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 zt

愁容骑士_2 · 发表于 2005-12-7 02:25:23

回鹘牙帐城掠影――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二
对我们所有考察队员来说，八月十日是一个完美的考察日。这一天，我们拜访了鄂尔浑河及其支流塔米尔河河谷附近的蒙古黄金宫帐、回鹘牙帐城、窝阔台夏宫与匈奴三连城。虽然是走马观花，匆匆来去，然而惊鸿一瞥，值得长久铭记。
　　上午9点，从哈拉和林出发，过鄂尔浑河大桥北行，贴着杭爱山西麓，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到Khotont县城所在的山谷的谷口，然后西向进入这个山谷。这里已经离开哈拉和林所在的前杭爱省（&Ouml;v&ouml;rkhangai Aimag, &Ouml;v&ouml;r意思是“南”），进入了后杭爱省（Arkhangai Aimag，Ar意思是“北”）。沿此山谷西行，就进入杭爱山腹地了。从山谷深处冷杉林里流出来的小河，出山之后北流，一直流到下午我们要去拜访的窝阔台夏宫。在这个到处是马群的山谷里，有一座古城遗址。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Ochir）先生说，这里是一座蒙古古城遗址，一般称为黄金宫帐。古城规模不大，城墙遗存已经不太明显，城内外草地上有数十头老鹰缓缓走动，人靠近了才盘旋而起。这些老鹰体型硕大，目光阴冷。两天前在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境内草原上宿营时，宿营地旁边的山崖上，就有一个鹰巢。鹰巢裸露在一块高耸的石崖上，白色的鹰粪让鹰巢和四周崖石看上去如同覆盖在白雪之中。中医药材有所谓“鹰粪白”，用以治疗面部瘢痕，大概就是取其纯白如雪吧。受到不速之客惊扰的老鹰呼啸飞腾，一直巡弋在我们营地的上空。跟那头惊怒之中的老鹰比起来，这里大群的老鹰显得悠闲而又傲慢。
 　　从黄金宫帐遗址所在的山谷出来，在平缓辽阔的鄂尔浑河河谷草原的西部边缘继续北行，穿过有着高高的芨芨草的低洼地区。再走不到半小时，汽车突然东转，远远地看到东边草原上突兀而起的古城墙，那就是著名的回鹘牙帐城（Khar Balgas，蒙语意思是“黑虎城”）。大约中午12点20分，离城墙一两公里的地方，汽车就停下了。敖其尔带着大家走向地上散放着的一些大块石头。当看到那块蟠龙碑首时，有人大声喊了起来：“九姓可汗碑！”是的，这些破碎散放的花岗岩石块，就是著名的已经碎裂上千年的回鹘九姓可汗三体文碑的一部分遗存。所谓三体文，指此碑分别以汉文、突厥鲁尼文和粟特文写成。汉文碑题作“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是歌颂保义可汗光辉事迹的。
 　　九姓可汗碑及其附近的回鹘牙帐城遗址，是1890年被芬兰人里克尔（H. Heikel）发现的。碑身当时已经碎为八块，后来破损更为严重。里克尔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的Finno-Ougrienne学会的出版物上以《鄂尔浑碑铭》（Inscriptions de L’Orkhon）为题发表了他的惊人发现。那时候突厥文和粟特文都还没有被解读出来，要了解碑铭的意义，只有根据其中文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1892年编订《蒙古考古图录》收有鄂尔浑诸碑，1893年，俄国驻华使节拿着这书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帮助，清政府派沈曾植出面，对书中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中文部分作了研究。后来李文田编写《和林金石录》，也收录并考释了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中文部分。王国维著有《九姓回鹘可汗碑跋》，利用中文史籍研究碑铭所反映的回鹘历史，把这一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突厥文和粟特文的先后成功解读，可汗碑的丰富内容得以充分展示，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尽管长年的破损使碑铭的保存状况相当不好。 　　国内有回鹘史专家介绍此碑时，称此碑位于“柴达木河畔”，其实是在鄂尔浑河西岸的回鹘牙帐城南，立碑处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建筑遗址，有学者认为应当是一个摩尼寺。可汗碑就位于此寺东端。1996和1997年，日本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领导的考察队（有趣的是，当时的蒙方合作人也是敖其尔教授），两次来到回鹘牙帐城考察，九姓回鹘可汗碑是考察重点。他们对现有碑石、历来有关记录及各国所藏碑铭拓片作了细致和全面的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原碑三体文字中，中文应当有34行，粟特文45行，突厥鲁尼文可能多至116行。