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戎狄非胡"论的看法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07:13

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 论文提要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是由东亚蒙古人种的原居民所建立的农业文化带，到战国时代变为由北亚蒙古人种为主的人群所占据的游牧文化带，不只是简单的族群变迁，而是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变动的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过程。 全新世的大暖期，整个北方长城地带开始被农业居民占居。在距今四千年之际气侯的乾冷化导致畜牧业比重的逐渐增长。但在春秋以前，古史中所称的西戎、狄、山戎、貊等族，虽在多方面接受了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文化影响，但在生业上仍是半农半牧的。战国时期，蒙古高原上的北亚蒙古人种的游牧人开始大举南下。这时北方长城地带的原居民产生了大动荡和大分化，在长城之外才形成了一个文化上更为统一的、基本上是纯游牧的地带。 (个人看法:所谓山戎,就是东胡,他是个半农半牧的民族,通古斯占主要成分.北亚蒙古人种则是匈奴.)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07:46

<DIV class=postcolor>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 过去我们分析古代颅骨标本的人种特征，一般把它们与现代人种各类型在若干项颅骨特征上的相应变异范围进行比较。结论往往是把某一批古代颅骨样本判定为属于某一现代人种类型，如东亚蒙古人种、南亚蒙古人种；或判定兼有两种以上现代人种类型的特点。例如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又和现代东亚人种有某些相似性。正像朱泓所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用现代人的分类法去套古代人，其结果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误解，以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现代若干区域性人种的多种因素，似乎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着很明显的现代各人种成分的混杂现象。而事实上恰好相反，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 举例来说，我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种问题时，根据公布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颅骨鉴测数据，采取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甸子Ⅰ组是比较纯的东亚（蒙古）人种，大甸子Ⅱ组是混有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东亚（蒙古）人种。” 而且，我就此进一步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有居民是定居的东亚蒙古人种，其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出现，是由于和流动性大的北亚蒙古人种有接触，吸收了北亚人种加入自已的族团所致。这种推论的前提是，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业已形成，但历史实际却并非如此。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俄国人类学界习称为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典型特征的人群，现代蒙古族即其代表。但公元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人，虽在低颅这一特征上是和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一致，但却是中长颅和低颅的结合。可见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是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因此我那种推论的前提并不存在。 在中国考古的古颅骨资料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朱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广泛调查、收集和鉴定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数十份古颅骨标本，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和思索，从反映先秦时期各地居民实际体质特征的角度出发试图区划不同于现代的古人种类型，从而提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新分类方案。他用这种分类观点来重新分析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早期的古颅骨资料，所得结论大体是这样的： 该地区已发现的先秦时代古颅骨资料可分为三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它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很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大的差异，这恐怕并不是与更北地区的人群混血的结果，而是本地固有的体质特征。它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已发现的察右前旗甸子沟新石器时代的一份标本，即属此种类型。庙子沟文化广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中原仰韶文化农人沿黄河河谷北上开拓新的农田，与河套地区原有居民混合共存的结果。庙子沟的古颅骨和中原仰韶文化居民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仰韶居民的低面、低眶、阔鼻倾向十分明显，且有中等的面部扁平程度，而庙子沟居民却有中等的上面高度、偏低的中眶型和中鼻型，很大的上面扁平度，这些与仰韶居民不同之点，恰恰也就是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在种族特点方面主要的区别。推测庙子沟居民的这些相异于仰韶居民的体质特点，就是内蒙古中南部早于庙子沟文化的原住民固有的性状。 