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上) 21章版

守护者

二十一（26）从列宁到斯大林

“如果一艘军舰要由地中海驶向黑海，它必须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不管莫斯科的政府是沙皇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维辛斯基对苏联要求达达尼尔海峡通行权的解释

1928年10月，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斯大林的坚持，五年计划采用了指标最高的一套方案。许多人指责这一指标不切实际，认为高指标反而会降低最终的工业成就甚至可能破坏整个工业        计划。抛开那些因新制度的怪异而产生的本能抵制心理，这些批评者的理由确实很充分，但他们和斯大林都没有预料到一年后的大萧条。

1929年，需求不足把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逼上了绝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企业都迫切需要订单。无论订单内容是什么、来自何方，在大萧条的年代它都意味着预期利润和救命的现金流。在理论上说，苏联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但在英美互为假想敌，德法继续互相仇恨的30年代，针对苏联这个贫弱共产主义国家的任何禁运协议都难得落实。所以苏联几乎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它想买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工业设备、技术支援还是成套的技术班子。1929～1930年，苏联购买了70％的英国外销设备，到1932年购买了90％；世界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完全是在美国工程师指导下修建的，巴拿马运河的建设顾问到苏联为中亚干旱地带设计运河。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全套设备在美国制造安装后，整体拆运到苏联，德国为另一个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提供技术支持，还与苏联合作研制坦克，日后成为两国劲敌的红色装甲洪流即从此而起。当苏联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提供更多订单的时候，那些未在大萧条中破产的大银行主动提供贷款和信用证。在现金紧缺的年头，因为苏联可以用政府信用和稳定的增长做担保，西方银行宁愿投资苏联工业，也不为本国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虽然30年代的经济发展机会并不是苏联独有——苦于大萧条的西方资本急于谋取利润并规避风险，并不介意合作者是谁。但在当时，只有苏联同时占有三个有利条件——足以保卫自己的军事力量、统一而有活力的政权和不以短期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模式，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让人民的血汗得以转化成未来超级大国的基础。

1933年苏联的官方媒体宣称：“美国的商业和科学与布尔什维克的智慧相结合，在三四年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本书前面的部分已经描述了30年代苏联的经济成就，这里无须重复。但必须注意到：基本工业资料，如钢铁、原油、汽车、飞机的产量是衡量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关键指标，但不是全部指标。一个工业化强国不仅要拥有强大的物资生产能力，还要拥有各种配套产业与相应的教育、民政、培训等社会结构，才能使已经被创造出来的负熵流以人类需要的方式流入各种经济终端产业，比如军队的基层连队、轻工业的最终工序、零售商业网点等。对于拥有核心工业体系，又无需为需求操心的国家来说，建立这些配套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但需要时间。人类社会毕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改变。因此，即便苏联政府在这些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就，还是远远跟不上30年代大工业可怕的扩张速度，更无法和欧美列强已经形成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工业社会相比。所以苏联的轻工业、农业都滞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最终产品生产能力不足；军队虽然得到了大批新装备，但由于工业门类不够齐全、严重缺乏合格的军官队伍，实际作战能力也远低于其表面实力。以石化工业为例，在整个30年代，虽然苏联已经是第二大产油国，同时拥有世界第一的坦克部队和空军部队，但特种油料，如航空煤油、高辛烷汽油、润滑油等，自给率不足10%，其余缺口均依赖于美国进口。30年代的苏联，正如一个急速发育的巨人，粗大的骨架已经足以撑起世界霸权的外壳，肌肉和血液还相对不足，停留在一般列强的水准，实际力量则介于两者之间。评价这一阶段的苏联实力，不能以盲人摸象的方式测算个别指标，必须对经济—社会的各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工业体系可以靠外国技术人员建立起来，但如果日常的维护都依赖于外国技术人员，这种“工业化”是非常脆弱的。既不能灵活地进行二级开发，充分发掘工业潜力，也无法全面带动社会变革，更不能支持军事对抗，苏联必须培养大批的技术人员来接管外国技术支持的工业。工业体系建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单次工程。在这个世界飞速发展，不进则退的残酷年代，只有不断升级的工业体系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犭虫立自主，否则北洋海军的覆灭足为前车之鉴。为此，苏联人不仅要掌握既有的工业技术，还要从基础科学做起，培养所有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人才，组织各种层次的研究、开发机构，并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一言以蔽之，布尔什维克们设计的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受过教育和培训工业化人口。

为未来的工业社会培养足够的人才，这是苏联教育体系在立国伊始就致力的目标。但由于教育基础太差，人类群体自身的改造需要一定的周期，在30年代，苏联只是勉强能在外来技术支援下，维持庞大工业的运行。下一代工业体系的开发升级工作虽然没有被忽视，但苏联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革命后出生，为苏维埃工业化社会定制的一代年轻人此时还在读书，苏联的经济官员指望他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作用，建设一个空前富强的国家，却没有料到世界大战将会完全打断这个美好的前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8亿人的苏联损失了2500万人，其中青壮年占了一多半，革命后成长的一代青年损失殆尽，苏联必须从头构筑自己的人才体系。好在来自欧美的技术转移连绵不断，整个30年代西方都没有走出萧条，技术采购成本极低。到了40年代，世界大战固然打断了建设进程，但也带来了租借计划，其中包括价值6亿美元的先进设备以及许多关键技术，再次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工业水平。1945年，苏联占领了整个东欧，德国、奥地利、捷克的大片工业地区被苏联控制，由此获得的设备、技术和人力再次支持了苏联的工业进步。冷战时代自然再没有廉价的技术转让，但经过15年的追赶，苏联工业水平已经和最先进的国家相差无几，工业规模也当之无愧地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和英、法、德、日拉开了明显的差距。但由于合格人才的缺乏和长期的低成本技术输入，苏联出现了工业升级依赖外国技术输入的惯性，直到一代人之后的70年代，这一问题才得到缓解。

