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的发展变迁 作者：李守信

小傲

德王在1935年11月间，因为国民党中央决定“察绥分治”，他于1936年1月，公开投敌，自任“蒙古军”总司令。这时，除了他在百灵庙有他以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为基础扩充起来的七八百“蒙政会”保安总队，和1935年冬我在西苏尼特旗给他组成的五、六百警卫团外，锡林郭勒盟的王公及察哈尔部的总管，大都不敢或不愿出兵协助他进行政{台投机和冒险。所以，他虽树起了“引魂幡”，并没有招来多少牛鬼蛇神。因此，日本关东军让我跟他合作，以支持他的伪蒙政权。

　1936年5月12日，嘉卜寺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我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伪“蒙古军”第一军，是由我的“察东警备军”改编而成。它来源于驻防热河的“毅军”旧部、围场县的民团和朝阳一带的胡匪以及土默特左旗与科尔沁部的马贼。除了我是蒙古人外，官兵中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蒙古人，基本上是以汉人为基干的。编为刘继广（山东人)
的第一师，尹宝山(林西人)的第二师，王振华(辽宁人)的第三师，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
“汉师”。但，德王的第二军搭不起架子来，就向关东军请求，由伪满统治的蒙旗给补充兵员。可是，日本人恐怕蒙古入团结起来，他们不好驾驭，并且有意让我同德王发生矛盾，不使我们和衷共济，特从我的家乡卓索图盟和我长期驻防的昭乌达盟，借来6000多人马，派德王的警卫团长宝贵廷，前去接兵，于7月间带到嘉卜寺附近。这6000多人，大都是土默特左右两旗的蒙古人和朝阳、阜新两个县的汉人。蒙古人比汉人超过两倍，军官多数是蒙古人。这批人就编成四、五、六师，后来也编入第―军，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蒙师”。

　我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都是胡匪的“合杆”(合伙)性质。在热河人的大团体中，有好多各自DL的小团体。按照“合杆”规矩，宝贵廷当了第四师师长，宝贵廷在伪蒙时期，一直在德王和我之间来回摇摆。他是住过新式学校的蒙古上层，我始终不把他按嫡系对待。

　从热河来的6000人，土默特左旗的是由该旗的统领伊恒额率领；土默特右旗的是由该旗
王爷沁巴乌尔济的四哥宝音乌勒吉(七星台庙的活佛，人称“四佛爷)率领。热河各盟旗以土
默特部的蒙古人口最多。所以，这6000人当中，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左旗设治的早新、石旗设治的朝阳的汉人，就占5000多人。伊恒额跟我结拜，宝音乌勒吉和我是同乡。所以，我把土默特旗的蒙古人和阜新县的汉人编为第五师；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和朝阳县的汉人编为第六师，由伊恒额和宝音乌勒吉分别任师长。将土默特左旗的蒙古人田英和朝阳汉人李鸣运，充任了五、六两师的副师长。田英出身于马贼，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李鸣运出身于胡匪，后来参加过“毅军”，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这次前来投我，都带着自己的“杆子”。于是五、六两师，很自然地就成了我的羽翼，他们都服从我，而不听德王指挥。在 1936年秋天，日本关东军派坂垣前来检阅前，三个“汉师”在张北附近驻防；三个“蒙师”在嘉卜寺附近驻防。以后，我和德王因争权发生了冲突，日本在张北给我另外组织了一个“蒙古军”张北行营司令部，我就把五、六两师和一、二、三师集中在一起，留下宝贵廷的第四师，担任嘉卜寺的城防，以保护由我的人组成的总司令部，并表示我和德王没有完全决裂。“七七事变”后，傅作义派石玉山攻占嘉卜寺时，宝贵廷没有跟德王逃往多伦，也把队伍带到张北附近。

　　“蒙古军”中真正的“蒙师”，是德王跑到多伦以后成立的七、八、九师和警卫师。这时，
德王“蒙政会”时的保安总队，已于年前在百灵庙被傅作义打垮了，他是以自己的警卫团改
称为警卫师，由锡盟阿巴嘎旗王爷雄诺敦都布为师长；以察哈尔部的东四旗和四个群(相当于行政区划的旗)的兵编为第七师，由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为师长；以从科尔沁旗一带招募的兵和从锡盟各旗征的兵，编成包悦卿和包海明的第八师和第九师。二包都是“东蒙”的知识分子。包悦卿曾任绥境“蒙政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海明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
所以这两个“蒙师”，和我的那三个“蒙师”有显著的区别。它们是蒙古上层把牧民、奴隶组织起来的军队，里边很少由“小队”和马贼出身的人。至于第七师的察哈尔部官兵。差不多都会说汉语。有的罗官、老兵，并且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和当过马贼。特别是那个警卫师，是我利用热河的蒙古人先给德王组成的警卫团，里边几乎全是马贼。因此，后来由警卫师缩小为伪蒙政府的卫队时，德王把老兵拨给八、九两师，另招了西苏尼特旗的新兵。这四个所谓“蒙古师”，没有一个是德王所理想的蒙古军队。锡盟、察哈尔部里的兵，都掺着
汉人。

　1937年9月，“蒙古军”配合日军进犯绥远以前，我同德王由于形势所迫又言归于好，不过仍是各带各的兵。我带的三个“汉师”，因第二师长尹宝山，在商都作战和协同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时不听指挥，并且把收抚刘桂堂的井得泉团逼到马占山那里，所以被日本最高顾问田中玖撤了职，调充了伪德化市的副市长，由该师团长陈景春升任师长。陈和另一个团长
朱恩武，都是热河围场县的大地主。围场的土匪很多，地主武装力量相当雄厚。象“东北军”
里边的荣三点、白凤翔，便是围场的胡匪头子。跟“国民军”有关系的姚景川，便是围场地
主武装的首领。我的第二师原先有两个围场人，陈景春升任师长后，他一方面领上队伍向绥远出发，一方面打发人回家招兵。到了归绥不久，便把井得泉带走的缺额补齐，这个帅越发成了由围场民团组成的团体了。我带的三个“蒙师”，在进犯绥远前，也有变动。第六师师长换了德王“乌滂守备队”干部训练班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乌云飞(卓盟喀喇沁左旗人)。因为原来的师长宝音乌勒吉是个活佛，他参加“蒙古军”是想过官瘾，恐怕上火线被枪炮打死。
听说队伍到商都解尹宝山第二师之围，便装孬向我请了长假。我为了表示和德王重新合作，便叫他的学生乌云飞担任了师长。实际上是由副师长掌握一切，乌云飞和宝音乌勒吉那是有职无权的傀儡。

　德王的四个师，在进犯绥远前，由伪满的“兴安军”给介绍扎青扎布来担任第八师师长。
扎青扎布的父亲人称戴扎兰(戴是汉姓，扎兰是官衔)和我是磕头弟兄。他从多伦来张北见我，便以此种关系跟我表示近乎。，所以，德王虽然号称有四个师，除了扎青扎布倾向我，和包海明又极端亲日，他只能把握住穆克登宝的第七师，他连警卫师也难掌握住。因为德王成立警卫团时，我用“偷兵”办法，从伪满“兴安军”中叫出五、六百旧部，只要我说一句话，仍能把编到“警卫师”的马贼，叫到我的第一军里边。德王所谓的4个“蒙师”，合在一起，也不如我的一个“汉师”人多。我是以8000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和一个炮兵大队，每个师的人数都在2000人以上；而德王的每个师平均才五六百人。并且我把日本人先后给我拨到的 ]1000多枝新枪，都装备了自己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四五十门野炮和山炮，也完全掌握在我的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手中。德王的四个师，有一半是旧枪，自动武器很少，更无重武器。从装备上看是不能和我相比的。

