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秘史》成书、传播、以及哈萨克译文版对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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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拜尔·米吉提
一、关于《蒙古秘史》翻译背景
《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在《元史》中由蒙古语音译名为《脱卜赤颜》1、《脱必赤颜》2或《蒙古脱不赤颜》3，汉译名为《国史》4。当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由该国的哈萨克人译为哈萨克文刊布，但被学界认为该译本与原著游离之处颇多5，仅可视作关于蒙古历史传说译文集而已；1992年，国内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哈萨克文译本，译者为乌力奘·托列巴特、穆尔卡玛勒·贾列力汗、阿布德热西提·托依勒拜，似是根据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译出；1998年，哈萨克斯坦国知识出版社出版《黄金史》译本，译者为蒙古国哈萨克族学者阿拜·毛卡拉，自罗卜桑丹津本译出。这些译本各有千秋，对于哈萨克语读者初步了解《蒙古秘史》，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无庸讳言，也带着各自无法弥补的缺憾，使人们了解历史的视线变得有些模糊不清。这也是翻译作品往往无法摆脱的局限。历来只有不朽的原著，而无不朽的译著。本文试图从《蒙古秘史》的产生、传播、价值及影响，对哈译本所存缺憾原因作以初探。 二、关于《蒙古秘史》的成书经过
1、畏兀儿书记官——必阇赤们的贡献
《蒙古秘史》是一部关于蒙古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文化著作，翔实记录了成吉思汗家族、蒙古民族的崛起、及至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内容甚至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以及有关北方草原民族的大量史料、传说、故事、风俗、习惯、词汇、谚语、歌谣等等，也是一部大量采用散文体和韵文体（诗体）语言叙述的古典文学名著。
对于《蒙古秘史》成书年代，学界多有不同解释，主要根据第282节“鼠儿年七月”“写毕”的尾跋内容，推定以突厥历法十二属相中轮回起点“鼠儿年”对应的公历年份，有1228年戊子年说、1240年庚子年说，1252年壬子年说和1264年甲子说等。目前，国内学界比较倾向认定余大钧先生的“1252年壬子鼠年”说6。
《蒙古秘史》是由畏兀儿必阇赤(书记官)们，用畏兀儿文记载蒙古语叙述，由此成书的。应当说，这是没有留下姓氏的畏兀儿必阇赤(书记官)们对历史的贡献。当然，也由此留下了无数的历史谜团。尤其是，在《蒙古秘史》的语言、语音、词汇等方面，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崛起于朔漠之时，蒙古民族尚没有文字。是在西征乃蛮太阳汗之际，俘获怀印逃去的乃蛮大臣——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成吉思汗问“是印何用”7，方得知“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8从此开始“凡有制旨，始用印章，”9并命塔塔统阿居其左右，仍掌管印章。“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10
显然，从十三世纪初，蒙古民族才开始借助畏兀儿文书写蒙古语的历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字并没有在蒙古族百姓中普及开来，只是在“太子诸王”这个狭小的高端层面上学习掌握。因此，大量的朝廷文书工作，均由出身畏兀儿或其他来自西域部族掌握畏兀儿文的必阇赤(书记官)们担当起来。
直到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尊吐蕃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命制蒙古新字。”11至元六年（1269年），为了推行八思巴蒙古文，诏颁天下：“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12 而现行蒙古文，要到晚期才形成和流行于民间。1648年，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札木苏）在畏兀儿式蒙古文基础上创造了适合卫拉特方言的托忒文，差不多与此同时，通行于其他地区的畏兀儿式蒙古文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近代蒙古文13。 《蒙古秘史》以畏兀儿文成书以后，蒙元时被秘藏内廷，不准传于外人14。