从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考古发现来看，古华北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大概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地带。重要的有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夏至早商的标本，凉城县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的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标本，张家口市白庙墓地春战之际的白庙Ⅰ组标本。这种类型还辐射到东北地区，重要的发现有彰武平安堡遗址的夏代纪年内的标本，康平顺山屯遗址的商周之际的标本，赤峰红山后、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克什克腾旗龙头山五个地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的标本。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它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也较为密切。所不同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在中国东北地区。在北方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代居民的代表有：翁牛特旗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墓地的标本，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到早商）主要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合并的大甸子Ⅱ组）的标本，敖汉旗水泉墓地战国时代居民的一部分标本，张家口市白庙墓地春战之际的白庙Ⅱ组标本。 古西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为：颅型偏长，高颅型和偏狭的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宽，高而狭的面型，中等的面部扁平度，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它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中的华北类型显得颇为相似。先秦时期古西北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的甘青地区，向北可扩展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向东在稍晚近的时期可渗透进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及其临近地区。在西北地区属于该类型的古代居民主要包括：菜园墓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柳湾墓地的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居民，杨洼湾墓地的齐家文化居民，阳山墓地的半山文化居民，火烧沟墓地、干骨崖墓地和东灰山墓地的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核桃庄墓地的辛店文化居民，阿哈特拉山墓地的卡约文化居民等。至于青海湟中李家山组和新疆哈密焉不拉克M组的基本种系特征与“古西北类型”的其他居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也许是面宽值略大一些或颅高值偏低一些，或许反映的是一种较之其他“古西北类型”居民保留了更多原始特征的地方性变体的性状。 但进入汉代以后，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体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过鉴测的几批资料：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墓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汉代鲜卑墓地、辽宁朝阳地区魏晋时期东部鲜卑墓地、察右前豪欠营辽代契丹墓地、宁城山嘴子辽代契丹墓地，都呈现显著的低颅性质，并伴以短阔的颅型，宽阔而扁平的面形，明显属于现代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范畴了。外贝加尔的汉代匈奴人，也是低颅的，但是是中长颅型和低颅的结合，俄国人类学家都认为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即“贝加尔类型”）。杜门认为蒙古境内的匈奴人与外贝加尔的匈奴人在人种类型上是一致的，只是蒙古的匈奴人的面高略高一些。另外，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墓主应属东汉时期内附的南匈奴贵族。该墓中共葬有三具尸骨，一男二女。从体质特征来看，该组头骨体现了比较混杂的种系成分。总的来说，多数特征可能和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相似，但另外一些性状，如较高的颅高和较小的鼻颧角等则不同于北亚蒙古人种而接近于东亚蒙古人种。 应该指出的是，就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北亚蒙古人种在北方长城地带出现于战国时期。宁夏固原彭堡组（彭堡于家庄墓地）的种系特征与“古西北类型”差别较为明显，带有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体质因素。内蒙古蛮汗山北麓的凉城县崞县窑子墓葬的种系特征与“古华北类型”差别也较明显，带有较多的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而且，像汉代匈奴人那样的低颅和长颅结合的颅型，目前仅在战国的凉城崞县窑子墓地的颅骨标本中见到过唯一的一例。 总之，从现代人种学的观点来看，从新石器时代到春战之际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均属高颅的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居民，和均以低颅为特征的汉代匈奴和鲜卑显属不同的种系。北亚蒙古人种特征较为明显的遗骸在战国时期才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和文献中“胡”的出现年代大体一致。 </DIV>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08:46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 燕山以北努鲁儿虎山以东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结束，伴之以距今3400-3300年达来诺尔湖的湖面缩小，湖滨发育的地层中夹有风砂透镜体。