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东归评议

蓝天白云

一. 土尔扈特人的祖国              返回
  “祖国”一词在汉文古籍中的原义，是指祖籍所在的国。现在用意“自己的国家”之义，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我国以后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个词语主观感情色彩很浓，不是严格的学术用语如果用语学术讨论，需要注意语义的辨析与限定。
说土尔扈特是“回归祖国”，如果意指回到祖先曾经居住的国土，那是没有争议的，但要说他是“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行动，那就意味着土尔扈特之地不仅是其祖先故土，而且是他们当时自己的国家。问题在于：清朝的中国是伏尔加土尔扈特人自己的国家吗？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其领土范围，居民构成及主权状态，也都有发展和变化。中国今天这种多民族团结统一的中国形态，也并非从来如此。中国起源之初，都是小国寡民，国人大底是同一族类，经过衍变分和，才归并为大国，或者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局面。今日中国的兄弟民族中，有不少民族古代都增经有过自己单独的国家，后来归并到大一统的中国，时间有早有晚，原因有多种多样。古代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不同的民族联合在一个国家内，一方面可以相互帮助共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无法克服的民族矛盾。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在民族矛盾中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少数民族加入历史上的中国是，有些比较自愿，有些则可能是被迫的，不一定都立即把当时的中国看作自己的国家。也有一些民族，历史上增经是中国的成员，后来又分离而去。历史上中国不完全牢固的多民族联合，发展到今日牢不可破的民族团结，是很多客观历史条件与各民族人民主观努力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条件，是近代各民族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争和现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崭新的环境。因此，不能因为中国人民现在包括某一民族，就认为历史上不论何时，这一民族都应该把中华皇帝的中国作为自己的国家而报以爱国热忱。
  土尔扈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蒙古人现在基本上分属于中国，蒙古，俄罗斯三个国家，这是长期而复杂的历史演变的结果。蒙古各部最初共同的祖国，是成吉思汗以其雄才大略和丰功伟业，从此成为蒙古人民时代传颂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象征。成吉思汗的后裔入主中原以后，逐渐与中华文化认同，忽必烈采用汉法，自视为中华皇帝。这样，留居塞外和入居关内的蒙古人，都被卷入了一项伟大工程：创造“中华一体”的多民族新祖国。但是，“中华一体”的新精神在民族隔阂的传统面前遭到残败，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推翻了元朝。于是蒙古政治中心退回你朔漠，从新经营蒙古民族独自的国家。
  元亡以后的塞外蒙古，政治上常处于分裂状态。各级封建主往往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从而仍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华文明认同。多民族共同祖国的种子，在蒙，汉及其他各族中仍然保存着，在适当条件下还有开花结果的可能。但在当时，蒙古族与汉族各有自己的国家，形式上的称臣纳贡也不是以从总体上改变彼此分离的性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
  土尔扈特部源出于克烈部，公元12世纪时游牧于蒙古高原偏北地区。明代蒙古分裂时期，土尔扈特属于号称瓦剌（即卫拉特）的西蒙古集团，约16世纪后期，卫拉特联盟受其东蒙古主系的驱迫，活动中心从蒙古高原移往阿尔泰山以西天山北路一带，后来在由此向青海草原，钦察草原等处扩张。土尔扈特部一度驻牧于塔尔巴哈台山南侧，因苦于该地狭小贫瘠，决计西迁，17世纪曾活动于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不久又远里卫拉特其余各部，冒险挺进到伏尔加草原，形成了单独的土尔扈特汗国，亦即俄国所称的卡尔梅克汗国。