　从占领绥包后，穆克登宝的人马便所剩无几，遂把第七师的番号给了正黄旗的保安队，
由该旗总管达密凌苏龙担任了师长。此人胡须很长，编着一个辫子挂在耳朵上边，非常老奸巨猾。提起这位“长胡子”在东五县家喻户晓，能号召起这一带的民团、土匪。原来他在政
治上反对德王而倾向傅作义。绥包沦陷前夕，就是他给他的义子石玉LU补充500多匹战马，
壮大了石的“骑四师”，把嘉卜寺的伪“蒙古军政府”捣毁。绥包沦陷后，他投敌了，还是不听德王的话，自此德王在“蒙古军”中，越发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加之日本人不让德王独揽军政大权，所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担任了政务院总裁，由我担任了“蒙古军”总司令。由乌古廷任参谋长，再没有安插副总司令。这时补英达赖任厂“巴彦塔拉盟”的盟长，卓特巴扎布并以“察哈尔盟”盟长兼了张家口“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

　伪“蒙古军”初到绥远的时候，总司令部设在包头。准备由包头再往西进犯，去占领后套和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对伊盟形成三面包围以后，再去占领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七旗。因为日军恐怕战线拉得过长，决定了以包头为前进的终点。于是我们由进攻变成了防御，遂
把总司令部移到归绥旧城。同时归绥成了伪蒙的“首都”，也有必要让总司令部和政府驻到一
个地方。至于各师驻防的情况，刘继广的第一师驻在包头，陈景春的第二师驻在归绥，王振华的第三师驻在集宁，宝贵廷的第四师驻于包头黄河对岸的达拉特旗大树湾，伊恒额的第五师驻于四子王旗，乌云飞的第六师驻于张北的公会一带，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在正旗原地不动，扎青扎布的第八师驻于武川西部的乌兰不浪一带，包海明的第九师驻于百灵庙。德王在多伦由警卫团改称的警卫师，到了归绥改为伪蒙政府的卫队，驻在归绥新城保护机关、仓库，已不列入“蒙古军”的序列。以后除了，临时调动，建制变化(第四师与第六师合并，第八师与第九师合并)外，防区一直维持着这种状态。一、二、三师改编为伪“治安警备队”的三个集团，也只是随着伪蒙政府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三集团调到“察南”的平绥路东段，第二集团将防区扩大至集宁，总司令部和第一集团始终没有离开绥包两地。

　我任“蒙古军”总司令的初期，也就是1937年10月到1938年年底这一阶段，一共拥有1万2千骑兵和两千炮兵的主力，加上七、八、九三个师，可以指挥调动1万8千多人。所以这一阶段，是“蒙古军”的全盛时期，也是我的黄金时代。却也因此而使日本感到不安，并引起德王的嫉妒，都想削我的兵权，于是向我施展偷梁换柱和抽筋剥皮的手段。在“汉师”方面，我进入包头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地方秩序，便让驻防包头的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充任了伪包头市的市长(日本人和德王都知道我的第一师，是由“毅军”的底子给打的基础。纪律和战斗力比其它的师要好、较强。所以先从我的第一师下手)，脱离军队去当文官，使我失去一员健将。我不得不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去担任第一师师长。丁其昌担任师长到1939年秋天。在这年9月1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即把丁调为治安部长，同时把刘继广凋升为伪政府的最高检察厅厅长，都由包头弄到张家口，和第一师完全隔离。把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还为以后把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做了借口。因为我手下的人材很少，选不出率领这个基干师的将领，遂由该师行伍出身的团长郭秀珠升充了第一师的师长。

　第二师和第三师驻到归绥、集宁附近以后，一天比一天腐化堕落。二师师长陈景春是围
场县的大地主，在率领民团参加崔兴武的“东北军”十七旅以前，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国民
军”，故社会关系和头脑里的思想比一般行伍和胡匪出身的军官复杂。他在归绥驻防期间，除了贩运烟土致富，还想在政治上另找出路。故和抗战部队派过来的人乱拉关系，特别是和驻在后套的国民党军委会热河特派员姚景川(围场人)来往非常频繁。他怕事情暴露以后，身家性命难保，便在1939年脱离了军队，给德王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由团长朱恩武升任了师长。第三师大都是收编的胡匪，我为了使这个师走向正规，在察北开始组织时，即让曾给崔兴武任过参谋主任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王振华担任师长。王在1938年夏天傅作义反攻归绥时，因团长慕新亚投降马占山而被撤，我又调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刘星寒占接充第三师的师长。刘是我的朋友刘子布(曾给常万里和石文华当过营长)的儿子，又是第六师副师长李鸣远的女婿，并且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我是用他来顶替乌古廷的。由于刘不像乌古廷那样巴结日本顾问，担任师长不久便以暗通抗战部队的嫌疑，被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撤职，调到归绥的一个日本“株式会社”中领取干薪，后来他出走到重庆投奔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克什克腾旗蒙古人，和刘子布是朋友)没有找到适当工作，北返到陕北府谷哈拉寨r参加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我因再派不出入去充任第三师师长，即使把人派去也要被日本人顶回去，遂把该师胡匪出身的团长宋鹏九，提升成第三师的师长。所以三个“汉师”在1940年夏天改编伪“治安警备队”以前，师长全换成了新人，各团也不是原先的那班人马了。

　　

[ 本帖最后由 小傲 于 2006-8-15 21: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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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从伪“蒙古军”四、五、六三个师抽兵的借口，是伪满要人充实“兴安军”，预防苏联进攻热河，时间是在1938年年底。这时武汉沦陷，抗战的形势正处于低潮阶段。并且德王也有心拆我的台，所以他不表示强硬态度，我只好把士兵交出，于是我的三个蒙师马上成了空壳。德王想把这三个师的番号操到．自己的手中，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兵补充缺额。先给
了宝贵廷五、六百人，但迟迟不给五师和六师补兵。五师师长伊恒额和六师副师长李好运，对于前途感到悲观失望，都向我递上坚决不干的辞呈。德王借此叫乌古廷举荐韩凤楼(被蒋介石宪兵第三团在北平暗杀的百灵庙“蒙政会”保安总队长韩风林的哥哥)为第五师的师长，第六师也被乌云飞完全抓起；由于宝贵廷对我并不忠实，我已没有了可靠的“蒙师”。伪“蒙占军”在进入归绥不久，便成立起军官学校，由原伪满“兴安军”的脑门达赖(汉名高庆春，1936年即从伪满到了西苏尼特旗，任伪“蒙古军”上校)担任校长。

　后来德王要叫他的人抓军官学校这个教育机关，于是乌云飞和脑门达赖对调，乌云飞担
任了军官学校校长，脑门达赖担任了第六师师长。四、五、六师被德王操起来之后，每师只给补充了五、六百新兵。宝贵廷的第四师在大树湾驻防和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接触，伤亡、逃跑所剩无几，在1940年春天“五原战役”以后，即和第六师合并，宝本人调回司
令部担任了教育部部长。此外的那三个蒙师，除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一直没有变动。第八师在武川被八路军和傅作义的游击部队打垮，扎青扎布阵亡以后，和包海明的第九师合并。包继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凋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乌力吉敖喜尔充任师长，乌云飞离开军队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这样伪“蒙古军”的六个“蒙师”从1940年开始就把四师和八师的番号取消了，只是七师的人数不减，其余3个师合计不足2千人，成了布置在大青山后的边防军了。