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依托于城市人口和工业的政权，农民因分得了土地而消极地支持它。一直到1928年，由于工作重点在城市，也因为缺乏足够的骨干力量，苏维埃政权一直没有在实质上把权力伸展到农村基层，自然也就不能把农产品的生产、分配纳入统一的经济计划。在这一阶段，苏维埃政权主要是采取粮食税和市场化购粮的方式来获得农村资源，并用更精彩的工业化生活来吸引农村精英进入工业社会。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扩张，苏联政府必须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供应。从粮食增产幅度来看，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困难，但实际上，苏联政府遇到了越来越频繁的粮食供应危机。

在革命前，俄国农民并不是在充分满足自己和家人的胃口之后才拿出粮食剩余的。1861年改革中，地主保留了20%的土地，但这20%最好的土地产出占总产出的1/3或更多。斯托雷平改革固然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也使土地和剩余向少数富农集中。大部分农民为了谋生，还要继续承受高昂的地租与20亿卢布的土地赎金。再加上沙皇政府的剥削、征发，以及世界大战和内战的破坏，俄国农民留在手中的食物只是勉强地维持生活而已，远不能满足绝对意义上的温饱需求，也限制了人口增长速度。革命后，土地被分散到农户，农民显然会先让自己吃饱，用增产部分弥补本来就存在的需求缺口，养活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新增子女，然后才会出卖剩余粮食——如果有的话。革命政府摧毁了帝俄征收农业剩余的上层建筑，又没有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收集的剩余赶不上增产幅度几乎是必然的结果。1926－1927年，农产品的商品率是11%，仅为革命前1913年的一半。在1925年之前，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不高，城市人口绝对数字不大，用工业品交换粮食来养活新增工业人口的计划尚能勉强运行。1925年之后，建设重点逐步向重工业转移，工业人口快速增加，同时工业品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向农村出售的比例大大降低，粮食供应问题自然越来越严重。此时只有少数富农通过租佃经营等方式收集了农业剩余，手里有绝对意义上的余粮。熟悉市场规则的富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囤粮惜售，等待高价，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1927年秋，在一五计划即将开展之际，苏联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粮食征购危机。毫无疑问，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粮食收集体制都无法支撑未来更庞大的工业计划，也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既然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绝对没有因此减缓工业化进程的打算，改造农村是苏联唯一的选择。1927年末的苏共15大做出了尽快实施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年11月，苏共中央为各州的党政机构制订了明确的集体化时间表。

集体化首先意味着消灭富农，这不仅是对他们囤积粮食的报复，更是改造农村原有秩序，为新的基层政权、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寻求基础的政治手段。根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的原则，富农的全部财产被集体农庄没收，其他农民的土地和力畜也归入集体农庄，只留下少许自留地和食用禽畜。上级党委从贫农中挑选官员管理集体农庄，负责组织生产、分配报酬、接受技术援助，并控制剩余产品的使用。政府组织的拖拉机站负责向集体农庄提供技术支持，也征收实物报酬。按照苏共中央的时间表，主要农业地区要求在1931年春季完成集体化，最慢的南高加索等地也要求在1933年末完成。毫无疑问，让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和大部分财产，把未来寄托于这样一种从未见过的生活模式非常困难。对于此前从未真正控制农村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集体化，还要在农村建立真正听命于上级党委的基层政权。阻力不亚于在内战中取得工业社会的控制权。事实上，集体化运动在许多地区的确是一场战争，农民们本能地保卫自己的私产，每个月都有几十万农民起来造反。对抗最激烈的时候，平息一次反抗需要装备重武器的几个正规师。但是，和内战时不同，苏联政府已经牢固地控制着城市、工业和交通线，因此所有的反抗都被限制在地方上，不能引发跨地区的连锁反应。无奈的农民们转而进行消极抵制和个人破坏，尤其是损失最大的富农。自行宰杀牲畜，破坏集体农庄生产，故意毁坏财产、攻击积极分子等行为层出不穷。但对于苏联来说，工业化目标压倒一切，苏维埃不会向农民妥协，公开反抗者被镇压，抵制的富农被流放、判刑，数十万人背井离乡。虽然实际的操作不如计划顺利，但到了1934年，70%的农户和80%的土地加入了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可以从上级得到农机、育种和贷款支持，但在集体化初期，这些支持很有限，分配的产品也只够农民们勉强吃饱。以1937-1939为例，苏联集体农庄而分配给庄员的口粮只占总产量的30%左右。很大一部分产品用来交纳农业税、支付国家定价的种子和农机，还有相当比例的农产品被强制出售。这样的制度在得到足够工业资源之前没有什么效率，同时，由于农民的私自宰杀或消极抵抗，一半用来耕作的大牲畜在集体化过程中死亡。农业出现了大倒退，以产值计算损失近30%。但国家控制了农民的消费比例，依然能够拿走或买到足够的粮食，用来支持日益扩大的工业社会。苏联政府因此宣布农业集体化运动获得了成功，从建设工业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成功。但农民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1932年苏联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扣除宣传的水分，1500个先进重工业企业是无可辩驳的成就。同年，苏联农村爆发大饥荒，气候因素是原因之一，但农民之所以无力抗灾，正是因为集体化拿走了农民革命以来的储备。无法预料类似的饥荒在帝俄时代或没有集体化的年代有什么样的后果，但在1932-1933年，苏联农村因此损失了500万人口，约占苏联人口的1/32。欧洲部分的农村饿殍遍野，许多村子因饥饿而成废墟，中亚成千上万的农牧民穿越边境到中国求生。急于工业化的苏联政府将粮食出口减少了80%，但没有停止用粮食换外汇；政府派出了安全人员以控制灾区秩序，舆论被禁止谈论灾荒。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减少饥荒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唯独缺乏救灾粮食，因为城市供应也捉襟见肘。农民们为苏共的工业计划付出了沉重代价。1934年气候转好，支援农业的工业物资逐步增加，苏联走出了粮食危机。此后虽然还有气候波动，但苏联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可以把大量的工业资源投入农业或外贸。即便在二战后损失了2000万劳动力，或是在1991年后经济崩盘，苏联也不会经历类似的饥荒。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宴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美。桌上丰裕的酒食，使人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革命之后，苏联本来是不提倡过新年的………..这是生活困苦的一种表现。买不到鱼肉、面包，有什么过新年可谈…….今年苏联政府则尽力提倡人民举行快乐的新年节。 各俱乐部、公园中都有晚会，人民都可免费自由参加；各学校，幼稚园中亦举行儿童新年节。这是国家强富起来的一种现象。同时我看到男女所穿的衣服亦非常整齐、清洁、华丽。 绝对不能和一二年以前比较……”——蒋经国 1935年末