碑铭拓片，分别收藏在圣彼德堡的亚洲博物馆、巴黎的亚洲学会、京都的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与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大阪的大阪大学文学部、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国有两家图书馆收藏此碑拓片，一是国家图书馆，一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长久以来，残损的粟特文和突厥文碑铭部分，有多种版本的转写和翻译，最新的转写和翻译，是日本的森安孝夫（突厥文）和吉田丰（粟特文）两位教授完成的。 　　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涉及回鹘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比如有关回鹘信奉摩尼教的材料，一直受到学界重视。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回鹘牟羽可汗协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从洛阳北归时，携带了四名摩尼教僧人，这是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开始。据可汗碑的中文部分记录，“爱登里罗汩没蜜施颉咄登蜜施合俱录?伽可汗”（应当就是牟羽可汗，可汗前面那18个字是可汗号）从东都（即洛阳）北归时，“将睿息等四师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故能开正教于回鹘”，造成回鹘“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并且抛弃传统的萨满，使摩尼教在回鹘地区获得独尊地位，“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慕贽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根据森安孝夫教授的转写和翻译，在突厥文部分也有与摩尼教直接相关的文字。 　　我们拂试九姓回鹘可汗碑碎片上的尘土，试图辨认一些笔画。与毗伽可汗碑不同，回鹘可汗碑不仅碎裂，而且早就不完整了。据说19世纪末就有俄国人把两块较大的石块运回圣彼德堡了。即使这两块还在，也难以拼合出原碑的模样来。也许正是因此，剩下的碎块才随意散放在草地上。轻风飘过，蚂蚱们从草丛高高跳起，落到可汗碑的碑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回鹘牙帐城。我们步行穿过略有起伏的草地，经过了东西排列的那一列塔形夯土堆，下到青草茂盛的护城河里，再从护城河向上，爬上七米多高的夯土城墙，来到牙帐城的城墙上。这下，可以看到全城景象了。在蒙古看到的十多座古城中，回鹘牙帐城无疑是最给人深刻印象的，最高大，最雄伟，让人联想起毛乌素沙地里的统万城。回鹘牙帐城位于后杭爱省Khoton县境内，恰恰在前杭爱省的省界以北，其经纬度是：N47&ordm;33.837&acute;，E102&ordm;39.490&acute;，当然不同的测定，数据会略有不同。有机会去的，可以凭借GPS直接在鄂尔浑河谷里找到它，即使数据微有误差，高耸挺拔的城墙会在你相距极远的时候就向你发出召唤。漠北回鹘汗国于751年建造此城，后来此城长期作为回鹘的首都，成为漠北的政治文化中心，直到840年黠戛斯人摧毁漠北回鹘汗国。 　　全城呈不规则方形，历来测量数据都很不一致。据森安孝夫教授等人1997年测定，北城墙长424米，西城墙长335米，南城墙长413米，东城墙长337米。南、西、北三面城墙外都有护城壕，由于低洼，壕内草长得格外好，郁郁葱葱，形成深绿色的长条。在保存较好的北侧护城壕的内侧，还能看到另有一列较矮的短墙，似乎是某种军事设施。城东西各有一门，西门还有很大的瓮城，瓮城外似乎还有低矮的城墙。城内有明显的坊墙遗迹，看得出城内有规整的街区规划。苏联学者在城内做过发掘，据说找到有唐代风格的莲花纹瓦当。城内东南角有一片明显高出城内地基约四、五米的高台，其规模应当相当于一座大型建筑。从地上的砖瓦残片来看，这里的确曾经有建筑。这个高台俯瞰全城，形势优越，与中古洛阳的金墉城颇可相类。猜想这里应当是可汗宫帐所在。在东城墙以外，还有明显的街区遗迹，坊墙格局与城内相近。这也许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区，遇有外敌时，他们可以从东门撤入城内。从南城墙向外看，相当大的范围内也都有田垄或矮墙的遗迹。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灌溉农业的痕迹。
