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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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雨天]  

提起“战犯”，人们肯定会想起供祀在“靖国神社”里的二战日本战犯。这里的战犯，就是指的他们。

“靖国神社问题”里面牵涉到的战犯是指供祀在里面的14名甲级战犯。其实还有几乎全部的乙级丙级战犯都供祀在靖国神社里面。

这个甲乙丙级战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甲〉乙〉丙？倒也不完全是。那个不等式在各级战犯的官职上倒基本成立，但并不是说在罪行上也成立。像那两个在南京比“百人斩”的恶棍，就只是丙级战犯。有人要说了，那么罪大恶极，还只是丙级战犯，那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都是些什么人？

甲乙丙只是一种分类。

人类打了那么多年战争，互相杀来杀去，到100多年前才想起来要给战争也规定一个游戏规则。1899年在荷兰海牙开了一个海牙和平会议，大家签订了一个“海牙公约”，规定了交战者，宣战，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不能使用的战术，休战，投降等等。到了现在虽然海牙公约已经被为数众多的其他国际条约所替代，但是现在关于“战争犯罪”的基本思想还是沿用海牙公约的。

所谓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就是指在二次大战中违反海牙公约，犯下虐俘，屠杀平民，抢劫等罪行的日本战犯。其中指挥，监督的军官是乙级战犯，而具体执行的士官，士兵和军属则为丙级战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在横滨，上海，新加坡，马尼拉等50余所监狱逮捕乙级丙级战犯5600余名，最后伏法的大约是1000 名。所以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而被伏法的那两个恶棍只是丙级战犯。

海牙公约只是规定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犯的罪”，当时并没有发动战争也是一种罪行的认识。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回头看看，仅在战场上就死亡900 万人，由于寒冷，饥饿，屠杀而导致的非战场死亡就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排在战争流血排行榜的第二名（第一名据说是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当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排行榜的位置也有了变化。）这样大家才有了发动战争也是犯罪的共识，要追究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罪行。但那罪魁祸首威廉二世躲到中立国荷兰去了，荷兰又拒绝引渡，只好不了了之，仅仅是在巴黎和会上谴责了战败国德国的“对人道的犯罪”。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可就无处可逃了。但是怎么审呢？用海牙公约套不住他们，因为他们既不是某次具体战争犯罪行为的指挥者，也不是执行者。用德国或者日本的国内法更套不住这帮。因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规定如下：

“对和平的犯罪，即发动或计划，准备，开始，进行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誓约的战争以及参加为达成上述行为的计划及谋划。”

这下总算把那些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给套进去了。

给套进这一条的日本战犯，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

当时被美军抓进巢鸭监狱的涉嫌甲级战犯的有200名，后来被正式起诉的共28名：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与宣，白鸟敏夫，佃俊六，武藤章。

这28人中被绞首了的有7人：

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

被判终身监禁的有16人：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佐藤贤了，大岛浩，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铃木贞一，贺屋与宣，白鸟敏夫，佃俊六。

被判有期徒刑的有2人：

重光葵（7年），东乡茂德（20年）。
在判决前病死的有2人：
永野修身，松冈洋右。

剩下的一位大川周明可就其妙无比了，被查出患有梅毒（！）和精神病，因此免于起诉。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松井石根其实应该算乙级战犯，但是南京大屠杀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才把他弄到东京去审判。而一般的概念是“东京审判”就等于“甲级战犯”，所以松井石根也就叨光升了一级，被认为是“甲级”了。

列了这么多名字，有人会不会说这老冰是“文不够，名来凑”，拿名字来混篇幅来了，那您可错怪老冰了。您注意数一下那打了下划线的数目，在被起诉的28人中有 17个，一大半。在被绞首的7人中，除了广田弘毅是首相和那个“形甲实乙”的松井石根之外，全部有下划线。打了下划线而没被绞首的，清一色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甲级战犯中，也有“超甲”的一群。那些“超甲”们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点：当过参谋。 www.6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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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是个参谋嘛，这么牛B？会不会有人这么想？中国有句话叫做“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其实应该再加一句：“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你不看人家刘亚楼上将这东野的参谋都已经当得带了长了，还是嫌不过瘾，到十四兵团去当司令吗？共军那么多参谋长，人们除了刘亚楼之外还能记住几个参谋长？而人们记住了刘亚楼，更多地是因为他当过空军司令员和他那传奇般的个性吧。

而日本军的参谋们则不同，如果把那次战争从1928年6月关东军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开始算起的话，把那场战争称作日军的参谋们从阴谋策划到积极扩大，从疯狂推进到最后彻底输光的一场战争一点都不过分。

在说明日本军参谋的作用和战争责任之前，还是先来说明一个名词“日本军国主义”吧。在抗战前和抗战中，还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说法。战后就不太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个词，而且在现在军国主义只用于日本（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早就已经被人忘了），没见过“美国军国主义”，“苏联军国主义”的。

那么这个“军国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军国主义”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而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 “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实际上的军国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先说一件事吧，1930年，为了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国内有过一场大吵架。只要听听吵架内容，就知道什么是军国主义了。当时的浜口雄幸内阁认为海军兵力力量的决定，属于军事行政，归海军大臣管。而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则认为，没有经过军令部的同意就是对所谓 “统帅权”的侵犯。

什么意思？海军大臣管海军省，是政府衙门。而所谓“军令部”是海军参谋部的名称。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海军统帅权在军令部而不在海军省。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管军队！

反过来，军队能管政府！怎么一回事呢？当时有一条军部大臣现任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说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1913年曾经改为退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但在实际上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在1936年2.26事件后，在军部的压力下广田内阁又恢复了现任武官制。

这个现任武官制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厉害得很，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意，两个军人大臣辞职就行了。不派新大臣，你个内阁只能垮台：缺俩大臣还玩什么？现任武官制的话你就没法子到国会议事堂前面去随便拉两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来凑数。这一下军队算是把握了政府的死穴，时不时就可以点你一下。

统帅权在当时的日本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日本有两本关于统帅的指导书，一本叫做《统帅纲领》，另一本叫做《统帅参考》。前者是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军官才能阅读；而后者是1932年编修的陆军大学校教科书，里面写的很清楚：“统帅权的本质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无权对军队的统帅指挥及结果提起质问，要求说明及批评。”

怎么样，这个所谓“统帅权”够牛B吧？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说来就是“一言以蔽之：无法宣言”。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才是军国主义的真正之所在。

关于第二次大战中的日本，不少人认为是由于“军部的暴走”。但是军部为什么会暴走，为什么能够暴走。这个“统帅权独立”是个根本的原因。

平时日本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团（相当中国军队的师），师团以下单位分别是：连队，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分别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团，营，连，排，班。也就说小说《烈火金刚》里面和肖飞，史更新他们干了一阵子的那个“猪头小队长”其实是个排长。师团长直属天皇。战时若干个师团编成军，象武汉保卫战中岗村宁次指挥的就是11军。若干军再编成方面军，象什么“南方方面军”“北支方面军”等。最高司令部称为“总军”。

另外还有一些“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大队”。

大正末年(1920年代初)的裁军以后，日本的师团数是17个。到1945年战败时包括那些个已经“玉碎”了的师团，总数膨胀到了192个。

这么些个军队是怎么指挥的呢？

战前的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用兵等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一概无权过问。

而这些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呢，也邪门。指挥他们的是长官，什么师团长，大队长的。谁指挥长官呢？参谋们。

参谋照道理是应该为上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其作战计划的。也就是说长官管参谋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两元系统，管参谋长的是上一级参谋长。

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当然不能，你看诺门坎日本军不是输给苏蒙联军了吗？中日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中国军了吗？太平洋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美军了吗？二战末期，关东军不是输给苏联红军了吗？

嘿，你老冰是不是尽找能说的说啊？甲午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日俄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不也占尽优势吗？

对，日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能够保证他们打出很漂亮的战斗和战役，但决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占优势的原因。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怎么解释？没错，日本确实赢了那两场战争。要解释这点，就还得从日本怎么会有这种政府和军队的两元化和日本军队怎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两元指挥体系开始说起。

怎么会有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军队？一个军队又怎么会有两个指挥系统的呢？这得从日本陆军的建军开始讲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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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陆军（就是所谓的“大日本帝国陆军”）一般认为是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从萨摩，长州，土佐这三藩献给天皇的6300名“御亲兵”开始的。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这些个“御亲兵”们当时是忙的昏天黑地，干嘛呢？忙于镇压各地藩主士族的反叛。到了1877年（明治十年），来了一场被称为“南西战争”的大规模反叛。被内讧轰下了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的西乡隆盛带了7个大队的13000兵打着“有话要对政府说”的不明不白的旗号从鹿儿岛北上，和九州的士族们一会师，好吧，有了30000多兵，把个熊本给包围起来了。放出话来，说还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这一来明治政府可慌了，赶紧镇压。派了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三人就带了一大堆老兵新兵和不是兵们去“讨贼”去了。这个“不是兵”是什么意思呢？征讨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最后官军赢了，贼军首领西乡隆盛自杀。官军可不得赢吗，首先，反叛军是所谓“贼军”，道义上就输了一着；其次，反叛军的口号也不明不白，“有话要对政府说”是个什么意思？干嘛要去大阪东京溜达也说不出个道道；第三嘛官军的武器比贼军可要强多了，法国制的野山炮，步枪什么的，贼军没有；最后就是钱了，贼军军费只有70万圆，而官军用了4160万圆。所以说这贼军根本就没有胜算。

但是，实力悬殊这么大，这仗怎么还打了7个月呢？可得好好总结一下，开了几次会，大家理出了一条头绪来了：文官掌了统帅权。文官不是武将，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把个战机给延误了。还有一条呢，就是参谋的水平太差，一个好招都支不出来不说，还尽出些蹩马腿的臭招。

这边总结会还没有开完，那边又出事了。这次不是叛乱，是兵变。南西战争打完了，大家得论功行赏对不对？可这功劳全被当官的拿了，小兵们没有。打了一场仗，劳民伤财，官家也给打穷了，当兵的饷都发不出来了，而且不是普通步兵，是炮兵。那时候的炮兵啊，怎么着也和现在的战略火箭军差不多吧。几个小兵一商量：反正活不下去了，咱就反了吧。1878年八月，二百多炮兵在一个叫竹桥的兵营里面就造起反来了。大炮一架，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他们家就打。NND，让你克扣老子军饷。打着打着不过瘾，掉转炮口，对着皇宫也要轰两炮玩玩。

兵变是被镇压了下去，可大家这一身冷汗呀。原来募兵制找来的兵和原来的私兵不一样，他会造反。加上那时的形势又特别紧张，再过两年就要实行议会制了，西乡隆盛是已经死了，但他的支持者还有不少。那些小西乡们也知道武力造反是行不通滴，纷纷改行玩政治了，鼓吹什么自由民权的，估摸着到时候议会里面少不了。那议会要是给那拨自由派给把持了，指挥军队打回来怎么办？这么着，在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这个大道理下，把军队的统帅权从议会，政府那儿独立出来了，直接交给天皇。

其实这都是扯淡。除了竹桥兵变以外，所有的叛乱用的都是私兵。没人指挥得了国家军队去叛乱。真正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是当时身为陆军卿（后来叫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的个人野心。这个山县有朋，可以说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日本军国主义的体系，后来的战争罪行几乎追根训源全部可以找到他头上。

除了军事之外，山县还当过两任首相（第三届和第九届）。在任期间镇压起自由民权来也是不遗余力。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就是他弄出来的。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政府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等；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性，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等，可以说是坏事做绝。

山县死于1922年，死的时候参加葬礼的除了军人就是警察，再没别人了，可见其人气之底。而几乎同时去世的大隈重信，都是明治维新的功臣，都当过首相，人家大隈重信还不是国葬，去告别的人照样络绎不绝。可见“公道在人心”这句话不假。

当然你也不能说人家山县没做过一件好事，人家石桥谌山（后来是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当时是《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就说了：“山县之死是对社会的贡献”。谁说日本人笨嘴拙舌？

连大正天皇都讨厌山县，每次一看到他进宫来了就要嘟哝：“这老家伙又来干嘛来了？你们就不能给他找点活干干？”周围的人就找点什么去哪儿视察剪彩的活来把这老家伙支走，省得大正天皇看着他腻味。

也有喜欢他的，除了那些军人警察还有？还有。谁？大正天皇的儿子，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老夸山县是“真正的军人”。这也难怪，不是到现在还有人要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吗？你别看后来的昭和天皇就是个病病歪歪小老头，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人物。一次因为皇姑屯事件对当时的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大发雷霆，居然把个当朝宰相给活活吓死了！吓死当朝宰相，够牛B吧？就连他那那么有能耐的爷爷明治天皇也没能活活吓死谁过。

那山县有朋当时的主张就没有人看得破？就没有人出来阻挡？有没有人看破老冰不知道，就知道没有人出来阻止。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巩固统治基础而闹心呢，天天有叛乱的消息传来，够焦头烂额的了，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政府军勾结起来。现在军队自己说不参与政治，那是求之不得。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明知是毒药，只要能解渴，不还是要喝，所谓“饮鸩止渴”嘛。就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也大力支持吗？

那么怎么办才能做到“统帅权独立”呢？这就扯出了第二个淡：军政和军令的两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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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明治11年）12月5日，原来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了，成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掌军队了。

不用说，首任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

成立参谋本部的理由是这样的：主管军令的参谋局的工作很重要，西南战争时参谋局就行动相当不便，受的制约相当多，所以参谋局长的地位应该和陆军卿等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局都很庞大，局长的权限和国防部长的权限也都一样，所以日本也应该这样。

这倒也没错，平时的国防政策制定和作战计划的准备，战时战争和作战的辅助，从这点来说参谋局的工作是挺重要的。加上西南战争中的天皇-〉太政大臣-〉陆军卿-〉参谋局长的军令流向也确实有问题。瞎子都能看出来参谋局应该加强，局长的权限应该扩大。

但是，这根本就不成为参谋局从政府独立出来的理由。解决那些问题，只要强化一下参谋局的功能就行了。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严重一点（就像后来的事态发展一样）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的分离。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那么这种倒行逆施为什么没人反对？除了第三篇里的各种理由外，还有一个邪门理由：就因为它是倒行逆施。当时明治政府里的重镇全是藩阀出身的土豪劣绅，只有不要的，没有要不回来的。别看一个个都奉着天皇，其实没人把那什么天皇当一回事。不就是一尊菩萨吗，他还能治的了军？估计也没人放在心上。你要是去跟他讲什么政治和军事分离的危险性的话，没准他会瞪你一眼：“一边玩去，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需要的时候再把他合起来不就行了？真TMD少见多怪”。作威一方惯了，这些土豪们的自信使他们看不到组织和系统的重要性。任何东西，要开一个坏头很简单，但开了坏头再要想好的结果就不可能了。

后人在评论伊藤博文的时候说：“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大日本帝国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这是指的明治宪法第11 条“天皇统帅陆海军”。注意，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而是“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一条口子，后来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同时也毁灭了伊藤所参加创立的那个帝国。

而当时根本没有被伊藤们放在眼里的山县，则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言归正传，这个参谋本部算是开张了，可是上哪儿去找参谋呢？

当时已经有了陆军士官学校，里面成绩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被送到欧洲去留学，但是人数很少。学参谋专业的就更寥寥无几了，其中正式毕业，得到参谋证书的就只有在法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小坂千寻中尉一人。

怎么办？山县们决定自己办大学。没老师怎么办？请洋人。请哪儿的洋人成了问题，到那时为止，日本陆军学的是法国。但是普法战争的结果，让日本人对法国起了疑心，普鲁士的陆军看起来更妙。到欧洲一考察，好吧，德意志简直太对胃口了。都是野心勃勃，拼了命要赶最后一班车的。而且德国几乎是内陆国家，特别注重陆军，这和山县们一直认为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军的附庸又不谋而合（日本军队的第三个二元化：陆海不协同以后再说）。这就定了下来请德国教官。

德国人推荐了两个人，梅克尔少校和戈尔茨大尉。别看戈尔茨军衔比梅克尔低了一级，但军事素养很高，刚刚出了一本书叫《全民皆兵论》，德国人甚至认为戈尔茨总有一天要做到总参谋长（后来是不是做到了，老冰不知道）。而梅克尔呢，只是个战略战术的专家，对于战争不是很内行。但是德国人把戈尔茨给派到土耳其去了，当时德国人为了抢殖民地，正打着从奥地利经巴尔干小亚细亚通往波斯湾的主意，比起日本来，土耳其要重要的多。

没办法，找不到马牵头驴子回来也算是办成一件差，就这么着把个梅克尔少校领回来办起了陆军大学校，专门培养参谋人才，最初的学校就设在参谋本部大院里。

办了学校，就开始招生了。招谁呢？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工兵中尉。考生的合格率据说是只有10%。看起来生源还不错。

