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你还记得吗？

蒙根

开始说你们应该把这笔账的仇恨记到刘少奇和邓小平身上.
后来说你们应该把这笔账的仇恨记到四人帮身上.
在后来又说你们应该把这笔账的仇恨记到林彪身上.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anchinhuu_2

顺序有点问题,意思是对的.

今年可是40周年啊,都没见怎么提.该牛比的人物照样无比牛比的躺在无比牛比的地段接受全国人民的祭拜。

对了，城楼上原来不是有张画像么，前几天说是卖了还是怎么了，现在还挂着像么。

天下无难境

？？？？真的吗？纪念堂拍卖不？原来看过城楼上的灯笼的拍卖和天安门广场的地面水泥砖。

mkxm

将来要是有可能让躺着那位和斯大林一个下场

anchinhuu_2

google了一下，原来卖的是母本，现在城楼上挂的那个估计还得再挂个一百来年。

http://cn.biz.yahoo.com/060518/24/hf9a.html

当年有人朝他扔鸡蛋来的，被关了16年。看这个，没代理可能看不到：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 ... AD%E5%9B%9B&lr=

harnode

原帖由 mkxm 于 2006-10-3 09:20 发表
兴旺一个家族，毁灭一个民族

就因为这个菜农儿子生下来就会说{蒙古蛋子}我真想回到13世纪

hollandboy

还是清朝们古人风光，动们古人一个毫毛，不用我们自己，满洲人替我们收拾。

mkxm

每见荷兰都有别样的收获，应该改为我们替满洲人收拾，死的也还是蒙古人

harnode

原帖由 蒙根 于 2006-10-18 09:26 发表
开始说你们应该把这笔账的仇恨记到刘少奇和邓小平身上.
后来说你们应该把这笔账的仇恨记到四人帮身上.
在后来又说你们应该把这笔账的仇恨记到林彪身上.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其实在这个朝廷只要[HOJA]执政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上一代吓死的都吓死了，有思想的打死拉，懦弱的被洗脑了，我作为新一代蒙古人决不会忘记，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一份子一直到人土没弄明白那次运动到底是为了什么？