　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在1939年9月1日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一师师长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时，即已内定，不过当时没有公布。到1940年夏天“五原战役”结束之后，张家口的日本“驻蒙军”军部才给我下达了这一命令，把三个师改为三个集团，团改为大队，连改为中队，排改为小队。为了改编工作顺利进行，由原来的每师三个团，改为一个集团下辖四个大队，将师的直属部队完全取消，共是12个大队。集团长的手中没有了兵。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不愿扔枪，屈就了大队长。把第一集团长的空地位，让给。了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郭光举。这三个集团中的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分驻在绥远各县，集团部仍分设在包头和归绥。第三集团开到察南，集团部设在怀来，都被化整为零。“治安警备队”
名义上受治安部长丁其昌指挥，实际上由驻在地的日本部队或特务机关操纵，成丁各自为政的12个小单位。因此，军官尽吃空额，把原先3个师的6千多人，变成每一个大队只有300
多人了。日军和德王把我的“蒙师”的兵抽走，等于去了我的左胳臂，将我的“汉师”整个编走，等于去了我的右胳臂。所以这两件事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改组我的总司令部，结果负
责的汉人全被挤出，炮兵大队也被张启祥操起，给我只扔下一个警卫连。郭光举就是因为在各处之上增设了管理各处的参谋、教育和总务三部，参谋处长之上有参谋长和参谋部长，他才下了部队。他担任了“治安警备队”的第一集团长，遗缺补了乌力吉敖喜尔。乌力吉敖喜尔出任第九师师长。这是在1942年到1943年这一阶段的简要情况。

　从1940年“五原战役”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蒙古军”有名无实了。并且我除了在暗中掌握“治安警备队”，已把“蒙古军”的事，让日本顾问和参谋长乌占廷去折腾。可是日本人对我仍不放心，对乌古廷也有所怀疑。在德国快要垮台、太子洋战场日军节节尖失利的 1945年春天，先把乌古廷撤职，调宝贵廷为参谋长；后将我由归绥叫到张家口，将我跟绥远的部队隔离开来。在此期间突然让“治安警备队”归还“蒙古军”建制，把：三个集团编成六个“汉师”，加上四个“蒙师”，以及一个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纠合起的两部分人，共凑成12个师。“汉师”是按一、二、三、四、五、六排列，“蒙师”的七、九两个师未动，因为“治安警备队”已由三个集团很快改成了六个师，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某的队伍还未编制就绪，日本就宣告投降。故我弄不清“蒙师”的五、六两师，是否改为八师和十师。我只记得“汉师”是由伪宣化省省长刘继广兼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为第二师师长，宋鹏九为第三师师长，郭光举为第四师师长，朱恩武为第五师师长，门树槐为第六师师长。郭秀珠那个大队原来驻在包头，因赤诚、龙关一带的八路军非常活跃，把宋鹏九的第三集团弄得无法招架，遂把郭秀珠的那个大队由包头调去。故归还“蒙古军”建制时，将察哈尔境内的“治安警备队”编为一、二、三师，绥远境内的“治安警备队”编为四、五、六师。

　　日本投降前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解放察北，八路军把张家口、大同至归绥之间的铁路切断，博作义也从后套跑了出来，于是“蒙古军”的十个师没有集中到一起。“蒙师”里边除厂第九师由乌力吉敖喜尔率领，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回的军队。韩凤楼、脑门达赖和达密凌苏龙所带的三个师，完全被苏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缴械。”汉师”驻在绥元的三个师，都被宝贵廷抓起，连同张启祥的炮兵大队以“新―卜路军”的名义归降了傅作义的“十二战区”。大炮让傅作义的四个军瓜分了。骑兵最后缩编成一个旅，由安恩达率领，跟上董其武起义了。驻在察哈尔的三个师，因刘继广离开部队多年，郭秀珠回包头探家，全倾向了宋鹏九。宋掩护着马汉三的――部电台，把我派去协助他的丁其昌顶回，想望国民党另给他编制队伍。“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叫他先在解放区扰乱，以致马匹大部饿死，士兵大部逃跑，结果3个师只剩下180多骑兵和300多步兵。听见我带上刘继广和郭秀珠出关给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他在南口附近无法存留，便跑到热河开鲁找我，我给他编了一个师。开鲁解放时，我只身脱逃，刘继广因未去开鲁，其余都被解放军俘虏。“蒙古军”可以说是从开鲁起家，最后还在开鲁完全覆灭。它祸害了察、绥两省，连前带后共汁―十五六年。

[ 本帖最后由 小傲 于 2006-8-15 22: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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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召开的一次华北伪军首脑会议

　　1944年秋末冬初时，我在厚和市(今呼和浩特)突然接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的一
个紧急通知，叫我带上堀顾问，到北平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我带着堀顾问和翻译郝贵堂，乘
飞机到张家口，停留了两天，转乘火车去了北平。“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和我们说，日本军
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召集“华北”的军队将领和“蒙古军”首领研究联防问题。德王听到这
个消息，怕我和“华北”的伪军头子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开会，有失伪蒙“国格”，叫我暂勿前
往，让“驻蒙军”军部给北平去电话：“开会时许李坐首席，李才前往参加；如不许李坐首席，
李即不去参加。”北平回了个可照办的电话，我们方由张家口启行。

　　会议在铁狮子胡同日本驻军司令部举行。因为“华北”的伪军头子在北平都有房院或办
事处，出席会的人会前没有见面。开会时才知道有我和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以
及解放后在某地用椅子抬出去枪决的那个姓张的(佚其名)代表了六个单位。庞炳勋的儿子给
他担任随从秘书，被日本宪兵挡在会议室门口。我见他非常难堪，便把他让到首席上边。我
认为都是些汉奸，还分什么高低大小，没听德王的那套说法，便挨着庞炳勋坐下。冈村首先
指着我向他们说：“蒙古军李总司令来出席这次会议，是象征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大联合。”接
着冈村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拿出写好的单子，要求补充械弹和增拨经费。冈村很不耐
烦地说：“我知道了，研究以后再通知你们。”他见我不做声，便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
说：“蒙古军的困难，由驻蒙军给完全解决。”最后冈村叫他的副官，递给每人一张伪“华北
联合准备银行”10万元的支票，他说：“我没时间招待你们，伯；们拿上这去零花，一方面
等待给你们解决问题，一方面趁此在北平玩个十天半月。大家在前方都备尝辛苦，可以好好
去休息一下。”会议就这样结束，根本没提如何联防的事情。

　　第二天，为了显示“华北”和“蒙疆”的军事联合，又把我们召集到铁狮子胡同合照了
一张相。摄影后，十几个伪报的新闻记者，将我们围在客厅里边，叫我们谈有关强化治安，
保护民众一类的话。因为谁的防区内也不稳固，谁的队伍也不保护老百姓，所以都无话可说，
空气陷入沉默。我便向庞、孙说：“得淡几句。”张岚峰说：“那你就谈吧!”于是我向记者们
说：“我是个蒙古人，被长城隔在外地，离华北很远，消息阻塞，这里的地方治安不知道．民
众的痛苦也不知道，我所谈的就是这些，完了。”记者听我不着边际的谈话，知道别人再谈不
出什么，怕呆下去越发要冷场，便扫兴地纷纷辞去。不过翌日的各报上，还是登出日本人看
见高兴，我们不敢否认，由他们编造出的一大篇冠冕堂皇的谈话。

