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开发的历史教训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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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开发的历史教训
■ 沈孝辉／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口总量的激增，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我国态环境的压力也历史空前地加大。以黄河断流，向季节河与内陆河演变和长江变黄河，泥沙俱下，洪水频发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再一次敲响了中华民族存亡的警钟。只是，这一次并非外敌的入侵，而是生存环境的破坏。2000年，十几场波及我国北部半壁江山的沙尘暴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干旱，使国人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开始冷静地正视西部脆弱的生态。实际上，无论是水土流失、河道淤积、湖泊沼泽萎缩所引发的洪涝；还是江河断流、土地退化、地下水位下降所表现的干旱和沙尘暴现象，其实质都与我国西部地区的森林、草原、荒漠和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荒漠化的加剧发展相关。

　　打开历史，重温张骞通西域的2000 多年以来，我国西北环境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沧桑巨变，特别是对生态的破坏性开发，使发展与生存均难以为继的惨痛历史事实，于今无疑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有益警示。

一、历史备忘录

    屯田是自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经营西域起就确认的国策；直到今天，屯垦戍边仍是我国西部与北部边疆省、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为解除长期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开拓中国西北的疆域，汉武帝曾制定“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先是在陇南、河西设屯田、立郡县、筑长城，兴修水利以站稳脚跟，至公元前101年，屯田一直扩展到塔里木河的中游地区。

　　古代的屯田使生产得到发展，军需有了保障，人民负担减轻，有利于边防，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这一方面来看，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然而，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属于荒漠、半荒漠和干草原三个自然带，自古以来就是放牧民族的牧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不适合农业耕作的。而屯田垦荒无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既毁灭了林草植被，又破坏了地表土层，造成地下粉沙出露，产生风沙活动和流沙堆积。因此，这种拓展生存空间的美好的初衷又都是不可持续的，无不造成自毁家园，土地荒漠化的悲剧性结局。

　　分布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八大沙漠和四大沙地，并非都是地质时期的自然产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沙漠和沙地，就是在人类历史时期中形成的。而且地质时期的沙漠，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在地质时期也没有在人类历史时期这样大。这一切，都是人类不适当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土地的严重退化所致。

　　例如，鄂尔多斯草原在匈奴人生活的时代曾是良好的牧场，草原的破坏始于秦汉时代的移民垦荒，到了唐宋时代，形成星罗棋布的沙丘，而清代的垦荒使孤立的沙丘终于连成一片，形成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

　　黄河大折曲西部的乌兰布和地区在秦汉之前也是匈奴人的牧场，汉武帝将匈奴人驱逐到阴山以北，在此地设立了朔方郡，下辖10个县，从内地迁移军民在此屯垦耕种。西汉末年受战争影响，乌兰布和垦区开始衰落，大量农田废弃，土地风蚀加剧，到公元十世纪，流沙堆积深厚，乌兰布和草原终于演变成了乌兰布和沙漠。

　　两千年前，石羊河下游是河西走廊东部最大的一片绿洲，为月氏人和匈奴人先后在此生活过的肥美草原。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驱逐匈奴，占领了石羊河流域，设立武威郡，作为屯垦的重点区。到了唐代，汉代的旧垦区由于沙漠化已不可能继续耕作，垦区的重心便南移至石羊河中游。石羊河中游垦种的不断发展同样引起沙漠化，到了元代也无法耕种下去，于是又将垦区转移到石羊河下游，在汉代垦区的东侧另辟新垦区。今天，汉唐垦区均已沦为地质时代形成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组成部分，从元代一直沿用至今的垦区也处于两大沙漠的夹击之中，饱受困扰。