由孢粉分析得知草本植物占优势而木本植物只有松属。宋豫秦推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规模农垦导致了西辽河流城的沙质荒漠化，这可能是使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地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衰退后文化遗址十分稀少的原因。但这个地区的赤峰牛波罗、克什克腾旗天宝同、翁牛特旗头牌子都出过殷墟式青铜礼器，而且还有商代晚期到周初的北方系青铜器及其石范发现于赤峰地区。它们是何人所遗，尚待探究。 经过了大约400年的间歇期，生态系统大概逐渐得到自我恢复了，距今3000年左右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此兴起。这种文化在人种和文化因素上都有源自东方下辽河地区的高台山文化的迹象。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半农半牧经济所支持的定居文化。但遗址的规模、房址密度和文化堆积的厚度均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农具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样有清理林木用的石斧，翻耕用的木耒（灰坑壁上的痕迹）和收割用的石刀，但中耕工具很少，农业显然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粗放。除建平水泉遗址中的一个窖穴中残存0.64米的炭化谷物（鉴别出粟、稷两种），在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和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中均发现保存炭化谷物的祭祀坑。家畜以猪为主。大山前遗址所获的162块可鉴定动物骨骼中，猪占599%，狗12.96%、牛12.96%、羊11.73%，马和马鹿各一例。可见畜牧业并不是很发达，更非游牧。该文化已知骑马术并已掌握马车。 夏家店上层文化出现了像小黑石沟石椁墓这样的大墓。随葬400多件（组）器物，其中中原式青铜礼器就有商末周初到西周晚期的共15件，其中有许季姜簋。该地这样的大墓不止一座，还收集到有长铭的懿王时期的师道簋，应该也是大型墓的随葬品。这类墓在规模上不亚于同期中原中小诸侯的墓。 夏家店上层文化很早就被误认为东胡遗存，虽然越来越多新出的证据表明这种见解的荒谬，但先入为主的成见仍影响着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不少人。其实，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是山戎的遗存。这种文化在春秋早期后明显的衰退，应该和齐桓公北伐山戎的军事行动有关。 在努鲁儿虎山以东，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后，生态环境变化辐度可能不是很大，故继而即有魏营子文化兴起。这种文化主要分布于大小凌河流域，年代相当于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这种文化既有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继承的方面，又有来源于高台山文化的成份，又有来自朱开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影响。北方系青铜器也屡有发现。在大小凌河流域发现过二里岗上层的商式青铜器，究竟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还是属于魏营子文化的，还不清楚。但多批晚商至西周前期式样的中原式青铜器的发现无疑表明魏营子文化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西周晚期至战国，大小凌河流域又兴起了以东北系铜剑为重要特征的凌河文化。即朱永刚所谓的“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 。这种文化是在魏营子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辽东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而形成的。 这两种文化目前的考古发现不多，遗址发掘尤少，所以对其经济类型仍欠了解。在魏营子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工具，有开辟耕地用的石斧和收割用的石刀，不见中耕用的石铲，可能农业较为粗放。墓中殉猪（前腿）、殉羊（头）各一见，无从推定畜牧业的发达程度。墓葬有随葬青铜车马器者，恐怕只限上层人物使用。凌河文化的情况无大不同。墓葬中流行用铜斧随葬的现象说明砍伐工具进步了，可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墓中出现殉牛，晚期的墓葬有殉马坑，随葬车马器的墓也多了。 关于凌河文化的族属众说纷纭，尚无统一见解。但可以肯定，靳枫毅把凌河文化合并于文化面貌全然不同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而都当成东胡，是十分错误的。我认为，魏营子文化和凌河文化乃是先秦史上很著名的“貊”人的遗存，并相信会有新的考古发现不断证实这一点。 总之，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文化发生了分化，但这种文化是在反映不同民族传统的器物特征方面，在经济形态方面都是农牧兼营的定居文化。

离家的孤狼 · 发表于 2006-4-2 16:09:43

蓝天白云，您好。我是在沈阳漂泊的蒙古人，昨天加入这个论坛的，在沈阳给我感觉很孤独，民族上的孤独感。看了您的很多帖子，很想认识您，能联系我吗？我的地址：<a href="mailto:talastone@hotmail.com" target="_blank" >talastone@hotmail.com</A>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10:10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 造成北方长城地带文化特殊性的外来影响中，来自北方地区的影响当然是主要的，这个地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包括其北面的外贝加尔地区、西北面的土瓦地区和西面的戈尔诺阿尔泰地区。 蒙古高原气侯条件宜牧而不宜农。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东蒙和北部的色楞格河上已发现家畜的骨骼。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二千纪早期，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阿法纳羡沃文化进入蒙古的北部。