到30年代后期，尽管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尽管数百万农民在几年前饿死，但很明显，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的未来。布尔什维克向未在饥荒中死去的人民承诺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至少可以期望未来的苏联工业为此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但共产主义社会的内涵远不止是充足的工业财富，还包括全人类的解放，给每个公民自由发展的机会。按马克思的设想，人类的解放应该既是苏联发展的目标，也是苏联获得进步的手段。毫无疑问，在对外宣传中，苏维埃政权会坚持说自己在马克思设计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实际上，残酷的事实和宣传相去甚远。

工业化构筑了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导致技术-管理人员的地位日趋上升。本书前面已经对此做了描述。“随着工业技术日趋繁杂、艰深；工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从简单劳动力到技术-管理人员的门槛越来越高，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业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技术-管理人员只能由工业经济自身产生，因此也属于稀缺资源。确切的说，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具有的技术-管理能力。资本家因为他们占有的稀缺工业物资而能够占有剩余产品，技术-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而分享剩余产品，在工业化步步深入，技术-管理人员比例上升的年代，它们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不仅因为技术相对稀缺而越来越重要，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方式还大大提高了监督成本。因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做出准确评判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即必须由另外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在那些不断发展升级、因而无法对最新的生产流程做出定量评价的经济部门——这类经济部门正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所在，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但在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比工业资本更稀缺的世界上，将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抽出来投入监察工作意味着大大降低发展速度。还必须考虑到监察者同样是人而不是机器来进行，本身也需要监督。工业社会越分化，监督成本就越大，对技术人员进行完善监督所需要的技术力量很快会需要超出投入实际工作的部分，对一个完美监察体系的追求必然会导致无限的成本。因此，放弃对技术工作的全程监督是很自然的选择，即容忍一定程度的勾结、怠工、谋私，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监督力度，在工作效率和监督成本之间取平衡。但这样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放弃全程监督之后，技术人员利用个人垄断的第一手资料对抗监督者、检查者，考虑到大部分复杂技术工作难以再现，这种现象非常有利于先介入技术工作的人推脱责任，乃至和检查者联手掩盖问题。总而言之，复杂劳动中的失误和问题均难以发现。这导致了技术人员的违规成本降低，即被查处后的处罚力度与被查处的概率之积大大减少，最终会小于违规行为为个人带来的收益，导致技术人员丧失责任心或谋私。这意味着既有的经济秩序无法维持，竞争压力将推出新的制度。

根据一般的逻辑推断，可用来替代旧秩序的解决方案有三种。

第一种方案是高薪养廉。在技术人员违规被查处的概率较低的情况下，增加他们的正常收入即意味着增加了违规后被查处所导致的损失，保持处罚力度×被查处的概率>违规行为的收益，从而让经济体系继续运转。这似乎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工业经济的复杂程度日甚一日，被查处的概率也进一步降低，为了维系这个不等式，正常情况下的收入也必须持续增加。最终，技术人员的“正常”收入将接近甚至等于整个工业经济的收益，减少甚至消灭投资者进一步投资的动力，经济发展将停滞乃至倒退。

第一种方案的问题催生了第二种方案。既然技术人员瓜分利润会削弱投资者的投资倾向，那么如果技术人员和投资者身份重合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投资者，或者说资本家未必赞成这一提议，但竞争压力会利用每一次偶然的波动来促成这一转变。这一转变的形式不拘于技术人员夺权一种，也可以能是投资者即资本家家族向技术官僚集团转变，也可能是新生集团集二者功能为一体。最终形成的社会结构只在外壳上有差别，内部运行方式完全一致。

第三种方案是直接增加处罚力度，用有罪推定来增加被查处概率。对较小的谋私行为、甚至是意外失误加以严厉的惩罚。将一切抵制行动推定为有组织的破坏，对可能成立但证据不足的罪行即施加惩罚。这种方案维持工业社会秩序的物质成本最低，但也有严重的劣势：首先，对个人来说，惩罚的上限即是死刑，死刑会消灭技术人员本身，而错误的死刑是无法事后挽回的错误；其次，有罪推定，即使只适用于少数人，也和人类一般的逻辑和道德观念不符，很难公开推行；最后，处罚并维护秩序本身也需要技术-管理阶层来实行，长期实施过量惩罚会导致执行集团消灭自身。不过，无论如何，这至少可以解决短期问题。