　　打发走新闻记者，张岚峰叫我去他家里“串门”。我因对这次会议非常纳闷，也想让他给
我掏一掏耳朵(透露点消息)，同堀顾问回我什锦花园家中吃完午饭，把他撇下，我便去拜访
张岚峰。张那时刚买下佟麟阁的一连四个大院的房产，油漆粉刷一新，正由佣人在每间房子
中摆设家俱古董。他向我吹嘘说：“我有30多万人，占有十儿县地盘，四面被八路军围着，
和蒋介石通着一个口子，给蒋供应物资，所以拣了不少的钱。何其巩要为他的大学捐款，我
一下子给了他30万。”我们正闲扯的时候，庞炳勋也来拜访张岚峰。寒暄毕，我便冒失地问
庞：“将军鼎鼎大名，为啥也从那边过来，跟我们干这?”他说：“我没有什么，报上给我瞎宣
传。我把队伍从那边带了过来，完全是上了孙老殿的当。”接着我迫不及待地问张岚峰：“冈
村把咱们都叫来，究竟是搞啥?”张说：“日本人现在正准备打通广西到安南的道路，华北的
日军大都调走，故把咱们全稳在北平，恐怕抄他们的后路。”我问庞炳勋，他也是如此判断。
庞因不像张那样得意，听我和张闲扯各自防区里的情况，不插嘴，坐在一旁直打咳声。吃过
饭后，我怕他们有事要谈，为回避起见，即向张、庞两人告别。

　　孙殿英到了北平非常活跃，坐上汽车到处拜客。他拜见完我，我把他送出大门，看到他
的卫士，用手枪朝着我的门口，做出射击的姿势。我挖苦他说：“你真是鱼不失水。”因为他
在热河为巴结汤玉麟，汤的姨太太死时，曾拿着一根哭丧棒站在灵前充当大孝子；后来汤玉
麟从承德出走，把队伍从热河退到察北，孙翻脸无情，在狼尾巴山底下把汤部解决了好多。
我因鄙视他的人格，所以这次没去他的办事处回拜，他让潭庆林给我捎话，说我老蒙古不懂
礼节。孙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遍访民国以来寓居北平的失意军阀，连穷困潦倒在东城一
个破小院里的前宣化镇守使谭庆林，也被他找到。因为他拜了人，人们也去回拜他，所以他
的办事处门口，停满了好多汽车。他就是以此来壮声势，表示他有很大的号召力，从而引起
日本人的注意，希望日本对他加以重用。

　　我怕傅作义牵制日军进攻广西，乘大同厚宫师团大部开走的空隙，再从后套出来袭击包
头或厚和。便向堀顾问说明此意，叫他转告冈村宁次允许我返回防地。由于他们把我弄到北
平是做为陪衬，主要是软禁华北的伪军头子，故对我未加阻止，住了五六天我即回到厚和。
堀顾问见冈村时，冈村表示他很愿意加强装备“蒙古军”，特许华北的兵工厂卖给“蒙古军”
5干枝步枪。后来由堀顾问用伪“蒙疆银行”的钱洽购回厚和。这批华北造的枪质量太坏，
装入子弹一打就炸枪筒，我叫连续试验了十几枝，没有一枝能用。日本快倒霉的时候，兵工
厂也偷工减料起来。我的最高顾问小仓听见生了气，叫堀顾问全数给退回那个兵工厂。

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夕，我和德王正在张家口。由于日本封锁消息，对于8月
8日苏联对日宣战和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原子弹这两件大事，我和德王全不知道。迟至14日，
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15日上午10时，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才
把真相通知给我们。傅作义派孙兰峰率领接收人员，11日从陕坝出发，12日到达王英司令部
所在地的公庙子(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13日进入包头的这几天，我们还昏头昏脑地在张家
口举行会议，研究伪“蒙古军”的扩军问题，即：日本人许愿给“蒙古军”扩编为12个师，
另把“蒙疆”境内的警察编为8个DL旅，亦归“蒙古军”总司令部指挥，以应付蒙疆的紧急
状态。究竟因何而紧急，日本人没有向我们说明，我们一听扩充队伍都很高兴，也没有注意
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不仅对我们封锁消息，对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也欺骗隐瞒。
不过他们的高级人员，都沉不住气了。8月初，他们不少人把家眷打发走了； 11日以后他们
自己也往平津溜跑。伪蒙政府的蒙奸、汉奸，特别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国特务和张家口的警
官，睹此情景感到不妙，也纷纷开小差离开张家口。过去我的上堡蒙古营子的家里，每天晚
上高朋满座，可是这几天来客一天比一天减少，门庭逐渐冷落下来。而我在这时还是想升官
发财。这时他们叫我兼任了伪蒙疆政府新设置的军政部部长，好象把“蒙疆”的枪杆子全交
给我执掌。另外，在这不久以前，日本“驻蒙军”给我拨了11万两烟土，叫我打发人去包头
换成皮毛药材物资，运到天津套购黄金，再赴上海购买枪械弹药。我派秘书唐成良带了3千
两前去包头，向达拉特旗的森盖林沁买了一部分药材，剩下的10万零7千两，还堆在我的家
中没有处理。我只顾在这10万多两烟土上打小算盘，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8
月10日至15日中间的一天，伪蒙疆政府举行最后一次正副主席和部长会议，讨沦把警察改
编为“蒙古军”的问题。由于伪蒙疆政府的小顾问们，这时也对时局摸不清楚，会前据民政
部长丁其昌和我说，他们很反对日本“驻蒙军”军部给了我这么大的兵权。开会时，众人都
出席了。会议上把“蒙古军”12个师的师长的委任状通过后，接着伪蒙疆政府的最高顾问大
桥忠一提出了把警察改编为军队的问题。这时我便怀疑起日本为什么如此，“碗大汤宽”把警
察也编给“蒙古军”扩大我的队伍?当然我高兴，但我又怕贪多嚼不烂，于是以军费没有着落
为借口，表示负不起这项重任，想将他们一军，再要些烟土。

　　由于大桥忠一没吐口，众人吵了一阵，未做出决议，即行宣布散会。德王的政治嗅觉比
我还要迟钝，会后和我说：“日本人把警察交出，你为什么不要?”我说：“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咱们得研究一下。”伪蒙疆政府的另一副主席于品卿和司法委员会长官兼经济部长杜运宇以及
陶克陶等人，就在会后的当晚，悄悄离开张家口躲往北平。他们听到风声不告诉我们，是怕
我们把他们留下无法走脱。这几天我如堕入五里雾中胡思乱想，但不往日本投降上面设想，
因而15日一听根本博向我们说出那个“噩耗”，真象晴天打了一个闷雷。