  伏尔加下游草原曾是强大的钦察汗国的心脏地带。钦察汗国瓦解后，这一地带属于阿斯特拉罕汗国，16世纪50年代被俄国征服。由于长期战乱，原住游牧民族大批走散，俄国一时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发，所辖军民集中于为数不多的据点而已。留里克王朝绝嗣以后，俄国经历了20年的大混乱时期，直到1618年才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恢复正常，而这个新王朝有长期把力量集中在对付西方强邻波兰。所以当和鄂尔勒克于1630年前后率领土尔扈特人来到伏尔加草原时，几乎如入无人之境。俄国阿斯特拉罕边区军政当局只能监守城镇，根本无力制止土尔扈特人占领草原。
  俄国毕竟是发展中的大帝国，相持不久，便显出优势。和鄂尔勒克战死于阿斯特拉罕城下，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后来被迫在形式上臣服于俄国沙皇。以后历代土尔扈特汗王也照列对俄宣誓效忠。俄国为了对付草原地带更严重的敌人（当时亚速海周围是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汗国）也不便过分逼迫土尔扈特人。这样就在伏尔加草原上形成了一种双重主权的特殊状态：俄国享有形式上的最高主权，土尔扈特保持着内政独立。
  到和鄂尔勒克的第六世孙渥巴锡摔部东归为止，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草原存在了140年，虽然俄国对该汗国的控制逐渐加强，使起独立性丧失殆尽，国际上早就视其为俄国的属国。但是大多数土尔扈特人坚持为自己汗国的独立性而斗争，不原以俄国为祖国。祖国离不开主权，人民和领土三要素。作游牧国家特定的领土相对次要一些。为了维护主权多数土尔扈特人在最后关头不惜舍弃亲爱的伏尔加土地，奔向陌生的东方。正是这一悲壮的行动，集中地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的土尔扈特汗国的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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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尔扈特汗国与准准噶尔的关系             返回   
  当然，对于百余年前的祖先故土，和故土上的蒙古族兄弟，土尔扈特人也是有感情的。象成吉思汗那样，使全体蒙古人统一为一个国家，始终不失为散居各地的蒙古人的一种理想。1640年，由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倡议举行了塔尔巴哈台会盟。除了已归附清朝的漠南蒙古末参加之外，喀尔喀与卫拉特各部二十八位首领在会上制定了著名的《卫拉特法典》，其主要规定就是要蒙古民族联合一致，共御外敌。“会议强有力地激起蒙古人的民族感情，唤醒了卡尔梅克人在血缘关系上同其他蒙古部落团结起来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卡尔梅克民族民族史上是以这种事实表现出来的，即卡尔梅克的汗们渴望同准噶尔有统治权的名门家族联亲。卡尔梅克人经常到准噶尔和圣地西藏去，再那里，希望当汗的人为自己取得统治权寻求支持。
  土尔扈特西迁以后，准噶尔部逐渐凌驾于卫拉特各部之上，在天山北路形成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从而形成有希望统一蒙古民族的一支核心力量。但是清朝中国和沙俄也正加紧向蒙古地区扩张。清朝是为了控制沿边游牧民族以消除边患，沙俄则除卫拉特和喀尔喀向他臣服。续漠南蒙古之后，喀尔喀各部终于在1691年归服了清朝。于是在蒙古民族中，就只剩下东西悬隔数千里的准噶尔和土尔扈特两个汗国，还在维护主权和独立而顽强奋斗。
  土尔扈特汗国的势力比准噶尔汗国小的多。他的领土又离俄国政治中心太近，同属东欧平原，无险可恃。而准噶尔所居的天山北路，虽不及付尔加草原土肥水美，但有重重山环沙阻，自成区系，又离中俄两国政治中心遥远，对于已失军事优势的游牧民族来说，不失为拒敌自保的理想家园。当感到俄国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土尔扈特首领头脑中自然会不时闪现迁回天山北路的念头。这种念头又驱使他们更加密切注视准噶尔的形势，甚至直接介入准噶尔的事务。