资本主义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旧的资本家集团开始拥有足够的财富积累，意识形态也允许高收入的存在，因此都是从第一套解决方案入手，向第二套方案转变。其中英、美财富积累较多，因此实施第一套方案的时间较长，向第二套方案转化较慢，过程平缓；德、日虽然也沿同一套路线转变，但由于积累不足，最终的过渡方式是较激烈的法西斯专政。到3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工业强国均进入大工业时代，技术官僚控制社会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苏联利用大萧条的机会努力追赶，也赶在30年代迈进了大工业时代的门槛，于是也遇到了技术人员的监督成本问题。

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不大的集团，在随后的20年中。布尔什维克一方面迅速扩大自身规模，一方面和原有的技术阶层联盟，同时改造教育体系，在城市中培养新的技术人才。共产党干部、旧技术人才、新技术人才这三个互有交集的群体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技术-管理阶层。在他们之上,是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之下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和集体农庄里不满的农民，各个阶层的合作促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在对外宣传时，共产党表示20-30年代的建设成就非常令人振奋，但实际上，无论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还是以快速工业化、在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中取胜这一目标来衡量，30年代的苏联还差得很远。大量的贪污、浪费、决策失误、怠工现象从革命胜利那一天就已出现，严重影响了发展速度，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作者看来并不意外。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政权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按照劳动时间为劳动者支付报酬。所以，高薪养廉显然不在革命政权最初的考虑之列，无论是针对共产党干部还是一般技术人员，还是普通劳动者。简单劳动报酬可以很方便地用计件工资或者特定工艺规范下的计时工资来衡量。但如果复杂劳动也用类似的方式来评定报酬，即便考虑到劳动者学习这些技能所需的时间，报酬依然远低于西方国家类似工作的收入，甚至低于第三世界类似工作的收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依照稀缺性和职位本身带来的博弈优势来确定收入，劳动时间只具有参照性作用。讨论那一种分配方式更“合理”不符合本书主旨。但按照前面的讨论，这会导致苏联技术官僚的预期违规损失过低，降低工作效率。对此，革命政权还有另一个假设，即所有的劳动者都会充满热情、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但我们知道这并非事实。掌握最多实际信息的共产党高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也同样深知这一点。

客观的说，苏联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并非全部源于技术官僚的私心，高层领导人对经济管理缺乏经验，普通人民也缺乏工业化劳动训练，这都导致了经济建设的混乱。但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继承人身份领导国家，无视也不会承认决策者的失误，以保证新政权的合法性不被质疑。普通人缺乏工业化训练是旧俄国的遗产，属于经济建设的外部条件，况且且他们已经用汗水和生命为工业化付出了代价。因此，在斯大林的视角看来，整肃技术官僚阶层来加快工业化建设是很自然的选择。另外，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权都不是为工业化目标周密设计的产物，而是革命形势塑造的特定结构。党本是一个因胜利而凝聚的小集团，胜利后接管了旧政权而不是从头创建国家机器，最后才通过迅速扩张来掌握国家。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的高层，在根基稳固后重新整理统治机器，定做机器零件，也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1934年，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这本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30年代的特殊背景和客观需求下，基洛夫遇刺被解释为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谋。按照大清洗的理论，多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潜伏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和一切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均有勾结，要对苏联的一切问题负责，刺杀基洛夫只是他们进行全面破坏的开始。这些集团必须必须被彻底消灭。

高级干部首先受到清洗，数十名高级干部被指控组织或参与反党集团。在最著名的三次公审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主席、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干部被判决有罪，并在压力和拷打下公开承认了“罪行”，最后被枪决或判刑。上行下效，以国家安全局等内务机构为核心，整个苏联官僚体系都依照同样的逻辑，追查各个反党集团的“爪牙”、代理人，或寻找新反党集团的线索。任何微小的贪污、浪费、怠工、盗窃都被上纲上线地解释为反党阴谋的一部分，甚至纯粹的疏忽和意外也必须用敌人破坏来解释。这导致政治犯和被判处重刑的人数猛增，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是犯了轻微错误，甚至根本就是各级官僚机构内斗的牺牲品。

到39年为止，30多万人被处以死刑，上百万人因政治犯指控而受到牵连。一半以上的党员曾被逮捕调查。一般来说，除了斯大林及其亲信，越高的地位意味着在大清洗中越危险，清洗的打击主要落在了苏联工业社会精英头上。苏共十七大1966名中央代表，有1108人在大清洗中获罪；同届139名中央委员有98人获罪。17名政治局成员除基洛夫遇刺外，5人遭处决。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284人，其中1936年前死亡的45人，大清洗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188人，自杀的8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22人，幸免者仅21人。类似的清洗方式也被用于军队系统，细小的错误、军事思想上的争执、模糊的外国情报，都可以被用于指控和定罪。军队中清洗了3万多军官，其中1万人被枪决，元帅、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分别有60%、86%、67%、69%被清洗。甚至安全机构本身也不能从中幸免。大清洗期间具体主持清洗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先后有两任被指控反对苏联，逮捕后枪决。

大清洗保证了苏联已无人能挑战斯大林的权威，更不可能挑战他的社会改造计划，代价是每年10万多技术官僚丧命，更多的受害者被迫坐牢或服苦役。苏联承受不起这样的技术人员损失。因此到了1939年，斯大林主动叫停了大清洗，并承认一定的错误：“………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大清洗结束了，虽然从绝对规模来说，大清洗带来的灾难远小于30年代前期的饥荒。但大清洗的受害者大多是工业化社会的精英，从人类历史上来看，这比大饥荒还要罕见的多。因此在外界看来，这是比大饥荒更具标志性的政治事件。