　　15日吃过早饭，我接到日本“驻蒙军”军部的电话，叫我赶快前去开会，说是有要紧事
商谈。当我步入根本博的会客室的时候，德王已坐在那里，不大一会根本博走进来。他的头
脸阴沉，劈头就说：“天皇昨晚下诏宣布投降，你们怎么办?”根本博见我和德王都不吭声，
他接着说：“你们要是跟上我们前去日本，我们可以保护你们。”我说：“你们保护我们，谁保
护你们呢?”根本博被我问住，他又说：“蒙古军怎么办?”我说：“军队由你们的顾问掌握，
我又被你们弄到张家口，出于错我不负责任。”他随即叫大桥雄熊参谋给归绥的小仓顾问挂电
话，让把军队交给我的参谋长宝贵廷。回电话说，小仓已不知去向，日本人慌成一团。根本
博对大桥说：“叫堀顾问代理小仓，军队保护机关、侨民往张家口集中。关于‘蒙古军’的行
动，听李总司令的电话指挥。”大桥走出去又回来，说是电话已经打通，根本博去他的办公室，
取来一张图纸给我，他说：“这是张家口地下仓库的图纸，里边有装备三个师团的武器弹药，
原来是准备防俄用的，现在交给‘蒙古军’。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即往北平撤退，你们把这些
武器弄上，投谁也有出路。”根本博把事情安排完毕，德王还痴痴呆呆地坐在沙发卜不走。我
对他说：“等啥?走吧！”德王被我提醒辞出。我俩竟不商量大事，而是都跑回家中，先去办理
自己的善后。

　

小傲

　我回家以后看了看手表，是10点多钟，于是就让秘书唐成良指挥众人打包行李，并到车
站交涉车皮，尽快装上汽车，往北平疏散，转移家属财产。我赶忙给宝贵廷挂电话，询问厚
和的情况，宝说：“日本人正准备装车逃走，咱们怎么办?”我说：“张家口有3个师团的东西
都交给咱们了，在厚和切勿拣他们的洋捞，先把包头和厚和附近各县的人都集中到一起。叫
他们在路上遇见谁也不要打，绕开道往厚和开拔，晚上听我的电话，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宝
说：“中央的人已经过河到了托县。”我问：“是谁?”宝说：“王匡一。”我说：“赶快派车去接。”
打完电话，我也卷起袖子和卫士、勤务兵、大师傅、老妈子们在一起拾掇财物。10万两烟土
和其它箱笼，装满两辆大卡车，两辆小卧车上面也装满了细软东西。还有我在察北宝昌县买
厂一道30多里长的山沟，约有10万多亩土地，这年共收了二百五六十石地租，磨了100麻
袋白面，还整装着300麻袋小麦，以及拆开箱子的7千两烟土，都装不上卡车。每一麻袋粮
食都是一百七八十斤，我的那些卫士和勤务兵，被我平日都惯成了少爷，他们都干不了扛麻
袋的重活。我一看卡车上的皮箱，非常的耀眼，便把一百麻袋面粉，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扛起，
由他们众人舁上卡车，才将皮箱遮盖起来。剩下300袋小麦和7千两烟土，我索性解开70
条袋子，把麦子倒出一半，每袋塞入一块烟土板子，将倒出的麦子再装入麻袋缝好，准备第
二批往车站运送。全家20余人把东西打点停当，已经下午1点多钟。我的“蒙古军”总司令
大将制服上，全挂满了灰尘。

　　草草吃完午饭，那能顾上午睡，因为日本“驻蒙军”恐怕影响张家口的人心，让日伪家
属一律于夜间撤退。我此时无事，便琢磨起心事：苏联对日宣战，出乎我的意料。现在张家
口北面虽然还听不见炮声，黑龙江那一方面一定已经打起来了。队伍大部留在厚和附近，小
部驻在宣化一带。在察北和绥东的几个蒙古师，由德王和达密凌苏隆掌握，到了这个时候，
不会跟我一致行动。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还得依靠日本人。因为他们把散布到平绥路上
的一个厚宫师团，都集中到张家口以后，仍有很大的力量，伪军很难扯他们的后腿。和他们
把关系弄好，倒能接收不少东西；况且我的家属、财产弄往北平，亦脱离不了日军的保护。
至于我的部队到了张家口，下一步该往何处走，那就是依然要脚踏两只船，跟国民党和共产
党都联络，和谁也不冲突，绝不防守张家口。打算将日军的地下仓库的武器起出，先上赤城、
龙关一带的大山，站在高山顶上看二虎相斗，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最要紧的是，首先须
把“蒙古军”集中起来，所以我一方面盘算，一方面叫卫士们给厚和挂电话，可是叫了好几
次，都没有把线接通。

　　我正在愁思焦虑的时候，看门的人进来向我报告说，外边来了一个八路军的代表，拿着
一封信等待答复。我叫看门的把信要来，封皮写着：“日本驻军司令官、蒙古军司令官亲启”
字样，信口没有封，里边的大意是叫我们准备投降，他们要派员进驻张家口接收一切。信是
由陈毅将军署名，我对此记得非常深刻。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便向看门的人说：“你告诉他，
就说我主不了事，可以把信送给日本驻军军部。”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溜到门房的窗前，偷看
八路军是个什么样子。原来是化装成张家口市民的一个青年。八路军的送信人走后，我也去
了日本“驻蒙军”军部，向根本博报告了接到八路军来信的经过，请示对此应当如何对付。
他说：“我们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绝不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现在我们已在张家口北面的坝上
布防，掩护机关和侨民撤退。俄国人和外蒙军如果来到，我们就要抵抗；八路军要进张家口，
也不允许。我们走了以后，希望你们把张家口交给国民党，千万不要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
他们不讲信义。”根本博和我说完，又把他的副官叫来说：“把咱们的那200支比斯尼步枪，
并装一大卡车汽油，送到李总司令公馆，拨给蒙古军用。”说完话我离开日本“驻蒙军”军部。
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日本女侨民，都摆开拍卖东西的地摊了，男人都缠着臂章，代替了警察
的职务，持着枪来回巡逻，秩序维持得还很好。

　　晚上，我把家眷财物，用四辆大小汽车，由唐成良带着四五个卫士，连人带车都打发上
车站。即给厚和挂了电话，这次总算叫通了。宝贵廷向我报告：“日本军民全上了火车，连夜
往张家口撤退。厚和至包头的铁路，已被八路军挑了，王匡一已接了司令部，队伍也从外县
撤了回来。”我说：“队伍集中起来后，不要指望坐火车，八路军对厚和以东的铁路也一定要
破坏。并且装车费时。要从厚和经过集宁的黄旗海子，直线奔张家口，今晚保护上家眷和炮
兵出发，明晚可赶回来。”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电线即被切断，从此和厚和失掉联络。后来，
听说他们开到旗下营后又折回厚和。我刚打完电话，德王和金永昌与丁其昌先后来找我。德
王说：“我从电报局接到蒋委员长来电，叫咱们各守岗位，他决不咎既往。你看咱们应该怎么
办?”我说：“蒋固然要应付，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日军一退，咱们便在八路军包围之中。
应该派人和八路军联络，双方互不侵犯，他们不打咱们，咱们可以把张家口让给他们。”德王
问我：“叫谁去给联络?”我说：“乌勒吉敖喜尔。”金永昌说：“关于联络八路军的事，可得好
好研究。”我说：“金永昌，你少插嘴。”金一听我呛他，便挟着尾巴溜走。丁其昌一看我们俩
商量大事，也跟着躲了出去。德王又问我：“乌勒吉敖喜尔怎能和八路军拉上关系，我不清楚。”
我说：“乌给外蒙掩护过电台，俄国、外蒙和八路军是一家人。”德说：“对!对!对!”说完即
回去给乌勒吉敖喜尔打电话。