  据说书库尔岱青的孙子阿玉奇汗，就开始考虑带领土尔扈特人回准噶尔的问题。适有策妄阿拉布坦“乞婚阿玉奇，阿玉奇以女妻之，其三子撒扎布率属户万五千余从往”。策妄阿拉布坦是前任准噶尔汗僧格之子，颇为精明干练。僧格在内乱中被杀，其第噶尔丹乘机平乱即位策妄阿拉布坦长大成才后，自然成为噶尔丹一块心病。1688年，他被迫逃到博罗塔拉以避免噶尔丹的谋害。才略过人的阿玉奇不怕得罪势焰正高的噶尔丹，偏要选策妄阿拉布坦为婿，很难说不是别有用意。
阿玉奇让撒扎布率领庞大的人马送嫁，显然有不惜向噶尔丹以武力抗抗争的意味。后来撒扎布也确实参加了堵载噶尔丹的军事行动，土尔扈特这一支大军，策妄阿拉布坦控制准噶尔局势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土尔扈特反客为主的危险，也难免不令准噶尔人担心。史记：“噶勒丹即灭，谋并诸卫拉特族，留撒扎布不吁遣，阿玉奇索其子。乃逐撒扎布归俄济勒，仍留从户不给之，分属准噶尔鄂托克。阿玉奇固索不获，因构难”。策妄阿拉布坦怕翻脸无情，也许意在抵制阿玉奇的扩张。阿玉奇在准噶尔亏了老本，也就暂难归了。
  阿玉奇于1724年死后，汗国内乱，他的妻子达尔麻八喇又向贵族们提议逃往准噶尔。阿玉奇之孙顿多卜达什汗不堪俄国的压迫，也想摔部逃离，他曾打算投靠波丝，同时也通过达尔麻八喇积极与准噶尔联系。但这密谋被俄国发现，没有付诸实施。等到1761年顿多卜达什汗之子渥巴锡续位时，已是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的第四年了。土尔扈特所向往的准噶尔地区已成了清朝中国的新边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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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尔扈特汗国与清朝的关系                 返回   
   土尔扈特汗国曾经多次派使向清朝政府朝贡，许多学者说这是“对祖国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的表现。殊不知，按照中华文化体系的惯列，朝贡不一定是国内事务。明清时期到北京朝贡的国家和国外地区，数量不少，这既是一种外交活动，也是对华贸易的方式。清朝皇帝自命天下共主，把所有通贡的外国都视为外藩，这不过是传统文化的矜夸，不一定有政治上的领属关系。土尔扈特汗国既奉俄国为宗主国，又向清朝通贡，并不违反当时的国际惯列。土尔扈特有时也强调他的对清超通贡的政治意义，那时想借此抵制俄国的控制，但是列国早已把土尔扈特汗国看作沙俄帝国的一部分，清朝也是这样看的乾隆在《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就明白的说：“因其汗阿玉奇与策妄阿拉布坦不睦，串归俄罗斯”。且标题用“归顺”一语，就表示土尔扈特本非清治下，何曾有“对祖国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呢？
  康熙，雍正两朝，曾先后派出三次使团访问土尔扈特汗国。许多论著把这说成是清朝政府对“我国”一部分人民的关系，甚至断定康熙是土尔扈特的“爱国行动”所感动，特遣使以示关怀和慰问。但是考察一下遣使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策妄阿拉布坦登汗位以后，励精图治，国事日盛，反清之志渐明，成为康熙的一大心病。适逢阿玉奇也与策妄阿拉布坦反目为仇，其侄朝拜西藏后受准噶尔之阻无路可归，不得不向清朝求地安置，阿玉奇特为此事遣使访清。康熙乘机于1712年郑重遣使，借道俄国回访土尔扈特。不难理解这正中康熙用以牵制准噶尔的一种外交战略。
  此后，雍正又于1730，1731年连续两次遣使访问土尔扈特汗国如此殷勤迫促，显然不是为了一般的关怀与慰问，而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策妄阿拉布坦于1729年去世后，两个儿子争位，长子噶尔丹策林即位后，次子罗卜藏索诺被迫逃往付尔加，1729年准噶尔让步外交赢得清缓兵一年；1731年大战爆发，清军惨败于和通淖尔。再这种清朝出使，岂会与准噶尔战略无关？查访罗卜藏索诺，争取他与清结盟，因该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总之，若不是具体的军事和外交利益驱使，清朝不会对万里之外的土尔扈特人如此殷勤的。所谓对远处异地的我国人民表示关怀和慰问云云，也不符合信守君臣大义的清朝专制君主的思想逻辑。照他们看来，中国臣民跑出国境，就是“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如果再国外受欺凌，也是活该，“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到不如说，正因为付尔加土尔扈特人当时还不是大清臣民，才不必受谴责而有资格蒙受清朝那样的礼遇。