《蒙古秘史》畏兀儿文版未能传至后世，有一点恐怕不能忽略，那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改用新蒙文，从而未及广布民间，广为流传。
2、元时就有译本和续本
《元史·察罕传》载，察罕晚年译出《贞观政要》献于元仁宗，“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又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 这位祖籍板勒纥城的西域人后裔察罕，“通诸国字书，”15经他受命译出的《脱必赤颜》，被钦命为《圣武开天纪》，却未能传于后世。 而《元史·马祖常传》记载：“奸臣铁木迭儿为丞相，威权自恣。祖常知其盗观《国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罢之。”足见当时限定阅览《蒙古秘史》戒律之严。 此后的文宗时期，他虽在位时间不长，却格外重视撰修国史，几次传旨下诏，要虞集等“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经世大典》，”16“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17却遭到翰林院大臣反对：“《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18 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文宗“以修《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专命奎章阁阿邻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国言所纪典章为汉语，”19“诏世延与虞集等纂修《皇朝经世大典》”20。而燕铁木儿如国史例监修21。 至顺二年（1331年）四月，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文宗诏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22对于这种公然抗旨者，文宗也只好从之。 《元史·吕思诚传》称：“文宗在奎章阁，有旨取《国史》阅之，左右舁匮以往，院长贰无敢言。思诚在末僚，独跪阁下争曰：‘《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事遂寝。” 《元史·虞集传》作了另一种叙述：“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俄世延归，集专领其事，再阅岁，书乃成，凡八百帙。” 同是《虞集传》，记述了文宗传旨续写《脱卜赤颜》的史实。“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即前忽都鲁都儿迷失）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
《元史·文宗纪（五）》有另一则记载：“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不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
无论阿邻帖木儿和忽都鲁笃弥实续写的《脱卜赤颜》，抑或朵来续为《蒙古脱不赤颜》一书，显然未能在汉文献中传于后世。 而翰林学士押不花、塔失海牙等不惜以抗旨之大不韪，不肯出示的《脱卜赤颜》，王国维认为，正是“今之《元朝秘史》也”23。 3、与《圣武亲征录》比较
《圣武亲征录》又名《圣武亲征记》。是关于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史籍。学界一般认为成书于至元年间，作者佚名。不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有些研究者认为，《圣武亲征录》可能是王鹗等人撰修的。细读《元史》不难发现，这种推论不无根由。“庚申（1260年），世祖即位，建元中统，首授翰林学士承旨，”24登基伊始的元世祖忽必烈，传旨年已古稀的翰林学士王鹗兼修《国史》25。其实，早在“甲辰（1244年）冬，世祖在藩邸，访求遗逸之士，遣使聘鹗。”26于是，“王鹗侍世祖于潜邸，”27“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28“制诰典章，皆所裁定。”29这位早年的金朝翰林应奉，深得忽必烈赏识。