 　　城南北两侧，在城壕之外约50米处，各有一列夯土塔形建筑。这与今天哈拉和林的额尔德尼召周围的白色佛塔有些相像。城内西侧，有一个巨大的高塔。城内外的塔形建筑究竟是什么？蒙古学者认为是佛塔。从很早以来，欧洲很多学者如拉德洛夫等也都认为是佛塔，当然另有学者认为是用作军事掺望的高塔。一般的旅游指南（如著名的Lonely Planet系列）也都说是佛塔。可是，回鹘崇信摩尼教，怎么会有佛塔呢？说是佛塔显然是不符合回鹘汗国宗教生活实际的。苏联的米诺尔斯基、日本的森安孝夫等，都不赞成这种解释。关于城内高塔的属性，新疆吉木萨尔的北庭古城内也有这么一座土塔，因此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它解释为军事设施（联想一下，河北定州还有一座绝高的北宋料敌塔）。那么，城外南北两侧的两列塔形夯土建筑，又是什么呢？显然现在还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摩尼教禁杀生，禁食荤腥，所谓“食菜事魔”。九姓回鹘可汗碑里也说回鹘汗国信奉摩尼教之后，“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这对游牧经济下的回鹘社会生活方式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当然并不是所有汗国人民都彻底放弃传统生活，严格遵守摩尼教义。但即使是核心集团微小程度的改变，也需要有足够的经济上的支撑。筑城定居，灌溉农业，集中工匠，等等，大概都是与此相辅相成的社会变革。回鹘与唐朝政权之间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安史乱后唐朝每年给予回鹘的巨额赐赠，以及每年的马缣交易的“和市”（白居易诗所谓“五十匹缣易一马，缣去马来无了日”），给回鹘汗国统治阶层维持其脱离于传统游牧经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在回鹘牙帐城看到城内外规整的坊墙街区和规模宏大的田垄格局，也让人恍恍惚惚以为自己身处农业地区，而不是在蓝色天穹下的漠北草原上。 　　中午1点半，在古城内那座高塔下边，烧水吃午饭，照例还是泡方便面。如果没有筷子，城内遍地丛生的芨芨草可以制作一次性卫生筷。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看不知名的飞虫在草尖轻舞。八月的艳阳当空高照，可是风一吹来，还是觉得冷。周围城墙那醒目的夯土层，如同水波一般，在正午的阳光下似乎微有涟漪。
 　　下午2点，告别回鹘牙帐城，继续北行。40分钟后，来到窝阔台夏宫（Doytyn Balgas）。夏宫遗址上可随处见到有着孔雀蓝琉璃面的墙砖，这种蓝色在中国很难见到。考察队不少人都捡拾了几块，号称要带回去作纪念。事实上一路上大家都在收集各类砖瓦碎片，每离开一个宿营地，都会见到被丢弃的收集品。夏宫北面是一个几近干涸的小湖Doytyn Tsagaan，周围草地盐碱化严重。大概当年这里还是一个肥美的牧场。从窝阔台夏宫向北行车1小时40分钟，约下午5点，到达塔米尔（Tamir）河。塔米尔河水量很大，河谷青草茂密，桦树成林。又到了俄制“普洛冈”汽车显示威力的时候。这种其貌不扬的汽车一路上带给我们太多的震撼和快乐，现在它又如此轻松地涉过最深处超过一米的塔米尔河。过河之后，溯河西行，一路上所见，都是河谷草原的美丽景象。
 　　下午5:30，到达三连城（Hudgiyn Denj），是三座大型古城东西并列分布，敖其尔说一般认为是匈奴时代的。在最西端的古城稍作逗留，敖其尔率领车队，照例在城墙上开车，绕行全部三座古城。下午6点10分，向哈拉和林返回。再一次走在美丽的塔米尔河谷，再一次涉过塔米尔河。一路上车里都在放一盘蒙古歌曲，其中有一首歌特别好听，美丽的歌声不象是从车内，倒象是从草原尽头的天边升起来，与阳光一起弥漫在草原上。歌手是蒙古国立大学的毕业生Serchmaa（英文名Sally），她的这首歌题为Angir Eej，是歌唱游子思念母亲的，听起来你会觉得，只有在草原上才可能会有这样声音、这样的情感。回到乌兰巴托以后，我们中很多人都到音像店买了她的CD，希望回到北京以后，还可以听着她美丽的歌声回想鄂尔浑河谷。
 　　就是在Serchmaa的歌声里，我们再一次经过回鹘牙帐城。太阳正倚着西边的杭爱山慢慢沉落，在落日映照下，雄伟挺拔的城墙闪着熠熠金光。在它的周围，安静的草原正在变得寒冷。最后看一眼牙帐城的雄姿，我们向东行驶。下午7点过5分，经过鄂吉淖尔县（Ogiy Nuur Sum）的县城。这里距8月8日我们走过的鄂吉湖和阙特勤碑等地方很近，中间隔着鄂尔浑河与和硕鄂尔浑河，正是最好的河谷草原。明天，我们将结束在哈拉和林地区的考察，离开令人心醉的鄂尔浑河谷，向东返回到土拉河流域去。

愁容骑士_2 · 发表于 2005-12-7 02:22:05

走访突厥三大碑――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一 罗新 　　【2003年8月3日至16日，以北大中古史中心“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组为主，得到蒙古国立大学和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的支持，组成了北京大学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走访了蒙古国中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的部分历史遗迹，最后驱车绝漠而归。这里分专题对此次考察作一点介绍。】 　　我们于8月4日下午抵达乌兰巴托，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去看暾欲谷（Tonyukuk）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之一，另外两大碑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这三大碑是我们考察计划中的重要目标。