  因为清朝对土尔扈特汗国的态度，只是为了临时利用，并不希求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所以对土尔扈特的情况并末作细微深入的考察，满足于一知半解，而且事情过后很快忘记了，后来乾隆为了接见东归的土尔扈特首领，临时多方收集资料仍然不堪明白，他的《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只好说“溯厥始，率亦乙慌略佛可考”。甚至误称“因其阿玉奇与策妄不睦，串归俄罗斯”。只到接见询问后，才发现这一错误，在另撰《御制土尔扈特部记略》中纠正了。
有的同志还论证：“土尔扈特汗国曾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反对准噶尔的“分裂割据”，支持清朝云云。其主要证据，一为阿玉奇派兵堵载噶尔丹，二为阿玉奇后来与策妄阿拉布坦翻脸，而与清加强联系。但是我们仔细推敲一下，这两个证据也是不成立的。
上文以分析过，阿玉奇出兵噶尔丹，是配合他的女婿策妄阿拉布坦抢夺准噶尔汗位，并不是帮助清军统一准噶尔。相反，这使准噶尔汗国在噶尔丹败亡后免于溃灭，继续作清朝的劲敌，实际上也阻碍了清朝的征服，作为蒙古族的两个兄弟国家，准噶尔与土尔扈特在对抗外民族征服方面，早已确认了联合一直的原则。他们之间也会闹矛盾争权势，但这些矛盾比其对外的民族矛盾来说都是次要的。事实上，如上文所说，阿玉奇与策妄阿拉布坦反目及与清朝的联系，都有别的原因，与要不要统一于清朝的问题毫无关系。准噶尔（因该是噶尔丹）灭亡后，抗清最顽强的舍楞等人走头无路时，就率残部投奔土尔扈特汗国，在那里受到了顿多卜达什汗和渥巴锡两代君主的优待和信任。
  阿玉奇接见康熙使节时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又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国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有的论著据次断言：阿玉奇明确表示了土尔扈特部是中华多民族国家的成员，笔者认为，这样断言末免失之轻率。
  必要的语言文化联系是政治统一的有利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把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混于国家归属关系的一致性，正是历史上常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路，...（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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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尔扈特东归目的                返回
     历史上游牧民族曾经凭借其机动与犷悍之长，经常发动对外惊夺与征服的战争，长期对农耕世界形成威胁。但是到了17、18世纪农耕民族的技术进步已使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基本上化为乌有。准噶尔的败亡，标志着游牧帝国大扩张之梦的最后的破灭，老老实实的建设民族国家，也难与接嫌以深的农耕大国相安。而且在封闭的游牧世界里兜圈子，终将被时代潮流弃的越来越远，从发展前途着眼，主动与农耕世界先进民族联合，在新的多民族祖国内互利发展，不失为游牧民族的可以一试的选择。但是这条路不完全是光明的，当时毕竟还是一个以剥削和压迫为基础的不和理的世界，而且，要求一般民众在理性的远景预测的基础上选择出路，也有些苛刻。不难理解，要是没有强大的压力，蒙古人即使落后了，通常还是宁愿保持本民族的独立，不肯归服先进的多民族国家。
     许多论著断言土尔扈特人东归的目的，是真心向清朝统治的多民族祖国。但是，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想，接受清朝的统治，符合土尔扈特人的理想吗？俄国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封建专制国家，清朝又何尝不是与俄国半斤八两？何况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是个典型的传统式封建专制君主，而俄国同时期的女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已经试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开明政策逃避较多朝气的沙俄，奔向暮气教重的清朝，要逃避的是独立即将失去的危险，所奔向的却是独立拱手让认得现实，土尔扈特人何乐而为此？如果说俄国的压迫沉重，那又有什么证据可以使土尔扈特人相信清朝的压迫会轻多少？