　　汉武帝打败匈奴后还曾在弱水（今额济纳河）下游，新疆的轮台、伊循城（今米兰）、库车、沙雅、新和等地大规模屯垦，并取得显赫一时的业绩。如弱水下游的垦区和轮台垦区曾分别享有“居延大粮仓” 和“西域粮仓”的盛名。东汉年间修筑的“横断注宾河（古孔雀河）” 的水利灌溉工程完成后，“大田三年”便“积粟百万”，使西域各国一一归服，成就不可谓不大。然而，这些古代著名的垦区今日安在？“横断注宾河”工程造成了孔雀河下游断流，著名的楼兰古城就此废弃。站在轮台、米兰、库车等地古灌渠遗址四面眺望，惟见一川碎石，满目荒沙，死寂荒凉，往昔的辉煌早已灰飞烟灭，全都变成了沙丘和盐碱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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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警世录

　　如果说，汉唐时代的悲剧离我们已经遥远，那么现代绿洲变沙漠的故事，我们应当记忆犹新。

　　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但是，在生态极为脆弱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破坏植被和土壤结构，盲目扩大农业开发规模，却一样可以动摇人类生存的根基。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国在西北草原及荒漠地区先后掀起了多次毁林毁草垦荒的高潮，其规模及范围均大大超过了历史时期。共破坏森林300万亩，破坏草原1 亿余亩，造成了大面积土地的荒漠化。近十几年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省、区毁林毁草的垦荒热，又烽烟再起。

　　新疆的耕地在半个世纪前有 1820万亩，而今已达6000万亩，大部分耕地都是从胡杨、红柳、梭梭及其它沙生植被中开垦出来。天山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原来植被郁郁葱葱，覆盖率达50%至60%，沙丘多处于固定半固定状态，但随着上游农灌面积激增，地下水位下降，植被大面积衰败死亡，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覆盖面积激增，沙化的面积从15万公顷增至75万公顷。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是世界胡杨林面积最大，最集中的分布区。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塔里木河流域铲除了200多万亩胡杨林，建立了三十多个大型国营农场。然而，单一的农业经济破坏了数百年形成的生态结构。作为支撑着极其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的胡杨林的毁灭，从根本上动摇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没有过多少年，塔里木流域新开垦的农田因沙化和盐碱化而弃耕20多万亩，废弃农牧场70多处。与此同时，水资源的滥用造成塔里木河下游断流320公里，台塔玛湖干涸，由胡杨林等沙生植被组成的绿色走廊在10年间由81万亩减至11万亩。塔克拉玛干和库姆塔格两大沙漠，在绿色消失之处开始合拢，该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个团场5万多人面临着搬迁或转产。

　　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绿洲是土尔扈特蒙古族的牧场。半个世纪前，森林草原植被繁茂无比，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在其上游的黑河修建了大小几十座水库，致使供给额济纳河的水量大减，两岸地下水位下降，植被大量枯死。占草场面积87.2%，面积达264万公顷的草场已经沙漠化，一批批农牧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举家搬迁。而新形成的沙丘、沙丘链及砂砾戈壁，正以每年扩展150万亩的速度势如破竹地向东南方向蔓延，同其东部地质时期形成的巴丹吉林沙漠靠拢，形成了整片大漠瀚海。

　　在鄂尔多斯高原，1957年至 1977年连续的农业开垦造成了1800万亩草原沙化，使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继续扩大。阿巴嘎旗原有23万亩羊草草场，农垦失败后撂荒，长出牛羊不吃的臭蒿，鼠害猖獗。加之牧区居民超载放牧和掘草伐木为薪，草场沙化面积已从半个世纪前的1000万亩陡增至6000万亩。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之间50公里宽的草原隔离带逐年萎缩，沙地与沙漠结合在一起的日子，恐已为时不远。

　　锡林郭勒草原在半个世纪之前曾与呼伦贝尔齐名，由于农业开发和超载放牧，流动沙丘增加了17倍之多，风蚀沙化面积达 1100万公顷，占全盟土地55%以上。从风吹草低的锡林郭勒草原变成风沙漫天的浑善达克沙地，仅仅用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本是森林草原区，虽然它的沙漠化始于辽代移民垦荒，但到了元代和明代，科尔沁的农耕停止后沙漠化出现逆转，恢复了长林茂草的良好生态。到了清代推行蒙旗垦荒政策，科尔沁草原再度沙漠化。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科尔沁又出现了三次大垦荒，终于造就了一个面积达506万公顷的科尔沁沙地。