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俄罗斯和瑞典的一些学者、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河谷，先后在石头、墙壁和陶器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陌生的文字。当时把这种文字的字母与起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后来进入到古日耳曼文的鲁纳（runa、runs）文字的字母联系起来，认为是鲁纳文的一个分支，遂称之为鲁尼文(runic)字母。当然这是一种误解，后来学界已经知道这些字母其实是古粟特文字母的变体，但人们久已习惯这一称呼，到现在“鲁尼文古突厥碑铭”的说法仍然很常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鲁尼文，是7～10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素与音节混合型拼音文字，字母一般认为有38～40个，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直接来自粟特文字母。与常见的粟特文字母不同的是，由于书写工具和铭刻而造成字母书写的变化，如线条僵硬、劲直，这也是人们最初没有把这些铭刻文字与粟特文字母联系起来的原因。 　　如果没有突厥三大碑的发现，那些奇异的铭刻文字的解读也许仍然处于蒙昧阶段，甚至仍然迷失于错误的方向。19世纪早期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些刻有同样文字的石柱，尽管风化严重，但显然揭示了一种未知的草原文化。这首先引起了探险家的兴趣。据说最早发现鄂尔浑碑铭的是芬兰人A.Geikel，他1890年来到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地方，发现了两座巨型的、刻有不认识文字的石碑（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另有一种说法，1889年夏天，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就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最早解读古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就是依据了Geikel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出版的有关报告。 　　汤姆森（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他此前已经学习和研究了数十种欧亚语言和文字，他的有关古俄罗斯语言文化与北欧关系的研究，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偶然的机会下，汤姆森接触到Geikel的报告，就着力解读这些古文字。首先，他确定了铭刻文字的书写和阅读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样自右而左。其次他清点了字母的数目，并确认这是不见于史籍记录的古老文字。最后，他开始解读和辨认单词，第一个被读出的单词是“天”（tengri），后来这被看成一个神秘的巧合。1893年12月15日晚间，汤姆森向丹麦皇家科学组织提交了一篇寥寥数页的论文来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称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 Turks）的时刻。在汤姆森完成这一伟大工作的同时而稍晚，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也独立抵达了几乎同一个目标。古突厥文的解读和古突厥史的重建，使近代突厥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三年后汤姆森的名著《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出版，标志着突厥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暾欲谷碑就是在突厥文刚刚解读、突厥学正在建立的时候，于1897年，由克莱门茨(E.L.Klements)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发现的。虽然位于土拉河流域，但由于立碑时间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相近，内容也基本相关（暾欲谷是毗伽可汗的岳父），所以被一并纳入鄂尔浑碑铭中研究，甚至被称为鄂尔浑碑铭。幸运的是，和阙特勤、毗伽可汗一样，暾欲谷碑的主人暾欲谷，在中国唐代史籍里有不少地方提到，这对于学者解读和研究古突厥碑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由于此碑的出现，有很多学者相信暾欲谷与史籍中另一个突厥要人“阿史德元珍”，可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用名。