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王的局限性

狠特赤拿

对历史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看问题，他应该在当时属于蒙古民族最出色的领袖，值得尊重和景仰。不应该用你总结历史的眼光去批判，那是无任何意义的，应该多以积极的层面去谈问题。

aldertu

批判就是为了积极的层面考虑问题。不能除去批判，而谈什么积极意义。

Tooliv_2

说白了,东西蒙之间不能团结,东蒙人(排除可笑的心理障碍,呼蒙当然也是东蒙的一部分,尤其那个时代)成了满洲国的势力,GANZHURZHAV期待的很多,但他也太平庸,过于相信日本人,无视政治游戏里最起码的底线-利益.回头大呼上了贼船,又有什么用,唯一佩服的人郭道缚,看破时局,但恐怕心理也是最不好受的-因为他是最清楚机会有多渺茫,胆最大的是林升,可是玩的大,风险也大,赔上了身家性命,如果事情没败露,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突破.德王我觉的他一点都不理想主义,我想是这些人的目标太过理想主义,惹的你们也觉得他们理想主义.事实上德王是最狡猾的.也是最现实的,他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最不现实的举动,就是到最后跑到阿盟建立蒙疆自治政府,无奈人心涣散,大势以去,我想凭他的胆识,是绝对知道去阿盟的下场是什么样子的,但那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了.....他周旋在各种势力之中,如上面的所说,他要面对的岂知一个烂滩子,当然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处于所在的环境和年代,的确有知识结构问题(而且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如此),我觉的他够强,但是蒙古人太弱了.

hatu_2

说的很好。

Damon_2

忒莫勒《略述德王著述》森久男《德王研究》

Tooliv_2

特大爷
现在在南京呢~
喜欢大叔细腻的风格~

shin

假设那个时代，德王信仰了苏联式的 共产主义，利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呢，也许漠南蒙古的历史就会改写

baolige_2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设，没有如果。若想重写历史的话就要再次创造历史！

蒙古青年

:(

[ 本帖最后由 蒙古青年 于 2006-7-27 23:25 编辑 ]

EjenErh_2

原帖由 shin 于 2006-6-30 08:54 发表
假设那个时代，德王信仰了苏联式的 共产主义，利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呢，也许漠南蒙古的历史就会改写

别把德王当成一个有资本进行外交谈判的民族的领袖，好吧。
当时的蒙古族没有什么权力选择。蒙古族内部也并不完全听从德王的意愿。

对当时的南蒙而言，日本近在咫尺，苏联却远在天边。诺门汗之战也只是出于蒙古落入日本手里，会危及到苏联外贝加尔地区的安全，苏联才牵进战争。不然，你当苏联真的是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理想而帮蒙古的吗？在不会危及到外贝加尔地区，不会危及苏联的利益的情况下，苏联怎么可能从东欧投入巨资运输武器来与“本土作战”的满州国打起来？
对德王而言，日本当时的军事实力和军事部署，使他没有别的选择。

蒙古青年

内蒙古历史上的德穆楚克栋鲁普

宝力格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他的一生给予什么样的结论，始终有过不同的看法，因而更值得研讨。

    一、内蒙古当时的历史背景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是中国和内外蒙古的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动荡不安的年代。十九世纪末，英、法、俄、日、葡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以不平等条约，强夺在华利益，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东部、华北、西藏等地作为势力范围不断开展侵略活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地区，1904年，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争夺在华利益的战争，俄国失败后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满洲国”。日、俄战争结束后，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相互勾结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联政府输出革命，支持、支援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与国民党政府时合作、时冲突的复杂局面。而国内，晚期的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腐败的内蒙古王公们把蒙古民族的土地不断出卖开垦，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辛亥革命爆发、军阀混战、北洋军阀政府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县制，汉民族大量涌入内蒙古，蒙古民族的生活遭受水深火热之苦。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德穆楚克栋鲁普这个历史人物。

蒙古青年

二、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经历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年2月出生于锡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那木吉勒旺楚克家。那王去世后，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君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特亲王。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德王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操纵下的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得)滂(江)守备队。

