玛也于1912―1913年间在鄂尔多斯组织大规模的独贵龙运动,那时正值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向内蒙古发动进攻,旺丹尼玛也接触到了外蒙古 。席尼喇嘛在旺丹尼玛的建议下 ,返回乌审旗与独贵龙的同伴一起前往外蒙古,学习政治,寻求援助。他就学于乌兰巴托的党校,回来后于1925年10月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关于与卓索图盟派的接触问题,丹巴道尔吉这样写道:“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某人在内蒙古卓索图盟地方秘密组织内蒙古国民党,发展党员。而且,此人于1925年阴历3月访问乌兰巴托,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其至今为止的活动情况及将来的计划后返回了。” 他所说的那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肯定是指后来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长的色楞栋鲁布(白云梯)。出自卓索图盟喀喇沁旗的内蒙古革命领导人中还有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满达拉图(李丹山)等。当时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只有色楞栋鲁布,他于1918年当选广东非常国会议员,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冬,以色楞栋鲁布派为中心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设立临时执行部。此事在该党派赴乌兰巴托的代表于1925年7月所作的报告以及色楞栋鲁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四次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中得到了证实 。临时执行部的成员有色楞栋鲁布、恩克巴图、阿拉坦敖其尔、墨尔色等 。于是各派别终于走到了一起。
然而,内蒙古的研究者却认为于1924年末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倡议下,并得到共产国际承认才得以组织起来的 。当时,从土默特地方去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乌兰夫、奎璧、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确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展活动 ,其中有人在1925年的张家口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所以在1924年末共产党员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可能是存在的。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有关党的名称问题。在丹巴道尔吉的报告中曾提到“1925年5月内蒙古国民党改名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事 。对此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内蒙古国民党与新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正式合并。再者是认为随着外蒙古于1925年3月将人民党改称人民革命党,内蒙古的党也加上了“革命”一词。如果按照后一种解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1924年成立”这个提法是不正确的,党的名称也应该是内蒙古人民党。无论怎样,临时执行部成立后,革命运动开始高涨。1925年3月向内蒙古各地派遣代表,开始了正式的宣传活动。根据7月份的报告,当时在所有的盟都已成立党组织,党员达到三百多名,候补党员三千多名。根据该报告,还出现了一个名为“蒙古民族复兴会”的民众组织,其成员有近一万名 。从而具备了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大会的条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内蒙古的革命家经常与外蒙古进行联络,寻求援助的事实。
四、张家口大会及后来的变迁
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六盟(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察哈尔、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阿拉善、额济纳、新疆、青海等地代表一百多名,此外还有国民党、冯玉祥的国民军、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外蒙古代表参加 。丹巴道尔吉与宝音鄂木合作为外蒙古代表与会并致辞祝贺 。
大会选举色楞栋鲁布为委员长,墨尔色为秘书长。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及其成员,因资料不同而有所出入。首先从前面介绍的照片中可以得知,阿拉坦敖其尔、布彦格日勒、穆荣嘎(乐景涛)、色音巴雅尔(包悦卿)、满达拉图等当选执行委员。此外,当时的较为可靠的资料里却列举着齐庆毕力格图、阿拉塔、敖其尔等人的名字 。其中,齐庆毕力格图为《内蒙国民旬刊》杂志的主笔,阿拉塔为该刊编辑,二人都出自外蒙古。
稍有蒙古文学史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齐庆毕力格图是宝音鄂木合的笔名。据说宝音鄂木合在少年时代从内蒙古哲里木盟出身的民族运动领袖陶克陶台吉学过蒙古语、汉语 。所以,他对内蒙古的状况比较了解。现在的外蒙古,也有很多人知道宝音鄂木合当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发行杂志的事情。如果齐庆毕力格图当选为执行委员,那么,阿拉塔也应该当选为执行委员。阿拉塔,又写成阿拉腾、阿拉坦。当时,如果从外蒙古的知识界里要找一个既具有出版工作经验,又能通晓汉语,而且又能当执行委员的合适人选,那肯定不会是其他人。一提起阿拉塔,就使人想起巴彦?那木斯赖(通称阿拉塔?那木斯赖)这个名字。此人于1910年代在哈尔滨从事《蒙古新闻》(Ｍｏｎｇｇｏｌ-ｕｎｓｏｎｉｎｂｉˇｃｉｇ)的发行工作,革命后任蒙古人民党机关刊物《召唤》(Ｕｒｉｙａ)、《首都新报》(Ｎｅｉｓｌｅｌ-ｕｎｓｉｎｅｓｏｎｉｎ)总编 。所以,由他出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刊物的编辑是最合适不过的。虽然不能肯定,但阿拉塔就是那木斯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另一个敖其尔肯定是指共产国际代表奥其罗夫(布里亚特人)。
外蒙古出身的两人当选执行委员的事实虽然在内蒙古的研究者那里完全被忽视,但对于研究丹巴道尔吉政权对内蒙古的援助,那是非常重要的。丹巴道尔吉政权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影响。当时日本的某外交官称:“虽然该党的汉文宣传比较温和,但蒙文宣传却极力向蒙古人传输革命思想。在其机关刊物《人民旬刊》上充斥着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外蒙古情况以及提倡废除内蒙古王公制度的小说等具有激进思想的内容。”
大会通过的宣言,控诉了内蒙古人民在蒙古王公和中国军阀的压迫下挣扎的现状,呼吁人们在党的领导下为了蒙古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党的目标是实现辛亥革命的精神―――五族共和,达到完全自治。党的当前任务是摆脱王公压迫;将蒙旗的行政权交给人民,施行民主选举;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宣言中还阐述了“只有苏联和外蒙古是被压迫民族的朋友” 。
具体来说,外蒙古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给予的援助主要体现在资金和武器援助以及给内蒙古革命培训人才等方面。根据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四次大会报告,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内蒙古革命花费了二万图库里克(当时党的收入约七万图库里克) 。1926年,党中央委员会又作出了从其预算中再拿出五万银元援助内蒙古的决定 。在干部培训和教育方面,于1925年末在乌兰巴托的党校培训了40名以上内蒙古的革命活动家。他们后来成为1926年秋在包头成立的军官学校的骨干 。
下面简单叙述张家口大会以后内蒙古革命运动状况。
1926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内蒙古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作出了将于3月份在北京举行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的决定。1月16日,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色楞栋鲁布、墨尔色当选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向各地发送有关举行代表大会的宣传材料,2月下旬代表们开始到达北京 。到这个阶段为止,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核心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是非常顺利地进行的。但到了3月以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运动开始瓦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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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6 00: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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