中国学者对古突厥的解读基本不曾发挥作用，但是借助欧洲学者的转写、翻译，一些中国学者利用中国唐代文献加入了对突厥碑铭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还没有人能够亲身远赴漠北拜访三大碑。现在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其激动与兴奋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8月5日清晨9点（蒙古实行夏时制，9点即中国8点），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中上车，溯土拉河东行，前往暾欲谷碑所在的草原。全体队员加上蒙古国立大学的钢巴特尔和博物馆的一个小伙子，分乘两辆俄国“普洛冈”越野型中巴车(这两辆车外加一辆三菱中巴，就成为后来我们西征哈拉和林的全部运载工具)。土拉河蜿蜒西流，河谷里成片成片分布着白桦和白杨。暾欲谷碑位于乌兰巴托以东60公里的巴彦楚克图地方，属于土拉河河谷地带，西距鄂尔浑河东岸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460公里。上午10点多，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青翠草原上，远处零星地分布几座毡包，更远处在如波起伏的草地上，有羊群和牛群。汽车停在一处铁栅栏围起来的很大的略有缓坡的方形台地上，这里就是暾欲谷碑的所在。 　　和报告中所见的情况接近，暾欲谷碑立于一片开阔的草原缓坡上，一大一小，都基本完好。两碑的西面，有青砖地基，可见当年本有大型地面建筑。周围零乱地堆放着石头和石像。栅栏范围内的西南角，有明显发掘大坑的地方，散乱地堆放着原来应是树立成石穴或石室的六块大石板，石板的一面有线雕的宝相花图案。两碑的东面，在铁栅栏以外，有数百块石条排列成的一条数百米的长线，向东方的草地伸出。这种形式的突厥墓葬在中国境内似乎尚未发现，但在蒙古境内还有很多。8月12日上午我们在中央省忽斯台国家公园（Khustai National Park）内土拉河北岸翁哥特山（Ongot Uul）的东麓，参观一处突厥古墓葬，也见到同样的石头排列的长线。鄂尔浑碑铭里提到balbal，学者们认为即是《北史》提到的“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的突厥丧葬制度，名之曰“杀人石”。 　　中文不同材料对暾欲谷碑的介绍颇有谬失。比如有中文著作介绍暾欲谷两碑，一为1.7米，一为1.6米，实际上到现场一看，那块大碑至少有2.7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于2米。对两碑碑文的翻译介绍，国内有韩儒林、耿世民和芮传民三种，但基本上是由西文译本再翻译而来。现在通行的英文译本与文法研究，是土耳其学者Talat Tekin在美国出版的《鄂尔浑突厥文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这是代表古突厥文研究的重要作品。 　　暾欲谷墓地所作的清理发掘，看起来相当草率，地面随地堆放的石像、石条、石板可以证明。已经扰乱了的原墓地诸石刻排列秩序，现在只有根据早年的考察报告才能知道。一部分残破的石雕被搬迁到附近的仓库里，我们还到仓库里仔细观摩。掌握墓地铁栅栏大门钥匙和仓库大门钥匙的，是附近一个牧民家庭，他们家的小男孩远远见到我们的汽车，很主动地骑马跑来开锁，还打开仓库大门。 　　我们在暾欲谷墓地逗留约两个小时，因要前往曼珠锡林寺，不得不上车离开，前往中央省的省会宗莫德（宗莫德，其实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那场著名的昭莫多大捷的战场）。离开暾欲谷碑之前，全体考察队员在大碑东侧合影留念。匆匆而来，匆匆又去，心中实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怅惘。 　　见到三大碑中的另外两个大碑，是在8月8日下午。 　　8日这天中午，我们从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附近的哈尔布哈古城(Har Buhyn Balgas)出发，向西翻过一道平缓的山梁，就告别了土拉河，从土拉河流域进入鄂尔浑河流域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下午3点，抵达鄂吉湖(Ogiy Nuur)畔。从早晨起来，就难得看到太阳，越向西行，云色越重。在鄂吉湖边停车时，开始下雨了。鄂吉湖显得很不安静，风吹雨斜，波澜翻卷。只好在车内生火烧水，照例是泡方便面。3点45分吃完饭，冒雨继续赶路。从鄂吉湖西端折向南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Chilin Hiyd古城，一般认为这里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夏宫，但也有人认为是辽代的招州。从Chilin Hiyd古城向南，在和硕鄂尔浑河东岸行驶一小时，下午5点半，我们来到和硕柴达木(Khoshoo Tsaydam)地方，这里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地。 　　雨越下越大，汽车雨刷在玻璃上划出急促的声音，草原被雨雾遮掩得只剩汽车周围很小的一片。尽管如此，当汽车停下时，我们从车窗向外张望，还是很快就看见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石碑。