中统三年（1262年）八月，忽必烈“敕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鹗等乞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30中统四年（1263年）四月，“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31此时，王鹗已是七十三岁，可谓年迈。他上奏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32 《圣武亲征录》记载成吉思汗从“右手握凝血”降生到戎马倥偬一生征伐的主要事迹，关于铁木真祖上，仅叙及也速该；止于辛丑（1241年）冬十一月初八日，窝阔台汗五十六岁时在月忒哥忽兰之地驾崩，在位十三年之事。
《圣武亲征录》与《蒙古秘史》相比，各有异同，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常有详略之别。但是，《圣武亲征录》的叙述风格，却不同于《蒙古秘史》间或用散文体、诗体语言叙述，时常采用谚语、比喻、传说等等，带有浓郁的文学描述色彩，而是沿袭中国正史传统，叙述简练，时间、地名、人物、事件记载明确。唯采用纪年叙述自壬戍年（1202）始，而《蒙古秘史》第141节自鸡年（1201年）开始纪年叙述。应当说，研究这一时期蒙古历史和其他北方草原民族历史，需要对照这两部书。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成书于《蒙古秘史》之后的《圣武亲征录》，更似是对前者删繁就简的译写本。而后者不同之处，当是在“延访太祖事迹”之后补进的。
另外，《元史·太祖本纪》出自《元太祖实录》，与《圣武亲征录》多有共同之处，由此可知《元太祖实录》当是出自《圣武亲征录》，并增添修改而成。
《圣武亲征录》现存版本中，元人陶宗仪的《说郛》本是最早的，上世纪初的王国维校注本被学界推认质量较好。不过，王国维认为，察罕所译《圣武开天纪》，“即今之元《圣武亲征录》。”33有一点倒是被海宁34王静安先生所忽略，《圣武亲征录》开篇便与《蒙古秘史》第59节的内容相对应，如果是译著，且译者为西域后人察罕，他对于《蒙古秘史》的那种叙述风格当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不至于遗弃前58节那些精彩叙述。而作为儒士，在王鹗等人看来，《蒙古秘史》前58节中的诸多叙述显然与儒家学说相悖，有失“君威”，由是欣然舍弃，似合乎情理。
4、《史集》的印证
十四世纪波斯史学家拉施特所著《史集》，国人虽通过冯承均先生早年所译《多桑蒙古史》有所接触，但由俄译本转译的汉译全本，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版，至八十年代中后期方予出齐。
《史集》汉译者序称，拉施特在撰写这部宏篇巨著时，“利用了当时已有的波斯、阿拉伯文著作如十一世纪可失哈儿（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马合木）写的著作、十三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写的《世界征服者史》、十三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宾·阿昔儿写的《全史》等，还利用了秘藏于伊利汗宫廷金匮中的《阿勒坛·帖卜迭儿（金册）》等宫廷档案资料。”35
拉施特本人则称，“根据收藏在[汗的]金匮中的史册各篇中的内容及阅历丰富的老年人的谈话”36和“诚实可靠的讲述历史的突厥讲述者”37所传，而写成的。
经比较，《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一编十纪即“朵奔伯颜与阿阑豁阿纪”、“阿阑豁阿与其三子纪”、“阿阑豁阿的儿子孛端察儿合罕纪”、“孛端察儿的儿子土敦篾年纪”、“土敦篾年的儿子伯升豁儿纪”、“伯升豁儿的儿子屯必乃汗纪”、“屯必乃汗的儿子合不勒汗纪”、“合不勒汗的儿子把儿坛把阿秃儿纪”、“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儿子也速该把阿秃儿纪”38，及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成吉思汗纪”、“窝阔台合罕纪”39等，与现282节本《蒙古秘史》基本相同。如前所述，《圣武亲征录》关于成吉思汗祖上，仅叙及也速该，所以，《史集》所用史料，当与《圣武亲征录》无涉。而《史集》所涉及的有关蒙元朝廷的史料，也远远超出《蒙古秘史》的内容，当是后来的续写本，即《阿勒坛·帖卜迭儿（金册）》。
有趣的是，《史集》将蒙古人和突厥人的鼻祖归为一人，即雅弗，由先知诺亚派往东方。“所有的蒙古人、突厥诸部落和一切游牧人[直译作：草原居民]均出自他的氏族。”40这一点倒与后来的罗卜桑丹津《黄金史》中蒙古族族源印、藏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在中世纪以前，不同宗教背景的历史作家，总是要将自己的宗教立场灌输于其著作始终的。对此，应引起今人足够的重视，以免在研究中步入歧途。