　　当我国北方的大草原在历史上先后破坏掉之后，呼伦贝尔成为我国最后一个面积最大和草质最优良的天然草原。遗憾的是呼伦贝尔仍然未能免除森林砍伐和草原开垦导致沙漠化的厄运。尽管在呼伦贝尔草原移民始于辽代与元代，但沙漠化最严重的时期却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的。1958年大跃进提出“改变牧区无农业，牧民不种地的历史传统”，1960年呼伦贝尔草原被列为国家垦荒的重点区，先后新建和改建了25处国营农场，在草原上开垦耕地1000万亩。国营农场的现代化垦殖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掘土能力，把地下粉沙翻出，在地表造成风沙活动区，因此开垦后短期内即出现风蚀沙化，三年后即撂荒226万亩。1988年至1995年，呼伦贝尔又毁林又毁草开垦耕地500万亩，造成河流干涸，草场退化。全盟出现4条流动沙化带，称为呼伦贝尔沙地，总面积达100万公顷。

　　据国家农业区划办的卫星遥感调查，1986年至1996年间，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4省（区）共开垦土地194万公顷，而保留面积仅为98.6万公顷，有一半撂荒，而撂荒即意味着沙漠化。

三、沙化启示录

　　在人类历史时期，气候因素对沙漠化的发展进程只是起影响作用；人为活动的强度，特别是不当的社会经济活动才是导致沙漠化的决定性因素。人类不仅是沙漠化的主要制造者，也是沙漠化的主要受害者；但沙漠化既是人造成的，也只有人能够制止它和治理它。沙漠化的土地不治理是损失是祸害，而治理好则是资源是财富，可以重新拓展为人类生存的空间和家园。治沙的实质是治人，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取得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首要的应当是改变人类不科学不合理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发展模式、消费模式以及决策模式。如果把防治沙漠化当作一项纯技术工作，就治沙而论治沙，那是永远也治理不好的。

　　有鉴于此，在西部大开发当前，特提出以下意见：

　　1、转变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按生态规律办事。

　　环境意识与环境道德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更是政府官员必须拥有的基本条件。树立现代生态观，按生态规律行事，是时代对每一个踏入新世纪的现代人的起码要求。

　　环境是有价的，环境先于经济具有有巨大的综合价值。破坏环境发展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掘坟墓。环境的破坏将会使一切经济建设的成就黯然失色，甚至将人类建立的灿烂文明一笔抹去，这已不是危言耸听，而为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反复印证。

　　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具有客观的强制性，无法回避、不可抗拒。认识到这一点，晚下决心不如早下决心，长痛不如短痛，否则损失更大，影响更广，到头来还得认真对待，治理将更难，花费也将更多。

　　大自然是永远正确的，只有人才会犯错误。尊重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就要尊重和保护大自然经千百万年深化所创造的一切，包括野生动植物、江河湖泊、高山冰川和地下水的天然分布，科学适度地开发利用，尽力避免将各种生态系统人工化，如用人工林取代天然林、用人工硬质化河道取代天然河道都将留下隐患，是不可取的。建立人类社会，适度人工化不可避免，而高度人工化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则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2、转变沙漠化防治工作重心，从治沙为主到防沙、保护为主。

　　土地一旦沙化就难以恢复，而治理的费用为保护费用的20倍以上。多少年来，我们是边治沙边造沙，造了沙再来治沙，治完沙还要造沙。一个部门治，多个部门造，治的自然不如造的多，如此亡羊补牢，恶性循环，大量资金、劳力的投入仍然不足以遏制住沙漠化逾演逾烈逐年扩大的趋势。

　　因此，必须对现行的防沙治沙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在原有的“因害设防”方针的基础上，贯彻“以保为主，先防后治”的方针；加大执法力度，严厉禁止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继续毁林毁草开垦耕地超载放牧、修筑断流式水库和一切破坏性的开发、建设，制造新的沙漠化土地；改变“重治理，轻保护”、“重营造人工林草植被、轻保护天然林草植被”的旧工作套路。防沙治沙工作要上升到保护、恢复和重建草原和荒漠生态系统的高度上来运作。草原和荒漠生态系统包括其中的森林系统、河流系统、湖泊与沼泽系统，还有野生动物系统。只有重建这些生态系统，沙漠化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以野生动物系统为例，正是由于猎隼、狼和狐狸等啮齿动物的天敌被大量捕杀，造成草原食物链金字塔的缺损，我国西北地区才鼠害猖獗，严重破坏了草场。