shin

想没想过， 在文革中 整蒙古人最厉害的不还是蒙古人么？

过去的事情 想想就心痛，但是没办法，让国家赔钱认罪？ 不可能的了

鸿蒙旧友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没有全面彻底否定

    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早有定论，并指出在这场动乱中出现的这个派那个派，都是错误的产物，哪一派也没有“正确”可言，都要彻底否定。然而在我们内蒙古却是“一派正确，一派错误”，军管也“正确”。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当时的军管领导人尤太忠以军管划线。尤太忠走后，王锋接管清查，以他自己划线，将他的《无产者》一派定为“正确的一派”、“保党派”。因而未能正本清源，拨乱而未反正，形成一派掌权体系，从而导致内蒙古政治失衡，权利倾斜，工作落后，腐败盛行。这个纽曲的历史为何没有得到纠正，这是因为继往开来的内蒙古领导人都是从区外来的，他们不了解内蒙古“文化革命”的历史，不知道“三大冤假错案”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不想解决这个纷繁缠绕的历史遗留问题。内蒙古当地领导人廷懋复出任第二书记之后，于1981年7月1日在干部大会上宣布两派都参加了极“左”竞赛，没有哪一派是“正确”之说，都要否定。然而，他不是实权人物，说了无用，未能奏效。十年浩劫。内蒙古的灾难是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挖“内蒙占人民革命党”。两派的极“左”竞赛，争夺“左”派桂冠，都是围绕这个主线展开的，怎能说还有“正确”一派呢!
    一、内蒙古有“正确一派”吗?
    内蒙古与其他省区不同，“文革”一开始就定下打“乌兰夫黑帮”的大方向。区党委高锦明、王铎、权星垣等“左派书记”们，在打“乌兰夫黑帮”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并且层层封“左派”指定“文革领导小组”。这个所谓的“正确一派”在运动初期是打“乌兰夫黑帮黑线”、“土家村云家店”、“黑五类”、“破四旧”、制造“红色恐怖”、“横扫牛鬼蛇神”的“左”派队伍。进入批判“反动路线”、“唯成份论”阶段，受压的群众和受害的“黑五类”，还有些同情报不平的群众杀出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呼三司》。在此以前出现的《红卫兵》一司因犯了“唯成分论”错误失势，从而改头换面招牌换记为《二司》。“文革”进入1967年全国夺权阶段，两大派对峙。军区黄王刘张违反军委三条指令，持枪介入，支持《无产者》、《红卫军》、《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二司》一派，激化矛盾，发生两派冲突。中央电令两方、两派去京谈判。就在中央调查处理阶段．军区支持的《无产者》一派违反总理停止冲突、防止扩大事态指示，将对立派《呼三司》镇压下去，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由于这一派造反过头，非但不听中央号令，还以谎言假话欺骗中央，抓人打人．监狱塞满，各个单位在夺权中将对立派的人捆绑、关押、毒打、请罪，造成极度恐怖，干的错事坏事太多太严重，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做出《八条决定》将王铎的《无产者》一派定为“保守组织”，《呼三司》定为“革命群众组织”。“文革”结束以后．北京卫成区司令员付崇碧写的《回忆录》中182页写道“有一次，内蒙造反派来北京，大约有一千人，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周总理亲自做工作。