真的这样吗？非也。这种招生制度其实隐藏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日本军队有办学的传统，叫做“幼年学校”，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士官学校。培养自己需要的军人（这种传统到现在还有，自卫队还是有自己的小学中学的），这种从小学开始培养的军人，作为军人来讲不错，但是不懂政治，不懂社会，只会打仗。他们的考试成绩肯定优秀，合格者的很大一部分是这种人。这种对政治和社会一无所知的人，一旦到了重要岗位上，而又没有制约他们的力量时，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一点就是招生兵种里好像缺了一种：辎重兵。当时对辎重兵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是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可以报考，但毕业后回骑兵。也就是说参谋本部当时就没有要兵站参谋的打算，其实当时参谋本部就没有兵站课，只有个运输课。古来兵匪一家，藩主们都不养兵，当兵的要吃饭自己去抢。抗战时日寇的“以战养战” 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传统的延长，所以整个二战当中，日军的抢劫行为在参战各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是全军普遍性的。

学生有点先天不足，老师就更有点发育不良了。只要看看这个所谓培养高级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就知道了。

梅克尔是战略战术的专家，所以他在课程设置上也是绝对的实务优先。陆军大学校的学制原来是步兵骑兵出身的三年，炮兵工兵出身的两年。理由是炮兵工兵们懂数学，少学一门课，只要两年就够了。

到后来大概自己也醒过味来了，哪怕你炮兵工兵个个都是数学家也行，问题是这陆军大学校又没有三分之一的数学课，凭什么炮兵工兵们少学一年？这才大家一律平等了起来。

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分“普通学”和“军事学”两类。普通学包括“交通，历史，数学，统计，国际公法，法律，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共608 课时；军事学再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包括“马学，卫生，会计，兵器，建筑，参谋学要务，战史，战术，海战术，地形，沙盘，要塞战术”共 1796课时，术科包括“马术，参观，野外测量，现地战术，参谋演习拉练，战史旅行，基层勤务，秋季演习，参加特别大演习”不算马术共304天，马术是 806小时。

光从课程设置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从课时安排就有问题了。战术有关课时为十的话，战史有关课时只有三，而真正的参谋要务只有1。

咦，他不是要培养参谋的吗？其实没有人弄得清楚那个陆军大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人。一开始是说培养参谋人才，过几年又说要培养参谋及其旅团以上的副主官，再过了几年又要培养参谋及其高级指挥官了。没人弄得懂。

不但培养目标模糊，这个号称日本军队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校，一开始居然连校长都不设，就派一“干事”来管，你说邪门不邪门？其实理由很简单，参谋总长山县有朋不想弄一个校长出来妨碍自己直接管陆军大学校。直到山县不当参谋总长了，才给陆军大学校设了个校长的职位。

话说回来，陆军大学校的战术培养还是很成功的，从地图到沙盘最后是现场，一步一步的启发式教育，经常梅克尔亲自上课，亲自提问，所有教学内容都全部记录印刷出版，发布全军。演习也相当多， 而且按照梅克尔的意思，参加演习的不光是陆军大学校的学生，连参谋本部的现职参谋和各师团的参谋长们也一起参加。

到现在日本人的研究也发现，当时陆军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其实只适合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这也是梅克尔少校给日本军队留下来的遗产。

这倒不能怪到梅克尔少校头上，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当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桂太郎少将在描叙建军计划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建军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袭击，维持中立的二等国，一种是威武辉煌，在需要时能诉诸武力一决雌雄，不受外国欺侮，在海外也能自由行动得一等国。日本建军虽然历时甚浅，但不能停留在第一个目标上，而要和欧洲列强追求同样的目标。因此从征兵开始的所有事项都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也就是说，日本陆军从建军开始就把向外扩张作为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培养大量少壮参谋军官，确实需要这种战术第一的教育。

但是也就是到战术为止，课程设置中倒有“战争论”这门课，但实际上等于没上。因为据说梅克尔自己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又不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就蒙混过关了事。据说在日本没几人能读懂《战争论》，其中一人是以后要讲到的关东军参谋，制造出柳条湖事件的石原莞尔，还有一人就是东条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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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那么熟的名字？没错，不能不熟。这位就是将来那个被绞了首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他爹。这位东条英教也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首期的首席毕业生。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由天皇亲赐军刀，还可以自由挑选出国留学，东条英教选了德国，后任职于参谋本部，当过大本营参谋，步兵30旅团长，当了一年就以中将衔被编入后备役。

作为首席毕业生，东条英教可以说混得不太好，这主要是因为东条英教是南部藩出身，受当时当红得萨摩藩，长州藩的排挤，一直不得志。所以后来儿子东条英机混出来了以后就为老子乱报仇，只要见到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家伙就绝对要打压一下。

说句题外话，老冰有时候特怀疑克劳塞维茨是不是用中文写的《战争论》，怎么德国人也读不懂，日本人也读不懂，就中国人特能读懂。您看到处都有中国人开口就是克劳塞维茨，闭口就是《战争论》的。

但是总的来说，陆军大学校毕业了是很好混的。日本军队的晋升有个“定年”制度，就是少尉升中尉，中尉升上尉一定要两年，而尉级升校级，也就是大尉升少佐则要四年。有了萝卜又不一定有坑，就是不一定有空缺，所以到定年时晋升不了是正常的。但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一到定年肯定会得到晋升。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有所谓 “十年人事”之说，也就是说毕业后十年肯定升到大佐，至于能不能混到将军则要看其他的人事关系了。

咦，这样一来陆军岂不是都是陆军大学校生的天下了？本来这也无所谓，陆军不用陆军大学毕业的谁用，总不能介绍去做保姆咯。不是这个意思，陆军大学校培养的是参谋，毕业生佩戴的是旁人看着眼馋的参谋肩章（日本陆军有专门的参谋肩章），怎么到后来主官也全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了？

就这样，一帮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的人们，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精英”。会作出什么事情出来呢？

做不出好事，根本地说，就做不成事。

那位要说了，你给解释一下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吧。您别急，这就解释。

先讲一个故事。

地点：日本长崎。

四艘外国军舰进了长崎港，其中有两艘是7000吨级的巡洋舰，12?主炮昂首向天，好不威风。

舰上的水兵下了舰。憋了那么久，先去的地方是肯定的――妓院。

巧不巧，那天正好妓院还真生意兴隆，得排队。几个水兵就老老实实底排起队来。

排着排着这拨水兵发现有点不对头：有人居然长驱直入。而且可以肯定不是送便当的，绝对是和他们一样的嫖客。这不太欺负人了吗？怎么着？欺负咱哥儿们是老外？

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他个狗娘养的”，那些水兵就发了飙，把眼前看得到的，手摸得到的家具全给砸了，一直到接到报警赶来的警察到达现场时，这场“扫黄”行动还在继续。

警察算个毛，水兵们拔出刀来，对着警察就砍。可是总不及警察人多势众，结果这五名被抓了起来。

这还了得，第二天从舰上冲出450多水兵，朝着警察局就去抢人。警察当然也不肯眼睁着就让你们把现行犯给抢了回去，双方打了起来，据说死了10人，轻重伤70多人。死人里面有水兵！

这还了得，巡洋舰上的12?顿时就转了过来，指着长崎市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办肇事者，舰队的长官说话了。

日本人只好忍气吞声，乖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认倒楣了事。

有人会说了：日本人活该，谁让你们去惹美国人了？现在知道败战的味道了吧？

且慢，老冰没说是美国人，那些牛气冲天的水兵们是中国人！大清北洋水师的弟兄们。

这是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清国长崎水兵事件”，时间是1886年（明治19年）8月，北洋水师派出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巡洋舰为首的四艘军舰（还有两艘是“济远”和“威远”）访问日本时发生的骚动。带队的是丁汝昌，在黄海演习完毕以后，到长崎去修理的。其实有个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里面。

要谈甲午战争就必须要谈到这次北洋水师的长崎寄港。怎么呢？当时的大清国虽然输了鸦片战争，又被英法联军给烧了圆明园，但还是老大帝国，起码在亚洲那还是货真价实的老大。

日本一直想染指朝鲜，台湾，但忌惮于中国的清军武力，不敢动手。早在1873年（明治六年）就有人提出过打台湾，但就连那个军国主义的开山祖师爷山县有朋都坚决反对，理由是：“别惹毛了大清国”。

可不是吗？当时能动员的日本陆军大约有24万人，海军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7万不到。而清军呢？陆军98万人，北洋水师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号称从4万1千吨到11万吨。那98万陆军日本人倒不怕，因为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动员的起来。但北洋水师却确实是日本人的心病，尤其是“定远”“镇远”这两艘号称远东无敌的7000吨铁甲巡洋舰，怎么都叫日本人心虚。所以日本人一直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光活动活动心眼儿。

这次好了，大清国自己把他送上门让参观来了。当时镇守长崎一带的的镇守府参谋就是后来把北洋水师和波罗的海舰队都给灭了的东乡平八郎。这位东乡平八郎怎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亲自到定远舰上去参观去了。

上的舰来，吓了东乡一跳。倒不是定远舰的大，说实话东乡好歹也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和大清北洋水师的管带们都是同学，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人家见过世面，军舰的大小还真吓不住他。让他吓一跳的是北洋水师的散漫，12?主炮的炮管上居然晾着裤衩子！那年月不抽洋烟，甲板上倒没有烟屁股，就到处都是烟叶末子。东乡平八郎参观完了说：“大炮是水兵的圣物，连大炮都不尊敬的舰队，没什么战斗力。”话音未落，那边的斗殴事件又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注脚。

就这样，日本人吃了定心丸，从明治22年（1889年）起，就真的开始制定“征清大作战构想”了。花了四年，到1893年编成了甲乙两套方案，乙方案是对付俄国人的，甲方案是对付大清国的。到7月份日俄两家谈成了，老毛子同意朝鲜独立，这时候日本人就专心致志地对付大清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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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案中想定第一阶段派第五师团出兵朝鲜，牵制清军。然后看甲乙丙三种情况来继续用兵进行第二阶段，所谓甲乙丙三种情况就是指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和联合舰队不能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也取得不了；以及北洋水师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日军在直隶附近平原地带和清军决战；第二种情况日军力争确保朝鲜；第三种情况则在援助第五师团的同时完成本土防御。

别人化了四年工夫在做计划准备打仗，而这时的大清国呢？在忙着为太后老佛爷准备做寿呢！谁还顾的上别的，而日本人则万事俱备，只等找到借口好开仗了。

你老冰的意思是不是“不是鬼子太狡猾，而是大清太无能”？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只在大清朝的腐败？不，倒不完全是。

清朝末年确实政治太腐败，清军确实太无能。但是如果去掉这些腐败因素，清军就能赢得了日本军？老冰的结论是：即使没有西太后等让后人切齿的一帮，或者当时大清朝认真地去打仗，清军还是赢不了。

从前面可以看出，清军的武器装备，兵员数量倒并不比日军差，甚至比日军还多还强。但兵员的训练水平，高级军官们的战略战术教育水平和素养比日军差的可不是一个数量级了。人家在开战的时候，陆军大学校已经招到第十二期了，首届毕业生已经开始有爬到军主任参谋一级的了。像东条英教当时就已经是大本营参谋了。可是有哪位报得出来两个清军里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将领名字？

但是你老冰不是一直在强调当时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的不统一，军政和军令的不统一，陆军和海军的不统一吗？怎么那么多负面因素就一点也不出来帮帮日本人的倒忙？

老冰在前文说过，山县有朋的倒行逆施之所以在当时日本能行得通是因为没有人把他弄出来的问题当作问题。当时明治维新的元老们都健在，你山县整再多的制度上的漏洞出来你还能玩得出来花？玩不出来。指挥甲午战争的不是一般人，乃明治维新第一功臣，首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人家伊藤拔根汗毛，不说比你山县的腰粗吧，和你山县的大腿肯定有得一比。

在这次伊藤博文亲自来过问军事以前，日本的军事系统已经弄得像笑话一样了。海军和陆军吵了几年架，弄得像仇人一样。看看那些架是怎么吵的绝对有意思，挺有日本特色。

明治13年（1880年）海军看着陆军的参谋本部眼红，吵吵说咱们也要一个。陆军当时就给顶了回去：“怎么着？光看见现在我们这些贼吃肉了？你也得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贼挨打的时候。老子陆军是老大，你们海军能干什么？你是准备上岸进攻还是准备上岸防守？想和老子陆军一样，没门。回去啃你的窝窝头吧。”，可能还要加一句“切”。

海军们可没有脾气，谁让自己是老二呢，没办法，有些气就是要受。受是受，海军也不泄气，继续搞发明创造。这次海军是提出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的构想，说把陆海军统管起来怎么样。陆军还是反对，说你们该谁管就谁管，别给偶们也找一个婆婆。但是伊藤博文感兴趣，硬是在明治19年（1986年）把这个“统合参谋本部”给愣撮合起来了。

怎么叫“愣撮合”呢？这次倒不是老冰在犯贫，真是愣给撮合起来的。从一开始海军就不满意了。咦，不是海军要成立什么劳什子“统合参谋本部”的吗？干吗又不满意了？其实是从一开始海军就发现被陆军给涮了。《统合参谋本部条例》规定统合参谋总长必须由皇室出身的将军担任，既然天皇领军，皇室人员担任统合参谋总长听起来也挺合情合理是不是？不然，和欧洲皇室人员大都在海军服务不一样，也不知道是怕晕船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日本的皇室人员基本上全在陆军，而且也看不到有下海的动向，这统合参谋总长一职必须由皇室人员担任的一条等于变相在说海军永远是老二。海军能干吗？所以不到一年，这个看起来挺是那么一回事的“统合参谋本部”就被海军给折腾的寿终正了寝。也别说，好歹在一起玩了一年，有了一点感情，陆军这次总算开恩同意海军也独立出一个“参谋本部”来了。

但海军还是气不过，NND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老爷就要出出这口恶气，愣把个刚刚成立的“海军参谋本部”给改成了“海军军令部”，以示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这就是日本海军没有参谋本部而代之以军令部的由来。

所以到甲午战争开展前夕，日本军队的三个二元化总算凑齐全了：政军，政令，陆海全是各唱各的调。怎么办？
  
难不倒人家伊藤博文。伊藤又发明了一个叫做“战时大本营”的东东，简称“大本营”，在作战时把陆海军统一起来指挥。平时嘛你们爱怎么操就怎么操，现在都 TM给我拘到一起来。当然要把平时就决尿不到一个壶里的两拨拘到一起也不那么容易，象海军就提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管招兵买马就够忙的了，别参加大本营了。其实在琢磨着什么呢？因为根据当时的制度，天皇的幕僚长是参谋总长，所以理所当然大本营的长就是参谋总长了。所以军令部长见参谋总长矮一头。这也就算了，现在要海军大臣也去听参谋总长的发号施令，海军也觉得太委屈了。

陆军可不含糊，跟海军说:“知道你们海军弱智的比较多，不太会处理事，你们海军大臣忙得话就不用来了。不过俺们陆军大臣应付那些个小事倒是绰绰有余，能来参加大本营的”。被这样一将军，海军没了情绪，海军大臣只好乖乖地来大本营报道。不过到太平洋战争时，海军地位提高了，又想起几十年前的那句话来了，因此太平洋战争时的大本营就没有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只是把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给并到了一起，更加一塌糊涂。

海军和陆军这样一闹，哪个不怕死的文官还敢往这是非堆里边扎？更别说这帮武夫本来就讨厌文人了。结果大本营里面就弄得没有文官。也不是一个没有，有一个：内阁总理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可不是一般的文官，人家来了就是来当头的。所以说大本营说起来是天皇为头，或者说天皇的幕僚长――参谋总长为头，实际上甲午战争时大本营的头是伊藤博文。不仅如此，伊藤还干脆把大本营就从东京给搬到了广岛的第五师团司令部院子里面去了，连同天皇本人。对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外交和作战的一致，大本营应该离战场近一点。其实是整个一个胡说八道。为了外交？各国驻日使节不都在东京吗？你跑到荒郊僻野的广岛，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新干线”，连飞机都没有，怎么个搞外交？

伊藤博文的汉学基础十分扎实，写的一手相当漂亮的韵律诗。估计他这个让大本营搬家的主意就是跟三国里的曹操学的――“胁天子以令诸侯”。

是哪个诸侯逼得伊藤博文要使出这一手？没别人，就那山县有朋。

伊藤博文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把朝鲜从大清国的附庸地位里面“独立”出来，进而全面控制朝鲜。所以伊藤博文的战略是全部围绕着朝鲜半岛展开的。

但是，仅仅从开战前和开战时的静态数字来看，要达到这个目的谈何容易。因此进行和大清国的战争对伊藤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赌博。一场除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外，连日本的国运也全盘压上的大赌博。所以作为操盘手的伊藤博文，决不能容许有任何不和谐音来干扰这场超级大赌博。