　　乌的蒙古军第九师在百灵庙驻防，他本人在厚和住家。德王不知用什么办法把电话叫通，
乌坐着日本人撤退机关、侨民的火车到了张家口，和德说完话又坐火车回了厚和。乌回到厚
和向宝贵廷、包海明等说我暴露了他的身份，主张把绥远的“蒙古军”投归外蒙。宝贵廷和
包海明等主张投归傅作义的十二战区，他们不便把我扔弃，并且分成两派。结果，宝贵廷因
为大青山的八路军下来要进入厚和，就替傅作义守了厚和，抗拒了八路军。乌勒吉敖喜尔把
他的蒙古罕第九师和正黄旗达密凌苏隆的第七师合到一起，也未配合八路军接收厚和与集宁，
全投靠了在乌兰察布盟的外蒙军队。以上这些事，当时我全不知道，是逃到北平之后人们告
给我的。德王把乌勒吉敖喜尔叫来，没让和我见面。16日他瞒着我抓补英达赖、王宗洛和陈
国藩到察北欢迎苏蒙军队，他那时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甩下，带着伪“蒙古军”去投降外蒙。

小傲

苏联虽然8月8日已经对日宣战，但是外蒙的军队集结到边境，等待观望了一个星期，
听见日本天皇下诏投降，于16日始南下，当即把西苏尼特旗王府占领，将德王的家属、财产
完全弄往乌兰巴托。这天，德王接到西苏尼特旗的告急电话，召开了紧急会议(我没有在场)，
决定派补英达赖、王宗洛、陈国藩、宝道新等四位代表前去和苏蒙军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接
回德王家属、财产。补、王等4人于下午3时乘汽车出发。我等到晚上，还不见宝贵廷把队
伍带到张家口。这时我的家中仍有300袋小麦和9千两烟土未曾运走，我期待队伍心急如火，
绕着这些麻袋直转圈子。转到17日天亮，也听不见队伍到来的音信。我知道出了岔子，便去
寻找德王。坐了一辆人力车，竟胡里胡涂地走进伪蒙疆政府，里边鸦雀无声，已经没人前来
上班。院中堆着日本“驻蒙军”军部拨给的30万两烟土，叫丁其昌散发给所有的人员。了不
敢负这个责任，所以堆在当院没有处理，上边落满日本各机关焚烧文件的纸灰。16日他们整
整烧了一天文件，17日早晨还未烧完，故纸灰从东山坡一带随风往下堡的街道上直飞。我一
看伪蒙疆政府只剩下几个门岗，这才出来去德王公馆。那里的人很多，见我进去都不说话了。
正在发怔的时候，来了两架苏联飞机，盘旋在张家口高空，不敢低飞，扔下一颗炸弹，炸死
一个妇女，撒了一些传单，即向北飞去。德王打发人出去把传单拣回，上边骂他是卖国贼和
蒙奸。他说：“这条路看来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都回避我，我没问他们传单上写些什么话，
况且人家在背过我讨论事情，我呆下去很不合适，遂和众人招呼了一下辞去。回家挂电话向
日本“驻蒙军”军部的大桥雄熊参谋和丁其昌打听外边的消息。

　　外蒙军队于17日上午，由苏联的一个中将指挥，乘汽车到达张北以北的白城子和公会一
带，派出两辆摩托车，到张北城外侦察。守城的日本军队开枪打坏一辆以后，旋即放弃张北，
往南面的坝上撤退。日军退走不久，该地的伪县长和商务会会长，打着白旗出城欢迎苏蒙军
队。苏蒙军硬说，那一辆摩托车，是伪县长指挥警察打的，故把伪县长和商务会会长就地枪
毙。从西苏尼特旗连夜乘着快马前来给德王报信的家奴也说：“苏蒙军在半道上把德王的代表
截住，将补英达赖和宝道新放脱，把陈国藩用飞机载往乌兰巴托，把王宗洛和到察北不知去
干什么的吉尔嘎朗交给当地活动的八路军，带往阿巴嘎旗看管。”我睹此情况，开始感到走外
蒙和八路军的路线都没有希望，认为还是投靠蒋介石比较可以苟延残喘。这时崔兴武的侄儿
崔玉昆给我担任副官，他不知听谁说张砺生已经进了张家口。我因和张的代表郑立安有过联
系，忙叫崔去调查张住在哪里。崔玉昆出去跑了一趟回来，原来是人们胡扯。到了晚上我对
宝贵廷已经绝望，于是产生了两个念头：一个是自己从张家口骑马转山头回厚和；一个是到
北平坐飞机回厚和。可是对沿途及厚和的真实情况不明，又不敢前去冒险。所以这一夜仍是
辗转反侧，终宵没有阖眼。

　　18日白天，苏蒙军由张北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在北面的坝上展开炮战。同时八路军的接
收部队，也从东、南、西三面围上。因为日本人是由军队护路撤退，他们边走、边修、边打，
从厚和和大同撤下的列车，不断开进张家口车站。伪大同省省长李树声，感到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车过张家口时，他没有下车看我，就到宣化去找伪宣化省省长刘继广。伪“蒙古军”的
堀顾问和兽医处长杨海轩，这天也从厚和到达。他们是1 6日白天出走，一共走了两天两夜，
下了车即相随着来找我。他们都说：宝贵廷变了心，要把队伍留下给傅作义守城。他们怕被
八路军活捉，所以跟队伍脱离。劝我赶快离开张家口，往北平逃跑。我说：“我跟根本博司令
官同进退，苏蒙军和八路军马上进不了张家口。”把堀顾问送走，将杨海轩留下。不大―会，
丁其昌来跟我告别，说他要走了，扔不下我。我说：“你先走吧。我得跟上日本军军部一齐走。
因为我们到了北平，还得依靠日本人保护。”

　　丁其昌走了以后，我把那300袋小麦，叫杨向日本“驻蒙军”军部要了一辆卡车，都搬
到一家熟惯的粮店寄存起来，因为车站上的火车伞是装入，怕被日本宪兵给扔了下来。打点
完毕，天已昏黑。突然有驻防察北的“蒙古军”第五师的两个团长郭景春和郭新德跑来，他
们说：“第五师已在阿巴嘎旗被苏蒙军解决，我们两个今天光身跑到张家口。德主席把他的卫
队交给我们，叫我们在他走以后，维持张家口的秩序，等俄国、外蒙军或八路军进来办理交
代。我们有人有车，您有带不走的东西，我们可以帮助您往车站上运，我们已替德主席把车
装好。”我说：“我的东西全走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你们留在张家口，不怕俄国人和共
产党吗?”郭景春说：“我给外蒙送过电台，我不怕他们。”他们又和我扯了一些闲话。他们走
后，我给大桥参谋打电话，询问白天坝上的战况，看张家口今晚有无危险。大桥说：“外蒙军
很孬，已被皇军用大炮顶住。因为西边的侨民还没有完全到达，明天仍要继续抵抗。张家口
的城防非常巩固，您安心睡觉吧，多会退却我来电话告您。”我怎能睡着，又是一夜失眠，嘴
干得生满了口疮。