往后有一段历史因缺乏年代明确的墓地和遗址难以详细说明。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中亚各地在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为早期游牧人时代，蒙古高原也不例外。蒙古的这个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一千纪前期，主要的考古遗存有三种：分布于蒙古全境的鹿石，分布在蒙古东部和中部的石板墓，分布在蒙古西北部的所谓“昌德曼文化” 。 鹿石是一种人形石柱，与一种称为“凯列克苏尔”的石块构筑相关，两者可能都有祭祀方面的功能。鹿石上鲜有细致表现的人的五官，但常表现耳环和项链，以及?面的创痕。中段有挂着各种器物的腰带。身上除盾和其他一些物件外，常常布满鹿形（可能是表现袍子上的纹饰）。也有全柱仅刻出许多鹿形的，“鹿石”即由此得名。它的分布东达外贝加尔，而各种变体向西直到东欧都有发现。伏尔科夫把鹿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耳环、项链、腰带和器物，而不带动物纹的，这类鹿石在东方发现也不少，但大多数见于西方，故暂名为欧亚大陆型。另一类是有动物纹的。其中特殊风格化的，见于蒙古和外贝加尔，故称为蒙古-外贝加尔型。而作写实形的，分布在蒙古西部和阿尔泰地区（包括我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故称为萨彦-阿尔泰型。据鹿石上的武器的形式可以大体推定其年代，则蒙古-外贝加尔型年代最早，其上有柄端饰动物头的刀子和短剑，但因这种短剑有明显的“凹格”，以我国出这种兽首凹格剑的昌平白浮墓的时代来推断，蒙古-外贝加尔型鹿石年代的上限约在前一千纪之初。萨彦-阿尔泰型鹿石上的短剑已是斯基泰-塔加尔式的了。上限当不早于前八-七世纪。可以推想，建造鹿石的人们，在还没有创造这种纪念石柱以前，已经生活于此地。而这个地区的人大约到前三世纪还在建造欧亚大陆型鹿石。所以鹿石上所表现的是将近一千年间蒙古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居民的典型服饰和器用（图六）。 从墓中的颅骨资料来看，蒙古东部、中部的石板墓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都属蒙古人种。 不过，杜门的研究表明，后来的匈奴人和蒙古中部石板墓文化的居民更为接近，而和东部石板墓文化居民在面部和颅部的比例上差异大一些。蒙古西北部的昌德曼文化墓中的死者，则和土瓦、戈尔诺阿尔泰的同期墓葬的死者一样，是欧罗巴人种的。所以，早期鹿石的建造者是蒙古人，后来进入蒙古西北部的欧罗巴人，也学会了建立鹿石。虽然人种不--样，在服饰和器用上却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所接触的北方居民，在商代和西周早期，应该是蒙古高原原来的蒙古人种居民。后来也可能有些后到的欧罗巴人。 但文献上所说的匈奴和东胡，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均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大范畴。 至少从西周起，蒙古高原采用的服饰就是：在袍子上扎一条可挂武器和其他用具的腰带，颈上挂珠子串成的项链，耳上带颇大的耳环。这是长时期草原骑马人的标准装束。随身佩带的武器主要是短剑、短柄战斧（或啄戈），弓箭、圭形的盾。其他用具主要是刀子、第石、镜、挂缰钩等。挂缰钩据我的研究是武士在骑马和驾战车时用以绊挂马缰以解放双手的工具。这和蒙古地区有大量表现驾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的岩石画，是相应的。个别鹿石还刻有马和驾马的单辕双轮战车，也可以证明那时蒙古地区的武土是会骑马而又会驾驶马车的。 众所周知，中国中原地区驾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是在殷墟时期突然产生的，同时在殷墟也出现了小屯C区164号墓这样的人马合葬墓，可以表示骑马术的存在。当然殷墟的骑马术和马车也不排除有从新疆传来的可能，但目前不但在新疆地区还没有发现早到殷墟时期的骑马术和马车在在的根据，而且北方长城地带的西部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中到西周还没见到车马器。所以我相信中原地区的骑马术和马车都是从北方传入的。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这种传布过程中，应该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小盂鼎记载被伐的鬼方也有马车的原因。不过马拉战车的掌握，一方面要有多种手工业的技术为基础，另一方面要有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条件，所以战车只在商人和周人中得到高度的发展，并非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全部居民中都很快就普及。《左传》二次中提到，晋国对狄人作战是“彼徒我车”（《左传•隐公九年、昭公元年》），是不奇怪的。 对蒙古高原的居民来说，掌握骑马和马车是提高单人放牧能力和增强长距离迁徙能力的重大进步。不过，掌握骑马术，用以发挥在放牧、狩猎和长旅行上的优长，与在作战用使用骑兵队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在与马拉战车同时期的蒙古岩画中，只看到徙步搏斗的武士而见不到骑马作战的武士。杜正胜在一篇论文中曾引敦斯（J.F.Downs）的意见，认为马与其说是“作战”的动物，不如说是“逃跑”的动物。又引格里尔（H.G.Greel）的见解，说战马的训练是高度的技术。所以指出：同属战马，匠岛推锷洌ㄕ饫锒畔壬?匀徊皇侵干淞裕??侵钙锉?海?笆橇礁鲆熘市缘奈幕?锥巍薄?也就是主张在骑兵群作战出现之前有一个只用马拉战车作战的阶段。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除了骑马术和马拉战车外，蒙古高原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还表现在两地有很多型式一致的青铜器。俄、蒙考古学家通常所说的“卡拉苏克式青铜器”，从中国的发现来看，其年代从商代早期一直可以延续到西周中晚。从中国的角度可称之为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常见之物即鹿石上可见的短剑、管銎战斧和啄戈、刀子。不过应该指出，这种一致性是双向的互相影响造成的。例如，管銎啄戈显然是在中原的戈的影响下的产物，因而它只能是从北方长城地带向北，经过蒙古高原，再传到外贝加尔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凹格的短剑在朱开沟第五段已出现于鄂尔多斯，卡拉苏克短剑普遍流行凹格的特点，也应该是从长城带带传过去的。 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个时段中，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青铜器的发现比较集中在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一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有很多因素是从上一个时期演变来的，许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都可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发现类似品。