最可能的不和谐音源就是首任参谋总长，现任枢密院议长，亲手制造出了三个二元化的，弟子门生满军中的那位山县有朋大将。

伊藤博文还真没有把山县有朋放在眼里。不就是一个军事指挥系统给你搞得支离破碎吗？本老爷现在再给他拼起来就是了，一个战时大本营制度在伊藤博文那儿就把个陆海军二元化的问题给解决了；再把陆相海相也塞到大本营里去，军政军令二元化的问题也没了；至于政治军事的二元化，老爷是干什么的？什么，大本营里面没文官编制？老爷本人不就是文官第一人吗？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吗？就你们这些穷酸在那儿叽叽喳喳，咸吃萝卜淡操心。

但是伊藤没有认识到一条，他只是凭自己的资格和威望在办事，没有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大本营制度虽然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时期到了作用，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重镇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制度上的缺陷就显现了出来，以至于到后来几乎成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这是后话。

参谋总长是天皇的幕僚总长，天皇统帅陆海军。这句话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参谋总长指挥陆海军。那伊藤还能干什么？人家伊藤有办法，把个山县有朋派到第一军去当司令官。理由冠冕堂皇：这是日本第一次和大国打仗，咱哥儿们的脑袋全赌在这上边儿在呢，作为陆军的最元老，你不去最前线亲自指挥，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其实伊藤的用心就是要把山县有朋和当时的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隔开来，省得妨碍老爷我在大本营里发号施令。

大本营里面可没有文官编制，伊藤他就算是人在大本营他又怎么发命令，命令谁呢？伊藤有办法，你们不是都号称听天皇调遣吗？本老爷我把天皇给调遣来，看你们还能怎么整。一壮自己胆，二刹众人威，这才是伊藤把大本营设到那天涯海角的广岛和把天皇也搬了过去的真正目的。

但是山县也不能就那样任人摆弄了。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山县可深知其中三味，一到了外面，山县又要开始暴走了。

伊藤博文的战争目的就是要争取朝鲜的独立，如果天照大神开眼再加上台湾就更好了。本篇之六里面提到的以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为首的参谋本部的“征清大作战构想”中的在掌握黄海渤海制海权以后，日军与清军在直隶一带的平原地带决战的计划伊藤其实是不太同意的。因为伊藤博文不认为进攻北京，打垮清王朝是个好主意。把个清王朝给弄没了，你和谁去谈判去？而欧洲列强也不会容忍日本在中国大陆独大，弄不好列强联合干涉一下，最后日本落个羊肉吃不着空落一身羊骚臭。所以伊藤博文在作战的同时一直在寻找与清王朝谈判的最好时机。

由于叶志超等清军将帅的无能，在1894年9月16日，也就是大本营搬到广岛的第二天，清军大败于平壤。到了11月上旬，山县有朋指挥的日军第一军攻到了鸭绿江边，而另一支由原陆军大臣大山严指挥的第二军也在11月21日攻占了旅顺。按照所谓的“征清大作战构想”，此时应该就地筑营，等待来春的直隶决战，以来因为冬季作战不便，二来因为日军的兵站力量不足，后方供给不上。兵站不足的问题在朝鲜境内作战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由于弹药和粮食不足，日军在平壤一带是打得相当苦的，如果不是主帅叶志超弃城而逃，朝鲜之战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

而伊藤博文的想法则是战争应该结束了，他已经在寻找和谈的机会了。但是山县这时跳了出来，贸然下令进攻海城。海城是山海关的屏障，山海关失守则清廷的祖陵危矣。大清号称“以孝道治天下”，怎么说西太后不是东西也不会让谁轻轻松松就把祖坟给挖了。所以清军在海城一带作战异常奋勇。山县在海城没讨着便宜。

这边伊藤可急了，其实日本当时也已经到了极限。两个月内不能停战谈和，日本就要先于大清完了蛋，这年头，山县还要扩大战火，如何是好？

伊藤博文让天皇发了一道诏书，说正在活蹦乱跳的山县有朋你回来养病吧。山县有朋看到诏书也一愣，心想这天皇陛下可真想着自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病，人家天皇愣就知道。可这话说回来，自己到底是什么病呢？管他，反正天皇圣明，回去查查没准真能查出什么病来，这就回去养病去了。

这山县有朋一走，那边伊藤博文就放弃了在直隶和清军决战的计划，改为进攻威海卫和台湾。放弃进攻山海关是为了诱使大清坐到谈判桌上来，而进攻威海卫和台湾则是为了在将来的谈判中增加施压的砝码。这两手是相辅相成的。

大清一来政治腐败，二来军事无能，又根本判断不出日本的战略目的，对日情报更是一无所有，没有逃脱伊藤博文的算计，乖乖地坐到谈判桌边上来了。几经讨价还价，终于同意朝鲜独立，再赔银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

还是在伊藤博文的意料之中，德俄法三国来联合干涉了。本来对伊藤博文来说，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就都是本来并没有算计在内的战利品。这时候正好就驴下坡，还能给各列强卖个人情，让大清再以银三千万两把辽东半岛给“赎”了回去。

至此，日本全胜。但说到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日军组织的胜利，而是伊藤博文以其个人的资历，能力和天皇的信任克服了山县们制造的日军的种种缺陷，把政治和军事紧紧结合在一起，战略为政略服务，从而最大限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其实应该说日本赢的是很侥幸的，不管大清在军事上打了多少败仗，只要再抗击几个月，那时候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就没人知道了。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只要”这一说，只能让无数后人掩卷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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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俄战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大赌博中赌赢了。赢在他有绵密的计划，清楚的目的和全国一体的作战方式。

伊藤博文以其自身的威望，资历和天皇对他的信任，克服了山县有朋造成的政治军事，军政军令和陆军海军这三个二元化，赢得了这场战争。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对汉文化造诣很深。其实不仅是他，当时整个日本上流社会对汉文化都是很精通的。所以他们能够克服日本军队轻视情报参谋的劣势，正确地判断了大清国可能的反应和西太后，李鸿章等人可能采取的策略。再者甲午战争的规模不大，延时也不长，靠在朝鲜半岛的掠夺和抢劫就能弥补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大清国的对应过于拙劣才使日本很侥幸地赢得了战争。尽管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以至被全歼，但是清军如果敢于在直隶平原和日军主力展开决战（就像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所计划的那样），最后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起码和谈时的条件会改善不少，就像日后日俄战争的和谈那样。

说句老实话，其实老天待大清不薄！甲午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几乎占日军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有人会问，没听说过日军在甲午之战中吃过什么打败仗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是老天爷在帮大清的忙，日军死残中九成以上是病死的，脚气，痢疾，鼠疫，霍乱和冻伤要了那帮鬼子的命。老天在大清一边，可是大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

为什么大清不能再坚持一下？

那么日本人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学到。山县有朋在战时被伊藤博文耍了个痛快，正憋着一口气要找回场子来呢，如何肯把功劳记到伊藤身上，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个场子怎么找呢？人家有办法，他鼓捣天皇成立了一个所谓“元帅府”，内设四名元帅：第一名当然是他山县有朋本人；第二名是原陆军大臣，甲午战争时的第二军司令官，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大山严；第三名是皇族将领，甲午战争时的参谋总长，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最后一名是海军的西乡从道。这位西乡从道就是前文所说的南西战争兵败自杀了的“贼军”首领西乡隆盛的亲弟弟，不仅如此，大山严也是西乡隆盛的小舅子！由此看来可能日本人不太划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什么的，您能想象西太后老佛爷会重用肃顺亲王的亲弟弟和小舅子？

这个元帅府不是政府衙门，只是一个天皇的咨询机关，有点象现在时髦的think tank，他提出来的意见也没有专门的政府衙门去负责落实执行。有人要问了，这个元帅府有什么用？回答是没什么用。那只是山县有朋要加强军人地位来抵抗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强的文官势力的一个举动罢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您看四个元帅中，陆军就占了三个。剩下一个西乡从道虽然现在是海军，可原来是做过陆军卿的。就在甲午战争时，因为陆相大山严奉命出征，身为海相的西乡从道就干脆身兼海路两相，您说他到底是海军还是陆军？

海军被轻视到了如此地步，就只能忍气吞声？那倒不，海军们也不闲着，他们鼓捣出来了一个什么“军事参议院”。由元帅们加上陆海相，军令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大山严已经是元帅了）再把所有陆海军大将们拉来陪坐，想由此来和陆军抗衡。

大本营，参谋本部，军令部，元帅府，现在再加上一个军事参议院。这种床上叠床，屋上架屋的组织结构，现在是彻底没人能弄明白了。

伊藤博文干嘛去了？本来伊藤博文平时就不管军务，再加上他那几年正走背字，在对俄国策略上和其他人意见不合，都快被赶去“上山下乡”，发配朝鲜去了，过问不了中央的事。

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了他第二次大赌博：日俄战争。

甲午战败，大清赔了白银二亿三钱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四百零五十万。日本花了战费日洋二亿，白赚一亿四千万。战争赔款中，分给了陆军五千四百万，海军一亿二千五百万用来扩展军备。

日本成天惦记着朝鲜半岛和满洲，北边的老毛子也一样。不过老毛子惦记的顺序不同，老毛子是先满州后朝鲜。1900年（明治33年）老毛子借口义和团事件出兵15万占了东北全境，现在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就是那个时候的事。两年后的1902年虽和大清签了条约，答应归还东北，六个月一批分三批化一年半时间从东北撤军。但头半年过去了，一兵一卒未撤，还大有窥觑朝鲜的行动，要知道朝鲜国王高宗这时候被日本人追杀，就躲在俄国大使馆呢！俄国人要干的话，他可以制造出一个非常合法的政权来。这一下日本人可坐不住了。

坐不住管坐不住，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不就是才赢了一场甲午战争的日本吗？怎么就干和沙皇俄国叫起板来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大国排名是：超级大国英国，接下来才是一级大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现在牛皮烘烘的阿美利加合众国当时也就是仅仅被人看好而已。日本人又是抽了什么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不是，日本那时又拜了个老大。谁啊？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形容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欢庆日英同盟条约签订时说：“乐的就象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其实英国呢，也就是看着沙俄在中国的势力扩大不顺眼，又不好和沙俄翻脸，找只黄皮猴子帮他去斗斗北极熊。

条约也不是白订的，大英帝国也真帮忙罩着日本人。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亲自出马去忽悠那拨见了二就不认识五的德国人把威海卫军港都租给了日本人用。

有了这么一个了不起而又仗义的老大，日本人还怕什么？山县上次对伊藤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能拿下满洲一直还在耿耿于怀在呢，靠，这次就要操操俄国人。

操俄国人？说起来简单，到具体了，怎么个操法？

1893年（明治36年）6月，总理桂太郎（前边说过，山县有朋的大弟子）建议天皇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的除总理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陆相寺内正毅，海相山本权兵卫（不是后来的山本五十六哦）外，还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严，松方正义（原大藏卿，第六代总理），井上馨（原外相）这五位元老参加。

甲午战争时的内阁是元老内阁，全员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能控制得住局面。而现在的桂太郎和他们比起来只是小字辈的。这么大的赌局不把元老们拉进来一起干，这要是弄砸了，他可担当不起。

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就山本海相反对开战。理由是朝鲜丢了也不影响本土防卫，没必要一定和老大帝国沙俄去对掐。可您要是以为这位山本海相是和平主义者那颗就大错特错了，此公原来不仅是朝鲜，就是“大陆权益”也是成天挂在嘴边的，要成立“六六舰队”的也就是他。（所谓“六六舰队”，是指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六艘组成的舰队）这位山本海相从来以满嘴跑舌头，前言不搭后语而著称，一切看当时情况对海军有利无利而言。但他看来，沙俄分驻在海参崴和旅顺的远东舰队没意思，打起仗来真有了功劳全是陆军的。海军犯不着为陆军的勋章卖力。

老冰估摸着当时山本海相要是知道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会傻乎乎地跑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来日本海送死的话，他那话可能就不是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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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山本权兵卫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当过两任总理，可运气不好，全都提前下台。第一次是第十六届总理，上台就把个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给废除了，出了一口对陆军的恶气。可是被人揭发出海军在采购武器时有人受贿，提前辞职下了台。2月20日上的台，4月16日就下台了，两个月都没满，里面还有一个只有28天的二月份呢！过了几年，又爬到总理大臣的位子上去了（第二十届总理），那次就更倒楣了。上任的前一天，1923年9月1日，来了一场“关东大震灾”迎接他，该着他去收拾破烂去。这还不算，到了年底（12月27日），有人向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开枪，纯粹不让这位倒楣蛋过年了。到了1月7日就下了台，不管怎么说，比第一次坐的时间总要长一点，要不然怎么说人总是在进步呢？

言归正传，就一个人反对，加上还是海军，人微言轻，当然动摇不了对俄开战的结论。

上次甲午战争时是总理伊藤博文在主持大局，这次是总理桂太郎在主持大局。表面上好像一样，但这次实际上是桂太郎的老大――山县有朋在主持。

山县不是在甲午战争中暴走过吗？这次对俄开战，会不会又旧病复发，发疯蛮干？

不会，山县还不象后来的日本军参谋们（特别是关东军参谋们）那样是一群真正的疯子。上次的暴走行为只是由于对伊藤独揽大权的不满，这次可以由他主持全局了，他倒十分明智，尤其在战争目的上。

山县的目标就是要把沙俄赶出满洲，从而确保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争取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再弄上一点沙俄的远东部分就更好了。他可没有灭了沙俄的打算，一来他知道沙俄也不是他想灭就能灭了的，日本没那个实力；二来他也知道就算日本有那个势力，别的白鬼子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一只黄皮猴子把个白鬼子给灭了。所以他从开战那一分钟开始就一直在寻找和谈的机会。

说一件事吧，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是编成为“满洲军”的）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

咦，儿玉这不是犯上无礼吗？一个满洲军总参谋长可以这样训斥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

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位儿玉源太郎可不是泛泛之辈，他出任过陆相，台湾总督，担任过陆军大学校的干事（相当于校长），而长冈外史呢？是他的学生――陆大首期毕业生。

什么？陆大毕业生已经爬到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的位置上了？

没错，但那以后再说。现在先说日俄战争。

儿玉这次是降格就任的。有人要问了，他就那么让给降了格没意见？没意见，满洲军总司令官是陆军元帅大山严。做大山严的总参谋长可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而此时坐在参谋本部里的参谋总长不是别人，正是山县有朋陆军元帅。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目的，规模的理解是非常清晰的。不仅参谋本部，就连现场的指挥官都牢牢记着。

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如山县有朋，大山严等虽都是军人，但和后来的日本军人不同。他们都是旧藩出身，除军人外，还是政治家；他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战争，而是在幕府末年的内乱开始从战争中学来的战争。所以他们还知道进退，知道什么叫做“见好就收”。知道有一个开始就肯定有一个结束。因此，他们赢了。

赢是赢了，但赢的太惨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不，对整个亚洲来说，与其说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不如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日俄战争，后起的东方帝国日本赢了老大西洋帝国沙俄，让全世界（话说回来，当时的所谓“全世界”也就是全欧洲加上一个美国）为之瞩目。当时全欧洲在一开始就预言日本会胜利的可能就德意志帝国的梅克尔一人。而梅克尔之所以做这种预言的更多原因仅仅由于是日本军队是他教育出来的这一种亲近感吧，并不是实事求是。

其实日俄战争日本赢得相当惨：战场上也打得惨，战后处理就更惨（战后处理后文会说到）。以至于到了100多年后的现在，还老有日本人在问，为什么要去打那一场战争？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听得进去伊藤博文的话？实际上有不少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仅仅是一场“代理战争”，日本只是当了当时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的代理而已，被英国佬利用了。

甲午战争，日本赢了。赢得很自然，因为作为对手的大清帝国只是一具行将就木的僵尸而已，国运已去，没有个不输的道理。而这次的对手沙俄帝国则不同，从任何角度来说，当时的沙俄还是一个健全的帝国，国力和军力都大大高于维新建军刚刚才有30年历史的日本。

所以，日俄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场比甲午战争要大得多的赌博。

赌是赌赢了，可赌本花去不少：死伤38万（甲午战的几乎20倍），军费17亿日洋（甲午战的几乎十倍）。

只要看看有名的乃木希典大将是怎样被日军尊为“军神”的就知道日本人这场战争赢得有多惨了，也就知道日本海军和陆军有多大的不同了。

平心而论，日本海军还是有一点想象力的，也肯学新东西。沙俄的旅顺远东舰队一直是他们的心病，倒不是远东舰队本身有多大威慑力，问题是如果不解决远东舰队，万一和波罗的海舰队形成对联合舰队的夹击之势就糟了糕。去打吧，海军又有点嘀咕，万一受了点损失，将来波罗的海舰队来了怎么办？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手下的作战参谋秋山真之少佐出了个主意。这位秋山少佐做过美西（美国西班牙）战争的“观战武官”，从美西战争的战场上学来了一个“闭塞战法”。