　　19日天一亮，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低空盘旋。上边的驾驶员高喊“中国人闪开”，
扔下一个空气油桶，射出一排示威性的机关枪子弹，把一辆火车头打穿了几个窟窿，即向东
南方向飞去。空汽油桶里可能装着给德王和我的信，我没有派人去拣，因为我没有了部队，
一切都是白搭。上午9点多钟，大桥来了电话，说是日军今天撤离，叫我准备马上卜车，他
们给“蒙疆”政府拨了3个车皮。这时我的几个卫士，都保护着家眷去了北平，身边只剩下
一个名叫安慕卿的随从，其余全是大师傅和本地的听差。我给了他们每人loo两烟土，叫他
们把我带不走的东西按股均分，赶快搬到各自的家中，尽速离开这里。此时我的副官崔玉昆
也不知去向，新来了一个兽医处长杨海轩，算是尚有一官一兵。三个人全换上便衣，每人腰
中插了好几支手枪，带了五六百发子弹，乘着日本“驻蒙军”军部给派来的汽车，由上堡到
了火车站。因为下着连阴大雨，街上布满污水泥浆，天空是一付灰暗头脸，越发使人感到糟
心异常。商店都关了门，老百姓很少来往。坝上炮声隆隆，日本兵在十字路口站岗。车站月
台外边，排着五列车皮，中间夹着十几个冒烟的车头，长达四五华里，两边都有日本兵持枪
警戒。这些车皮大都是敞车，里边尽坐着日本的妇孺，全被雨淋成落汤鸡，用帆布或雨衣盖
着脑袋。因为流离失所，不知走向那里，加之饥渴冷冻，故患病死亡的很多，尸体顾不上火
化，全舁到道旁的田野扔弃，日本人忍痛不哭泣，真是惨不忍睹。

　　给伪“蒙疆”政府拨的是三辆三等客车，两边的椅子当中和过道上，全堆满德王的金条
银元和烟土。我坐的那辆车，叠了好几层箱子，人们头顶着车篷，爬在箱子上从过道上来往。
德王比我后到，他的那些秘书们早已逃走，只带着给他开汽车的喇嘛和葛兰芳等三四个听差。

小傲

他见我坐在车上，许是怕我知道他带了这么多的财产，到达北平以后要耍赖跟他伙分，所以
把头脸放下，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要车皮，坐在我的车上?”我说：“我一共是三个光杆，
要车皮干啥?这又压不坏火车，况且不是叫你背我。”他听我呛他，没和我坐在一起。到一个
拐角上，随从给他铺了一块毯子躺下。我亦把眼睛闭起，各怀起心事。这天上午，张家口到
北平的铁路，还没有被八路军破坏，跑丁一个多星期的于品卿，返回张家口，又要出来维持
地方的秩序。他听说德王和我全部上车，跑进车厢寻找我们，板起人民代表的面，质问我们
因何逃跑?他说：“你们守土有责，扔下老百姓谁管?”德王被于品卿问住，低头答不出话来。
我对于说：“给他*的巴子谁去守土?你能管了老百姓吗?”于知道我很野蛮，便再没说啥退了
出去。接着伪张家口市市长崔景岚上来送我，因为他给我当过好多年军需处处长，我说：“你
为什么不把行李带来?这是最后的一趟车了。”他说：“我有责任，得办理交代。”我说：“你的
官瘾还没有过足，政府的高级人员早都跑了，我和德王一走，一切就都轮上你了。”他嘴上虽
说：“我回去安顿安顿。”可是表情仍对张家口恋恋不舍。他和我握手告别后，被于品卿勾引
上又当他的张家口市长去了。

　　崔景岚走后不多一会，我的二太太的父亲也跑了上来。在15日夜晚我送他回家时，他们
老两口还说不怕。可是他是一个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非常胆小，见我一走就沉不住气了，
将老伴扔下让我领上他回去。这时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因德王和我坐在那里，都不敢高声说
话，各找空隙坐下。车上倒很安静，容许我继读闭目沉思。我想到了北平以后，先化整为零
疏散人口和财产。北平的社会非常复杂，短时间内还显露不出。至于我今后怎么办呢?那只有
再拉“杆子”，到绥远也好，回热河也好，如果国共合作起来惩治汉奸，和我同命运的人很多，
我挑起来一干，不愁没有人跟我。如果国共从此分家，只要有人有枪谁也要我，更有活动空
隙，可以左右逢源。我投敌12年多，总算把命捞住了。虽然在察北扔下30里长的一道山沟，
400匹马，5000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扔下50万伪币买下的两处房屋，可是北平还有十几处
院子，除了运去整整10万两烟土，尚有换成美金2万元的财产，以及其他贵重衣料皮衣和不
少值钱的东西。所以我感到我当蒙奸够本，而且有赚头。想到此处，心安了许多。于是万念
顿消，便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

　　睡到黄昏时候，被安慕卿把我叫醒。睁开眼晴一看，仍躺在德王的洋钱箱子上边。安说：
“日本军队从坝上退下来了，街上也有了枪声。”我从车窗向北一望，汽车象两条火龙一样，
在后边的隆隆炮声中，朝张家口的市区蜿蜒滚下，最后都排到铁道两旁。到了这时，火车响
起汽笛，才在汽车掩护下，缓缓向前开动。由于入夜之后，八路军把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路轨
挑了，并且炸了好几座桥梁，所以火车边走边修，比牛车还慢，四五十里地，竟走了一夜，
于20日早晨，才爬到宣化车站。停车以后，先跑上国民党的一个军统特务找我，他说：“我
是王野人，热河抗战时咱们在开鲁见过面。前天我从重庆坐飞机首先到达北平，听陶克陶说，
你不在厚和，和德王都在张家口。

　　蒋委员长把你和蒙古军已经改编为十路军，让你担任总司令，我特来给你送委。我昨夜
就到达宣化，因铁路破坏，不能前去张家口，只好在这里等你。现在你来了，咱们研究研究
怎么办?”我见了王野人和接到“十路军”总司令的委状，精神为之一振，将蒋介石撒出的钓
我的鱼饵，看作是在汪洋大海中，弄到的一个救身圈。同车的人也都大睁起眼睛，不象在张
家口车站停车时那样对我冷淡，均对我笑脸相迎，精神亦兴奋起来。接着伪宣化省长刘继广，
伪大同省长李树声，伪“蒙古军”第三师师长宋鹏九，都上车来迎接我和德王，并欢迎王野
人。伪“蒙古军”的那个堀顾问，、不知他怎知道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
也从别的车上跑了过来，向我道喜祝贺。刘说：“日本军队在南口和八路军打上了，战斗结束，
把路修好车才能开。先下车到城里去吃饭，好好休息休息。”堀顾问亦说：“咱们先去吃饭，
开车时有人通知咱们。”德王听见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对他没有安排，心里很不
高兴，不想下去吃饭，被刘继广上去拉了一把，才随着我们进了宣化城。

　　刘继广和李树声都是我在崔兴武东北军十七旅的旧同事，后来跟上我任了省长。开饭以
前，我把他们和宋鹏九叫到一边，背着德王和王野人，4个人开了一个小会，决定让宋鹏九
留下一团人，交给刘继广，收罗察东的警察；宋带上两团人，护送李树声回大同，收罗晋北
各县的警察，弄起人都绕道往厚和集中。我到北平坐飞机回去。他们对我的指示，虽然嘴上
没有表示不同意，但是脸上却有忧虑的表情。我说：“俄国人和外蒙军队要占张家口，八路军
也在接收城镇，乡下全是真空，路上很好走，你们要鼓起当初拉杆子的勇气。”我那时能带上
第三师向西开，但我不放心北平的财产，并且不愿西去冒险和受罪，故而执意去了北平。