大清洗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苏联完全放弃了高薪保证效率的制度，相反，苏联正是在斯大林时代建立了严密的等级体系，并为这个等级体系配上了相应的收入和特权。1922年，苏联的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8倍，1934年扩大为30倍， 斯大林去世前扩大到40倍以上。根据等级不同，技术-管理人员还有各种额外津贴，在购买优质商品、分配住房、交通工具、疗养等方面具有优先权。同时，大清洗的结束也不等于苏联放弃向对工业精英施加过量压力。1941年德国入侵，整个社会都转入严酷的军事体制，战后依然有大清洗的余波和威慑。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工业化精英们一面享受着远高于普通工人的物质待遇，一面因恐惧而战战兢兢地工作，基本满足了快速工业化并赢得战争的要求。

从维持工业社会秩序的效果上来看，实行等级制、高薪养廉和大清洗的严刑峻法并不冲突，都能增加违规成本，而且效果互相叠加。作为一个必须迅速工业化才能生存下来的后发工业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既缺乏物质积累，也缺乏技术人员，同时革命带来的平等意识依然有巨大影响，因此最终在竞争压力下形成了这种第三种方案和第一种方案的组合。斯大林时代结束后，工业化进一步深入，技术官僚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苏联也积攒起相当的财富。此时赫鲁晓夫作为技术官僚的代表上台，急于和斯大林时代划清政治界限，以保证自己在技术官僚中的权威。苏联开始全面转向第一种解决方案。不过，苏联自命为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技术官僚的实际收入受到相当的限制，虽然他们的物质享受明显区别于一般平民，但与资本主义国家掌管同样权力和财富的同行相比，物质享受水平要低得多。一直到70年代，以放纵技术官僚集团和夸耀富贵著称的勃列日涅夫虽然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但除其履行国家领导人职能所需的必要特权外，实际生活水平和美国的上层中产阶级差不多相当，日常居所只是一套5楼的5居室公寓房。苏联社会中的其他顶级人物也基本如此，远不能和西方的高级经理、政府高官相提并论。这意味着苏联不能用足够高的正常收入来保证技术官僚的违约成本，工业社会的纪律因此受到了影响。在苏联前期，革命政权的锐气尚存，为共产主义运动献身的思想还能够有效地动员一些技术官僚，在收入较低情况下认真工作，甚至枵腹从公的苏联高官比比皆是。到了苏联后期，信仰淡化，官僚集团日趋稳定，阶层世袭化开始出现，苏联已经在事实上向第二种社会管理方案转变。即名义上苏联的权力和财富由全民所有，实际让执掌国家的技术官僚阶层成为国家的拥有者。这一转变最终在苏联解体后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这种渐变再次证明了竞争压力对制度的塑造。但在苏联存在的70年间，苏联始终实行了一套与欧差异巨大的社会制度，这又表明：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制度变化相对滞后，远不能和外界竞争条件的变化保持同步。

共产主义运动自马克思开始就是世界性运动，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服从于世界革命的发展。1919年列宁号召成立共产国际以统一协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国认同共产主义目标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方式的政党都作为支部加入共产国际，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但自从苏波战争结束，红军退回国境开始，苏联就成了唯一的共产主义政权，并且完整地占有一个大国的资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开始从西欧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反而成了苏共的下属部门，由苏共指派领导者，从苏联获得资源，支援并全权指挥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此时的苏共具有双重角色，它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要和和其他国家在外交、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建立联系并可能协作；另一方面，苏共还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要指挥各国共产党推翻本国的旧政权，建立颠覆一切的共产主义政府。如果这两个角色的需求一致，那苏共当然乐于推进世界革命，但这两个角色的需求往往是冲突的。在冲突发生的时候，苏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优先照顾苏联的本国利益。比如说，中国共产党被命令向敌对势力交出武装，法国共产党在在德国入侵之际受命鼓动工人破坏备战，苏德妥协期间，苏联甚至应德国的请求，将一些在本国被通缉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移交给纳粹政权。客观的说，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年代，苏联的发展速度确实可以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兴亡，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苏联的快速发展得到了支援。但不可否认，别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共产主义运动原则本身，都为苏联的工业社会建设付出了代价。

苏联是一小群理想主义者根据从未验证过的理论建立的国家。一朝胜利，他们立刻尝试建设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也要用自由发展的原则尽可能解放原有的社会，并在新建的工业社会中推行这些原则。所以，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婚姻自由、信仰自由、社会平等等原则站在革命初期得到极大的提倡，道德上风行宽容主义，堕胎、同性恋、先锋艺术流派、宗教等许多在传统社会离经叛道的事物都得到了合法地位，而且政府还鼓励人们自由地去创造从未出现过的生活方式。革命之后，一向强调等级和服从的军队取消了军衔制。整个20年代，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受实际限制；苏联的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多的教育模式创新。1927年，法律承认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以鼓励新的家庭模式。但这些制度、文化创新基本上停留在自己的领域内，缺乏相互配合，不能被组合为设计新社会的完整方案。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层建筑创新仅仅停留在上层建筑，绝大多数苏联人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真正塑造社会的还是借苏维埃政府之手起作用的经济形势和外界竞争压力。因此，一旦苏联全面转向国家资本主义，这些新鲜的尝试立刻冰消雪融，或被取缔，或自行消亡。最终出现在苏联的是一套和快速工业化道路相配合的上层建筑：在快速增加人口的需求下，非医疗性堕胎自1936年起成为违法行为；离婚逐渐受到经济限制，需支付补偿金，大家庭和多子女则受到经济鼓励。为了统一思想，进而集中资源工业化，1929年之后，文艺创作开始受到管制，1934年成立的作家协会将所有文学作者纳入政府控制。在军队里，军衔制也开始恢复，1935年恢复了校官以下的军衔，“将军”这个曾经被认为是沙俄统治象征的名词最终在1939年回到军队中。这些变化中不乏向旧社会倒退的成分。

