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社会力量不可忽视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逾3500家

大玉儿

　　人民网北京10月31日专电 （贺娇）30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在京发布了《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1309家，学校环保社团1382家，草根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家，港澳台地区的环保民间组织约250家。

　　“NGO已经成为环保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将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企业之后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在加强公众参与，实行低碳经济方面，NGO肩负着宣传、教育、监督、建言四大责任。”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李恒远如是说。

　　报告显示，草根环保民间组织数量增长尤为明显，三年来增加了近300家，比2005年增长近一倍，北京、广东、湖北、云南、茜臧、新疆等地的草根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尤为迅速。58.6%的环保民间组织都参与了节能减排工作，包括研发、推广节能减排的环保产品、向公众开展宣传教育等；11%的环保民间组织参加了环境维权工作，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列举了近年来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指出环保民间组织的办公条件有所改善，55.2%的组织拥有了专用办公场所，比2005年增长了15.2%；26.0%的环保民间组织拥有了固定的资金来源，比2005年增长2.1%。与此同时，环保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筹款能力弱、人才短缺、组织能力不强等问题。

　　报告指出，2005年后，随着环保民间组织的壮大和发展，环保民间组织在影响政府环境政策、监督政府更好地履行环保职责、从事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有益补充。

　　《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继2005年后，再次针对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进行调研后撰写的报告。此次调研自2008年1月正式启动，历时8个月，主要采取问卷调查、专家咨询、座谈会等形式，对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动态、国际交流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调查。

　　

大玉儿

向大家报告一下下：塔林汗也作为环保NGO参加了本次年会。smile

最后的草原

转:  公众以什么样的方式监督政策
                                    ---冯永锋

来自印尼的“造纸大师”金光集团APP，是如此的阴险，他们在2007年曾经花巨资引诱、策动上海的一家国有研究所，“研究”出一项结论，说民间组织与社会动乱颇为关联，因此政府应当全力“扑杀”之。好在时代英明，社会开放，这份罗织、杜撰的报告出来后，没有能够如其所愿，不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环保组织，不仅没有因此报告的出炉而被关停和封杀，而且其发展势头更加的明朗：因为公众关注环境的主动权越来越清楚，其关注方法的多样性也越来越丰富。

所以，很简单，无论是中国的环境还是中国的社会，都需要民间环保组织。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的民间环保组织的水平与能力，直接就可以用来给这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水平和能力进行判分。

从成立理论上说，政府本来是最大的公益组织，自然，也就是最大的环保组织。按照正常的理想，政府所出台的一切政策，都是有利于环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否则，就有失政府的尊严，就容易让公众失望，招致社会机体的紊乱。但社会的共识并非与生俱来，社会共识本身也在不停地改良和创新，过去的英雄行为在今后很可能因为价值的重新定义而有所贬值；今天的伟大成就，也许在明天看来就是“伟大的伤害”；明里的荣誉，在暗地里可能早被评价为耻辱。

因此，任何事关公共的决策，实际上都会遭受社会的评议，而社会的评议能力，来自于社会的自学习能力；社会“自学习”需要相关的专业引导，而民间环保组织，往往就起到这种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引导作用。

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存在价值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具备相对正确的知识，二是其开展工作的方法和过程往往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由于具备相对正确的知识，那么其知识体系和价值理想被社会模仿、借鉴的可能性就很大；由于其开展工作的方法对“社会生态”的持续繁荣有益，因此其工作岗位必然为社会所追求和热爱。

随着社会日益走向开放和民主，社会决策方式正在日益多元化。在这种多元化的进程中，政府所出台的一切决策都会得到社会共识的“集体协作”，这种协作正在日益以形式化、程序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公众听证会、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社会影响评价、环保法庭等是让正在打通的协作通道更加宽敞和稳固的最好基石。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内心都渴望社会的文明与开化。而环保组织最大的愿望就是给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可持续方法，探索各种让人类生存得“稍微美好些”的社会生态。对于企业来说，把企业的环境信息开放给公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免费获取公众智慧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企业的助益是最大的，因为作为一种相对来说迷恋自私的团体，其决策过程容易昏乱，其行为方式容易非正派化，很顺溜地，其结果的健康度就会受到影响，其可持续性和美好性就会被严重降低，而这，显然不是企业主们所真正追求的。

政府决策出台之前，提前开放给公众，其实也是“免费获取”公众智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对政府本身的能力建设有益，对社会善治也有极大的帮助。而政府决策的后果，允许公众来广泛地监督和研讨，对其他决策的出台显然也会有益。

中国是一个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所谓的封闭，不仅体现在政府体系、企业体系、学院体系领域，不仅仅在权力共同体、知识共同体、财富共同体等机体身上，而体现在每一个社会细胞身上。开放的过程冲击的是每一个人，一个好的社会，天生具备一种激发美好的本领，它能让每粒细胞都发挥自己身上的有益成分，而主动降解身上的有害成分；它能让每粒细胞都过上相对美好的生活，而减少其邪恶发作的机会。这个过程，需要机体基因自主内生的调适，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激励——最好的或者说唯一的方式，就是开放。

开放的过程绝对不会恩赐和施舍，恰恰相反，公众完全可以不参与任何的公共事业，只需要对负责公共事业的实施体进行问责即可。对于社会来说，如果用企业的形态来模拟，那么股东、董事会都是由公众共同组成，执行层面的机构，不过是总经理、营销总监、财务总监、车间主任之类的随时可替换的职位而已。公众把社会委托给政府来运行，运行的绩效，公众自然会进行评判。一旦绩效不佳，公众很自然会主张其与生俱来的那些权利。如果一个社会的公众都是沉默不语，那么，其身体内潜藏的能量会以何种方式发作，谁也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淤滞与累积，对社会的机体制造危害的同时，高度浪费了“社会资源”。一个流畅的社会，不仅是自然资源得到极好的保护和利用，同时，社会资源也得到极好的调配与导流。

因此，公众提前参与各种决策的论证与研究，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显摆自己的权利，更多的是为了让社会之水流动得更加的欢畅，让社会的激流变得更加的富有生机。

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正在“区域公益”化，或者这么说，对于中国来说，至少每个县都在生长出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民间环保组织。“环保组织就地化”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激发本地的公众高度关注本地的环境，包括环境本底的记忆，也包括环境变化的任何蛛丝马迹的跟踪，包括污染的调查，也包括自然生态的分析。这样，当地环境变化和环境决策的一切前因后果都会因为当地公众的高度关注，大量的决策会因此而变得透明和可行，变得有益和令人愉悦。

其实如果我们稍作观察就可知晓，一项决策之所以有可能是有害的，往往就是因为这项决策的“专制性和封闭性”太强，而一项决策之所以可能是富有环境亲和力、并让公众喜悦的，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决策的开放度和民主度高。同样，一项决策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之所以会很快得出“研究成果”，光靠几位专家去主持研究是不够的，只有当公众全力参与这些行政决策、企业决策、家庭决策、个人决策的全方位评估，并给出实时的数据时，一项决策的可靠性才会经得起考验。因此，环保组织必须在聚拢公众能力共同关注本地环境，为当地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行动支持方面，有所作为。同样，政府应当看到环保组织对生态文明的促进作用，采用多种方式，积极激发环保组织的生成与壮大。

lit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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