　　我们计议完毕，便去吃饭。正吃的时候，又是15日给我送信的那个人，走进刘继广的门
房，给德王和我送来八路军陈毅司令员的一封信，叫我们派代表跟上此人前去谈判。德王和
刘等听见八路军的人来到跟前，都为之一怔。我这时已被蒋介石勾上，不愿跟共产党走，便
叫刘继广的勤务兵，把那人打发回去，说是“信看完了，等研究考虑以后再答复。”这是共产
党再次争取指引我们，可是我们执迷不悟，认为蒋介石能保我们的大烟土和洋钱箱子，还想
跟上蒋介石借尸还魂。

　　因为众人发现了八路军的人，都心惊胆战，慌忙把饭吃完，连茶都没喝，就匆匆离开刘
继广的省公署，在宋鹏九的军队保护下回到车站。上车等了两个多钟头，中午12点钟开车。
由于也是边走边打边修，到了北平的西直门，已是21日上午一两点钟。北平亦被八路军围上，
由日本兵担任防守。下车以后秩序大乱，我与王野人、杨海轩和老丈人等也被挤得互相找不
见了。安慕卿好容易跑出去给我找到一辆人力车。由于雨仍下着，街上水深过膝，道路非常
难走，车夫在前边拉，安慕卿在后边推，穿街涉水走了好几里，才把我拉到什锦花园。德王
到北平后，没住他在北平买下的房子里，带着东西都到了雍和宫下榻。我和德王就这样结束
了蒙奸生涯。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普京

李守信可是真正的四姓家奴啊,先后投靠过北洋,国民政府,日本,共党,我服了

小傲

原帖由 普京 于 2006-8-14 18:22 发表
李守信可是真正的四姓家奴啊,先后投靠过北洋,国民政府,日本,共党,我服了

说点好话啊，你来这里就是客人，为客之道懂不懂？

Tooliv_2

文革时期整他时由于他个儿高，小兵们总把他的头往下扯
佩服他的勇气，他跑到了台湾后又回的阿盟....

dexinzhab

我认为这些资料不太真实

知己_2

唉,这是什么状态和背景下什么人说的话呀       而又是什么人整理出版的?
真是<历史是妓女,政治是嫖客>啊

terge_2

李守信是土匪出身，又是杀害嘎达梅林的凶手。　而文中的乌古廷是喀喇沁右翼旗王族出身，后来到了洛杉矶，上个世纪末依然健在，现在的情况不明。

terge_2

这些应该是真实的，热河南部卓索图盟某些蒙古人素质确实不好，匪性很大，奸诈多变，说着一口赤峰味儿以及辽宁味儿的东北汉话。在蒙疆政权统治的某些区域，人民普遍有被东北汉奸统治的感觉。　德王拉拢他们只是想利用他们的土匪部队壮大自己的实力。　说起拉拢、招安以及利用土匪武装，历朝历代有之，人民政权也不例外。只是“正史”遇此总是该美化的美化，该回避的回避，该还原的还原，该丑化的丑化。历史是为政治服务，李守信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这番表述同时也符合了政治要求，当然是“真实的历史”。

小傲

花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完的。。。。。。。。哎，眼睛疼。

现在买书很贵，只能从网上补充知识。

dexinzhab

你们所说的土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你们对这个概念的认识有些不妥啊~
按Ulan Hujaa的标准去看的话，一切都不台真实了

terge_2

李守信
   
    　　李守信，少年名李义，曾用名李子忠，蒙古族，（辽宁省）北票县马友营蒙古族乡大庙村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地主家庭。1921年4月，在奉军内担任营长、团长。1930年李守信在东北军十七旅担任三十四团团长时，接受上级命令进剿嘎达梅林起义队伍，李守信率领三个团的一千余名骑兵，追击数百里，追剿嘎达梅林起义队伍。嘎达梅林在强渡漂浮冰排的鸟力木仁河（应为乌力吉沐仁河）时，被李守信用步枪射死在河内。“七?七”事变后，李守信利用华北形势，一跃成为伪蒙古军总司令。1940年10月他兼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1941年初随德王去日本东京访问。拜见日本天皇和东条英机。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以后，陈毅将军曾派人给李守信两封信，动员他归顺人民，立功赎罪。李守信顽固拒绝。其后，他投靠蒋介石集团，为虎作伥与人民为敌。冬季，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将李守信找去，面令其速去东北，召集旧部，扩充武装，配合“剿共”。从此他先后担任国民党第十路军总司令，热河省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骑兵第六军军长，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中将军事参议等职。1949年4月李守信逃往台湾。6月间，李守信由台湾返回大陆，1949年12月28日，他和德王一起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察干套老盖。1950年2月27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军逮捕，于当年9月18日引渡回国，在北京入狱。1971年在呼和浩特病故。

terge_2

李守信(1892～1970)，祖籍济南。生于内蒙古。1921年为奉军营长。l926年为热河军的团长。1930～1931年，指挥东北骑兵第17旅镇压嘎达梅林起义军。1933年投降日军。1936年5月，任“蒙古军政府”总裁(德王)帮办、参谋部部长。1938年，任内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蒙古军总司令。1939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古军总司令官。1942年，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自治邦政府，任副主席。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收编，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春去台湾。同年应德王电召，返内蒙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任政务委员、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蒙古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2月越界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翌年与德王一起被捉引渡回国关押。1964年被特赦，入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任馆员。

李守信
(1892-1970) 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充地方警察、马队兵，后沦为土匪。1922年收编入地方军队，历任热河游击马队、东北骑兵第9旅及17旅的连长、营长、团长、代旅长。曾率部镇压嘎达梅林起义，抵抗日军进攻。1933年热河沦陷时率部投附日本，进占察北多伦，任伪察东警务军司令。1936年与德王合流，历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伪蒙疆政府副主席。日本投降后，所部被国民党收编为第十路军，任总司令，又至内蒙古东部组建反共武装。1949年，赴阿拉善旗参与"西蒙自治运动"。失败后随德王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逮捕遣送回国，以战犯入狱。1964年获特赦释放，被聘为内蒙古文史馆馆员。有晚年回忆录《李守信自述》。

terge_2

土匪是祸害百姓的一群人，李守信就当过土匪祸害过百姓。他的父亲的先辈是进入蒙古地区的山东汉人，后来被蒙化，母亲是蒙古族。但他的父亲即已不会蒙语，更别提他了。　文中的土默特左、右旗与当今的概念不一样，而是指的辽宁西部朝阳、北票、阜新等地，民国时期又分出土默特中旗（北票）。当时是蒙旗与汉县并存的。所以才出现“蒙古军”部队里即有朝阳县的汉人又有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即有阜新县的汉人又有土默特左旗的蒙古人的情况，按理说都是“老乡”吗！　北票的蒙古族，著名的有李守信这个土匪头子，又有当今的人大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女士，还有作家玛拉沁夫（估计实际情况是“塔日啊沁夫”才对）。

terge_2

民国时期的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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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北票，清朝为土默特右翼旗，尹湛纳希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