民主政治的消失是更重要的变化。1918年列宁的确解散了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但列宁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所恃的正是城市和军队中的支持率。在全国的大城市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均占多数；在彼得格勒等地的驻军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压倒性多数。因此列宁能够解散立宪会议，并压倒反对者。在革命初期，尽管占人口大多数农民态度暧昧，但毫无疑问，依靠工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能在任何限于城市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依靠士兵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派驻的政委可以带领旧军队改编的红军打败所有敌人。这样，尽管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中央集权、少数人决定政策的党，并且领导者本能地想主导一切，早期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依然带有很大的民主色彩，至少工人可以在苏维埃里畅所欲言，并对一些局部问题做出决策。士兵委员会积极做出决议，甚至频频压倒政委的命令。1918年的时候，俄罗斯苏维埃立法授予全体18岁以上劳动者选举权，选举权覆盖比例超越所有国家。迟至1925年，还有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通过决议，不接受苏共14大决议的事例。但到了斯大林时代，党委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外壳掌管一切，上级党委的决议不仅不能否定，甚至不能质疑，已有的民主色彩完全消失。这一转变是在苏联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大大加快的背景下进行的。1925年的城市人口比例是17%，二战前夕增加到33%，从革命时期的经验来看，这本应大大的扩展共产党的支持率，并促使政治民主化，结果却完全相反。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问题。

靠军事斗争起家的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被迫保持半军事化的集权体制，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在第一代的革命者中，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列宁自己，曾真诚地相信可以依据人民的民主决策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结构，并相信这个结构可以自然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促成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因为这是共产主义者的一贯主张。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述如何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民主政治。马克思只是抽象地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应当实行。巴黎公社的成员们依照模糊的直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示去实践，建立了一个以普选为基础，让专业委员会+非常设低薪官僚负责社会事务的政府。但这个政府甚至不能有效地利用巴黎资源，最后自取灭亡，实属恶例。布尔什维克现在要在一个大国解决这个问题，能做的只有继续尝试，依照直觉行事。正如新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同时摧毁了旧政权掠夺粮食剩余的上层建筑一样；早期革命者在保留了选举制度的同时，将欧美列强在基层投票之上的复杂、庞大的政治结构斥为资本专政的工具，完全不予采纳。客观的说，布尔什维克这一论断并无问题。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工具和宣传诱导，再加上贵族院、王室、半封闭的军官团等保留下来的旧式统治机构，欧美的政党政治得以一方面让选举人得到足够的参与感，另一方面基本保证了重要决策符合国家大资本扩张的要求。这确实不是“人民统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民得到足够的工业财富，但至少这种体制可以在一个大国内有效地的连接基层选举和高层决策，可以保证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布尔什维克拒绝了这些上层政治体制并消灭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民主政治就只剩下单纯的选举和议行合一的苏维埃。结果，他们很快发现，即便只是维持一个大型现代社会的运转，只有一个选举制度的“民主”体制也无能为力。没有了以经济利益结合的政党，分散的选举人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没有了稳定的技术官僚，管理大型社会完全是一个笑话；贵族集团和精英教育消失了，长期战略却必须有合格的制订者。至于指挥军队赢得战争，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建设一个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业化等目标，完全不可能靠一个简单的民主理念和善良的出发点来实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们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无能为力，却在实践中发现，集权的党机关能从各个层次做出有效决策，还能高效率地保证决策得到实施。于是共产党机关渐渐成为基层单位之上的真正权力机构，并在战争和管理社会的考验中淘汰了其他管理模式。苏联建国后，革命者依然没有更合适的制度来取代共产党专政，面临的生存压力却毫不减轻，于是党机关专政的模式越来越根深蒂固，最终促成了绝对集权体制的形成。与其同时，稳定的技术官僚队伍，准贵族集团、精英教育等制度开始重建或新建；苏联的宣传机构负责鼓吹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工人们得到了福利，在基层社区用可怜的权力决定无关紧要的生活性事务；安全机关随时准备消灭不安定因素。坐在权力金字塔最高层的斯大林成了这一切的象征。

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代，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早期革命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一个穷困、落后、愚昧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碾碎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和梦想，也为亿万人提供了更富足的生活和新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苏联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这一切，为更残酷的下一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因此振奋，认为这给出了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但更原教旨化的托派共产主义者对这一时期的苏联非常不满，流亡的托洛茨基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托派没有意识到，俄国革命是如此巨大的一个社会运动，斯大林乃至整个苏共领导集团没有背叛或毁灭它的能力。在这个时代，个人意志依旧要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残酷的竞争压力

守护者

原文：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上) 21章版

http://www.cctvdream.com.cn/bbs/ ... page%3D3&page=1

守护者

还有一篇这个作者的文章。

我读《现代性与大屠杀》（ [马前卒] 于:2006-12-19 21:16:13
希望永远在前方
——我读《现代性与大屠杀》（给几个朋友写的读后感）



说实在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写的脉络不太清晰，或者是中文版翻译的不好，读完以后感觉作者宣扬的是工业化社会所崇尚的理性绝对化会导致道德沦丧，以及庞大官僚机构下，个体对道德责任的回避。而这些结论的初始论据主要就是所谓的“史无前例”的纳粹屠犹事件。