    1928年，国民党政府将热、察、绥改为行省之后，为装点门面，也任命个别蒙古王公上层为省政府委员。德王补选为省政府委员，虽然没有实权，其地位和影响又晋升了。1929年春，班禅活佛应张学良的邀请前去沈阳，德王也随同前往。他为了借助班禅影响实现自己的宏愿，邀请班禅长期居留蒙地，还联络王公和宗教上层，为班禅分别在苏尼特右旗和乌珠穆沁右旗各建了一座寺庙。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锡盟盟长索王和副盟长德王是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但后因对《组织法》的内容及与吴鹤龄观点的分歧，于1931年秋，德王发动了一场以反对《组织法》为引线的“倒吴运动”，得到蒙古各界层及“左”、右两方面不少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了颇大声势。这次运动虽然没有给德王带来什么具体的成果，但使他结识了不少高层人物，给舆论留下了他是位有能力、有见解的蒙古王公的印象，赢得不少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的倾心和崇信。

    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为了安抚民心，稳定边疆局势，南京政府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它至少在形式上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蒙政会名义上虽属直隶中央的自治政府，但成立之时起就遭到傅作义及国民党特务的种种破坏。他们挑拨各盟旗之间的关系，拉拢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强夺蒙旗关税，使得蒙政会处于内无资金实力，外受省方欺压和日本西进威胁的困境。其中典型的几个例子是，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风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以至交火动武；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

    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时又遇到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华北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南京政府无力扭转、也不阻止这种局面，西蒙不是被伪满政府所辖就是被日本另一傀儡政府所吞并。德王选择寻求日本翼下的“自治”或“独立”。从1935年冬开始德王公开与日本来往，赴长春拜见“伪满”皇帝溥义，与日本关东军头目建立了关系。这既是日本拉拢德王多年的“回报”，也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傅作义等地方军阀鱼肉蒙民，侵占开垦蒙地所造成的后果。

    1936年初，德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弃用中华民国年号，改用成吉思汗年号，改元易帜，走上蒙古“独立自主”的道路。

    1936年，云继先等人率一千多人在百灵庙兵变。但德王在关东军的军械、经费支援下很快建立起两个军，九个师的建制军队，从而一头投靠了日本，并吹嘘：“回想起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等于讨饭，今天要上几支枪，明天要上几门炮，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现在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定能复兴蒙古民族，跻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

    1937年，德王在日本关东军直接参与下占领了归绥市，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把归绥市改为呼和浩特。后来在张家口扩改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2年又更名为“蒙古自治邦”。

    日本战败前夕，德王曾与东蒙代表密谈，寻求东、西蒙共同出路问题，将双方军队集中起来，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但因苏联出兵突然，德王派代表联络未成，只好逃往北平，投靠蒋介石。在北平“闲居”三年，他经常与各界人士交往，找盟旗代表、国民党官员、美国记者等，广泛建立关系，为内蒙古自主自治开展活动。北平解放前夕，德王没接受“留在北平迎接共产党”的建议，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指使下，到阿拉善盟建立“蒙古自治政府”。不久形势所迫，他先打算路经青海、西藏，逃亡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后通过亲属关系和外蒙建立联系，1949年12月29日，像“贵宾”一样的被迎去外蒙，1950年9月18日，以重犯身份被送回国内。

[ 本帖最后由 蒙古青年 于 2006-8-9 23: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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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评价的分歧

    德王从当时蒙古民族多次的起义、反抗中得到启示，运用自己的地位，站到蒙古民族斗争前列，面对重重困难和曲折坚持三十多年民族自治斗争，是代表了内蒙古蒙古  民族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因而得到了蒙古人民和各阶层、各派别的支持。在当时的王公官僚中象他这样人是屈指可数的。对德王有不同看法的原因：

    一、片面渲染德王与日本“勾结”的一面

    我们联系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用历史的观点分析德王所处处境，可以公正的评价出他与日本“勾结”的经过、内容、范围。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近半个多世纪，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当局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允许日本在中国各地公开建立特务机关。1933年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侵略军签定“塘沽协定”以后，中国失去华北的实际控制权，绥东、察北、冀东已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当时德王请示蒋介石“日本特务进出西蒙地区如何对待”时，蒋介石的指示是：“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大谈“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夹缝中，弱小民族为了寻求生存条件，被占领即将成事实的前提下走与日本“合作”的道路，是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日本入侵中国既不是德王招来的，也不是德王所能抗得住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既没有能力，又没做有效制止，怎能责怪德王“与日本人合作，对他们不忠诚”呢?弱小国家和民族，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中寻求生存获得成功的例子不乏其有。在世界二战期间利用荷兰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搞民族独立运动，创建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苏加诺这位历史人物，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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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一看德王与日本“合作”的内容和范围