特别是在蒙古和外贝加尔的石棺墓文化中都发现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相近的鬲，更说明了北方长城地带对更北地区的文化影响。不过这时从西北方传来的斯基泰―塔加尔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因而也渗入夏家店上层文化。举例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北方系短剑，仍保持某种程度凹格的特点，但剑格却采用了和塔加尔文化相似的小鸟头装饰。这个时期可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期。 春秋中期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有相当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斯基秦―塔加尔文化的青铜器的主要成份，并在长城地带迅速传布。代表性器物是：有鼻的带扣和S形构图的带饰、鹤嘴锄（斧、锤）、斯基泰式短剑等，这类器物都可以在土瓦、戈尔诺阿尔泰发现类似物。从这时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进入晚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式器物是从西方传到土瓦、阿尔泰和蒙古西部再传到北方长城地带的，上文提到的清水河西麻青墓和米脂张坪墓中出的带扣，就是新式器物在北方长城地带出现的较早实例。这种器物要传到这个地带的东部，已经是春秋晚期了。青铜的鹤嘴锄（斧、锤）在宁夏、鄂尔多斯常见，毛庆沟仅见铁的，冀北的军都山类型中不见此物。这都说明这类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是从西向东传布的。 蒙古高原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想必不只是和平的贸易或馈赠所致，其间必有相当频繁的人群入侵和战争，人口的相互俘获。我曾经设想，商代后期商文化分布范围的全面南撤和北方土著文化的普遍衰退，主要是因为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大规模南下造成的。现在看来，这是对蒙古高原居民当时是否已达到专化游牧业，究竟有多大人力和战斗力，对蒙古高原距今4000年以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究竟如何，都心中无数就作出的臆测。也不符合第四节中所谈到的近二十多年来考古的实际发现。但是，随着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的普遍气侯干冷化，蒙古高原上的居民应该也有南下追逐适于放牧的水草之地的趋向，和南方的原有居民的冲突有加剧之势，仍不失为合理的设想。 西周晚期有名的?狁入侵事件，在《诗经》的《采薇》、《出车》、《六月》和多友鼎、虢季子白盘铭中都有反映。涉及的地名均在陕西、宁夏乃至山西一带。甚至侵至镐京地区。从多友鼎铭可知，在一次战役中俘?狁117乘车之后，?狁仍能继续进行多次战役，还能俘京师人。可见?狁战车之盛。这样一支以车战为主力的军队，似非当时鄂尔多斯地区所能有，很可能是蒙古高原远征而来的。所以来时声势浩大，去后便销声匿迹了。 现在可以确知的是，蒙古高原上的北亚蒙古人种的游牧人，在战国时代全面进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以战车为军事主力，而用骑兵群作为可怕的打击力量了。这激起了与之有接触的部族和国家的军事改革。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而发展大规模的骑兵作战，和商代后期商人采用马拉战车一样，是中原国家对蒙古高原上已先出现的有威力的军事技术作出的反应。不仅在对付北方来的入侵和向北开拓农业文化的空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结束中原各国的混战，达成统一方面也大显身手。 这里附带说明，过去不少研究者因为《管子•小匡》有齐桓公“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之语，相信春秋时北方长城地带已用骑兵作战。其实，《小匡》是一篇极端夸大齐桓公武功的演义小说。从记桓公所征“南至……?柯”来看，此地名到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后方听说，乃汉人笔下方能有之。说桓公救晋公，就显属虚构。这是用汉代已经把胡和戎狄等同的观点，编造的故事。切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10:4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 当北亚蒙古人种南下北方长城地带之时，从黄土高原的六盘山以东地区直到冀北的桑干河流域文化面貌实际上已相当一致。已发掘的重要墓地如宁夏固原杨郎马庄、彭堡于家庄、甘肃宁县袁家村、内蒙古包头西园、杭锦旗桃红巴拉、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太、凉城毛庆沟、凉城崞县窑子、河北宣化小白阳、北京延庆军都山等。这些墓地的年代大体都在春秋中期到战国前期。其共同的文化特征，除了都有上文提到的晚期北方系青铜器（有的已是铁器）外，还有以下几点共性。一、墓中都殉牲，且基本都用头和蹄代表。反映一种重视畜牧业的文化传统。二、墓中常有骨弓弭和铜镞、骨镞，说明对这种武器的重视。三、墓中常在不随葬车器的情况下随葬铜质或骨质的马衔和马镳，说明骑马术的存在。 有北亚蒙古人种特征的颅骨在彭堡于家庄和凉城崞县窑子已经发现，这两处墓地除颅骨形态和其它墓地反差明显外，在随葬器物上都有骨器发达而青铜器相对较少的特点。包头西园的颅骨未经鉴测，但随葬品也主要是骨器，而且除弓箭外不见其他武器的葬俗也和崞县窑子一样，和后来匈奴的葬俗相似。所以很可能也是南下的北亚蒙人种所遗墓葬。随着北亚蒙古人种遗骸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战国时的文献中出现了“胡”这一称谓。例如： 如《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提到战国初年时“襄主（即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墨子》的《非攻中》和《兼爱中》都把“燕、代、胡、貊”并列。这里把“胡”与原先已有的戎、代并举的现象，说明那时人还没有把戎狄与“胡”混为一谈。 南下的北亚蒙古人种原本就是游牧人，北方长城地带的原居民是否也已经是游牧人了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王明珂对匈奴游牧经济的研究表明，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羊在游牧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这是因为它有迅速再繁殖的能力和强韧的适应能力，所以发达的游牧经济应是羊占大多数。