　　3、反对推卸环境恶化责任，倡导适度消费的绿色生活方式。

　　草原过牧和乱采滥挖之所以在近20年中日益严重，是因为市场需求的旺盛。为了供应市场对牛羊肉、羊绒、发菜、甘草、麻黄等产品的需求，对草场的压力日益增大，以致到了不堪重负，濒临崩溃的边缘。

　　生产与消费密切依存。在商品社会，消费刺激生产，成为决定因素。可是，当我们对采挖发菜的农民颁发禁令，对散养山羊的牧民加以限制，对乱捕滥杀野生动物的犯罪分子以惩治的时候，却对损害生态的消费行为――吃发菜、吃野生动物、穿羊绒衫……无计可施，而众多广告和一些媒体在宣传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上继续推波助澜，起劲炒作。

　　考虑到全球各类生态系统的承受力，人类必须自我约束，确定一种适度的消费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社会公众总体的消费行为，左右着环境质量的优劣。中国的现代化走什么道路，西方高消费的模式，中国环境能否承受得住，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政府部门应当从宏观上把握住自己生态环境总体上的承受力，以便制定出合理的消费政策和消费价格，过日子需量力而行，否则就要寅吃卯粮，剥削环境、剥夺子孙。

　　4、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有效机制。

　　以往我国的环境保护被认为只是政府部门和份内工作，全社会既无参与意识，政府部门亦无邀请公众参与的意识。而今情况不同了，全社会环境意识空前加强，民间环保团体、高校环保社团以及新闻媒体积极关注，热心投身环保，参与环境决策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政府部门的决策机制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则将落伍于时代。事实上，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政府而无公众的积极性，或只有公众而无政府的积极性，环境保护都不会有大的作为。政府部门是政策、规划及实施的权力机构，其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环境的影响广阔而深远。一个小小的失误，都足以对环境造成重大的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害。减少这种失误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法规定政府在决策前要主动征求相关的公众的意见，充分调动专家学者、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民间环保社团参与环境与发展问题决策的积极性，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为了确保不流于形式，我们应从实践中摸索出持一套让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行之有效的参与机制与监督机制。

　　5、实行一票否决权，建立责任追究制。

　　我国东部的发展未能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那么，我国西部的发展如何才能避免重走东部的老路呢？历史上，西部的“小开发”都造成了生态的大破坏；今日西部大开发如何才能确保不重蹈覆辙，环境保护要提到怎样的高度才可能有效地制止住方方面面在利益驱动下的破坏性开发呢？

　　以我所见，这就是实行环境专家的一票否决权与建立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前者是为了充分体现“西部开发生态优先”的原则，给予生态、环境专家最大的决策权；后者是防止拥有权力的决策者因不正常的原因渎职，也是为防止学术被金钱、权力所污染。

　　建立决策失误责任制，目的是让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大业真正负起责任。当然，受人类整体的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所限，决策的失误在所难免。凡属这种情况是不该受到追究的。应当追究的是那种不顾人类已经认识到会产生不良后果，甚至已经有人敲响警钟，为了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甚至不惜违法行政，一意孤行、玩忽职守，从而导致重大环境破坏或生命财产损失的当事者。

　　有两千多年历史可为借鉴，我们21世纪的西部开发，理当多些保护生态的成功的经验，少些环境破坏的失败的遗憾！

　　应当看到，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高层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决心、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草）工程，以及封山禁牧、舍饲养羊、禁止滥采发菜等野生固沙植物和加快西部自然保护建设步伐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对遏制西部生态持续恶化，重建西部秀美山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西部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事业，需要几代、十几代人乃至更长时间的顽强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