造反派开了枪，总理还不走。我把总理强行拉走。后经中央批示，由卫戍区把这些造反派押送到38军管教。付崇碧在这里说的造反派，就是军区、王铎支持的所谓的“保守派”。当时中央号召造反，又将造反夺权组织定为“保守组织”当然是定错了。“文革”到1968年，滕海清将军在康生、江青指引下，在已经打倒乌兰夫的情况下，开展“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运动，进而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进人“挖肃”阶段，尤其是到深挖阶段，“造反派”掌权体系的干部群众很多人跟不上“挖肃”形势，落伍掉队，“右倾保守”了。于是滕海清号召动员被错定为“保守组织”的群众踢开“假洋鬼子”(指造反派大小头头)投入“挖肃”运动立新功。于是“保守派”的群众纷纷响应，当了“二造反”，这时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重新组台，两派分化，出现新的阶级队伍。在滕办的操持指导下，宣布这个队伍称之为“挖肃派”。那些原“保守派”的干部群众参加“挖肃”之后立功心切，干的非常凶狠，他们说“运动初期就把你们这些黑帮黑线揪出来了，你们造的是谁的反!”后来的严重伤残，大都是这些人干出来的。如打死内蒙古物资厅金雪云的杜文俊、高祥顺、秦永恒、王一平等人都曾是所谓“保守派”的干将。1969年“5．22"毛主席批示下来，滕海清和“挖肃派”处于不利形势。反对“挖肃”而受压和误伤受害的群众形成强大的“批滕派”队伍，于是内蒙古又出现两大派的对立。“挖肃派”虽然错了。因为有军队和黄永胜的支撑，有恃无恐。一派有理，一派有力。“天下之事，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当然有理的顶不过有力的。黄永胜制造“内人党平反一风吹”说批滕搞乱了内蒙局势，实行了军管。郑维山执行军管任务，认为“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颠倒了，保守的成了造反的，造反的成了保守的”，扶“挖肃派”压“批麟派”，将军管权利逐渐转交给“保守派”出身的“挖肃派”。军管将内蒙古干部分为四等：一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挖肃派”，二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挖肃派”，三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批滕派”，四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批滕派”。到1974年“批林批孔”中，受压的“批滕派”批陈李郑，批军管。“呼三司”郝广德批郑维山的“颠倒论”，“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时两派由“挖肃派”和“批滕派”又演变为“拥军派”和“反军派”。从上述两派的斗争史，人们不难看出“保守派”并不保守，他们的造反精神也够可以的。所谓“保守派”也者就是“保党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有保守的群众组织，或许有一个，那就是《土默特旗东方红联社》。这个组织的出现是因为乌兰夫倒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土默特籍的蒙族群众起来造反自求解放。就这个《土联社》在北京四方谈判时，被“正确一派”的《红卫军》司令张三林猛攻《呼三司》序列里有“为乌兰夫黑帮翻案的反动组织”。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正确一派”的正确在哪里?