这“观战武官”现在是个死语，不用了。老年间欧洲国家打仗时，中立的第三国可以申请派军官到战场参观，学习怎样打仗。这个观战武官其实是很危险的，陆军还好一点，因为位置可以稍微靠后。可海军怎么办？一条军舰被打沉了，龙王爷可不管你是不是“中立第三国”，一古脑儿全部照单签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词就没有了，理由很简单：都已经打出“世界大战”了，哪儿还有什么“中立第三国”？

什么叫做“闭塞战法”呢？就是把敌方的舰队堵在港内不让他出来。一开始海军是准备用甲午战争中俘获的“镇远”号沉在宽度只有273米的旅顺港的入口的，后来不知怎么没有用，一共搞了四次闭赛作战全都失败了，旅顺港就没有被闭塞起来。

要说日本人也是脑袋一根筋，看了美国人用军舰堵港口就非得也用军舰堵，就不会想到用水雷，其实当时日本海军已经会用水雷了。但是海军的脑筋还是比较转得快，水雷没想起来，想出了别的解决办法：堵不起来就不堵了，把个皮球回踢给了陆军：“你们不是牛B吗？你们自己去解决吧，占了旅顺口，丛里往外用炮轰”。

既然牛B，就不能说解决不了了，再说陆军也没有把旅顺口当回事。当年攻下旅顺口的第二军司令官不就是现在的满洲军司令官大山严吗？大山严一拍脑袋，喊来了当年的第一旅团长，现在的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大将。当年不就是这位乃木只花一天就打下来了旅顺口，还搞了场现在几乎被中国人忘记了的旅顺大屠杀吗？

乃木兴冲冲地就去了，到现场一看就只说了三个字：“诶，这个。。。。。。”

怎么了？钢筋混凝土一米多厚的要塞工事，再加上俄军比日军要强得多的火力，怎么攻？

怎么攻？不攻不就完了吗。急什么？当时的时间还在日军一边，包围起来，把水源一断，看老毛子能喝多长日子的尿不就完了？

乃木没学过这么想问题。既然是要他攻，他就攻。从1904年7月开始攻，8月19日开始总攻，死了2万多人，攻到年底还没有攻下来，连乃木的两个儿子也全赔在里面了。到第二年元旦那天老毛子实在受不了了，才投了降。

这老毛子也怪，怎么就投降了呢？原因也邪门：被围城太久了，吃不到新鲜蔬菜这才投了降。倒不是老毛子兵如何奢侈，非得吃什么新鲜蔬菜，实在是维他命补充不上了，士兵中坏血病流行这才投了降。而日本人进了城一看，脱口就是白鬼子可真傻：仓库里大豆堆积成山，白鬼子还会生坏血病？原来白鬼子不会发豆芽，磨豆腐，白白守着大豆山生坏血病。

就这样一位半傻不呆的将军怎么又成了“军神”呢？倒不是这位的战绩，而是他两个儿子都死在旅顺了。按说乃木是大将，留一个儿子在身边别人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但乃木愣是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火线。战后论功行赏，给乃木封了一个爵位。可能是良心发现，也可能是丧子之痛，乃木把个爵位给辞了，这件事在下层国民中口碑也不错。再有就是明治天皇驾崩之时，这位把他老婆杀了以后，自己也跟了明治天皇一起去。这件事被知识分子批判，认为是过时的思维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却被“爱国贼”们大大利用，为日后的军国主义思想泛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素材。

其实乃木的遗书中说，他的死是为西南战争时他带的步兵第十四连队军旗被萨摩藩贼军夺去而赎罪。敢情这位所谓“军神”打的混蛋仗还不止这旅顺口！

打完了旅顺口，就该和沙俄军主力决战了，这就是所谓“奉天会战”。日军25万人对俄军37万人，打得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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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打得赢。这里面俄日双方都有原因

从俄方来说，首先是俄军已成惊弓之鸟，怕了日军了。一开始是为了在沙皇面前为自己开脱，谎报日军兵力，到后来连自己都信了自己的谎言。象在旅顺严重受损的乃木希典带的第三军当时已经从6万人减员到了3万人，而俄军司令库罗帕特金居然估算光日军第三军就有十万人！

再者，俄军中有不少波兰兵和芬兰兵，原来洋人也抓壮丁的。这些从殖民地抓来的洋壮丁们，怎么可能为沙皇陛下去卖命呢？厌战情绪极为严重，能投降绝对投降。

而日本这边呢？首先就是指挥官的大山严和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均为一代名将，而后再无出其右之人。特别是儿玉总参谋长，战后第二年54岁就英年早逝，也算是一种“战死”。二来日本人有一股傻劲，楞把光炮身就重达十吨的28公分大炮从日本运到旅顺，再从旅顺给拖到奉天去了。光伺候这门20年前的大炮，就要四百多人。不过这大炮也真争气，没有他，那旅顺还真弄不下来。就现在，那大炮一响，俄军顿时如鸟兽散。

说一件好玩的事。当年的南西战争，西乡隆盛带了三万五千人包围了熊本城，当时镇守熊本城的就是那位儿玉源太郎。眼看着就守不住城了，守军中有人想起来当年从法国买了两门炮来过，只不过从来没有用过。这时候死马当作活马医，架起炮来照着说明书讲的就开了一炮。炮弹当然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操炮手诚惶诚恐，转回头正准备接受儿玉长官的训斥，谁知长官正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八格牙鹿地跑了，统统地跑了跑了”，再回头一看城下，刚刚还在牛轰轰地攻城的敌兵们正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跑的比耗子还快，不管指挥官怎么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怎么啦？被刚刚的咣当一声巨响给吓坏了。

武器不一定要杀伤力强，有时候吓唬力强更有用。这次那28公分大炮一开火，真把俄军给吓坏了。大家撒丫子一起向后转，本来想就撤个二百里，从奉天撤到四平，结果一跑就跑到哈尔滨才停了下来。

还有就是当时的日本陆军不像后来的日本陆军那样僵化，还肯接受新鲜事物，当时还挺重视武器装备。开展前夕从美国进口了大量hochikiss机关枪，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大量配备部队。所以有的指挥官都不知道机关枪是什么东西。旅顺前线就出过这样的笑话，前线指挥官没见过机关枪，就感到十分郁闷，说怎么俄国老毛子一敲鼓，日本兵就都倒在地上了（这是真事，不是笑话）。后来才知道敢情那不是西洋鼓，那玩意儿叫机关枪。于是大本营就赶快把躺在仓库里的机关枪拿出来配备，到奉天会战时，日军的机枪密度已经是俄军的五倍了。

但到了后来，日本陆军就在“精神万能论”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几十年没有更新武器装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野炮”为什么叫“三八”？不是1938年的意思，而是“明治三十八年”的意思，那一年？1905年！

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海军的装备还基本上是世界一流的。但是陆军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二战时的日本陆军缺少一种当时十分流行的步兵轻武器：冲锋枪？一直到冲绳战时才看到所谓“100式短机关枪”，而当时是连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有冲锋枪。日本陆军拿着30年前的东西去欺负张学良那样的败家二流子也就算了，他也敢扛着三八式去操老美，不落个灰头土脸才邪了门呢。

好，言归正传。这俄军不是退了吗，日军不是该赶快追击了吗？不行，追不动了。真是有那贼心贼胆没了那贼劲头了。单乃木的第三军已经减员一半了，其中后来在南京搞大屠杀的金泽第九师团减员已经到65%了。鸭绿江军所属的后备第一师团就根本不能行动了。

这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那位日后大叫“Kill the Japs”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他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出来当和事佬了。可是俄日双方都不想谈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把赌注还押在号称是世界最强的波罗的海舰队上，而山县有朋也认为现在就谈和为时尚早。

那支倒霉的波罗的海舰队从波罗的海一出港就倒足了大霉。英国人拒绝给他们供应淡水，煤炭，拒绝进港靠岸，不准通过苏伊士运河。老毛子们只好路远迢迢绕好望角，好在非洲法国殖民地多，在法国人势力范围内老毛子们总算可以喝上一口水。其实老毛子的所有行动全在英国情报机关和三井物产支店的监视下，一举一动全部用电报送到海军军令部。

陆军在玩命的时候，这边海军也没闲着。海军一直在琢磨怎么打比联合舰队大出一倍还要多的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那位秋山真之少佐想出了个绝招。

原来海战，大家一字排开，用大炮对讲。谁的嘴巴（大炮口径）大，谁的话讲得快（射速），谁就基本上赢了。但是秋山真之想出了个利用“丁”字形队列的招，就是想法子把日本的四艘战列舰排成“丁”字的那一横，这样就可以集中炮火打敌方那一竖的第一艘舰，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第二艘舰到来时，第一艘舰已经被打趴下了，还是只能被动挨打。这样不用说波罗的海舰队只有七艘战列舰，就算是有七十艘也就是一艘一艘地打。

“丁”字队形，古已有之。但是你想用，别人要避，所以实际上是排不成的。但是秋山在敌前来了个大转弯，冒着旗舰中弹50发的风险，在波罗的海舰队“东乡发了疯”的观察中，转了一个160度的弯，形成了“丁”字。

到了1905年5月27日，果然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排成一字长蛇阵，奔等候多时的日本联合舰队的套中而来。从13：55分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升起 “Z”字旗开始到19：20分，五个半小时，波罗的海舰队第一舰群，第二舰群就被全歼了。第二天早上9：30分，联合舰队又发现了波罗的海舰队第三舰群，正准备追击，好吧，10：34分第三舰群旗舰主动升起了投降旗。10：53分联合舰队宣布受降，一场海战没花到一天一夜。

波罗的海舰队被击沉包括6艘战列舰在内的16艘军舰，自沉5艘，被俘获6艘，逃到中立国6艘，还有5艘可真不易，路远迢迢又逃回去了。其中就有一艘是中国人就知道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后来十月革命，打第一炮的据说就是它。估计当时俄国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肯定会抱怨当年联合舰队干吗不把这艘倒霉军舰一起打到海里去，省得留到今天来打自己人。

那波罗的海舰队就什么都没做？也不是，好歹也算打沉了三艘日本的鱼雷艇。不管怎么说，起码不是零蛋，和牛皮烘烘的中国足球队比起来，足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了。

这时，老美又出来了。现在该讲和了吧？

日俄战争，可以说是战前日本和日本军队的辉煌顶点。

用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日本和日本军队就开始了堕落”。

堕落开始于这场和平谈判。

中国对日俄战争历来置于很轻的位置，认为只不过是一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或者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研究旅顺战役和奉天会战，再不然就是研究所谓被称作“东方纳尔逊”的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对有关这场战争的媾和谈判和由此引起的后果却几乎无人谈及。

甲午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化战费日洋两亿。由于日军战胜，获大清赔银二亿三千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四百零五十万，再加上朝鲜独立和割让台湾，澎湖。这次呢？这次日军死伤38万（甲午战的几乎20倍），军费17亿日洋（甲午战的几乎十倍）。

日本人认为这次也要“照既定方针办”，有一个所谓“七博士集团”提出了一个媾和方案：赔款日洋30亿，割让全部包括库页，勘察加在内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区。所谓“七博士集团”是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名教授：户水宽人，福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亨，高桥作卫，小野?喜平次和中村进午，这七位全是留欧的博士，故称为“七博士”。

“七博士集团”的出现有很大的意义。从这个“七博士集团”的出现就可以知道日本的知识界和知识界已经堕落了。甲午战争开始前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和思想界是坚决支持战争的，他们认为那是一场争取朝鲜独立的“义战”，而在得知《日清下关条约》的内容以后，则立即改变了看法，认为那只是一场“不义战”和“掠夺战争”，从而否认甲午战争。而现在呢？扩张和掠夺已经成为了日本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追求目标。

但是七博士的方案只是七博士的单相思罢了。尼古拉二世又不是七博士的学生，干吗要听你的？被黄皮猴子操了的北极熊正恼怒着没处找脸呢，说了：“一个子不给，不服咱重来过”。沙俄满州军是不行了，波罗的海舰队也全灭了，可是还有一多半精锐部队在欧洲部分呢，沙皇这就在打念头把那部分掉过来再打一下。

日本这边呢？山县有朋和大山严都知道不能再打了，因为已经弹尽粮绝了。参谋本部在战后出过一本叫《日露战史》的书，这个“露”是日语中russia的简称。原来叫“鲁”，日俄战争时为了讨口彩，指望俄罗斯象露水一样见到“日”就消失才改成“露”的。里面当然是自吹自擂一番。那本书中举了一个战例，说一次日军出动一个师团去夜袭，为了保持隐蔽，下令在开枪命令以前，即使被敌军击中也不许叫喊，不许还击云云。意思是日军训练有素，军纪严明。

但是如果听听从战场上生还者的话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首先不是一个师团，只是一个连队（团）。其次不许叫喊，不许还击的命令确实是下了，但是不是为了什么“隐蔽”，理由十分无奈而且可怜：没有那么多子弹来还击！

是不是弹尽粮绝了？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让他们自己走到了绝地了，这时候尼古拉二世真要是把欧洲的兵再拉过来，日本人可就真得“全军玉碎”了。

日本人有一句话：“没了乃木大将，旅顺也拿下来了（最后在旅顺战役中亲自指挥的是儿玉源太郎总参谋长）；没了东乡大将，日本海大海战也能赢（山本权兵卫海相起用东乡平八郎的理由是很奇怪的：“这小子一贯运气好”）；但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决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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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明石元二郎是哪方神圣？他是陆军大学校第五期的毕业生，时任驻俄武官。因为在陆军大学校期间成绩不是很好，而且为人很怪，一般人都无法和他交往。这位不爱洗澡，衣服不穿到破不换，这位不修边幅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变态的程度。日俄战争以后有一次去晋见山县有朋元帅，对山县谈他的设想，谈着谈着想撒尿了，憋又憋不住，这位就那么坐在那里撒起来了！一直把山县元帅的鞋都弄湿。后来问他干嘛不去厕所？他的回答居然是：“那不太烦了嘛”。

但他是一个天才，一个特工的天才。日俄战争中他一个人就用掉了100多万日洋的活动经费，要知道那时连兵库县知事，省军级干部的工资每月都只有100日洋出头！钱用哪儿去了？不少给了托洛茨基做活动经费。沙俄内政部长的暗杀，战舰“波将金号”的哗变，都可以找到他的暗影。“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日本人这么说。就这样，沙皇军队成天提防，镇压四处的革命和叛乱都来不及，哪儿还能调兵来和日本人重新打过？

再多聊几句这位明石元二郎吧，这位后来官至陆军大将，当过第七任台湾总督，在任中死去。他死是死在日本，可又埋到台北的日本人墓地去了。那个日本人墓地日本二战战败以后也没有人管，成了国军老兵们的贫民窟。1994年阿扁当了台北市市长，不知怎的想起来要孝敬孝敬他，出公帑从国军老兵那儿把墓地买了下来，进行整修。修完了墓阿扁觉得还是不过瘾，仿佛还没有尽到孝道，又在三芝乡的店子村买了一块地，为明石元二郎修了一个极漂亮的坟头。

言归正传。就这样，沙俄虽然坚持不赔款但也不离开在美国朴茨茅斯的谈判桌。就这样僵在那里了。

日本可耗不起。几经讨论，山县有朋，大山严，桂太郎，儿玉源太郎，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的意见一致：不要赔款也要结束战争。

结果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是：日本放弃战争赔款，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将南满铁路和旅顺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并且割让库页岛南部。

应该说两个帝国都没有得到好处。沙俄呢由于战争的长期化和败战及其日本间谍在国内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国势的衰落，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连吃败仗，到最后连沙皇本人也被人灭了门。

唯一得到好处的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为据说是他促成了日俄两国的和平，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给了他。

这边日本呢？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在国内一公布，立即就是一场轩然大波。

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原因也是因为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山县有朋。这次是山县自己克服自己造成的障碍，总算带着大家混出来了。

但是山县有朋在政治上的见识和伊藤博文是根本无法相比的。所以虽然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一样在军事上都是日本胜利，但在结果上却完全不一样。这次山县有朋经济上没捞到现的，那些个什么“权益”，是要去刻意经营的，还得往下砸钱去投资。

所以1905年8月30日晚上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在朴茨茅斯宣布：“日本国天皇尊重文明和人道，为了和平，以妥协的精神命令我撤回支付军费的要求，承认桦太（日本对库页的称呼）的分治”时，虽然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一致称赞和祝贺。但是9月1日日本各报在一起报道日俄媾和条约签订的同时，都发表了措辞极为强烈的社论：

“屈辱！”

“追查元老和阁僚们的责任！”

“面对着无边的悲愤，国民们能沉默吗？”

当然不能沉默，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他们上下嘴唇那么一动，就不要赔了？那是不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起的战争债券也不要还了？NND，全是一群卖国贼!