这就是著名的阙特勤碑。风吹雨骤，车外气温只有摄氏10度左右，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冒着大雨冲下汽车，扑到阙特勤碑下。 　　和暾欲谷墓地一样，阙特勤的墓地也被圈在绿漆铁栅栏之内，被圈起来的墓地面积约有三百平方米。除了大石碑之外，还有很大的石构件，散乱地分布在铁栅栏内外。石碑无疑是墓地现存最主要的遗物，雨水冲刷之中，大碑自有一种略带忧郁的庄严。“故阙特勤之碑”的汉文碑额十分醒目，碑阳的汉文部分也大致可以辨认。碑阳汉文部分，史籍记载是唐玄宗亲自写的。《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开元）二十年，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写的碑文里有“故制作丰碑”的话，而突厥文碑文里毗伽可汗说自己请求中国皇帝派人来建造永久的石碑和宏伟的建筑物、画上动人的画等等，与史籍基本相合，可见阙特勤的墓地基本上是由唐朝工匠建造和装饰的。现在那些建筑物都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些石构件和地上的青砖，还可以令人略存遐想。对于研究突厥史最有价值的是石碑四面刻写的突厥文。突厥文以毗伽可汗的语气，详述其弟阙特勤的历史功绩，也追溯了突厥汗国衰而复兴的历史。碑文中有一段毗伽可汗自陈丧弟之恸，韩儒林先生用半文言翻译出来，别有意味：“今弟阙特勤死矣，余甚哀之！余目光虽能视，已变如瞽；思想虽有知，已同于聩……泪从眼出，悲从中来！” 　　在风雨和寒冷中告别阙特勤碑，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就是毗伽可汗墓地。毗伽可汗碑早受雷击而碎裂，所以我们过去并没有见到完整的全碑照片。2001年土耳其与蒙古联合考古队在这里作了细致发掘，发现大量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发现多件金银器物。据说，最令人震惊的文物是一件金冠，冠上有一只金鸟。这个带鸟的金冠，是否与阙特勤头像带鸟形饰物的冠有关呢？这还有待研究。这个头像已经从阙特勤墓地搬到乌兰巴托的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陈列。从毗伽可汗墓地出土的文物，现在都送到土尔其去作修复和研究，我们也没有见过照片，只在网上读过简短的报道。毗伽可汗碑碎裂的碑身，都被移到附近的仓库里重新拼接，原碑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毗伽可汗的墓地，发掘之后都回填了。站在回填了的墓地上，看着新鲜的黄土被雨水敲打出一个个泥窝，不禁有一种“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感慨。 　　从毗伽可汗墓地来到附近的仓库，首先看到的是被重新拼接起来的高耸的毗伽可汗碑。由于碑身碎裂严重，现在被拼接起来的碑身并不完整，特别是许多刻有文字的表层严重残损，保存情况与阙特勤碑比起来就差得多了。不过，对我们而言，看到一座树立起来而不是碎裂在地的毗伽可汗碑，仍然是相当幸运的。史书记载，毗伽可汗死，唐玄宗“诏宗正卿李诠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毗伽可汗碑也是唐朝工匠建造的，碑阳的汉文部分由李融撰文，现在可以识读的文字已经不多。毗伽碑的突厥文部分，和阙特勤碑一样，是毗伽可汗与阙特勤的侄儿药利特勤所写。 　　仓库中还堆放着从阙特勤墓地及毗伽可汗墓地搬来的大量石像、石板等物。根据2001年发掘前的报告，这两处墓地都有暾欲谷墓地前那种长列石像，毗伽可汗墓地前还有四座较大的石雕人像。可惜原有布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研究突厥墓葬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仓库的时候，堆放在仓库一角的、出自阙特勤墓地的石板上的浮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多人共同观察，我们认定这个浮雕与中国近年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所见祆教祭司图像相同。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发现。据蒙古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先生说，蒙古境内发现的相同浮雕，一共有三处。 　　在这里参观一个半小时后，下午7点，为保证天黑前到达哈拉和林，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两座显然注定要继续成为我们关注对象的突厥古碑，启程向南直奔哈拉和林。雨停了，天慢慢晴起来。鄂尔浑河谷草原是如此美好，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形容她。晚7点40分，前方远远看见了哈拉和林。和林背后那一脉青山，就是著名的杭爱山（燕然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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