马的移动性较强，可在远一点的牧场放牧，无须与牛羊争食，马作为坐骑有利于控制和保护羊群，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得到牧草，而羊吃草更接近草根，可啃食冰下马吃过的草。牛则因有强韧的体力适于作迁徙时的牵引力。所以马。牛、羊在畜牧经济中是互补的。杨建华据此分析冀北的军都山类型的殉牲情况，是以狗、牛为主，羊很少，冀北的东部不见羊。而且马也不多，集中在大型墓（可能用于马车）。因而不是发达畜牧经济的特点。牛的移动性较差，猪作为可放养动物的移动性更差，所以岱海地区牛的增多和少量猪的存在，都说明畜牧业的游动性较小。而内蒙古西部和甘宁地区的游牧化程度最高。所论大体可信。庆阳地区是这时北方长城地带唯一不在墓中殉牲头的地区，可能反映了在经济类型上的特殊性。但它在墓旁有葬整匹马的殉马坑，还伴出马甲，说明对战马的重视。 从文献来考证，当时在宁夏固原地区的墓葬是乌氏的遗存，从彭堡于家庄的颅骨资料来看，这个部族既有可能全体都是来自北方的北亚蒙古人种。也有可能一部分是北亚蒙古人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弄明白。《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引《括地志》说乌氏是：“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前337-311年）取之置乌氏县也。”这是就地而言，不是就人群而言。据《史记》记载是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修的战国秦长城，很有趣的从该类型墓葬分布区的中间通过，说明秦惠王时置的乌氏县只是乌氏部族的一部份。秦始皇时长城北移，固原地区才全属北地郡。因为有长城之隔，所以乌氏不可能参加匈奴联盟。但《货殖列传》记载秦始皇时乌氏部族有个名倮的首领，善于和戎王做买卖，“畜至用谷量马牛”，可见该地畜牧业仍非常发达，但似乎失去了较长距离转徙的游牧性质。 当时在甘肃庆阳地区的墓葬是义渠的遗存，《史记•匈奴列传》说西戎中“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筑城定居当有一定农业水平。更不可能是游牧经济。义渠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被秦所灭，逐渐融合到秦人之中。 冀北的代国是在赵襄子元年（前457年）被赵所灭。残余的狄人有一部分可能留在原地而渐被占领者的文化所同化。例如怀来北辛堡的墓，便是战国中期受燕文化影响颇深的土著之墓。有的可能转徙东北，例如辽宁凌源五道河子墓中随葬多具军都山类型特有的短剑，可能是东进的狄人又融合了貊人文化的遗存。主要的一支向南迁徙，建立了中山国 后屡受赵侵伐，前296年赵与齐、燕共灭中山，迁其君于肤施。早在建立代国的时期，狄人的上层就已深受赵、燕等国的影响，墓中常有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而且铸行了刀币（尖首刀）。后来进一步融入燕、赵等国居民之中是很自然的事。 山西北部当时也有和军都山类存性质相似的遗存，但未经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仍有待进一步的田野工作。 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战国燕文化到达之前。在努鲁儿虎山以西又出现一段空白。目前有线索可以推测，以敖汉旗水泉墓地北区墓葬为代表的“水泉文化”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发现。郭治中认为它最富特色的带耳叠唇罐是凌河文化的叠唇罐和长城地带中部地区流行的带耳陶器结合的产物。它的经济类型可能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类似，但远不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兴盛。此外还有敖汉旗铁匠沟墓地A区的三座墓为代表的有较强北方草原牧猎文化色彩的人群在这地区活动，是否即为东胡，尚待更多的发现方能断言。 燕文化在战国时期迅速向东北方扩张，《史记•匈奴列传》只写了秦开破东胡一事，而且具体年代不清楚。根据郑君雷对东周燕墓的全面分期研究，现在可以确定战国中期较典型的燕人墓已出现于张家口、朝阳和赤峰，最北到达沈阳。这说明那时燕国不仅占有了原先代国的东部，而且已经占领了貊人的故地，以及努鲁儿虎山以西的东胡入侵过的地区。随后，燕人的农业定居文化便占据了燕长城沿线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时气侯虽仍处于相对干冷的时期，但具有先进的铁农具的农人，在这片土地上从事着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水平要更高的农业生产。 现今内蒙古中南部的崞县窑子、毛庆沟、桃红巴拉、呼鲁斯太、西园等墓地，应是文献中提到的林胡、楼烦、三（或作参）胡，以及文献中未记载的民族的遗存。其中提到的“胡”便是南下的北亚蒙古人种的人群了。其中毛庆沟墓地和饮牛沟墓地的情况特别有意思：东西向的墓全部不殉牲畜头蹄，除了打成两段分置头足两处的中原式带钩外几乎没有其他随葬品，而南北向的墓则大多殉牲畜头蹄和各种北方系青铜器和其他北方长城地带常见的器物。这两种墓葬的颅骨特征也有所不同，暗示东西向的墓有可能来自较南方地区。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处于蛮汗山南麓的墓地和处于北麓的崞县窑子墓地相距不远，而崞县窑子墓地的颅骨有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可知当时北方长城地带人群的多源性。 还应该注意的是，该地段是中原强国和南下的胡人反复争夺的拉锯地段。在这种情势下，北方长城地带的原有居民便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几个地段那样被战国列强征服而融合，而是倒向匈奴联盟，和匈奴认同。史载楼烦的情况就属于后一种。以河套之内为根据地的楼烦，本来不是匈奴。战国赵长城和秦代长城把它圈进了长城以南。在河套以北也开设郡县，进行农业殖民。这样，长城以南实际成为农牧交错地区。但楚汉相争之时秦长城失效，匈奴就“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史记•匈奴列传》），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前198年“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楼烦已冠以“匈奴”之名了。1979年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发现的M3、M2 和1980年又发现的M4 正好代表了战国中期、战国晚期（也可能是秦？）、西汉前期的楼烦遗存。《匈奴列传》记前127年卫青“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楼烦余部也可能向北方转徙和匈奴其他部落会合。