《史集》对于研究哈萨克族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除了它所记载的丰富的史料，关于历史人名、地名、部族名，基本可以还原为突厥——蒙古语，尤其对于研究古代的哈萨克族部落名、人名、以及哈萨克语地名，有极大的便利。而不像汉语，很难根据所用音译字音，对位还原，除非根据充足可靠的史料意译。当然，要十分注意《史集》在记述部族名、人名、地名时名词尾音波斯语化问题。
5、《红史》、《青史》的记载
《红史》作者蔡巴司徒·贡嘎多吉（1309——1364年），又名司徒格微洛追，1324年（泰定元年）进见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受到赏赐并诏封为蔡巴万户。著述《红史》始于1346年，成书于1363年。该书多处提及成吉思汗及其攻略业绩，其中第八章为“蒙古（元朝）简述”专章，蒙古王统由孛儿帖赤那开始，在述及元成宗铁穆耳时，作者坦陈“以上是从《脱卜赤颜》一书中摘要抄录。”41可见蔡巴万户在赴朝廷受封时，从朝廷获得《脱卜赤颜》一书带回藏区的。自从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以来，又有其弟亦怜真以及胆巴（又名功嘉葛剌思）、答儿麻八剌剌吉塔、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相家班、相儿加思巴、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和旺出儿监藏等藏族高僧先后被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曲律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剌、元泰定帝也孙铁穆耳封为国师。而且元朝朝廷信奉佛教，所以蔡巴万户可以从朝廷获得《脱卜赤颜》。而这又发生在押不花、塔失海牙等人称：“《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之前。显然，文宗时期，君臣关系之微妙可由此略窥一斑。《红史》证明，在传于现今的《蒙古秘史》之外，还有续写本《脱卜赤颜》，蔡巴万户摘要抄录的正是续写本。也许，这正是阿邻帖木儿和忽都鲁笃弥实续写的《脱卜赤颜》。有趣的是，《红史》并没有蒙古族族源印、藏说痕迹，足见蔡巴万户这位藏族史家对于历史文献的忠实。
十四世纪的另一位藏族史学家廓诺·迅鲁伯所著《青史》和巴俄·祖拉陈瓦所著《贤者喜宴》，也叙及了蒙古王统及成吉思汗家世、后裔事迹，有学者认为是由《红史》收录的42。从两部著作成书时间来看，似需进一步考证。
6、罗布桑丹津与《黄金史》
《黄金史》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一同视为蒙古文“三大历史著作”，引起学界广泛重视。《黄金史》分有两种版本，第一种为《诸汗源流黄金史纲》，简称《黄金史纲》，俗名《小黄金史》，作者佚名。据学者认定约成书于17世纪10至30年代。不分卷，译成汉文为两万余字，是喇嘛教盛行于蒙古地区之后产生的著作。它以佛教学说阐述宇宙的形成、人类的出现、以及印度、茜臧王统脉络与蒙古历史的“关联”。记述了成吉思汗的事迹和传说，以及从窝阔台、忽必烈到元朝末代皇帝妥欢帖睦尔的世系，妥欢帖睦尔的失国、北走，直至林丹汗即位约270年的历史，某些记载可以补正汉文史籍关于蒙古历史的不足与讹误。《小黄金史》有朱风、贾敬颜的汉译本《汉译蒙古黄金史纲》。译者认为“作者从宗教的立场出发，荒诞地将蒙古族源同印度、吐蕃联结起来，盖自帕思巴（八思巴）《彰所知论》以降，蒙古编年史书中主张蒙古源出印藏之说，乃以本书为始。”43
第二种为《综述古代诸汗源起自印度茜臧迄于蒙古初代圣成吉思汗其孙忽必烈薛禅汗支脉达延汗以至林丹呼图克图黄金史纲》。俗称《大黄金史》，作者罗卜桑丹津，故又称《罗卜桑丹津黄金史》。阿拜·毛卡拉的哈萨克文译本，正是《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约成书于1643年后，也有人认为成书于1628至1634年间或1649至1736年间。同样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也是蒙古族源王统印、藏源流说，其内容采自佛教的创世纪、《印藏王统史》等书。但较《小黄金史》内容完备。不过此书“最初的写本已不可复见。”44192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首任院长札木扬从民间获得手抄本，1937年在乌兰巴托出版，题名《黄金史》。该手抄本“辗转南北，经过许多人的传写，摹写中的疏误，后人的修饰、窜改、加上错字错句，遗漏行段，不知有多少错误。”45“书中有历史也有文学，有真人真事的记录，也有完全虚构的创作。”46 1979年，札奇斯钦的汉译本《蒙古黄金史译注》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80年和198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由留金锁、乔吉校注的蒙文版《黄金史》。1993年8月，内蒙古蒙古学出版社推出了色道尔吉汉译本《蒙古黄金史》，汉译文共分二十四章一百九十一节。学者认为“它又从蒙古传说的始祖孛儿帖·赤那以后，有234节与《蒙古秘史》相同而结构有异，以下又与《小黄金史》相同。”47