鸿蒙旧友

二、内蒙古有“二月逆流”吗?

    全国都知道，在“文革”夺权动乱阶段，在中南海发生过几位老干部向林彪、江青抗争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内蒙古，王铎、王逸伦和他这一派有过这种性质的行动吗?没有。1967年4月13日，中央处理内蒙两派的决定中，对王铎一派定的是“保守组织”而不是“二月逆流”。内蒙古的权力机关也从未定过什么“二月逆流”。所谓“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是对“保守组织”的升华，然后再改换为'gE确一派”载入史册。这样一变再变，王铎、王逸伦和他的“保守派”的历史地位就拔高了，荣光了。那么，“内蒙古二月逆流”之说是怎么出现的呢?这是从《人民日报》“反革命复辟逆流”一词而来，中央《4．13》决定之后，赢得官司的《呼三司》造反派在批斗二王和“保守派”头头时用了．这个当时的时髦上纲的语言。在以后的《内蒙古日报》上也常见这个“二月逆流”用词。内蒙古的“保守派”是不是“二月逆流”，这要看他们在那一段干了什么。1967年春全国形势是打“刘邓陶”向“走资派”夺权。“内蒙古二月逆流”这一派保“刘邓陶”了吗?没有。非但未保还打了。保自治区党委r吗?没有。非但未保，还把不支持他们的区党委书记们都抓走了。他们反对夺权动乱了吗?没有。非但投有反对，还全面夺权r。这个“保守派”的口号、纲领、行动大大超出了《呼三司》造反派。这有他们传单为证。《无产者》1967年4月9日印发的第2号图文并茂的铅印小报第一版头条载“本报讯：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七万余人，四月三日在新华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和游行示威，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国修正主义总根子刘少奇的罪行。他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勾结，狼狈为奸，网罗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企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彻底埋葬乌家王朝，坚决打倒乌兰夫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高锦明，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这张传单里还报导他们“查封了刘少奇黑修养，在电影宫前广场焚毁了七千张刘少奇丑像”。他们在这里将对立派《呼三司》也攻击为“反革命复辟逆流”。在两派撕打对骂，相互攻讦中，双方都用r这个时尚的政治语言，谁给谁平反哪!两方都是造反派，各保一方打～方。《无产者》保王铎打高锦明；《呼三司》打王铎保高锦明。两派都打“乌兰夫黑帮”。中央将其一方定为“保守组织”当然是错了。但不能将错就错，变换成为“内蒙古二月逆流”。内蒙古党委于1979年1月22日以(79)10号文件上报中央的《关于彻底推倒“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的请求报告》是王铎弄权编造假话，骗取中央批示的以错纠错的产物。把造反派错定为“保守派”，纠正之后还其本来面目，仍是“造反派”。
    三、内蒙古的军管是“正确”的吗?
    内蒙古应不应该军管，当然不应该军管，军管是错误的，在全国也只有内蒙一家军管。有人说内蒙乱了，军管是必要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在那个动乱年代，哪儿不乱，全国都乱，而且很多省市动了枪炮，那为什么没有军管?乱，不是原因。对内蒙军管是林彪反党叛国集团的需要，因为滕海清按照他们的旨意挖“内人党”捅了大漏子，广大受害者都起来批滕，他们所支持的“挖肃派”顶不住了。为此，他们制造“内人党平反一风吹”、“内人党”批滕作乱，内蒙古部队不可靠，要兵变，内蒙古存在着“反党叛国”的危机!军管一来就宣布“内人党”平反落实政策文件废止；除留少数“挖肃”骨干，所有干部端到区外办隔离学习班；受审查干部全都移过黄河南岸；重新挖找“内人党”证据；牧区“掺砂子”，边民内迁，引进盲流实边；组建兵团，牧区全面开荒；军纪败坏，掠夺内蒙财富；调运内蒙资材，给林彪修纪念馆。其结果，在当时计划体制下，人口、职工、粮食三突破，内蒙古经济跌人困境。1971年尤太忠要开党代会，起草报告送中央。总理批评政治部主任王弼臣“你们必须检讨郑维山问题，否则不叫你们开会”。军营对“内人党”不但停止平反落实政策，而且于1972年以(42)号文件打假报告欺骗中央说“内人党”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完了，误伤群众很满意；为了拖长军管时间，屡向中央谎报敌情，说内蒙敌我阵线不清，派性没有解决，外地学习班不能回来。内蒙古被挖受害干部群众为何对军管持否定态度，这是因为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一脉相承，执行了林彪“四人帮”不信任内蒙干部的错误政策。军管对内蒙干部有几不用政策。其中一条是有民族情绪的不用。人都打坏了，不给平反，有点怨言、牢骚也不行。那么，对军管有没有说好的呢?有。“挖肃派”是满怀激情地欢迎军管。如果不叫军管，那就没有他们的光景了。拨乱反正之后“挖肃派”仍然不臭是军管留下的后遗症。东三盟的“挖肃派”可都臭了，那里划给东三省，没有军管，像赵玉温、尚民这些“挖肃”领导人都受到应有的处理，所以拨乱反正就较为彻底，“挖肃”受害者扬盾吐气。而西部区的受害者只得了个“平反证”而已，怨气未得出。