     在土尔扈特人对清朝的有限了解中，清朝对准噶尔地区卫拉特同胞的态度，无疑是最能牵动土尔扈特人的感情。由于准噶尔抗清派十分顽强，降而复反，清军激怒，曾经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记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续串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如此亡国灭种的惨剧，不可能不在蒙古人，特别是卫拉特人心目中留下创伤。“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往事不远，记忆犹新，东归的土尔扈特人怎么可能产生所谓“一心向往“清朝中国的事情呢？
  乾隆皇帝把土尔扈特东归视为炫耀他的“德政”，粉饰大清“盛世”的好题材，特意定下土尔扈特是“投诚向化”、“弗加争而自臣属”的调子。此后清代官方史籍，无不照此宣传。但是当时另有一些私家撰述，记录了事实真相。东归后不久成书的托忒文土尔扈特史籍《土尔扈特诸汗专》谈到：土尔扈特之所以决定东归，是认为“乃可与同教而言之古代兄弟蒙古及未来幸福源泉之宗教圣地西藏，多恩佛爷和睦相处，可以占据被凶敌践踏之准噶尔故土”。后因沿途损失惨重，“乌巴锡与喇嘛台吉商讨七日，以为倘若不宣称为满皇帝属下，乃只可以战争夺回准噶尔别无它法，故无可奈何慌称投诚”。乾隆进士椿园所作笔记《西域闻见录》，也说乌巴锡之所以东归，是认为伊利“可以占据立业”，来后迫以无奈，“计议七日，始定以投诚”。
  道光举人俞正燮赞同椿园之说，并分析乌巴锡和土尔扈特民众的心理说：“其始念差耳。然而非以抢伊利之故，其部众禅于远徒”。其后晚清著名学者魏源作《圣武记》，张穆作《蒙古游牧记》，何秋涛作《朔方备乘》，都主张抢伊利之说。何秋涛认为：“土尔扈特之安居额济勒也，已有一百数十年，可谓旧矣。一旦弃其故土，不远数千里内投中国，非人情也。盖其外以归顺为名而内实欲窃据伊利，此则情事之灼然无疑者”。这个分析，我认为合乎情理。
  当时土尔扈特汗国与中国之间，是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哈萨克汗国诸帐。其中小帐汗位居西部，以向沙俄臣服而中部和东部的中帐，大帐及布鲁特诸部，都于准噶尔灭亡后臣服于清朝。1756年土尔扈特贡使吹扎布到北京，曾对清朝建议：“哈萨克既为皇帝臣仆，如蒙皇帝谕旨，命我土尔扈特布取道哈萨克境前来，就不许绕道，对我们甚为有益”。所以，土尔扈特与清朝的友好联系，以没有太大的障碍。因此乌巴锡若真心投清，事前当遣密使与清朝联系，那么在哈萨克草原沿途就可能得到照顾，而不会洒满鲜血和泪水了。
  然而乌巴锡的人马不声不响地突然扑向伊利。乌巴锡不想让清朝有所准备。也许他推想清朝占领准噶尔不久，生产末兴，站脚不稳，而且也许北京对这片遥远的半沙漠半草原地区不会太感兴趣，突然袭击一举强占之后，修以臣服之礼，清政府也许会容忍在那里存在一个多少有点独立性而没有威胁的蒙古汗国。
  乌巴锡率部于1771年1月5日开始东进。清朝得到俄国转告的消息后旧开始主义，但是直到夏历5月2日，伊利将军的奏折还说：“今已数月矣，之今竟末有信息。看来，虚实尚不可定”。其实这是的土尔扈特早已在伊利、塔城边境活动，饱受酷烈自然条件的煎熬和哈萨克人、布鲁特人的攻抢，徘徊两个多月，却一直不与清朝联系。这那里是热情归顺的样子？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沿途损失太大，以难对中国领土强行攻击，进退两难。彷徨观望，随着处境的日益艰难，他们终于决定主动投诚。5月26日清朝当局派去探询的官员才在查林河畔与土尔扈特大队不其而遇。这是的土尔扈特人已“确实疲惫贫困之极”。几乎溃不成军了。
  乾隆皇帝表面上大力表彰土尔扈特人的“投诚向化”，其实内心并不相信。他密谕臣下对这些来人“不可深信”，“应暗中防范”；接见土尔扈特首领之后，他更竟一步断言：“乌巴锡原先之议专为侵占伊利而来”。乾隆将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分散安置，严密控制。乌巴锡取得“汗”的虚名，却失去一切主权。成吉思汗以还蒙古民族国家的最后一线，就此中断了。
五、论余                返回
  土尔扈特离俄归华，是沙皇俄国的失败，清朝中国的胜利。但对土尔扈特人的自身来说，东归及末能挽救汗国于危亡，有未能增进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反而使民族元气大伤，实在没有胜利可言。