以札奇斯钦所译《蒙古黄金史译注》与《蒙古秘史》比较，其十六章之中，仅有二、三、四章与《蒙古秘史》相同；但是，这三章的内容计260页，占全书322页的五分之四以上。据田清波（比利时神父：A.Mostaert）氏统计，《蒙古秘史》全书282节中，《黄金史》所转录的内容计：第1至第38节、第40至第176节、第208节至254节、第256节至264节、第266节至268节；所脱落的是：第39节、第177至207节、第255节、第265节、第267节、第269至282节。合计《黄金史》辑录《蒙古秘史》内容为233节，缺失49节。在所辑录的233节中，差不多都与《蒙古秘史》原文吻合，只有数节是经过修正的；同时在若干节中，也有不少录自其它史料的文字掺加进去。田清波氏也曾将《蒙古秘史》各节见于《黄金史》部分，按其页数列成一表48。由该表看，《蒙古秘史》的大部分内容，均可在《黄金史》中看到。不过，《黄金史》中所脱落的部分，正是《蒙古秘史》中最精彩的部分。例如，从177节至207节，这31节的脱落，正是把成吉思汗征服客列亦惕和乃蛮，以及即可汗大位，封立95千户等极为重要的纪事遗弃了。这也就是把《蒙古秘史》卷六的大部分、卷七的全卷、卷八的大部都丢失了。
对于罗卜桑丹津剔除《蒙古秘史》49节内容，蒙古族学者甄金在他《蒙古秘史学概论》一书中有精辟见地。“纵观《黄金史》全书，应该看到罗卜桑丹津不仅仅是个虔诚的喇嘛教的信徒；同时还应看到他的另一个侧面，即是一位忠实、地道的蒙古本位主义者。”49对于《蒙古秘史》有关章节，“即为罗卜桑丹津氏有意删除。”50可见罗卜桑丹津氏留下了又一道迷雾。
三、关于《蒙古秘史》的传播经过
1、国内传承的三种基本版本
沿传于今的《蒙古秘史》，是经过编纂《永乐大典》的明朝史家筛选，题名《元朝秘史》，作为蒙古语汉语对照本收进该《大典》的。这是一本由明朝四夷馆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的奇书，不仅逐词傍注汉译，音译择字自成一体，“以六百年前河北地域的汉字方音，译写《蒙古秘史》原文（当时尚存）的古蒙古语音而成”51，“创制了一套严整的符号体系”52。明初刻本分正集十卷和续二卷，《永乐大典》收录本为十五卷。先由清人鲍廷博自《永乐大典》抄出，后为韩泰华所收藏。该本有嘉定年间钱大昕所作‘跋’，故一般称‘钱本’《元朝秘史》。十二卷本有顾广圻本和叶德辉本两种。顾广圻本是顾氏于嘉庆年间，以张祥云所藏旧抄本《元朝秘史》为底本，参照当时流行的其它抄本进行校勘，后归盛昱所有，嗣藏于上海涵芬楼，1936年复纳入《四部丛刊》续编影出的《元朝秘史》。叶德辉本是文廷工在光绪年间，从盛氏所藏顾校本抄出，后归叶德辉所有并于1908年由观古堂刻印的《元朝秘史》。53
后来，西方学者从学术研究方便起见，在原有分卷分段基础上，对《元朝秘史》做了“学术分节”，共282节，被学界按节编序沿用至今。
清朝以来，国内史学界对明初《元朝秘史》本的‘总译’，进行了多次注释或考证工作。由于‘总译’是根据汉字标音古蒙语原文大意简译，学界认为译文中有不少错讹之处。他们的研究虽有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所使用和依据的资料不无局限，引发新的错误已势所难免，更没有人从突厥语——畏兀儿、哈萨克语与古蒙古语比较角度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空白与缺憾。
第一部蒙文转写的《蒙古秘史》，直到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内蒙古出版。有关学者认为其所依据的原典，不外乎是顾广圻本和叶德辉本中的某一版本。在转写的蒙文《秘史》中，大量地反映了原版本的错讹。再加上转写者的武断臆测和肆意篡改，自然就削弱了它的科学价值。54
2、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本