鸿蒙旧友

四、王铎是“正确路线代表”吗?
    胡耀帮同志是个非常坦诚之人，说他在“文革”中也有错误。陈云同志从党的原则利益出发，客观地分析“文革”这场灾难，教育全党干部，也从未提及自己正确。在全国也投有听说过哪位领导人标榜自己正确。唯独内蒙古的王铎说他和他的一派是“正确”的。所谓“一派正确，一派错误”以及将“保守组织”错案改装为“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与“内人党”“叛国集团”并列为“内蒙古三大冤案”，都是由王铎策划构造出来的。王铎在他《五十春秋》中是如何装修自己和他这一派“正确”的呢，“一司、红卫军、(无产者)保各级党委、保革命领导干部；呼三司主张打倒一切旧党委，打倒一切当权派”、“大中专院校成立红卫兵司令部，破四旧，搞红色恐怖，揪斗黑帮、黑五类，一片恐怖，我无限忧虑，心焦如焚，思想搞不通，这哪里是文化大革命，简直是文化大破坏!”、“文革灾难中全家受害，二儿子王××和王逸伦二儿子王××被关进监狱几个月”。王铎这样描绘自己，可能一点儿也不感到惭愧。如果他不是健忘的话，1966年12月29日在政府礼堂“黑五类”受害者控诉大会上，不是由他王铎代表二王(王铎、王逸伦两位正确领导人)向被打伤残的“黑崽子”检查纵子行凶管教不严的错误吗!愤怒的学生声讨要人，要揪斗他们的儿子。区党委高锦明为了叫其躲风。放到公安机关保护起来。将保护措施也说成“受害”，这叫有权就有理，怎么说都行。王铎说《呼三司》主张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造反派。然而就是这个《呼三司》刚刚出世，区党委书记里面不是他王铎第一个表态支持的吗!我们从王铎《五十春秋》中再看一段他的哗众取宠的假话谎言。“74年内蒙党委报请中央，对新内人党按扩大化处理的讨论会上有过激烈的争论。我提出新内人党根本不存在，是一大假案、冤案、应完全推倒，彻底平反。有几个领导同志则坚持说扩大化是毛主席说的，不能彻底平反，某某人承认是内人党至今也不推翻”。王铎多么会编，成了剧作家了。按他自己所说以及历史记载，他是在1975年才复出，而他却在前一年就参政议政了。况且在当时来说，彻底否定内人党的存在，是一个足以震动朝野的伟大意见。但是因为这是一个虚构的谎言根本就没有这码事。所以谁也不知道，查无此事。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受军管压制不得说话的广大受害者猛批“陈李郑”及军管，要求平反的呼声强烈震憾了军管体系。为此，尤太忠发了个敷衍应付的(74)48号平反文件。王铎其人是个两面人物，他一方面对受害者表示极为关切，另一方面又极力保护“挖肃积极分子”。1978年4月20日。中央对“内人党”彻底平反，于是各单位也按他清查帮派的办法．把打死人的专案组人员集中起来，办说清楚学习班。刚刚办起来，王铎听到之后，紧急召集各单位党组成员会议，勒令解散。他说“挖肃”责任在核心小组那几个人，广大挖肃积极分子是没有责任的，这些人提职晋级入党都仍然有效，不影响信任使用。并立即用党委办公厅文件发往各单位。这就不难看出，王铎所真正关心的是他的“挖肃”队伍，稍有触及就如此紧张。因为只要将制造冤假错案的“挖肃派”纳入清查，他这个“正确一派”的阵角就要崩塌。王铎、王逸伦是不是“乌兰夫的代理人”?当然不是。“受鸟兰夫排挤”的“左派书记”怎能是“代理人”呢。中央《4．13决定》是错误的，应当平反纠正，还其“左派”书记头衔。那时乌兰夫已经被打倒了，谁也不愿意当这个代理人。可是当乌兰夫复出之后，就有人抢戴这个帽子了。王铎说“75年初，中央准备安排乌兰夫工作，我的问题与乌兰夫有关，连在一起，他解放工作，我的问题也解决了，75年2月任内革副主任”。王铎俨然以乌兰夫代理人自居，将自己紧紧地与乌兰夫连上r。1967年北京“四方谈判”时，王铎是以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到了后期，他对两派胜负判断有误，以为军区支持的《无产者》一派已全面夺权，既成事实，遂向王逸伦学习，离开区党委集体，跳到《无产者》方面去了。这是属于造反行动。“文革”结束后，王逸伦也以“代理人”、自我“正确”眩耀自己。他也忘记了运动初期曾以“受排挤”的“左派书记”面目出现，在第一线指挥打黑帮黑线场景，以及两派夺权的狼烟一起，他就从区党委集体班子中杀出来+召开部分厅局长黑会，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造反行动。要说“造反派”，王逸伦是内蒙第一号造反派。当然，他被康生点为“特务”的耻辱是令人同情的。就在当时而育，连反对王逸伦的人们也认为那是胡说八道。但是，二王是因祸得福的内蒙古最大“受益户”。晚倒的不如早倒的，如果在“挖肃”中倒，那可就惨了。