就我个人来看，二战犹太人的死亡虽然骇人听闻，但绝非“史无前例”。就数字而言，以色列坚持600万甚至800万的数字，这显然是被高估了，死咬着缺乏根据的数字不放开，难怪伊朗总想在学术上翻案。这种教训其实我们也该吸取。我个人认为，400万是一个略高于实际死亡人数的数字。另外，400万是全部的损失数字，而当时欧洲法西斯远不止德、意两家，象波兰、克罗第亚、和法国的火星党都是，他们也干过不少杀犹太人的事情，至少是帮助德国搜捕犹太人。甚至在不少非法西斯政权下也发生了不少杀犹太人事件。这其中包括了许多混乱、无序、疯狂的屠杀。这400万人并不象作者所说的那样，全都死于周密的计划和工业化的杀人体系。



另外，400万是否“史无前例”？我看未必，算绝对数字，且不考虑时间上差了700年，这个数字与蒙古帝国的刀下亡魂比实在是差多了。如果你说蒙古人是游牧蛮族，其实400万的数字比不上大多数“文明”帝国崛起时的杀人数字。罗马、汉朝、西班牙、土耳其、大英帝国、莫不如此。如果你说比相对比例，那么亚述人、罗马人、希腊人早就干过更狠的事情，比如征服敌国后，屠杀丁壮，尤其是挑出知识分子屠杀以毁灭文化，然后把妇孺贩为奴隶，平毁城池，连土地都要撒上盐(对游牧民则是烧毁草场)，防止遗民复兴。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比纳粹杀犹太人恐怖多了。



作者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光是600万的数字不足以惊人，他也强调，关键问题不仅仅是屠杀，而是由国家名义号召去屠杀，由一个官僚机构去屠杀，参与屠杀的大部分人都不必负担道德责任。其实呢，这个也和过去的几千年的历次屠杀没什么大区别。蒙古骑兵护送大汗灵柩回草原，所过之城皆屠，理由当然也很充分，比如大汗圣灵不能被人打扰云云。如果说由一个官僚机构，明确以屠杀为目标去实施计划，那么罗马人灭迦太基时就有类似的事情。历史上，许多大国为了摧毁对方的战争潜能，经常派轻骑深入敌国，屠杀青年，掳掠儿童，也是统帅很明确的指示，与个别部落、军官的抢劫行为完全不同。至于说实施屠杀的大部分人不必负担道德责任？这种事情也很多啊，在许多屠杀里，比如说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杀亚美尼亚人，那是真正的种族灭绝，在这里，屠杀是光荣，不要偷偷摸摸地干，即便要亲自动手，屠杀也不是道德负担。在许多大战中，军人把平民赶在军队之前做前锋，以削弱对手实力与士气，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抢掠\毁灭对手控制区的民用物资，从而迫使对手分出军用物资供养难民，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蒙古人在发石机上装上传染病人的尸体，又何必为可能发生的瘟疫而做噩梦？总而言之，犹太人被屠杀的每个细节都不是新鲜事情。即便在工业化社会，也并不比布尔战争或英国策动的巴拉圭战争更另人发指。



既然二战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比历史上类似事件更可怕，那么作者因此对整个文明的发展而大发感慨是否过头呢？我们还得看看历史背景。



霍布斯鲍姆对欧洲历史的总结很不错，他说了，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差不多1个多世纪的好世道。(打倒拿破仑后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缔造了欧洲一个世纪的和平，除了普鲁士内因崛起导致的普法战争)甭管外面怎么折腾，相对一部血火写就的人类历史，那段时间绝对算的上太平盛世。当然，咱们都知道那段时间世界并不太平，中国有太平天国，有甲午战争；比利时国王在刚果殖民地成篮子的砍人手，弄死了一半土著；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还有美国内战都打的天翻地覆。但那都不是在欧洲啊，要么在大西洋以外，要么在维也纳以东，欧洲本土还是很和谐的。要是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那就更和谐了。其中的关键在于：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没瓜分完毕，内部谁偷懒，谁多吃多占，谁对贫富差距不满，都可以通过欺负殖民地来解决，所以一片太平盛世景象。



1914年前后的形势完全不同了，不同在哪？我们注意到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表面上看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辛亥革命代表的是农业社会旧秩序彻底倒台（中国显然是最强的农业国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代表的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彻底摧毁了农业社会的旧秩序——殖民地瓜分完毕，再不能靠扩张来解决问题了。所以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对欧洲旧秩序来说，既然外面没得抢，就得内部解决问题，统治集团之间要打仗，无产阶级对统治集团要革命，中产阶级要获得与实际作用相符的权利，从此欧洲一片大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绞肉机彻底消灭了老牌帝国主义狂热分子，“集权”社会登上了舞台）



大资产阶级暂时还把持上层建筑，所以他们发动战争，无产阶级在战争中出力出命却一无所获，所以他们拥护革命。至于中产阶级，他们不喜欢革命，也看不惯既没用又多吃多占的大资产阶级（以及旧贵族），要搞法西斯！这就是二十世纪前半程的主旋律。两次世界大战各杀了几千万人，协约国支持的白卫军搞叛乱，致死800万人，革命政权和自称革命的政权镇压敌人，以暴力维护生存并推行被认为是绝对价值的革命规则，也要了上百万的人命。轮到中产阶级动手，他们既不能象大资产阶级和军事贵族那么老套，也不能象红色帝国那样冲动，他们以精密的工业化方式进行屠杀。这就是让作者惊叹的大屠杀了。