当年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的两位蒙古族专家额尔登泰、乌云达赉共同研究《蒙古秘史》，成果显著。他们是从1962年开始研究工作的，中间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岁月刚刚结束，1980年9月便推出《〈蒙古秘史〉勘校本》，此前同年2月他们与阿萨拉图三人合出《〈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对于《蒙古秘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从《蒙古秘史》的语音学、形态学、突厥语词汇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试图还原为蒙古语读音过程中，发现“《蒙古秘史》语言，在语音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在词首元音上出现摩擦音h。”55并进一步指出，“这种语音，在蒙古语各方言、土语中早已消失。”56其实，这正是畏兀儿书记官们留下的历史印记。他们进而发现，在把《蒙古秘史》的语言根据汉文标音还原为现代蒙语时，存在一系列辅音、词形、词义方面的差异。他们把这种差异归于“古体蒙文”书面语言与口语间的差异。并指出动词后加成分“中忽讷”及“古讷” 57，在近现代蒙古语书面语言和口语中均已消失，方位副词的后缀和现代语的后缀也不一致。在探讨《蒙古秘史》语音出现书面语言和口语不一致的现象时，他们认为有两种原因：其一“创制文字之后，口语发生变化；”58其二“创制文字的部落或部族的方言同其他方言不一致的结果。”59
不过，他们确认在《蒙古秘史》中遇见很多突厥语词汇，并分出有八类突厥语词汇。60当然，关于突厥语词义解释主要依据的是拉德洛甫的《试用突厥语方言词典》，有些词语解释不免过于牵强。个别之处甚而出现误读。比如关于《蒙古秘史》第159节（在第163节还将出现）记述的乃蛮战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的人名之义，“可克薛兀”被误读为蒙古语，并解释为“犹言容易激动。”61拉施特对此有过明确解释“‘可克薛兀’意为由于咳嗽与胸疾说话嘶哑的人。”62对于“撒卜剌黑”，拉施特解释为地名。他说“人们按这个地名来称呼他。”63显然，以祖籍或常驻地地名冠名称呼这一点符合突厥部族的习俗，在中世纪盛行（比如马赫默德·喀什噶里），迄今仍有沿用。作为现今哈萨克民族重要部落的乃曼（乃蛮）人完全符合这一文化特性。何况kөksao一词在哈萨克语中迄今沿用，词义与拉施特氏的解释完全吻合。“撒卜剌黑”亦非“突厥语”“轻率、轻佻”之意，哈萨克语地名中，从未有“轻率、轻佻”这样的地名。当是Sarbulakh或Sarburkha意为“黄水泉”或“黄土塬”。对于两者之间，须进一步考订方能取其一（不过，愚以为Sarbulakh即“黄水泉”更妥帖些）。
他们得出蒙古文字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的推论，认为“《蒙古秘史》的编写时代，蒙文已进入了它单独发展的阶段，”64即“古体蒙文”时代。“古体蒙文是以创制这文字的部落或部族的活的语言为标准或依据的；不能设想古体蒙文是摹拟某种文字而创制的。”65
于是，在作《蒙古秘史》勘校工作中，两位学者得出结论，“不论是哪一种版本《秘史》，都有相当严重的错讹。”66根据他们的初步统计，“十五卷本约有三千二百多字的错讹；顾本则有一千二百多字的错误；叶本因出自顾本，顾本误者叶本无不误，而又增多了三十字以上的讹误。因此，三个版本中讹误较少的是顾广圻本。”67并归结为：脱落、错字、错断和误连、错缀、衍文和颠倒等六种错误。“其中以音节起首辅音字(‘舌’音符和‘中’音符)和音节末尾辅音字(如：克、黑、勒、惕、木、室…等)的脱落或误植为最多，就讹误较少的顾本，也有八百五十余字的脱落。除上述两种辅音以外整个音节的讹误，以字形相近之误居多，顾本计有三百八十多的错字和八十多字的衍文。错断、误连、错缀的现象，亦复不少，上下颠倒的为数最少。叶、钱两个版本还有错简，顾本则无。”68
于是“以三种版本中错讹较少的《四部丛刊》中的顾广圻本为底本，以‘钱本’和‘叶本’为参考进行校勘。”69不过，校勘本由于比较倾向于将《蒙古秘史》畏兀儿文记述蒙古化复原，“如本校和对校都无法解决时，则广泛利用有关古文献和社会调查资料，并根据蒙古语言的规律进行勘误。”70有些点校之处尚值得商榷。
3、20世纪以来的几种汉译文版本
札奇斯金译注本。札奇斯钦的导师姚从吾，是中国现代辽宋金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与札奇斯钦合撰《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并完成《蒙古秘史》第一部汉译全译本。随后，1979年，札奇斯钦本人在台湾汉译出版了《蒙古秘史新译并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是一本迄今为止质量较高的译本。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本。为十二卷本译本，不分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为准文言体译文。各卷皆分段有注，道润梯步更多关注的是从现今蒙古语词义学角度，解决释义与释疑问题。