    大半个中国逐渐被侵占的情况下蒙古民族怎样苟存延续，什么形式自存，是当时面临的重大现实。德王既不愿和国民党政府决裂，又因本身的认识局限不能与苏联、蒙古联合。德王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始终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内蒙古自治必须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他与傅作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水火不相容，但他认为这只是“中央管不住边吏”。所以，抗战八年间德王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藕断丝连关系，甚至一度实施了逃出的计划。

    1933年成立的蒙政会在傅作义阻梗下处处掣肘，一事难行。当时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突破现在的难结时大家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一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可见当时德王的矛盾心理。索王是锡盟盟长，在蒙政会里虽挂名誉副委员长，但资历、威信都高于德王，也是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左右德王的人物。索王是一个极讲信义的人，心里虽然对德王的有些作法不尽满意，可是对外闭口不言。他对日本西进很担心和心急，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后来蒋介石还想利用索王阻止德王的“联日”活动，但索王也看出此时此刻只剩一条路，别无他选。因为，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县了。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一条办法。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1935年何应钦曾问索王，对于百灵庙蒙政会和德王的意见时，索王明确表态：“德王是依照蒙古人的公意，而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蒙政会的问题希望何氏以指导长官的立场多予协助”。而何应钦对于日本西进、占领察哈尔、紧接着渗透到锡盟却无动于衷，说：“中央大军对于日本尚且抵抗不住，蒙古一点点武力更是于事无补”。言外之意，对于日本西进国民党政府没有军事阻挡之准备。1935年冬，由于日本压力，华北政权形成特殊化、地方化、自治化，在国民政府、日本军方及地方势力三方妥协下在华北出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关东军主使下，李守信统属察东警备军，进住了多伦、张北等六个县。这样锡林郭勒完全处于日本下一步行动的前沿。

   韩风林被杀、德王与傅作义的斗争着着失败、国民党改府放弃西蒙的态势，是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这也是日本方面为西侵而多年搞拉拢、挑拨的“杰作”，是求之不得的结果，所以一拍即合，短短的几个月中相互往来，求得资金和武器装备，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蒙古独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  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在一次讨论会上，田中隆吉大为发火，用侮辱谩骂的言辞“蒙古民族为庸懦无能的民族，还谈什么独立?”等。这无疑是对整个蒙古民族的侮辱和刺激。但德王不为所动，从大局着眼，坚持了己见。田中隆吉见这一着行不通，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当时宋哲元所属，二十九军将所属整建制部队一批一批混入王英部，为的是从国民党、日本两个方面都得到军需供应，必要时又从内部造成溃退，拉垮王英部队。后来证明这两个企图均已达到。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其结果全面失败，使傅作义成了得到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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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这样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利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权力，由各蒙旗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纸(那时尚未归属伪蒙政权的伊盟各旗也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纸，支持和参与此次活动)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这是日本人当时不得不利用德王的情况下，以任命委员长职务，想封住德王口。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有一种被欺骗、玩弄的感觉。

    德王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蒙古独立国”的美梦破灭，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打算出走，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想投向中国共产党，而是仍想投靠有政治关系的蒋介石。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怕德王到外蒙后与外蒙联合搞独立，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理由是怕苏联引渡给日本)。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作为“主席”，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不久，德王看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便与东蒙代表密谈，准备日本失败后东、西蒙共同谋求出路问题，将双方军队集中与林西、林东一带，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但美、苏对日宣战，日本很快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派代表联络未成，急急忙忙带部分要员逃到北平，投靠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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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离历史地评价民族主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为蒙古民族的利益奋斗、为蒙古民族寻找自治和独立自主之路的曲折一生。当然，历史条件、本人地位、环境、世界观所决定，不能用现在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他。