于是，不肯沉默的国民们喊的口号是：

“撕毁媾和条约！”

“满洲军总进击！”

“斩小村的头以谢天下！”

“把大臣们和官邸一起烧了！”

说是说，真要烧大臣的官邸还是不敢。不敢烧大臣的官邸我还不敢烧老外吗？于是无数的人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叫他暗中包庇俄国佬，大家扔石头砸哟。教会也一把火烧了它，全TMD“西洋鬼畜”的东西。打着打着脑袋就不听使唤了，刚刚还不敢烧大臣的官邸，现在敢了，于是内务大臣的官邸，《国民新闻》社也一起烧了。什么？警察还敢保护卖国贼？还敢镇压大家的爱国行为？MMD，连警察派出所也一起烧！这就是震惊西方的所谓“日比谷烧打事件”。时间是1905年9月5 日。

9月6日，内阁只好宣布实行戒严，戒严令一直到11月底才撤销。暴动期间死了17人，负伤500多人，抓了2000多人，后来被判有罪的共87人。

就在宣布戒严令以后的9月7日和9月12日，神户和横滨的“爱国人士”们也还是照样反潮流，顶着风对着干，把个神户和横滨也给打砸抢了一遍。

中国人喜欢称非己类为“鬼子”，这个“子”还是人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是魔鬼，还是人变的。而日本人则称之为“鬼畜”，就更进一步了，这是畜牲变的魔鬼。前些时有日本新闻记者在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面前诉说委屈，说有中国人管日本人叫“鬼子”。武部一听乐了：“原来我们不也叫过什么英美鬼畜的吗”。

那些英美鬼子或者英美鬼畜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不是我们这些鬼子或者鬼畜借钱给你日本，买武器给你日本，提供情报给你日本，帮你日本阻碍沙皇舰队，帮你日本租借了威海卫军港，帮你日本出来斡旋和平，你日本就真以为就能胜得了沙俄了？连大使馆也敢砸，教堂都敢烧，整个是忘恩负义的异教徒。

而日本知识界呢？认为整个这件事是白种人的阴谋，英国利用日本打了一场代理战争，既削弱了沙俄的势力，又不让日本人得到好处。乘机卖军火放高利贷赚昧良心钱，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什么和平斡旋，整个一个白鬼子联合起来欺负黄种人的骗局。

日本和英美的反目，追根寻源，起因就在于由“七博士集团”引起来的那件东京打砸抢事件。其实在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就一直有排斥日本移民的行为，但在“日比谷烧打事件”以后就成为公开合理的事情了，最后发展到太平洋战争时美国人干脆把日本侨民全部关到集中营里去了。

当时全日本的传媒除了一家《国民新闻》外，全部加入了这场“爱国大合唱”。连日地讨伐“卖国贼”和“英美鬼畜”。当时敢于站出来支持媾和条约的政治家就只有伊藤博文，报人就只有《国民新闻》的主编德富苏峰。

既然是“爱国大合唱”，声部肯定众多，调门也只会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爱国名词”也就竞相出现，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大和魂”。夏目漱石在评论这个“大和魂”的时候说：“日本人象生着痨病一样，咳着叫着大和魂。…………记者在叫大和魂，扒手也在叫大和魂。…………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餐馆的招待也有大和魂。…………三角形的是大和魂，四方形的还是大和魂，这个大和魂还真是象个魂魄似的，晃晃悠悠到处都有”。

东京日比谷烧打事件的犯人们是被判了罪，但是社会上不如说还很同情他们：他们犯了什么罪？犯的不就是“爱国罪”嘛。爱国者大概都是心心相通的，这不，过了都快一百年了，海这边不是还有人在大喊“爱国无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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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906年）1 月桂太郎内阁就倒了台。不要说，这在日本还是第一次由老百姓把个政府给赶下了台，您说这是一次民主的先驱行动也可以，但是在事实上是由于日俄战争的战后处理被一部分自私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利用而煽动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把政府给赶下了台。

从那以后，日本的政府就一直萎靡不振，但是这在外人看来倒是所谓“大正时代的民主主义”。见鬼，真正的民主怎么一转眼就会大变活人，成了“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那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政府软弱。

这时，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参谋们走上表面政治舞台的时候。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军队中枢机关了，象东条英机他爹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时就是大本营少佐参谋了，前面提起的长冈外史当时是第一军兵站部少佐参谋长了。连那位第五期的明石元二郎也已经是近卫师团大尉参谋了。

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8年（明治41年），陆军大学校已经有20届学生共计463名毕业了。有人可能会奇怪怎么人数那么少？陆军大学校的意思倒不是 “很大的陆军学校”，每届招生也就不超过50人，一开始每届也就十几二十个人。还有人可能会问，1883年（明治16年）陆军大学校开始招生，怎么到 1908年才毕业了20届？这是因为中间打了两次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时按规矩陆军大学校闭校，大家一起上前线去，命大的活着回来再来读书。

陆大毕业生这时已经不仅限于当当旅团师团参谋了，甚至都不限于参谋本部的参谋和陆军大学校的教官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除去极少数例外的，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主要位置全是陆大毕业生了。就是说作为参谋人才培养出来的陆大毕业生们，现在又是参谋官，又是指挥官，还是行政官了。

那么这些毕业生们作为指挥官，行政官合格吗？

答案大概是：“不合格”。

陆大毕业生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侍材自傲，目中无人；这也难怪，你想每年就那么三四十个人能通过难关入学，能不牛B，能不看不起人吗？所以一旦出事，从不会检讨自己，总是别人的过失，把电影《逆风千里》中的一句台词翻过来说就是：“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再一个就是视界极端狭窄；陆大毕业生们大多不识社会，不懂政治；因为陆大的毕业生中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绝大多数，这种“幼年学校”是陆军办的一种学校，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各有一校，每年各校招50人，全部寄宿制。毕业生一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从军，再考入“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再从军，和社会不发生交往。所以经常会自行研制一些荒唐无稽的“理论”，然后再沉醉其中。

还有陆大的教育制度也有严重问题；片面强调分数。陆大和陆士（陆军士官学校）一样，对平时成绩看的极重。在校分数跟随学生一生，所以老冰在前文谈到东条英教的仕途时才说他混得不好，因为东条英教是首届首席毕业生，而只做到中将就被转成了预备役。

老冰不是在说分数无用，而是在说分数决不是万能的。举一个旁例，最有名的美国军人是谁？可能大部分人会说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吧。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论成绩更是无人可比，从小学开始到西点军校毕业几乎所有功课“All A”。1903年以陆军少尉从西点军校毕业，空前绝后，到现在西点军校还没有人能超过麦帅的成绩。毕业后在军旅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一直做到五星上将。

可是实际战绩呢？当然也打过“仁川登陆”那样的漂亮仗，但是在菲律宾扔下部属逃跑的不就是他吗？朝鲜战争对中国会不会出兵判断失误，发现错误时还不能及时修正，反而要用原子弹来解决问题的不也是他吗？如果不是杜鲁们总统及时决断，真被他弄出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也没准。

美国的西点军校教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日本的什么陆军大学校了。

比如招生面试时，给考生一个CASE：“XX地方有敌军，怎么办？”考生要是问一句：“有多少敌军？”就完了蛋了。应该怎么回答呢？应该这么回答：“包围起来，消灭了他”。这是在考你有没有“进攻的气质”呢！哪里是考试?整个一个问惮。

平时的考试和提问也是这样。明显防御有利的场合，哪位倒楣蛋要是不当心说出了“防御”这个词，就等着不及格吧。一定要说“虽然条件困难，但还是要寻找时机进攻，消灭敌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就不教防御！所以日后日本陆军就不会防御，进攻时挺牛B，美军，苏军打回来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实在要是发昏当不了死，那就来一个所谓“全军玉碎”。谁要是理解不了“自取灭亡”这个词的话，就看看皇军的历史就行了。

这是梅克尔少校留下来的遗产，到陆大建校为止，不管是普鲁士陆军还是德意志陆军都没有打过防御战。只有他们打别人，还没有挨过打呢，所以教不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呢，不管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也都没挨过打，所以就忘了还有“防御战”这个词了。

陆大毕业生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严重迷信“精神万能”，这点应该是从梅克尔少校那儿学来的普鲁士陆军的传统。但比普鲁士的前辈的后代们又进了一大步：二战时的纳粹德国还知道打仗要坦克，飞机，日本陆军根本就可以说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看过一张先帝爷在北京西苑机场阅兵的照片，那照片里的坦克就是日本的九五式坦克，象伸出来的一条短鼻子样的东西据说就是炮了，装甲只有12毫米厚！12毫米是什么意思？当时（1930年代）的共识是坦克装甲至少要25毫米，这还只是意大利那样的穷国的标准，美国是30毫米。在中国战场上就经常有日军坦克被国军的捷克式机枪打穿的实例。也别说，那坦克也能出口，卖给二战时日本的同盟国泰国五十辆，后来被泰国因为质量实在太差退了30辆货。而日本陆军还是敢坐着这种象纸糊出来样的“坦克”去和美国佬掐架！您说是不是应该佩服这些皇军一下？

在马来战场上有日军指挥官把坦克埋起来做火力点，很被不明真相的人讥笑了一番。其实不应该讥笑动出那个脑筋的日本军官，应该称赞他头脑灵活，会利用废物才对！皇军们的那号“坦克”，本来就什么用没有，加上当时又没有燃料了。能用的就只有上面的机枪大炮了，虽然也不怎么样，总比从明治38年（1905年）用到那时候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山炮强点吧。

话再说回来，这“精神万能”的顶峰，当还属咱们“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人家都发明了“精神原子弹”了。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陆大毕业生们逐步占据了陆军三大衙门（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大多数要害部门。但是大权还是掌握在山县有朋及其直系弟子们的手中，陆大毕业生们只是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但现在，他们要参与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首先站出来发言的是后来一直做到首相的田中义一。

提到这位田中义一，中国人肯定不会陌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据说就出自他向昭和天皇提的洋洋四万言的书面报告，世称“田中奏折”。

先说一下这个“田中奏折”吧。这篇东西一直是真伪难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没能确认其真实性。

那么这份东西是怎么被中国人得到的呢？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说张学良的部下王家桢从日本得来的。怎么得来的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通过当时政友会议员，当过铁道大臣和邮递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认识了内大臣牧野伸显，从宫内厅资料室偷出来的。这位牧野伸显就是战后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老丈人，也就是现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太姥爷。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某政治家家里偷出来的。

第二种是说浑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化了5万美金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时的证婚人。

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格鲁乌”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给了中国人翻译出版的。

老冰在这儿瞎猜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王家桢弄来后给张学良，而那位“少帅”正忙着呢：鸦片要抽，女人要搞，哪有心思看那破玩意儿。于是再想办法转给了余日章，指望蒋介石能看到？

1930年这篇文书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认为那是日本的《我的奋斗》（Japan”s Mein Kampf）所以总理大臣犬养毅赶紧出面否认这篇奏折，理由是里面有几处事实不对，比如死了的山县有朋怎么又活了，田中义一怎么糊涂也不会把自己出访欧美的事情弄错什么的。说那是一篇伪书。

请大家注意，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并不是说那篇东西是谁伪造的，而只是说那篇东西不是田中义一写的。那篇东西的确出自日本人之手则是连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重光葵都不否认的。

出自哪个日本人的手呢？现在日本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言必称“本人是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家叫森络，他委托当时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谋），石原莞尔大佐（9.18事变的主谋）等人商议后起草了这份文件。里面的主要思想是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的，这就可以解释日后的事态发展怎么就和这篇东西那么一致这个疑问了。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的田中还没有资格上奏折，他这次弄的是“帝国国防方针”。

这个田中义一是陆大第八期的，在校中成绩一般。按说他应该不容易爬上去的，但是俗话说：“人怕运气好”，因为功课不坏，毕业时田中被分配到参谋本部，又因为功课不好，参谋本部把他分配在二部。

为什么？这个二部是情报部。参谋本部从日俄战争以前开始到败战以后被撤销为止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共分为五个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三部是运输部，四部是编撰部，五部是总务部。东条英教就当过四部部长，因为别人是首届首席，所以就不给个部长说不过去，因为东条英教出身于南部番，不属于当时走红的“萨长帮”（萨摩藩，长州藩），所以就只能给个最莫名其妙的编撰部部长当当。一直到现在日本企业还有这种把觉得讨厌的人派去修社史的习惯，老冰看过不少日本公司的社史，都觉得写的莫名其妙，还不如由老冰来写呢。想想也难怪，受到排挤的人来写社史，怎么能写好呢？

老冰说过，日本军队有轻视情报，轻视兵站的传统，你只要看看参谋本部连兵站部都没有就知道了老冰说的没错。那位要说了，不是有运输部吗？运输部不是兵站部，他只管运输手段，不管别的。

情报倒是有一个部，但是比作战部矮一个头。陆大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去一部，二流的去二部。所以田中义一被轰到二部去了。

参谋本部还算好的，起码有一个独立的情报部，到了作战部队就更糟糕了。日本军队参谋分三种：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作战部队是一个老资格的作战参谋手下带几个初出茅庐的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总之作战第一。知道了这一点，对于二战时日军为什么老打糊涂仗和饥饿仗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而美军则不一样，据说美军的作战计划是先从每人每天喝多少可口可乐开始制定的。所以美军打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口粮或者弹药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匀出口粮出来救救难民，二战时美军在欧洲，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的。除个人行为外，应该说美军好像还没有出现过集团抢劫行为，不是美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的好，而是没抢劫的必要。皇军则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

情报和兵站的问题以后还会说，现在言归正传。田中被分在二部，反而走了运。田中学的是俄语，而且很不错。到二部报到以后，二部把他派到俄国去留学去了。田中在俄国干得很卖力，每星期都拉着认识的老毛子去教堂做礼拜，还参了沙俄军，自己亲自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到了日俄战争前夕，成了陆军首屈一指的俄国通。

那时伊藤博文出访俄国，想和沙俄谈判解决问题。田中仗着年少气盛，在伊藤面前极力反对与沙俄谈判，让伊藤大为生气。但是伊藤是生气管生气，对田中的才能还是很欣赏，在日俄战争时推荐他去满洲军当参谋。打完日俄战争回参谋本部时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了，加上田中又是长州人，“亲不亲，家乡人”，这就升了一级，到一部去了。

田中义一到一部以后，写了一份叫《随感杂录》的意见书（看这个名字怎么看怎么象散文对不对？）里面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一直侃到军队的组织，制度，通过儿玉大将就递到山县元帅那儿去了。山县一看，嗯，不错，跟天皇一报告，回来对田中说：“你就搞个帝国国防方针看看吧”。

这一下田中可算开始出人头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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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山县要搞这个“帝国国防方针”呢？实在是当时军内吵得不可开交了。

为什么吵？为了怎么扩军，扩多少。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好不容易走在钢丝绳上打完了日俄战争，山县元帅心里那个后怕哟，总觉得沙皇还要回来报仇。就提出要把现在的17个师团的陆军扩充到50个师团，为什么50个？因为沙俄在远东地区能动员得起来的师团据说是50个。

但是山县自己再想一想也觉得不像话了，扩军又不是吹气球，说扩就能扩出来了？就改口说要么平时25个，战时再扩充到一倍。但刚刚走马上任的参谋总长儿玉大将坚决反对，根据很简单：有维持25个师团的国力吗？这边打老毛子拉下的饥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呢。儿玉提出来的建议是增加两个师团，加上近卫师团一共20个，战时倍增到40个。这样勉强还能凑合。可是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却坚决反对儿玉的方案，干脆一下子提出要扩25个师团。分两步走，先扩20个，看财政状况再扩5个。

且慢，你老冰可能又犯糊涂了吧？是不是打字又打错了？按你老冰的逻辑，应该是参谋本部不管家务事，拼命要扩军；而陆军省是政府衙门，从预算角度反对才对，怎么这次反了过来，是不是老冰又打反了人名了吧？

不是，这次老冰没犯错。一切都不是绝对化的，寺内陆相这次的表现也很正常――――他是做给山县元帅看的。当时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但是那场争吵刚开始，儿玉就因积劳成疾，去天照大神那儿疗养去了。儿玉一死，寺内就再也不跟山县谈扩军的事了，从这点看，倒可以猜出当时寺内的意思了。

山县一琢磨，想出了里面的奥妙了。心想扯不清楚的话，干脆诉诸文字，白纸黑字，看你们到时候再装聋作哑。就找田中义一中佐起草一份了“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

田中领命而退，去找了一个海军大佐叫财部彪的两人一起干。既然是“帝国国防方针”，当然就得陆海军一起来，小二子也是儿子嘛。这个财部彪是什么人呢？他是前面提到过的海相山本权兵卫的女婿，后来做过四任海相，第一任就是在他老丈人内阁里做的。因为有个了不起的老丈人，财部在海军里一直是很牛的，在第二篇里讲到过所谓“侵犯统帅权”的问题，当时攻击内阁跳的最高的就是他。