巴雅尔译本与亦邻真译本。巴雅尔译本1980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元朝秘史》汉字原文音写、旁译、总译，国际音标注音，传统蒙文音写，传统蒙文意写，以及《注音字典》。该字典还标明“今音”、“古音”、《秘史》音，其“古音”部分按《广韵》、《集韵》、《平原音韵》、《蒙古字韵》等分别抄出。亦邻真本1987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以畏兀儿体蒙古文复原。在国内属首开此先河。
余大钧译注本。为十二卷本译本，分282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为当今白话文译文。余大钧译本可以说集近年来学界研究《蒙古秘史》的各项成果，注释详实，关注的视角是多方面的。解决的问题较多。但是，由于余大钧先生受自身语言条件限制，有的注释不免存有讹误。如该书第239节注11，将“阿勒迪额儿”注释为“《亲征录》、《元史·太祖纪》作阿里替也儿。突厥语‘八地’。”此注谬矣。“阿勒迪额儿”或“阿里替也儿”，突厥语义当是“六地”。这个地名词组可分解为一个数词“阿勒迪”或“阿里替”，意为“六”；一个指示代词“额儿”或“也儿”，意为“地”，合称“六地”。由于近年来出版界出版图书校对不严，形成无错不成书之势，先生的书也未能幸免，阅读时要细心甄别。但这并不影响译本的整体价值。当然，个别译文措辞过于现代，比如第208节，述及成吉思汗要把亦巴合·别吉赐予主儿扯歹时，引用成吉思汗原话，译文为“不是嫌你的性行，不是你容貌不美。朕把怀抱中的妃子你赐给主儿扯歹，是从大道理方面考虑。”此处“是从大道理方面考虑”用语过于现代，影响原著本义。
4、国外的译本
国外《蒙古秘史》研究工作，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已有日文、俄文、德文、匈牙利文、英文、法文、斯拉夫体新蒙文、土耳其文、捷克文、斯拉夫体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日本、法国、德国、前苏联、匈牙利等国还出版过拉丁字母音写复原本。许多国家都有研究《蒙古秘史》的学者，各国学者从史学、语言学、文学、军事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蒙古秘史》，出版发表许多论著。
与此同时，《圣武亲征录》也被译为一系列外文。日本人那珂通世有增注本。法国伯希和的法文译注本虽然仅完成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但被认为其学术水平很高，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整理出版。
当然，中外史界虽对《蒙古秘史》给予关注，但褒贬不一。《蒙古秘史》中有些时间和事件与其它史籍记载存在有所出入之处，而且叙述一些历史事件往往采用文学描述手法，甚至是诗体语言，使其史料的严肃性有所减色和令人质疑。有的日本学人干脆称之为是一部“伪造历史的小说”71。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
即便如此，瑕不掩瑜，对于《蒙古秘史》的研究已发展为一门单独的国际性“蒙古秘史学”。日本学者原山煌甚至专门编选出《〈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收录了中国及世界各国研究《蒙古秘史》的论著篇目。随着国内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除了日臻完善传统的对于蒙古民族历史、语言、文字、文化、宗教、民俗、生产、生活、军事、战争等诸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外，对于蒙元时期活跃于北方草原文化带各民族断代史研究，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未完待续）
中文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6）01-0010-07
原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1、2期
《新疆社会科学》哈文版2005/4期、2006/1期 | 
发表于 2011-1-7 22: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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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8 12:5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