匈奴联盟中含有北方长城地带的原居民，这是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北两大部的基本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战国中期开始，是一个中原各国向北方长城地带扩张势力，蒙古高原上来的北亚蒙古人种集团大批南下，使该地带原有居民或被中原各国同化，或投向“胡”人方面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在战国早期这个地带虽然文化上已经有相当的一致性，但经济形态上还并没有全盘游牧化，而南下的游牧人在占居这个地带时，反而有转向有较固定据点的半定居放牧形式。以崞县窑子墓地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墓地的墓主不仅颅骨有北亚人种的特征，而且铤部劈裂为燕尾式的骨镞也是北方长城地带前所未见的，说明他们是外来的人群。除被破坏而情况不明的墓外，墓中都发现殉牲，而且以羊为主，山羊绵羊各半，符合发达的游牧经济的畜种结构。但女性墓中的M8殉牛1、猪5、狗5，M19殉牛1、猪10、狗6。还有两座有殉牛的墓也都是女性墓。这说明移动性较弱的牛是由女性牧养的，而移动性更差的猪也是由女性在相对固定的基地中饲养的（猪也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放牧）。这已经不是典型的游牧经济了。 只是在这种大分化和大动荡之后，长城总体上进一步向北推移，在长城之外才形成了一个文化上更为统一，基本上是纯游牧的文化带。但同时也开始了游牧人对长城以南地区的反复入侵，于是，北方长城地带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11:10

摘自邵方<<中国北方游牧起源问题初探 >> 关于游牧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层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1]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3]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4]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5]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6]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7]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11:43

摘自邵方<<中国北方游牧起源问题初探 >> 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在新石器时代，这里曾出现过三个文化系统。一个是东南部地区的兴隆洼、红山文化系统，以筒形罐为主要特征。这一地区由于距海较近，雨量相对较多，所以早作农业传人较早，文化发展较快，是全国最早孕育文明因素的地区之一。一个是中南部地区，仰韶文化早期的居民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分两路进入，带来了旱作农业，后来发展为海生不浪、老虎山文化系统。此外，还有一个从东北、北部到西部的弧形地带，以细石器为基本特征，人口稀少，似乎以狩猎为生。进入青铜时代，中南部和东南部分别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地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甚至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一定联系。此后气候向干冷期转变，其中西部地区的变化最为明显。人们不得不缩小农业的比重而逐渐向畜牧业转化，一些具有畜牧民族特征的器物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以西的宁夏和甘肃等地。由于气候继续干冷，后来一些部族不得不向南迁移，给中原农业区造成巨大压力。而另外一些部族则向游牧经济转化，其活动领域除向东延伸外，还向北扩展到蒙古国和外贝加尔湖一带，所以这一大片地区的陶器和青铜器的风格十分相近。由于这些从半农半牧状态中分化出来的游牧民族大批进入欧亚北方大草原，当地原有居民也迅速由狩猎转变为游牧经济。[8] 从包头阿善遗址仰韶晚期(阿善二期)文化遗存来看，属于此期的房子为半地穴式，房子附近有窖穴。生产工具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制品及角骨器。大型石器有斧、铲、锛、穿孔石刀、磨棒、磨盘等。细石器有刮削器、钻刻器、石镞、石核、石叶、石片等。陶制品以刀、铲为主。阿善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经学者们推测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700一前3000年之间。[9]在鄂尔多斯南部边缘的靖边县高渠遗址、子州县后淮宁湾遗址、横山县烂泥湾遗址、神木县的四卜树遗址等地及其他地方都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中除石刀、石斧、石铲之外，还有丰富的细石器。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考古发现显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居民是与中原仰韶文化有密切联系的人群。他们住在河边台地上，以种植业为主业，以狩猎为辅。但与中原仰韶文化略有不同的是，这儿的生产工具除了石铲、石刀等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外，尚有大量的细石器。这些细石器似乎显示，在农业生产之外的其他生业活动，特别是狩猎或畜牧，在他们的经济生业中，似乎占有较重的份额。 在阿善二、三期遗址中都曾出土过许多狗、猪、羊、牛的骨骼，细石器中又有大量的石镞，因此动物畜养或者狩猎在当时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从阿善二期至三期晚段的生产工具(见表1)来看，在这一时期中，当地的人群过着一种兼营农业与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生活。[IO]表1 阿善遗址二期、三期各种生产工具比例 工具种类二期三期早段三期晚段 细石器 17％ 23％ 19％ 大型石器 51％ 29％ 38％ 陶制品 22％ 20％ 21％ 骨角器 10％ 28％ 22％ 由上表可以看出，细石器、骨角器、大型石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呈规律性的变化：细石器、骨角器的增加或者减少与大型石器的增加或者减少成反比。有的学者认为，骨角器增加表示当时动物的遗骨容易取得，而细石器与骨角器同增减的现象似乎表明这些细石器的使用的确与狩猎或者畜牧活动有关。这个工具比例的变化显示，在三期早段时，畜牧或者狩猎在当时混合经济中的重要性曾显著增加，到了晚期又略有下降。[11] 包头转龙藏遗址也说明当时人有较长期的定居生活。