这二位弄出来了一个怎样的“国防方针”呢？请看下面：

“日本应该在维持满洲和朝鲜的权益的同时将向亚洲南部发展的南北并进作为国家施政的大方针。妨碍这个方针的可能敌人是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法国。

“对于这些敌人，采取攻势战略在海外击破。对俄罗斯的战略：在南满集结兵力，北上击破，攻占海参崴。对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战略，首先击破其在东亚的海上势力，然后伺机而行。

“为此，陆军平时需要25个师团（战时扩到50个师团），海军需要建设由八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组成的八八舰队。”

这些胡话如果只是陆军说说也就算了，怎么一直挺明白的海军也一起跟着发高烧了？

其实海军那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没往深处想。海军认为陆军搞这个国防方针就是问政府要钱，海军也不要白不要。怎么要呢，得制造出一个假想敌来。大清已经没海军了；沙俄也没了；大英帝国还是盟友，不能明说；剩下来的所有海军国家一古脑儿全部列出来，妈妈的全是敌人，你再不给钱咱们就玩完儿啦。

美国，就这样成了日本的假想国了。

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外交往往出乎人们意外，仔细一看经常是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象现在小泉总理的靖国参拜问题就是这样。小泉在出任总理以前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为了“日本遗族会”的选票揽来了这个活，不惜和中韩反目。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近视，为了眼前的，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其他。

只要是能正常思维的政治家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国防方针”。开什么玩笑，上下嘴皮这么一动，就要和全世界为敌了？没有明显列入这个敌对国名单的就只有超级大国大英帝国一家了，但是美国是英国的亲侄子，你动了侄子，人家大叔能跟你罢休？（当然现在是叔侄关系倒了过来）。

所以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到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时用了这么一个比喻：“骑在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为什么是狐狸？太狡猾，一切唯利是图，没有任何国际信用。

虽然某政治家在总结外交历史时说过这样的话：“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但那只是对历史的总结，一个国家是不能仅仅用利益驱动来作为国策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信用，只是利益驱动的国策，迟早会把国家带入灭亡。

所以这个“国防方针”被当时的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当时的日本政坛是被称作“桂园时代”，意思就是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坐庄，一人干一回，“你唱吧来我登场”，也算一种“安定团结”。

桂太郎大家都知道了，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那么这位西园寺公望又是何许人也？他是最后的明治元老，自由派人物。在山县有朋死去以后，为抵抗日本军部的暴走，为反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作了尽可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这个国家的宿命已经不是他能够挽救的了，1940年11月，在“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两个月后死去，临死前给他的同胞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国家究竟要往哪里去？”

打开上世纪6，70年代的“5.1”，“10.1”的中国报纸，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铁定看得到的：“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那就是西园寺公望首相的孙子，战后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先总理周公恩来和廖公承志的好朋友。1958年加入日共，后来因为文革问题和日共宫本显治集团吵翻被开除出党，随后率全家移住北京，为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园寺公望总理就一句话：“没钱”，就再也不理那拨了。实际上把那拨给晾了起来。

但是，那拨们可是滚刀肉，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陆军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常备兵力增强到了20个师团。明治40年（1907年）山县有朋借田中义一的口提出要将平时的常备兵力提高到25个师团的“国防指针”，被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以经济紧张为由束之高阁。这只是军部派出来的斥候而已。1910年日韩合并以后，陆军以朝鲜防卫为名再次提出要求，与此同时海军也提出了要和英俄德美开展军备竞赛的经费增加的要求。

西园寺首相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没钱”。打日俄战争欠的债还没还清呢，上哪儿去找钱？再者说了，现在议会里有那么多自称是“政党”的团伙，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找着茬攻击，哪来那么容易就给你们钱。

但是，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而带来的梦想和幻觉，战后处理带来的失望和愤慨，主流知识界的堕落，肯定伴随着扩张主义的极度膨胀。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一道防波堤――――政治在阻挡着最坏事态的发生。但是，就象已经再三说明了的，这道政治防波提其实是漏洞百出的。扩张主义的思潮，肯定能找到漏洞之所在，将其扩大，最后冲毁政治防波堤，把战争的洪潮淹没整个亚洲。

过了几年，到了明治大正交替的明治45年，大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912年。这时的陆相是上原勇作，这可是位人物，千万得记住了。当时的陆军三大衙门已经几乎全是陆大毕业生了，这位可以说是陆大生以前旧军人最后的一位了，做遍陆军三大衙门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在官职上能和他相比的可能就只有后来的甲级战犯第一人东条英机了。在日本陆军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反对宇恒裁军，日本陆军一直有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分，这位可以说就是孵出皇道派这只怪蛋的“母鸡”。

经常能够听到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其实就像《格里弗游记》里面说的“大头党”和“小头党”，目标是一回事。你不看到“皇道派”的统帅荒木贞夫和“统制派”的头领东条英机都坐在东京远东军事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吗？他们的区别只是在手法上的区别。

所谓“皇道派”主张“天皇亲政”，主张“清君侧”，不要政府；而“统制派”则主张对政府施加压力。1936年“2.26”事件以后，皇道派的元气大伤，成了“统制派”的天下，到最后统制派就干脆成了政府了。关于“皇道派”和“统制派”的问题，以后再专门讲。

这位上原找出来了一道裂缝，西园寺总理不是不肯答应再给陆军扩两个师团吗，那就大家别干了。12月2日，上原陆相提出辞职，陆军不派人继任陆相，传媒称“陆军罢工了”，政府缺大臣，这就垮了台。

军人这一下爬到政府头上去了。明治33年(1900年)当时的山县内阁弄出来的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总算被军人们用上了。以后的日本军人（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昭和军阀”，不过现在还是大正年间），只要政府不合自己口味，立即收回军部大臣，政府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

到了大正二年（1913年）山本权兵卫组阁时也觉得这条太不像话，把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给废除了，代之以预备役军官也可以出任军部大臣。陆军当然拼命反对，但是山本权兵卫是海军的实力人物，日俄战争以后，海军已经不是过去的小二子了，陆军不能随便欺负他们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条给废了。

废了是废了，但是从来就没有执行过，更不要说1936年广田内阁又重新恢复了这一条了。

管他执行不执行，有着一条总比没这一条好，会不会有人这么说？嘿嘿，陆军也是这么想的！陆军就赶紧找出了对策：改革。陆军搞了一个“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关系业务担当规定”，把三衙门的活再重新排了排，原来陆军省的动员计划，治安维持的活全转移到参谋本部去了，人事也得和参谋本部，教育总监商量着办。那陆军省还有什么权？没了，这一下你找什么王八蛋来当陆相也动不了陆军一根毫毛啦。这其实就是以后陆军更加桀骜不驯的由来。所以说有时候好的愿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只要天皇领军这一条还在，你怎么改都没用。

陆军准备好了后路，回过头来跟山本算账来了。这次打的旗号是“反腐败”。面子上的事情是海军在西门子买东西的时候有人吃了扣，其实是以山县有朋，上原勇作为首的陆军在向海军反攻倒算。这次陆军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全部传媒（那时也就报纸什么的，没电视，也没网络）连篇累牍发表各类内幕消息，气坏了的民众也就自发（？）地上了街，把个国会议事堂给包围起来了：奶奶的，海军贪污，你海军大将还当着总理大臣？快下台。

山本就向陆军求援，因为陆军管着国内治安方面的军队使用，应付“突发事件”嘛。可这次陆军不管，楠濑陆相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们这边值日表还没排出来呢，派兵归陆军省还是归参谋本部谁也不知道。再者说了，军队是保护国民的，不是用来镇压在要求正义的国民的。真有宵小之徒混在里面的话，由警察去管吧。

这警察也不知是谁管的，一到国会议事堂前就把刀给拔出来了。示威的民众一见，如火上加油，这一来一发不可收拾，贵族院也站出来指责山本了。山本一琢磨，没治了，只好辞职下台。

陆军也不赶尽杀绝，下台就下台了。后来追查西门子事件的时候，雷声大雨点小，最重的也就判了四年半，还是缓刑。哈哈，腐败人人有，何必太认真。

其实当时陆军也不是一人没派，派了一员狠将――――驻朝鲜宪兵司令明石元二郎来了。派他来干嘛？那还要说吗？人家明石元二郎在彼得堡都能鼓捣出革命来，在你个东京什么鼓捣不出来。没准人家明石还在嘀咕：“咳，就这么个破事，还要我老人家亲自出手？”这就是老冰在前面“自发”二字后面打问号的原因。

从这件事以后，陆军（后来再加上海军）就真正开始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用句俗话说叫做“长能耐了”。

这拨长了能耐的军人们，首先赶上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可是大大地拙劣表演了一番，为太平洋战争和失败埋下了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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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三年（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德国，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和英国，俄国，法国等组成的协约国之间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被先后卷入的有38个国家的15亿人。光士兵战死就达900万人，因战祸而死平民更远高于此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骑士精神从战场上消失了，战场成了一个单纯的杀戮的场所”。

由于日英有同盟关系，所以日本自动加入了协约国。要不然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表现，也还真不能肯定他们会把宝到底押在哪边。

大战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没人关心亚洲。这样日本人可算逮着了机会，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胶州湾租界，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25日日本向奥匈帝国宣战，挤进战争去浑水摸鱼，在亚洲太平洋大捞油水。

德国在亚太地区原来就没有多少兵，步兵两个营兵力左右的青岛守备队和一个华北派遣队，海军是由两艘装甲巡洋舰和三艘轻巡洋舰组成的一个小舰队。对全力以赴乘火打劫的日本军队不够当一碟菜的。于是陆军出动了一个师团和海军的第二舰队，加上英军一个营配合于11月17日攻占了德国的租界青岛，海军则派了一支“南遣舰队”，早在10月14日就把赤道以北的南太平洋的德国领地照单全受。后来让日本人伤透了心的塞班岛就是那时候落到了日本人手里的。二次大战时当然后来又被美国人拿了过去。

大家眼睛都盯着欧洲，谁也没有注意日本人在亚太的小动作。就美国人盯着不放，美国是一直把拉美看作后院，太平洋看作门前池塘的。日本人的小动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到他本家大叔英国那儿去告状。可本家大叔那儿也吃紧了在，说不要吵了，全到欧洲来帮忙吧。要求日本派三个军团15个师团的陆军去欧洲。（海军是把南太平洋的德国岛屿打扫干净了以后就去欧洲助拳去了，去了包括八艘巡洋舰在内的十八艘舰艇，还沉了一艘驱逐舰，死了70多人呢）

日本人不干，说兵都去了欧洲，自己的国防就空虚了；其次15个师团的运输需要200万吨船舶，现实上不可能；再者日英确实有同盟条约，可是条约的适用范围只在印度以东，日本没有在欧洲用兵的义务。

英国佬这个恨哟。当年只是想用这只黄皮猴子在亚洲牵制一下俄国和德国，这才有条约的适用范围这一说，谁知道今天还真要靠这黄皮猴子了。什么国防空虚，练家子全在这欧洲比武呢，你那日本国要防谁呀。

那么日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确实考虑了出兵欧洲的风险，不出陆军的话，协约国要是输了，德国不会感谢他们；协约国要是赢了，战后处理时就没了他们。现在拿在手里的胶州湾和南洋诸岛能不能保得住？可就是出了兵的话，万一打得疲劳不堪，实力没了，别人说没你的不还是照样没你的了吗？

但是，阻扰日本出兵的不仅仅是这种日本人特有的犹豫不决，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大陆。1915年1月18日，大隈重信内阁（当时外相是加藤高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对华5项21条”，这个臭名昭著的21条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下：

第一项：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由日本继承等共5条；

第二项：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延长到象满铁一样的99年，满蒙地区的事实上日本控制等7条；

第三项：汉冶萍公司的中日合资；

第四项：中国沿海及岛屿的不割让；

第五项：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方面采用日本顾问，中国警察的中日合同，中国军兵器半数以上由日本供给或者建立中日合资的兵器工厂，其他港湾铁道权利等7条。

第五项为秘密条款。

一般都认为这21条是外务省和陆军关系密切的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拟定的，参与的有陆军省，参谋本部，真正幕后策划的是当时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少将。但是后来被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的甲级战犯东乡茂德有另一种说法，他说他听当时的驻华公使日置益说这21条是袁世凯拿到日本方面去的。但那只是一面之词，并无旁证，所以现在大家采用的都是第一种。

这个21条，才是日本的真正用心之所在。但是后来中方有意泄漏了有第五项的存在，这一下国际舆论大哗。英国人，俄国人还要求着日本人出兵欧洲战场，没大声张，美国人不干了，闹得最凶。日本人只好在5月7日撤回第五项条款。

5月9日袁世凯政权在条约上签了字。这个5月9日，从此就成了中国的“国耻纪念日”。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21条。1917年在美国出兵欧洲以后，为了换取日本的出兵，日美两国签订过一个“石井（石井菊次郎，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 ――――兰辛（罗伯特?兰辛，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协定”，在美国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前提下，承认日本在蒙古东部和满洲的“特殊利益”，得到了妥协。巴黎和会虽然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主要是山东）的权益（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由来），但是后来1922年美国提议召开了一个“华盛顿会议”，愣是逼着日本在《九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日本，中国）条约》上签字，放弃了在山东的权益。这次会议以后，形成了一个“华盛顿体制”。这个体制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打破。

一句题外话，华盛顿会议可以说是美国迈向超级大国的第一步。

但那是后来的事，现在是日本几乎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还派不派兵去欧洲帮场子了？

想还是想去的，不去怕战后分赃时没有了份头。原来对出兵欧洲很不积极的上原勇作和田中义一突然又对出兵欧洲兴致勃勃了。对英国人提出了几条条件，说是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出兵40个师团到欧洲去打他老师德意志去。

都是些什么条件呢？

1． 协约国一致协力，大家拿出最后资源。（大家都别藏着掖着，是驴子是马得全拉出来遛）

2． 协约国承认日军的自由，俄罗斯军队以日军行动为基准配合。（老爷来了就是当老大的，别拿老爷当壮丁使唤）

3． 协约国方面负担日军的军费和军需物资供应，第一年军费62亿日洋，运输船舶60万吨。（不给，老爷我可会“打粮”的）

4． 中国作为日军的补给基地，西伯利亚铁道归日本军方管理。（现在老爷我捡的洋捞全归老爷我了，你们还得加一点贴水）

英国佬见了这四项条件差点没气死。好你个黄皮猴子，想乘机拿人一把啊。老子今天就当死了张屠夫，还不吃你这混毛猪了；缺了你这只臭鸡蛋，老子照样吃槽子糕。回头让本家侄子美国出兵，看收拾了德国以后再来收拾你。这就是战后不久的1923年日英同盟条约就失效了原因。

日本陆军倒不是对参战很不积极，而只是对去欧洲作战很不积极。时机一到，他又积极起来了。

什么时机到了？俄国改国号了，不叫沙俄，改叫苏俄了。和德国单独签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一次大战不打了。这时候出了一件事，当时有5万捷克兵在苏俄境内，原来是帮着沙俄打奥匈人的，现在停战了嘛他就要回家了。走西边回不回去，和托洛茨基商量了以后布尔什维克同意他们坐西伯利亚铁道到海参崴，然后走海路回家。可这些倒霉的捷克兵们走着走着被德奥军队给分割包围了起来，到不了海参崴了。

那时候捷克可是个重要国家，号称世界第三工业国，除了英美就是他。你看哪个国家不用斯捷潘工厂造的“捷克式”机枪？那可绝对是尖端武器，Hi Tech！那些落了难的捷克大兵哥们一定得去救。

去救吧，说好各出一哨人马，大家一起去。日本1万2千，美国7千，法国2千2百，中国1千，英国8百一共2万3千人。可到出发那天一看，白鬼子们傻了眼：日本兵来了7万2千！比说好的多了六万，这是去干嘛？

去干嘛，再去捡洋捞去。大家都还记得那个被西园寺公望否决了的“明治四十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吧，日本陆军也时时刻刻记着呢。现在苏俄发生了革命，乘火打劫得最好机会来了，打劫就得人手多，不派那么多兵怎么办？什么捷克大兵，管皇军鸟事。

决定的当然是田中义一少将，策划的是谁呢？将来的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当时还是中佐参谋，在俄国活动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此人是陆大19期毕业，就是那个“国防方针”制定的1907年。后来官拜大将，做过陆相，文相。是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甲级战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皇军”的专利就是他的，原来不叫“皇军”而叫“国军”。