    五、吴涛是帮派挂帅人物吗?
    十年“文革”结束后，在内蒙古大地上发生过的所有灾难的罪责全部泼到吴涛头上。这位道貌岸然的“不倒翁”，终于被“左派”们推倒了，而且钉到林彪、四人帮的历史耻辱柱上。嗟乎，悲乎!这是很不公正的一桩历史冤案。谁不知道吴涛在“文革”中是怎么过来的。运动初期他就被军区“正确的左派领导们”违抗叶帅指示，硬是把他打成“乌兰夫黑帮”、“三反分子”关进牛棚。中央处理两派冲突以后，才叫他出来辅佐滕海清以及后来的郑维山、尤太忠吃“民族饭”做个陪衬当个副手，何曾有过一天实权。充其量他不过是中草药处方中的一味甘草而已。在内蒙古这个地方，没有这样一个摆样子的蒙古族干部也不行。十年“文革”中，吴涛一直在台上，那是中央的安排。他个人并没有投机钻营卖身投靠于林彪、“四人帮”．也没有培植经营自己帮派。打吴涛是“帮派挂帅人物”，那是生拉硬扯。
    吴涛是个很有修养，循规蹈矩，遵守纪律，明哲保身的人，他哪是个“帮派挂帅人物”。在长达十年的“文革”过程中，这位劝导别人“要说正确话”的“吴老正”，自己却说过不少错话。然而那都不过是配角对主角的帮腔而已。当滕海清的“挖肃”开始出现问题时，吴涛出来讲“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不能完善无缺，挖出这么多敌人，不可能一个错的没有，但这是支流”。当到了深挖阶段，大量死人，而且已经挖到他本人周围，身边的人一个个挖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哀叹“凡是跟我一起的都抓起来了，就只剩我自己了”。就在这种泥菩萨过河的处境下，他仍然出来违心的为滕海清保驾护航，“这么大的运动，怎么可能不发生一点偏差呢!要看主流。挖敌人，也可能好人碰着一点，刮着一点。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嘛!”。吴涛的悲剧就是这么演出来的。滕海清将军捅大漏子走了，实行军管了。跟着滕海清犯了“挖肃”错误的吴涛本应去唐山学习班“斗私批修”，可是他无此福分，中央仍叫他留下来辅佐郑维山。这位将军比滕海清还要霸道，哪把吴涛放在眼里。可怜的富有修养的吴涛忍不住了，发起牢骚，放出怨言“连个文件也不给看，他妈的，倒也好!”不久郑维山滚蛋了，尤太忠来了。吴涛对新的一把手仍是尽心辅佐，尤太忠念错了讲稿，吴涛在旁给予点正。充当这样的配角也够难受的了。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正确”的“左派”们硬是把他撩倒了。而尤太忠紧跟林彪、“四人帮”说过那么多错话，办过那么多错事，却是“正确”的，哪里有公道可言。军管是扶“挖肃派”压“批滕派”。而“批滕派”同情、理解吴涛，并且希望他对军管中受压的这一派和受害的群众不得平反落实政策说话。吴涛也就为两派的平衡和误伤受害群众落实政策的问题表示过意见，仅此而已。就把这种关系打为“帮派挂帅人物”是没有道理的。当年在“揭批查”中报纸上对吴涛连篇累牍地批判的那些东西，大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可以说是诬陷批判。“文革”以来，内蒙古风水有变。一把手可以干掉二把手。一有政治风浪，一把手就把二把手推下水去。滕海清干掉高锦明；尤太忠推倒吴涛；周惠赶走廷懋。1981年学生事件，本是周惠导演出来的。一出事他就推给第二书记廷懋走了。小蒙古闹事，你老蒙古收拾吧!等到事件平息，他回来之后就打廷懋为闹事学生“后台”这是什么共产党员!连个做人道德都没有。