从出土的文化遗存来看，细石器有石叶、刮削器、石核、石镞、尖状器等，磨制石器有梯形斜刀石斧、梯形直刀石斧、梯形石锛、有肩石铲、长方形有孔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石环，以及陶刀、骨锥、骨铲等。各灰坑均有兽骨发现，其中有狗、羊、狍、马及猪等动物骨骼。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并兼营畜牧及狩猎。转龙藏类型在伊克昭盟的一些地方亦有分布。[12] 以上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过着定居生活，经济类型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在生产工具中，细石器所占比例较大，显示当地的人群比同期的中原地区人群更依赖畜牧或者狩猎。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受挫造成的。从部分聚落由河边台地迁移至谷地的断崖上，可推断为这是由于人口增长带来剧烈的资源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另外，从阿善三期的细石器与骨角器在生产工具中的比例明显增加而磨制石器(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减少来看，似乎表明当时人们在农业活动方面受到挫折，从而增加了对狩猎或者畜牧的依赖。在这样的混合经济中，农业与畜牧业原来就是互补的，在某一方面的挫折会使得人们加重对另一方面的依赖。 西方学者大都同意欧洲的农业起源于西亚。[13]西亚一万年前就进入了定居农业发展阶段。西亚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前有一个长达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这正是农业孕育或起源的时期。[14]中石器时代晚期的纳吐夫文化不少遗址已有建筑及初具规模的村落遗迹，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但正在向农业方向发展，并有了畜牧的萌芽。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只经历了两千年，随后进入了约三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三千年，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种植小麦和牧养绵羊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已经成熟，并开始向四周扩散。 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的主体部分已进入了定居农业发展阶段，包括蒙古草原和中亚。房子为半地穴式，石锄、石磨盘、石杵和牛、羊骨骼的出土表明，内外蒙古草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非常一致。中亚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是哲通文化和克尔捷米纳尔文化。两者在经济类型上均为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受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新石器时代欧亚草原上的居民和他们南部的邻居一样，过着以定居农业为特色的经济生活，还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表明新石器时代存在游牧部落的客观证据，至于游牧民族的形成就更晚了。[15]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16:17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离家的孤狼在2006-4-2 16:09:43的发言： 
蓝天白云，您好。我是在沈阳漂泊的蒙古人，昨天加入这个论坛的，在沈阳给我感觉很孤独，民族上的孤独感。看了您的很多帖子，很想认识您，能联系我吗？我的地址：<a href="mailto:talastone@hotmail.com" target="_blank" >talastone@hotmail.com</A> </DIV>

好的,认识你很高兴.我现在已经回朝阳了.我会介绍你认识蒙联会的吴老先生.还有民委斯日古楞.他也是蒙联会的,赤峰人.五月份我会去沈阳.祝你在沈阳生活愉快!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4-2 16:00:23

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戎狄非胡"论的看法
林氏由于是考古学家,所以关于北亚人种是战国时期南下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北亚人种并非一开始就是游牧人,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专业的游牧部落是青铜末期才形成,而且是从欧洲传入的.其标志就是养马.
考古表明,蒙古西北部石期时代就有欧罗巴人进入.从欧洲传入的游牧文化迅速在蒙古和外贝加尔普及,这是北亚人种之所以有能力南下的因素.北亚人种率先从半农半牧过度到游牧部落.而且,一开始游牧民族形成后不是骑马,而是使用车.第一次对中原的侵袭是严允.战国末期,北亚人种从使车开始首先过度到骑马.
 北亚人种,就是匈奴.也就是胡.山戎非胡,也就是不是匈奴,但是他是东胡.我认为,东胡,就是山戎,也就是通古斯.他们属于东亚人种.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都是他们创造的.特点是半农半牧.因此林氏否认山戎是东胡就错了.秦开却胡,却的是东胡,也就是山戎.
通古斯系的半农半牧部落,由于气候干旱,牧业成分加大.后来北亚人种由于接受了来自欧洲的游牧文化,主要是马的传入,率先从半农半牧过度到游牧部落.北亚人种南下后,与东亚人种结合.蒙古高原的结合后形成游牧的蒙古民族.辽东半岛的结合后由于气候比较好,逐渐向农业过度,并形成朝鲜民族.
 现代蒙古族和朝鲜族,都是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的结合.东胡由于被纳入匈奴体系,形成匈奴和东胡系混合的鲜卑.最后形成现代蒙古民族.高句丽从历史看也是骑马民族,因此可能也是北亚人种一部分,和东亚人种融合而成.现在朝鲜族许多和蒙古族脸部特征非常相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就是都含有北亚人种成分.

综上所述,通过考古挖掘表明,马,这种游牧民族形成的标志性动物,是在欧洲首先发现的,它可能接着传到北亚.骑马民族,成为北亚民族的代名词.我认为古代北方存在三个人种,即欧罗巴人种,匈奴人种(北亚),通古斯人种(东亚).蒙古族,朝鲜族,和满族,都是匈奴人种和通古斯人种的混合,从西向东匈奴成分逐渐减少.突厥则是匈奴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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