说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老冰说一点个人看法。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东京国际军事国际军事法庭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从客观结果来看可能这是真的。但必须了解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从主观上说决不是为中国人出气的而设立的，那是给白种人出气的。被推上东京军事法庭的28名甲级战争中，真正只与侵华有关的就一人，那就是松井石根。而老冰认为松井不属于甲级战犯，而只是应该在南京受审的乙级战犯。老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让松井在东京受审很可能是蒋介石的花招，这和冈村宁次在南京受审的理由一样，想钻西方法系的空子。因为老蒋在日本上陆军军士官学校时，生活是松井照顾的，老蒋想救松井一命。但是松井不肯和辩护律师合作，如果松井想活命的话，嘿嘿，松井会不会上绞架还真没准。

当然除了海军的几个战犯以外，几乎所有甲级战犯都在侵华战争中犯有累累罪行，但是如果只是策划侵华战争的战犯而没有卷到太平洋战争中去，则绝不会受到惩罚。你看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受没受到追究？冈村宁次虽然被逮捕了，但为什么放在南京审？他并不是乙级或丙极战犯，在南京审当然无罪了，这等于以强奸罪起诉强盗，整个地就是在扯淡。

就象这个荒木贞夫一样，他在1936年就已经由于2.26事件的牵连而退出了现役。以后虽然在出任文相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但那不是被判终身监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要到这次的西伯利亚出兵去找，那一次这位同时得罪了美国，英国和苏俄！30年了，别人可还记着呢。

老冰所知道的得罪过全部英美苏法中五强而又没有受到追究的就一人：搦政信。这人是极其有代表性的日本陆军参谋。关于此人以后再说。

言归正传，这日本陆军想打什么劫呢？出兵前大家说好了，到海参崴为止，可日本人却一直跑到了贝加尔湖东面。跑那么远去干嘛？想去弄一个象后来的“满洲国” 似的傀儡政权出来。一开始想弄来实际上受苏俄控制的“远东共和国”的领导权，后来发现布尔什维克不象以前的沙皇那样好欺负后又想捣鼓一个“沿海州共和国”。

反对布尔什维克，英美还不一定有意见，但是成立亲日政权就完全是两码事了。再者英美支持的是高尔察克，别人虽然被布尔什维克称作为“匪帮”，但还是沙俄正规军的上将，拿得上台面。而日本呢，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来了一个叫谢苗诺夫的哥萨克，在英美看来，那可真是个土匪了。

于是，接回来了捷克大兵们后，英美法于凡尔赛条约签订，大战结束之后的1920年1月撤军，而日军则一直赖到了1922年10月，历时四年两个月，先后轮换十个师团（当时全军总共才有21个师团），耗军费9亿日洋（日俄战争耗军费17亿日洋）。

换来了什么？除了从高尔察克那个傻瓜那里骗来16吨黄金外（老冰在《日本人看俄国人》中说过那件事），什么都没有换来。换来的只是与英美关系的恶化和国内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皇道派”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

日本人到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战后斯大林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数年之久是在报日本陆军出兵西伯利亚的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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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西伯利亚出兵，死了5千人，花了9亿多日洋军费，什么好处都没有换来。

也不能这样说，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分对谁说。对田中义一可有好处，这位被大家都看好要当元帅的大将，突然说他要转预备役了。日本的元帅不是军衔，而是一荣誉称号，进了“元帅府”议事，那就是元帅。像日俄战争的英雄东乡平八郎，你可以叫“东乡平八郎元帅”，但要是写出来的话就必须是“元帅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别扭？所以老冰觉得好象用一个大清朝的称呼更合适：“元帅府行走”。大将65岁就得退休，元帅则是终生制的，当了“元帅府行走” 就可以终生在军中保持巨大的影响力。既然这个“元帅府行走”这么好，为什么田中义一还要放弃呢？

嘿嘿，说起来这还是田中义一的一种“献身精神”呢。他要牺牲自己的元帅称号来为军人换取更大的空间。他脱了军服准备去干嘛？去政界混。去政界混的意思并不是仅仅想当总理，就田中义一当时的地位（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两任陆军大臣），这个总理迟早是他的。那他还想干吗？想当政党党魁。很简单，当时已经是政党议会制了，而那些个政客们时不时要唧唧歪歪一下，什么他们都要插嘴。妈妈的，当年老子打江山时他们在哪里？田中想想气就不打一处来，干脆去当他们的老大去。就这样1925年田中退出现役，去立宪政友会当老大去了。

这个“立宪政友会”也不是小帮会，那是伊藤博文“亲手缔造”的政党，怎么说说就给他田中当老大呢？田中没空着手去，带了三百万日洋的见面礼。这三百万日洋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这么说您就知道了，1945年当时日本陆军大将的月薪是500日洋。300万是一个陆军大将500年的工资。有这么多钱，甭说来当老大了，来当老大的爹都行。

且慢，他田中大将怎么能有500年的工资来送礼呢？他们家是财主？不是，他爹只是给藩主抬轿子（日语叫“驾笼”）的轿夫，苦出身。就算是他爹是武士的话，也没钱。日本的武士阶层虽然是统治阶级，但在经济上是很贫穷的。社会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士农工商”的最下层商人手里，武士过不了日子了，就去问商人借钱。有时候看看日本的武士们也够呆的，怎么就想不出“增税”出来。什么“遣唐使”“遣隋使”的派了那么多，真正的精髓还是没学到啊。

那么田中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黑来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陆军机密费花掉36万9千日洋，日俄战争花去320万（里面明石元二郎一个人就用掉了快一半去搞革命）。而这次的西伯利亚出兵，陆军居然用掉机密费2400万日洋！其中寺内正毅内阁用掉340万，剩下的2000多万全是原敬内阁用掉的，原敬内阁的陆相就是田中义一。现在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吧，慢说300万，就是政友会狮子大开口，再多讹田中大将一点，也没问题。

俗话说“财不漏白”，这位退役大将如此大手大脚，就不怕别人戳脊梁骨？

不但有人戳脊梁骨，还有人公开站出来和田中叫板。谁？一个很有趣的人物，著名的反军派政治家中野正刚。这位的性格和名字一样，又野又刚，在众议院全会上就把陆军机密费问题和田中义一给政友会的“彩礼”给捆在一起提出来了。这一下舆论大哗，第二天（1926年3月5日）的东京各报的头条都是这条丑闻。

这下田中要倒楣了吧？没有。50年后的田中（角荣）是一见了报就倒了楣，但这位田中（义一）他运气好，谁让他早生那么多年呢？当时的陆相宇恒一成（后出任过首相，以“宇恒裁军”而出名，以后还要谈到他）挺身而出，捍卫“陆军的威信”。宇恒在3月6日的预算总会答辩时指天拍胸：“陆军的军纪严明，机密费的会计手续是有点小问题，但是说有人贪污则是荒唐无稽”，接下来政友会又在3月11日提出国会决议说：“中野正刚议员在神圣的议院用荒唐的言词挑动国民，紊乱军纪，废颓士气。实为模仿苏俄共产主义者，企图离间军队和国民的非行，应该深刻反省”。

就这样，政党和陆军的吭瀣一气，把日本拖进了堕落的深渊。从此以后，批判军部就是“破坏军队的威信”，就是“企图破坏国体的共产主义者和乱臣贼子”。

老冰在这儿举中野正刚的例子只是说明当时政党和陆军的狼狈为奸，并无歌颂中野正刚的意思，可不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一回事。这位中野正刚其实是一位如假包换的法西斯分子，极其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求在日本实行强权政治。他的话你可当不得真，因为连他本人也不知道下一句是想说什么。

一年后的皇姑屯事件，关东军谋杀了中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中野正刚立即挺身而出，指责田中义一实际上是犯人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后台。这句话有点勉强，说田中义一是河本大作的后台不一定对，但中野正刚指责日本陆军谋杀他国大元帅，是一种卑鄙的犯罪这点是完全正确的。看中野正刚这时候的言行你肯定会觉得他是可爱的和平天使了。

可是两年后的“9.18”事变时，这位又跳了出来，这次不是批判了，而是转了一个180度的弯，鼓吹“立即承认满洲国”，宣称“极其崇拜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此后一直右倾，身穿黑色党卫军制服，到处宣传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次在早稻田大学作讲演，大谈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个大学生们给煽动得都报名去当兵，当时叫做“学徒出阵”，结果大半就回不来了。

大家都恨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嘿，中野也不喜欢东条英机。理由是“国家不会因为经济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败战而灭亡。国家只会因为领导人缺乏自信，民众不知所从而灭亡”，和大家的理由不一样。他认为东条没有自信，发动倒阁运动，要东条下台。

但是太平洋战争时候的军部已非柳条沟事件的军部可比。你敢反军部，肯定让你讨不了好去。这不，特高（特别高等警察）就来找他喝茶来了。喝了一杯茶，让他回家收拾一下行李，这位回了家就切腹自杀了。

中野的切腹自杀并不是“以死抗争”的意思，他的自杀在更大意思上是保护天皇，怕那些无法无天的特高们把祸水给引到天皇那儿去了。因为他和好几个皇族走的挺近，真被特高一逼供，那还不得老老实实全招了？三十六计死为上，死了死了吧。

话又说回来了，军部从中野正刚那儿把田中义一给保下来了，可是还有另一拨军人正忙的热火朝天地为田中义一赶着挖坟坑呢。谁？关东军的参谋们。

上年纪的日本人常会把遇事不请示汇报，喜欢自作主张的人叫做“关东军”。时不时能听到这样的怒吼：“为什么自作主张？你是关东军啊”，可见关东军自作主张（用日语来说叫做“下克上”）有多大名气了。

有人会对这个“下克上”有疑问：“日本人不是最讲服从的吗？怎么会有这个‘下克上’呢？”这个所谓的“下克上”，并不是指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象咱们原来的国营企业似的。而是指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较低社会层次的人从军事上，政治上打倒社会层次较高的那些人。这个词主要用来描述日本的战国时期的历史，象“公家”被“武家”夺了权，“将军”被“管领”夺了权，“守护”被“守护代”夺了权什么的。

那么在描述关东军参谋们是怎么用上了这个词呢？原来国策是由政府所制定的，军队只不过是执行国策的工具。而关东军的参谋们则把这个关系给倒了过来，他们制定国策，然后就干了起来，再逼迫政府承认，如果政府不肯承认，就施加压力，甚至倒阁。到最后东条英机那儿，干脆军部就把政府给占领了，你看他一身兼任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还有参谋总长，估计这官当的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的呢？原因很多：统帅权的超法度的存在，军部大臣的现役制，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主流知识文化界的堕落等等都是原因。但这时候还得加上新的原因：军人地位的空前底下。

一次大战结束时，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总数已经扩展到了21个，海军也在进行“八八舰队”计划，这已经超出了日本这个事实上的小国所能负担的界限了。比如说 “八八舰队”如果建成，光每年的维持费用就是6亿日洋，而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每年只有15亿日洋！加上一战以后的和平潮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事机器确实有点荒唐。

再加上当时（192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世界，日本也进入了所谓“昭和恐慌”。东北部各县饿死不少人，卖儿卖女随处可见。这时候日本只能走“裁军”这一条路了。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时，陆相宇垣一成进行了所谓“宇垣裁军”。其主要内容是裁减五分之一的陆军军力也就是4个师团，关闭5所陆军医院，两所陆军幼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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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垣裁军的主要思想是“以质量换数量”，并不是为国家预算省钱。节省下来的经费扩充了一个坦克连队（团），一个高炮连队，两个航空连队和一个台湾山炮连队；开设了陆军汽车学校，通信学校；为陆军部队配备飞机，坦克，轻机枪，汽车牵引炮和野战重炮。

但是宇垣裁军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为什么？首先，裁下来的四个师团的军官们没处安置，后来就把他们弄到学校里去军训教官。您说有哪个老师或学生会喜欢一个军官在学校里成天溜达的？于是纠纷不断，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军人是吃闲饭的”看法。

军人受得了这个吗？这不刚刚打完仗，前几天大家还在喊万岁，怎么爬起炕来就不认人啦？到哪儿都看白眼，嫌哥们吃闲饭？哥们自己去找饭吃！总比在这儿当孩子王强。

不是用裁军的钱给了军人们好武器吗？嘿，人家不希罕这个。日本陆军们不太欢迎坦克之类的新式武器，除了前面所说的迷信精神万能之外，日本陆军的组织构造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陆军最强的组织是连队（团），因为除了近卫师团外，其余的师团的连队都是所谓“乡土连队”，在连队里谁都得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要不然放个屁就臭回家里去了。连队长（团长）可是当地一大土豪劣绅，就是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日子，你要是认识连队长，照样“召集书”不会寄到你家来。怎么样，够牛B吧？

连队长们可不喜欢坦克。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马。坦克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造坦克是工厂的事，定购坦克是参谋本部的事，坦克的燃料也是统一供应的――没有猫腻。而马呢？马的饲料可是一笔大买卖，在哪儿买，买多少，里面猫腻大了去了。当上了战车连队长是没有办法，普通连队长对坦克一般是敬而远之的。日本海军是上层腐败（订购军舰的“西门子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而日本陆军则是从中层开始就腐败了。

说起日本军队的保守，一个人们很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日本军队的军刀。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国军队里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日本军就是死抱不放，在二次大战时还是作为一种制式兵器，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里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

回过头再说说宇垣一成吧。宇垣是陆大第十四期1900年毕业的，是所谓“军刀组”之一。前面说过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由天皇赐予军刀一把，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作“军刀组”，飞黄腾达的特别快。宇垣从小就挺聪明，小学毕业后就在母校当代课老师，十四岁就通过了教员资格考试成为了正式教员，十六岁居然当上了小学校长，1894年的小学校长，怎么着也比现在的半野鸡大学校长要牛B吧，况且只有16岁。

宇垣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确实挺一帆风顺。先后当过驻德武官，参谋本部军务局长，作战部长，陆大校长，第十师团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陆相等要职。但因为两件事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一次是1931年3月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策划过一次政变，要推宇垣做首相。后来虽然宇垣自己制止了这次政变，但是讲不清楚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这次裁了一军，当然主要是因为后者。

所以1937年广田弘毅内阁总辞职以后受命组阁，但这时娘家人出来捣乱了。石原莞尔串通陆军又闹了一次罢工，不出人当陆军大臣，于是宇垣只能灰溜溜歇菜。战后1953年宇垣又以最高票当选为参议员，有过几次要出任首相的风声，但就是没当上。日本人一提起宇垣一成，就会想到几十年在首相宝座边上转，就是坐不上去的滑稽形象。

别看陆军罢过宇垣一工，宇垣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其实是巨大的。当时有个名词叫“宇垣派阀”，就是后来的所谓“统制派”，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呢？看看以后升上陆军大将的名单吧：金谷范三，南次郎，佃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佃俊六。里面有两个后来的首相（阿部信行，小矶国昭），四个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松井石根，小矶国昭，佃俊六）。

嗯？怎么没有东条英机，他不是统制派的大哥大吗？别急，东条那时还没有混出来呢。

1904年，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的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老冰见过几张搦政信画的素描，从并非职业画家的角度这一点出发，画得不错。

可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一根很可爱的小鸡鸡，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月一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这种混蛋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

但是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为什么？哪个小孩是谁？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9.18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而后来又自告奋勇当战犯美国人都不理的石原莞尔。

解释一下“十五年战争”这个名词。日本人是把上次的战争分为两场战争的，一场原来是叫做“大东亚圣战”，输了以后叫“大东亚战争”。再后来美国人不准那么叫，就跟着美国人一起在正式场合叫“太平洋战争”，但私下还是叫“大东亚战争”。那是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开始算的，也有人从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开始算，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另一场战争一般叫做“15年战争”，指的是从1931年9.18开始的侵华战争。老冰一直没有弄懂为什么中国人叫做“八年抗战”，怎么比日本人还少算了7年？那七年在干什么？如果没有“支那事变”（日本人对“7.7事变”的称呼），中国还会不会抗日？

其实石原莞尔的出名，还倒不是因为他策划了“9.18”，而是在“7.7”以后，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反对扩大战争，被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反驳说“我们就是学石原先辈的做法，有什么不对”，这才出了名。

但是在谈石原以前，还必须再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去看看发生过什么事。当时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铁山少佐（驻俄国武馆，陆大23期），小佃敏四郎少佐（驻瑞士武官，陆大23期），冈村宁次少佐（陆大25期），东条英机少佐（陆大27期）去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人全是陆士16期毕业的，就东条是17期的，调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去泡温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几位当时36，7岁的自命在未来10年到十五年内要掌握日本陆军的野心家们的感受相当深。一次大战和亿万和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都被使用，没有了前方和后方，没有了军人和平民，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词：“杀戮”。

日本没有参加一次大战的主战场作战，但是将来呢？日本应该怎么办？这四人中除永田铁山外全有留德经验，他们的结论是：只有照德国元帅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日志》，主要内容是：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社会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消除那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山县有朋经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这一批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

这个“巴登巴登密约”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宣言书。请注意一下，《冈村宁次日志》里没有提到天皇，这就是他们这些后来被称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区别。目的虽然都一样，但和“皇道派”是要通过“天皇亲政”来达成相比，“统制派”就是自己来干了。