为什么法西斯要杀犹太人？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要清洗旧资产阶级，打破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传下来，以明确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早期资本主义秩序。这个资本主义时代不需要他们了。其次，其实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以及旧贵族联系还是很多的，界限也不清楚，打破旧制度不需要全部杀掉旧资产阶级，杀鸡骇猴就可以了。正好犹太人是旧资产阶级中一个比较犭虫立的集团，于是拎出来清洗。第三，法西斯运动比起旧秩序来说长进了一些，知道迎合群众，利用群众力量，这就需要制造一个敌人。犹太人从圣经时代就和主流有隔阂，拿他们当敌人很安全，还可以利用反犹情绪。所以，最后犹太人就倒了霉，虽然他们并不比吉普塞人或其他被一齐清除的民族更倒霉。（没人纪念其他被屠杀民族，更重要的是，没人为他们索赔）



前面说了，这屠杀并不比历史上类似的事件更可怕，不过呢，这事一是发生在太平盛世以后，二是发生在最发达、最富裕、最“文明”的中欧。所以对作者那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触动特别大，让他们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好比大户人家子弟，吃了苦以后要多发点感慨。一定要把自己经历过的苦头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而忘了这是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贯的传统。开出来的药方自然也就不会对。作者觉得工业化、官僚化、技术化杀人真的厉害，可这是整个社会的变化啊，不止杀人机器如此。人类社会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杀人的器具更精良了，耕作、生产用的东西也更好用了，这能说明什么？我不好说人类进步了，但起码你不能说人类因此就堕落了。但这个作品把罪过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极权，归于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归于官僚化和泛道德化，不管本意如何，在苏联和传统共产主义运动墙倒众人推的年头，往往会被人借题发挥。我看今天许多人的书评，大抵如此。咱们要承认苏联及那一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也不应该把官僚化和国家对社会的过多干涉看做革命的必然组成部分，但官僚机构和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并非天生就有原罪，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说远了，回到大屠杀的话题，大屠杀为什么得以成为大屠杀？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排斥大屠杀？为什么通行了几千年的规矩到我们这里要受批判？这个还要回去看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几千年下来，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来概括，也就是弱肉强食，靠物质力量说话。竞争的胜利者就是正确者，真理和正义随着胜利者的转移而改变，旗鼓相当的时候就是用大炮射程来划分各种真理的适用范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价值。为了某个集团或某个阶层的真理，人类可以进行种族灭绝，可以故意制造饥荒，可以悬赏去买平民的人头，可以把别人当商品出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倒霉的牺牲品甚至往往不被看做是同类。从弱肉强食的角度来说，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到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再到贩卖黑奴，唯一在人类社会通行的规则就是物质竞争规律。在这样的世界上，大屠杀本身不是问题，一切以竞争结果为准，如果屠杀对自己有利，就做，不利则不会乱杀人以泄愤。朱元璋曾以胜利者的身份做出总结：“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其中一句“不嗜杀人”说的很准确。“不嗜杀人”不是不杀人，不是不屠城，而是不以屠杀为乐，但也绝不以屠杀为忌讳，这样的人方能取天下，才能制订规则。在过去的时代，这是唯一能阻止大屠杀无限扩大的力量。人类之所以不会被少数疯子杀光，原因也正在于此。



近代以来，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带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全球经济的统一。在这以前，无论是亚历山大的冒险、阿拉伯骑兵的征服，还是蒙古帝国的武功都不能打破各地在经济上的分立状态。到了19世纪，蒸汽轮船、铁路和运河彻底破除了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地域经济。共产党宣言对这一过程写的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统一的经济基础带来统一的文化。从此，人类开始有了一些共同的评判标准，而且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是从欧洲开始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欧洲19世纪太平盛世的影响。正是这一过程让我们以超出物质竞争规律的角度去评判世界，我们可以说某件事情做的对不对，好不好，而在这以前，通行世界的标准只能让我们说这件事是否有利于某个集团增加自己的力量——在这以前，对同一件事的正义性，不同的文明可能有完全相反的评价。正是依据这个标准，我们说大屠杀是恶行，说共产主义值得追求，说资本主义蔑视自由——是蔑视，而不是破坏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扩张，为了这个目标，资本可以通过代理人支持自由或践踏自由，但并不刻意的去破坏它。这本书的作者也正是按照这个标准去批判大屠杀的，遗憾的是，他把这个事件孤立出来看了。



前面已经说了，犹太人大屠杀并不是非常值得单独讨论的一件事情，共产主义者应该在更高的角度上，把它放在整个人类历史里来看。我们没必要因此苛责作者，不过要知道他的局限性。三国演义里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作者看不到两一次世界大战和二十世纪其他的苦难，却试图用犹太人大屠杀来阐述把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体现了欧洲知识分子因为历史背景而具有的局限性,说他一句妇人之仁断不过分（ps 我不歧视女性啊，习惯说法而已）。其实，如何死掉很重要吗？为了英国或德国的世界霸权而光荣的死，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下，有区别吗？对于要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负面遗产，必须一并解决，而不是单独对某个问题上纲上线。



到现在为止，历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竞争规律影响，在许多地方，真理还要受大炮的限制，但这不等于没有绝对价值。最起码，我们都谴责大屠杀。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以超级大国去掠夺小国也要在绝对价值里找个借口。或许你说这是伪善，但假的起码比没的好，社会毕竟在进步。这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如果否认这一点，共产主义的先进性就只剩下更强，更有效率了，这其实是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极端形态，不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打破的是几千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弱肉强食进化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这才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大屠杀，避免以前人类的罪恶。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我们的敌人，是因为资本主义坚持把历史的决定权留给竞争规律，把大屠杀这种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的决定权放到人类社会以外，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0477

那个无聊宅男写了这么多，这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