鸿蒙旧友

六、内蒙古的清查查了什么?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部署的清查任务是：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干部群众；打砸抢抄抓；制造流血事件。并且明确指出，清查工作要执行不以人划线不以派划分，不看头衔，要看事实的政策。内蒙古的清查恰恰相反，按头衔挂标签，一派查一派，有权查无权。十年浩劫，内蒙古的灾难是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挖以乌兰夫为首的内人党”o而且在康生、江青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内蒙的清查却不查这些冤假错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因为一查“挖肃”就要查到军管和“左派”体系上去。广大干部群众一提清查“挖肃”，尤太忠发怒跳起来，说那是干扰打吴涛帮派体系的大方向。王铎更是明目张胆地保护“挖肃派”。云世英管了一段清查，抓了几个民愤极大，手段残忍的“挖肃”凶手。等他一走，这些人大摇大摆走出牢房逍遥法外了。内蒙还有一个不查的是，跟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不查。因为一查又要查到尤太忠军管体系上去。大家知道，林彪“四人帮”在内蒙经营的是握有实权的军管体系。所谓“吴涛挂帅的帮派体系”跟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既未挂上，也未靠上，充其量是个地方帮派。真正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就是尤太忠自己和军管培植起来的工贼、“中央委员”王德山。“四人帮”篡党夺权是从1974年开始，1975年登峰造极。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王洪文从他“虎班”将王德山放回内蒙。这只“归山虎”一回内蒙，尤太忠就安置到新城宾馆，召集厅局长以上干部传达王洪文批“现代大儒”的黑讲话，并用内蒙党委文件向社会印发，引导干部群众批“周公”。可是内蒙的干部群众不批“周公”而批“陈李郑”，且劲头儿很大，连军管和尤太忠都批进去了。尤太忠向王洪文告急，王洪文感到内蒙“批林批孔”大方向不对头，遂保护尤太忠，中止“批林批孔”，并在北京召开汇报会，否定群众批错了，并调一帮“拔牙队”，将批判郑维山维护党的民族政策，替误伤受害的干部群众说话的汉族老干部牙含章“拔”下来了。总理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加紧了。尤太忠又派王德山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给尤太忠与“四人帮”之间当联络员。主席逝世后，王德山上窜下跳。猖狂活动。“四人帮”一倒台，王德山突然死掉。对于这样一个地道“四人帮”分子，尤太忠不设专案查清问题，草草定了“四人帮的追随者”贴到吴涛的帮派上了事。尤太忠比之于吴涛，他的问题性质分量重多了。诸如，他曾多次讲与林彪、叶群的关系，大量印发歌颂林彪的小册子；大讲林彪扁担，不是朱德扁担；多次骂陈毅元帅；大讲与王洪文交往；接触江青，拍特写镜头。1975年“批邓反右”，尤太忠亲自督阵，以压倒一切的中心向全区部署，各项工作都要让路。由于尤太忠全力以赴“批邓反右”，内蒙三十周年大庆准备工作，搞的一塌糊涂，民族政策再教育也未进行。“四、五”悼念总理时，限制群众，派出很多亲信，密密侦察，勒令政府办公厅和农业厅扯下悼念长条。四月九日在尤太忠的指令下，在呼和浩特组织十五万人声讨《天安门事件》尤太忠虽然以他手中大权压住他人不准说话，但是仍然有人揭他的问题。为此，不得不吱晤几句搪塞一卞“没有看清林彪、四人帮的面耳，受骗上当；屈服于帮派的压力，做出了些错误的决定，说了些错话”上推下卸，多么轻松。他真挂上了，却没有事。吴涛扯不上去，可他们硬是往上挂。哪里有真理可说。“内人党”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三起三落，困难重重。原因何在?就是掌权的“挖肃派”阻挠、捣乱、破环。74年“批林批孔”中群众呼声起来之后，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过了不久，因为尤太忠胜利了，于是侯永勒令落办关门。
    七、内蒙古“文化革命”的历史结论应是什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既然“文化太革命”全然错了，那“文化革命”中出现的各种派别也都是错误的产物，哪一派都无正确可言。两派都有“反”有“保”，而且“保”谁、“反”谁都是从派性利益出发的。因而以人划线，以派划线，都是错误的。内蒙古的“保守派”并不保守，并未保以乌兰夫为首的自治区党委，也未保军区吴、廷、孔、塔。王逸伦、王铎也不是乌兰夫的“代理人”中央定错性质戴错帽子，那是应该平反纠正。“保守组织”平反纠正之后，仍应以造反派定位，不能因定错性质就把“保守组织”说成是“内蒙古二月逆流”同“内人党”、“叛国集团”冤案并列，相提并论为“三大冤案”。因为“文化革命”长达十年，而“造反派”、“保守派”历史相对仅存一年多时间，后在“挖肃”中重新组合为“挖肃派”与“批滕派”。关于干部问题，王铎、王逸伦不能因戴错帽子而以错就错，成为“正确路线代表”。吴涛在十年“文革”中一直在台上。那是中央的安排，不是个人所为，他辅佐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有错误，但不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挂帅人物”。对他的诬陷清查所定罪名应予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