但是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所以四人回国后又找了土肥原贤二（陆大24期，甲级战犯），河本大作（陆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甲级战犯）结成了一个“二叶会”，定期活动。受其影响1929年山下奉文（陆大28期，乙级战犯），铃木贞一（陆大29期，甲级战犯），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等人又结成了一个叫“一夕会”的组织，石原莞尔（陆大30期）就在这个组织里面，1930年桥本欣五郎（陆大32期，甲级战犯）还组织了一个“樱会”。

先说说这个桥本欣五郎。这是个有名的“陆军叛逆儿”，怎么有这个匪号呢？这位的业余爱好有点与众不同――是搞政变！他居然在一年里接连策划过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个是前文提过的1931年三月流产政变。事后什么处罚没有，就宇垣一成大将倒了楣，永远圆不了首相梦。桥本看出甜头来了，过了半年又从关东军那儿弄了钱来要搞政变，这次是要推荒木贞夫作首相，还是北一辉，大川周明这两个愤青作军师。桥本和这两位愤青天天下馆子大吃大喝，把政变经费全在料亭（高级馆子）给吃没了。钱吃没了，两位愤青也就变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结果又没弄成。这次总算是受了点处罚：禁闭25天。那位要问了，阴谋政变就只禁闭25天？嗯，你要知道那关禁闭的地方还更要昏过去呢：还是料亭。

吃饱喝足了，出来还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战役，当时是炮兵大佐的桥本欣五郎杀中国人杀红了眼，架起炮来打伤了英国军舰“帕特夫人号”，这才把他解除军职，转入了预备役。以后组织“大日本青年党”，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只不过是一个炮兵大佐，列为甲级战犯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党”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实理由不是那个，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国军舰，因为炮击中立国军舰的罪行撑死也就是个乙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一个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级，是由于得罪过老毛子。

桥本欣五郎从陆大毕业后是做的驻土耳其武官，因为这段经历，桥本信奉一种在日本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东西：凯末儿主义。斯大林对凯末儿主义本来就不感冒，更不要说桥本在土耳其时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苏俄的情报。关东军的对苏战略他在里面掺和了一大半，老毛子恨他不比恨搦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东京军事法庭上老毛子的检察官就咬着他不放，这么着，一个退役大佐和现役大将们站到一起当甲级战犯，也挺滑稽。

桥本是个异类还不仅于此，他身为陆大毕业却是“皇道派”，这也是不多的。怎么说呢？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 “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2.26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

但是“2.26事件”以后，天皇震怒，说“杀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债血还，把个为首的下级军官们连同摇鹅毛扇的愤青北一辉一刀全给宰了。觉得好像被天皇给卖了，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一致对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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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那“外”是哪儿？有一个口号叫“满洲生命线”。

“满洲生命线”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30几篇社论叫做《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是甚嚣尘上。

其实这个“满蒙生命线”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石原莞尔是陆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毕业的，够牛。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个“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应该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 “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在重视武器这点上石原和日本陆军不同，这也是石原最后被东条英机排斥的原因之一。当然就算是石原也没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石原人非常聪明。当时陆军大学校的功课是相当重的，学员开通宵做作业是常事。可石原永远好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喜欢听他侃大山，但是一听他侃大山，作业怎么办？但石原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以次席的成绩毕业。

石原还有一点邪门的，他出身于国粹世家，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嗯？哪位要有意见了，能用狂热来形容连生都不杀的佛教的吗？能，日本就有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叫日莲宗。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陆军奉为至宝。再经过传媒的宣传，成为了最锐利的口号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就都熄了火。

前面说过有一批关东军的参谋们正忙着为总理田中义一挖坟头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陆大12期）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还是支持张作霖继续统治满洲。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的斋藤恒（陆大19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只是一个抽鸦片的小流氓。那个小流氓忙搞女人都忙不过来了，他如果会去管正事的话那母猪都会上树了，还嗖嗖的呢。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也支持关东军以对抗陆军省和内阁。

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下命令的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具体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河本是“二叶会”的积极成员，他就没有想过对“二叶会”的狐群狗党们隐瞒这件事。再者河本也知道这毕竟是和政府在打擂台，会不会被认真追究他也没底，更要有人为他说话。所以事情发生以后荒木贞夫和“二叶会”的成员们都知道实情的真相。

田中义一当然也知道了。怎么说人家是首相，陆军还是他娘家呢。

所以在昭和天皇问起这件事的时候，田中义一就一五一十全跟天皇说了，挺得意地向天皇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把那河本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一转身，发现那保证兑不了现了。

田中一回来，政友会的中野正刚就在国会以此事攻击政府参与谋杀它国大元帅。田中刚刚想说明政府与此无关，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就跳了出来说没那事，那是诬蔑陆军，往陆军的脸上抹黑。田中这才知道他管不了这事了：河本的后台是关东军，不，是全体大日本帝国陆军。

这下田中抓了瞎。

田中一看风声不对，就又跑到宫里和天皇说：“查了，和陆军没有关系，确实是南方革命军干的”，这下把昭和天皇气得不行。天皇也有天皇的消息渠道，再者前几天你田中不刚刚来汇报了吗？一下子那他就给轰了出去。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后来败战时的首相）说田中说话前沿不搭后语，看到他就烦。铃木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就批发给了田中。

田中这一下可慌了。不管天皇的位置怎样，在当时一片“皇国论”的历史背景中，失去了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了蛋了。好说歹说，请铃木给美言几句，求天皇再给个机会，能让他把话给圆过去，但是给铃木一口拒绝了。这一下田中内阁只好在1929年7月2日辞职。田中义一本人也于9月29日去见了天照大神。

田中义一的死，一般说是挨了天皇训斥，连惊带吓病死的。但民间也有一种说法，说田中是死在小老婆肚子上的。老冰总觉得第一种说法可能性更大。第二种说法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为昭和天皇在开脱，其实是在主张天皇没干涉过政治的意思。

昭和天皇据说从这件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对国事发表过看法。因为内大臣木户幸一（后来的甲级战犯）警告过他，说这门“天皇功”你们家练了这么多辈了，不外法门就是装聋作哑，这现在老爷您可练得有点偏了，怎么把个当朝宰相给吓死了。从今往后，老爷您可得逼上您那嘴了。

昭和天皇呢，后来也确实没怎么多过嘴。就两次，一次是2.26事件时坚持要杀为首的叛逆，还有一次就是挨了原子弹以后，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两派又争执不下，最后来请“圣断”。昭和天皇选择了接受。

没多嘴是没多嘴，可也没有反对什么。说实话，天皇真要是反对，那谁也都玩不起来，所以战败以后，昭和天皇也是提心吊胆。昭和天皇倒也说不上是什么甲级战犯，但是真要是追究起战争责任起来，安个“不作为”的罪名，废了他，不让他们家接着练“天皇功”倒是完全可能。可麦克阿瑟不想废除天皇，蒋介石也不反对，加上东条英机和木户幸一（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帮着把罪名全接了下来，天皇也就平安无事了。

那边田中是死了，可河本们呢？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这件事到现在也是谜团深深。下命令的到底是不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主谋真的就仅仅是河本？还没有其他“二叶会”成员和参谋本部的人参加？荒木贞夫真的是事后才知道吗？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河本们准备怎么办？有没有增援力量？这些都不知道。东京军事法庭也就是把皇姑屯事件往河本身上一推了事，但是号称是“陆军第一支那通”的第十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中将（陆大29期）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的真相永远不可能印成铅字”！

这位佐佐木到一在“南京攻略”时是第十六师团步兵三十旅团少将旅团长，在他的《佐佐木少将私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资料。

其实日本陆军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谓满洲情结由来已久。早在1906年的“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当时的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就表示：“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儿玉源太郎的这句话，虽然被伊藤博文驳了回去，但意义是相当大的。它反映了日本陆军对满洲的固有看法，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日满一体论”的那种东西。日本陆军认为，使他们跻身于现代军队行列的日俄战争就是在满洲打的，所以满洲应该是“他们”的（是不是“日本”的倒还是其次）。从大正到昭和，日本陆军的政策像万花筒似的乱变，但唯一从来没有变过的的就是满洲政策。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则是为这种垂涎或者情节提供了理论根据。

所以后来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仅仅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现役。没一人受到军法审判。河本大作退出现役后，还是在满洲混。先任“满州铁道”理事，后任“满洲炭坑”理事，负责帮关东军的后辈参谋们挣钱。什么意思？石原们搞满洲事变的经费几乎都是河本给的。1942年以后受第一军（当时司令部在太原）参谋长花谷正（陆大34期）的邀请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一直到抗战结束。

这个花谷正也是关东军出身，皇姑屯事件两个月后赴关东军任少佐参谋。后来在石原莞尔手下混，参与柳条沟事件（9.18事变）。1955年曾经写过一篇《满洲事变是这样计划的》。9.18事变参与者自己写文章说明9.18事变，这是几乎唯一的一位，那篇文章里谈到了搞阴谋用的资金来源：“因为有河本前辈，用钱根本就不要考虑”。

抗战结束后河本没有回日本，而是继续在山西活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接受后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河本大作也不知是受蒋介石之邀还是受阎锡山之邀。反正就任了公司最高顾问。河本那个最高顾问可不白干，他帮阎锡山挽留了一半日本人雇员约1200人继续工作，待遇不变。一直到49年共产党来了才把他抓了起来，关在太原收容所。1953年8月25日在收容所病死，逃过了审判，当然就是审判肯定也是从宽处理。

但是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朝他们的期望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二流子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这下关东军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杀张作霖东北也不一定就到处挂“青天白日满地红”， 还不如不干。

但老冰说过那一拨是滚刀肉，不会轻易认输。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50万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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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 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再说几句这个根本博中佐吧。古宁头战役很多人都知道，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当时在金门岛上还有几位旧日本陆军军官，原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和吉川源三中佐（陆大49期军刀组，第六军参谋）等7人。后来不知怎么的这是给传媒捅了出来，这还了得！就忘了“十五年战争”，又去干涉中国事务了？在野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了质问，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11月25日还在国会专门为此事作过答辩。所以台湾有人把根本博称作古宁头的英雄，古宁头战役的结果，是正式把台湾和大陆分了开来。所以也可以说皇军参谋们也是造成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两件是搦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没有。

应该说是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睹，这也就是老冰坚持认为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只不过是一个抽鸦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变”是被不少人看作军事学上的奇迹的，就是那个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

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净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11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 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被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大帅，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的多了。

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那位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100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跑北京泡妞去了。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还记得那“巴登巴登的四人帮”吗？）到满洲视察时说：“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


什么炮？没有那日俄战争时打老毛子的28公分大炮那么大，24公分。但想来吓吓那二流子没问题，就这样就把两门24公分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动单起来就得几百个人伺候，整出了那么大动静，他张少帅愣就是不知道你还能怎么办。没准那位少帅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当回事，可能会想是不是日本朋友准备给他讨小老婆时放礼花助兴用的。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如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但是这位少帅还总算还没有彻底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三千七百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脸皮厚纪录了。

和河本大作当年时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会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十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五千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打好了。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老毛子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要拼命关东军也打他们不过，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叫“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9.18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老毛子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他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这位建川是个牛人，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中尉，一个人跑了300里地（1200公里）去侦察俄军，立下战功。后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2.26事件以后因为是“皇道派”而被转入预备役，出任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苏友好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他。败战时自杀，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级战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就两杯就醉了？那的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抗战时在重庆流传的一个幽默特别能够说明日军佐级参谋的这种特征。

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躲进防空壕的蒋介石对身边人说：“娘死匹的我也给她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

“那三个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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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陆大22期），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9.18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益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他娘的，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国民党的关系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看着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迷，因为森络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30个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5.15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5.15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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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满洲国”计划，在日本都有人反对，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说了。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去闹事去。坂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当时是驻上海公使馆武官）主谋挑起了“1.28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乘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

上海事变的执行犯川岛芳子战后给蒋介石枪毙了，但那个主谋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后来又策划过“内蒙独立”，想扶植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弄出第二个“满洲国”来。因此极为东条英机所重用，一直做到陆军省军务局少将局长。这么个经历，按说应该对东条英机感恩戴德，败战了就是不算战犯，起码也要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对不对？

可是这位脑子灵活，立即改换门庭，投靠麦克阿瑟，做盟军方证人。据说他在证人席上一出现，东条们几乎傻了。但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发现去控诉甲级战犯们的罪恶哟，他是琢磨透了麦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几个人上绞架。东条倒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一个人得上绞架的话那就是东条他了，用不着田中帮忙。

麦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武藤章将来会讲到，确实作为甲级战犯不冤枉，但是在只绞死六名军人，还得扣除一个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绞死五名发动那场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人的战争的军人甲级战犯的情况下，应不应该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虑了，没有田中的证词，估计不容易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么作证的呢，很简单，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间的争吵内容换换位就行了，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过也没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后，田中就疯了，天天说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么“满洲事变”的其他战犯们的下场又怎样了呢？

“9.18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

“满洲事变”成功，大家都加官进爵。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伺从武官长，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三宅光治后来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后来日本败战时为“满洲国协和会”（伪满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央本部部长，被老毛子抓到苏联去了，后死于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有名的监狱）。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决书吧，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绞他了。

“第1条，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共同策划（确保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支配）。

第27条，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中华民国的战争。

第29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

第31条，同上时间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

第32条，同上时间对荷兰王国的战争。

第35条，1938年夏季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张鼓峰事件）。

第36条，1939年夏季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诺门坎事件）。

第54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违反战争法规（残虐行为的授权和许可）。”

前面的条数，是那时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条目，看谁犯了哪一条，土肥源犯了八条，当在罪不容赦。

那么关键人物石原莞尔呢？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英雄到什么地步？说一件事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的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估计大家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小泽征尔的那个“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的大错没错吧？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在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够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2.26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这位永田铁山，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能和石原莞尔相提并论的一名牛人，是当时统制派的总扛把子的。据说永田比石原还要聪明，而且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挺欣赏石原，虽然在满蒙问题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张“逐次领有论”的。其实桥本欣五郎搞的流产政变“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计划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时被他忽悠了过去，他说他喜欢写小说（这倒是真事），那不是计划，那只是他写的小说。本来那个追查就是做做样子，反正只要你能编出说辞来，就从宽处理。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是倾向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老冰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吓出过一身冷汗，因为太现实，太可行了。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老毛子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真的石原的想法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95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老冰在研究这些资料时不止一次这样感叹过。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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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到参谋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对象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这位米内光政后来一直做到首相，日本战败后是仅有的一位安心在家，不必担心美军宪兵去请他喝茶的开战前后的首相，因为他真的为避免战争尽力了。说起这位米内大将也是一个牛人，日本军人都是剃个锃亮的秃子，这位则是一直是三七开的小分头，加上一个高个，特潇洒。哪位什么时候要是看到一张长发飘飘的日本海军军官照片，不用问就是米内光政了。哪个国家都一样，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土头土脑，要酷的多了。当时东京的欢乐街最受小姐们欢迎的就是米内光政，其次是山本五十六。据说米内死后，他儿子米内刚政最头疼的就是老有女人找上门来要钱，说是他的娘，爹死了不养娘还行？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也是娘家人冈田首相还生死不明在，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名其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就只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是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9.18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15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7.7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历史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停止得了吗？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起来，无论怎么说还是算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广田就任外相后，1935年1月22日在议会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不威胁，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议会答辩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内不会进行战争”，这是他一开始的“三不原则”。

2月26日，广田弘毅又对访日的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撤销不平等条约，甚至可以准备撤退驻华日军。5月份日本又在列强中首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驻华大使馆。

当时的列强驻华外交机关都是公使馆，表明他们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日本带头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即是只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举动吧。

广田的“温和派”举动，其实就只有这“大使馆升格”这一项。

但是军部，尤其是少壮派参谋们连这种举动也无法容忍。

野心和贪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在走向统一。

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基本上已经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上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在军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皮，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万福麟，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人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可以和中央来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了。

但日军参谋们总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各路地方军阀之间插个钉子，所以首先在华北就搞了两个协定，就是所谓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1935年的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仲属下的原东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看看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国之中的日本人》是怎么描写“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这件事的吧：

“美丽的古都北平优雅闲静的居仁堂何应钦公馆。有一天来了两个代表日本陆军的北京驻在武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这两个日本军人，把端上来的茶点拨到一边，“沙”的一声就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恶狠狠地瞪着何应钦高叫着要他同意协定。

重体面，尊礼仪的中国将军们这时候应该是这么痛苦啊。这是黄郛流着眼泪说的。”

所以在战后枪决战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报在第一版都是战犯下场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这次是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

需要指出，这两个“协定”都是没有成文文本的，仅仅是逼着中方给出同意日军要求的信件而已。

7．7卢沟桥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