  这次倾国东归，是爱国主义的壮举。当然是爱土尔扈特汗国，不上爱清朝中国。但是以东迁来挽救汗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把民众引向这条危险的道路，其中多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决策者的首领们难辞其咎。因此有些论著把乌巴锡许为土尔扈特人的杰出领袖和民族英雄，笔者认为不恰当的。至于说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那就更是张冠李戴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黑白分明的情况并不多。我们不因该把反对乌巴锡东迁计划的土尔扈特人视为叛徒，同时也不宜苛责乌巴锡和他的拥护者。土尔扈特人东归过程中表现的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值得我们赞扬。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珍惜独立主权，我们应当理解和尊重。东归的土尔扈特人，不失为一场爱国主义悲剧的正面主角。
  乾隆皇帝在东归的土尔扈特人濒临绝境的时候，宽厚相待，慷慨救济，妥妥善安置，从而为土尔扈特人与中华各族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为他们较为融洽地归化于新的祖国提供了条件，这也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这些都是在封建专制与剥削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他可以冲淡，但不可能更本改变土尔扈特人命运的悲剧性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清朝沙俄与蒙古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早以是历史的陈迹。在剥削阶级统治时代发生的悲剧，当时的人民没有责任的。今天的各族人民更无许为历史而相互指责，同时我们也无须将当统治者的成就，等同于今天人民的光荣。
  历史是爱国主义的一大源泉。爱国主义的重要根源，不是历史而是现实，每个现实上存在的国家，都因该实行适当含义的爱国主义，而不必取决于这个国家历史的长短高下，爱国主义者可以从历史中吸取力量，但只有祖国的现实才能决定爱国主义的存亡。
逃离俄国的土尔扈特人，在中国享受到权利，承担了义务，从此有了新的祖国，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他们作为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享受的权利很不充分，因此对这个国家又不免有隔膜之感。当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国家常常无力保护他的人民，因此，清朝统治下蒙古人，有些后来又脱离了中国。...(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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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土尔扈特东归评议</P>
<P>（<a href="http://www.alswh.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68" target="_blank" >http://www.alswh.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68</A>）来源网址
本文章摘自于&lt;卫拉特史&gt; ,作者:钟国发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土尔扈特汗国大规模东迁，从伏尔加草原到天山以北的祖先故土。这个事件以其悲壮的传奇色彩，当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而后两百余年间，乃不断勾起若干史学家和文人的浓厚兴趣，七十年代末，我国大陆增经兴起一股研究与描写土尔扈特东归事件的热潮，源源涌现了许多史学家论著和文艺作品。这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学术以外的特殊原因的影响，当时的研究带着一些特有的取向，列如当时作出的这一论断：土尔扈特东归是“回归祖国”的爱国主义行动，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榜样。对此本文拟提出新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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