    占领呼和浩特，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德王在呼和浩特兴办蒙古学院、蒙古中学，免费招生各地学生，培养民族人才；兴办电信、金融、皮革、商业等企业，起步于民族工业之路，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国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只提国际主义，而把民族主义当做反动的资产阶级东西来看待。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就存在民族反抗和斗争，是很正常的道理。在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民族主义有其存在的土壤。德王自认为他搞的是蒙古独立运动，日本人只是帮助而已。从而一开始对日本顾问和特务机关长的话不大听，甚至抱怨日本人太霸道，管事太宽。他的这种抱怨表露在与溥义的谈话和对部属的交谈中。当时日本军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完全控制整个内蒙古地区，他们怕德王倒戈，投向国民党，所以最初较为依顺德王意见。德王独揽军政大权，大有我行我素之势。1939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对德王的控制加强，从而发生了许多摩擦和矛盾，发展到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至此，德王方始体会到屈膝帝国主义的滋味，感到大不好受。如果长此下去，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即便是这样他也冒着生命危险，再次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向国民党政府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的意向。对于这一历史，有些人以偏见的眼光认为：“蒙古民族遭受当时的国民党军阀剥削压迫是国内矛盾，天经地义，怎么能够与国外日本侵略者勾结?”熟不知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虎狼之差，哪有对错之分呢?因此，不能把德王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军阀剥削压迫的斗争，看成对立汉族劳动人民。

    三、应客观地评价德王

    三北地区与苏联(俄国)接壤，因此成了各家必争之地。苏尼特右旗虽处偏僻大漠，中蒙、中俄陆路交通纵穿全境，是重要通道之一。

    1926年春，国民军被直奉联军击败，冯玉祥退出北京后，曾派代表前往苏俄联络、求助。冯玉祥的代表途经苏尼特右旗时，被德王扣留，所乘数辆汽车也被截夺。这件事引起了冯玉祥对德王的很大不满和反感。

    1930年，阎锡山派其亲信赵太东、仲跻翰越境去外蒙古，想与苏联联系。路经苏尼特右旗时被德王的旗防卡哨所发现后扣留，并搜出密信。德王将这一情况向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和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作了报告，通过他们转报了蒋介石。这时正是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战刚结束，德王的这一作法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和信任。

    1932年，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桂永清等三人来苏尼特右旗进行“调查宣抚”。德王热情迎接和招待，取得信任，并提出内蒙古地区建立一支骑兵自卫师。桂永清愉快地答应，并给蒋介石发电报推荐德王说：“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等。不久，蒋介石发电邀请德王前往武汉去相见。后来，1949年北京解放后，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在南京招待德王的一次宴会上惋惜地说：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计划，在内蒙古组织起来五万骑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走，也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这更加证明，当时蒋介石利用德王的目的只是进行“防共”和牵制杂牌军而已。

    1949年，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仍不悔悟，竟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虽经有关代表多次往返交涉，德王仍顽固己见，说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反正都是汉人，对于蒙古人可能一样”，继续标榜“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拒绝接受解放。

    德王的一生是曲折的。德王终生奋斗、追求的也不是他个人利益和权力，更不是他一个人的行为。最初的“蒙政会”到最后的“西蒙自治政府”的二十年中，内蒙古东西部至北京、甘肃、青海的几乎所有蒙古族知名人士、有识之士、各阶层、各派别都曾集中于德王的周围，包括苏联、日本留学生、黄蒲军校毕业生、王公贵族、国民党官员、甚至八年抗战时期坚持抗战的人员。这不仅由于德王的个人品质和任人唯贤的用人胸怀，更主要的是他的事业顶应了蒙古民族的要求，代表了内蒙古人民的利益。

    中国红军1935年一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就注意到内蒙古地理位置的重要，毛泽东主席曾发表《35宣言》，着手与国民党争夺内蒙古的控制权。抗战期间在延安兴办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抗战一结束，国共谁胜谁负未决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派乌兰夫等一大批民族干部，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委员会”，1947年5月统一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乌兰夫同志适应历史发展和要求，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治运动基础上，以更高的立场、认识和方法，领导了内蒙古民族斗争。内蒙古自治运动史上乌兰夫和德王不是对立双方，是承前启后的关系。我们应屏弃意识形态的偏见，解脱极“左”框框，实事求是地研究、宣传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事迹，承认他的历史作用，给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正结论，才能取信于蒙古民族。

chogtu_2

老弟最近忙什么呢？一切都好吧

蒙古青年

chogtu 大哥你好，好久不见。。。 。。。
每天学习呢，忙忙碌碌的，过些天有空我请你喝茶。。。 。。。

chogtu_2

原帖由 蒙古青年 于 2006-8-10 19:54 发表
chogtu 大哥你好，好久不见。。。 。。。
每天学习呢，忙忙碌碌的，过些天有空我请你喝茶。。。 。。。

呵呵，谢谢了----
:D

Tooliv_2

关键在于苏联不想和当时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产生分析.更不要说利益上的冲突,德王和众多的内蒙的民族运动分子一直被外蒙人遣送回国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