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王回忆录》

傲日格乐1 · 发表于 2005-12-14 04:34:08

《德王回忆录》（续五）

黄绍弘、赵丕廉离开百灵庙后，我偕同韩凤林返归我旗转赴乌珠穆沁右旗，向索王报告经过，潜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筱目亦搭乘车同往。到达后恰逢盛岛角芳也在该旗。据韩凤林报告，筱目指责盛岛说：你还在此地干什么？现在蒙古的中心人物是德王，是我找到的主要争取对象。筱目为了拉拢我，从乌珠穆沁右旗返归我旗后，就回国组织善邻协会，旋又带同前川、野中等来到我旗，送我收音机、电台等礼物，并在我旗和贝子庙等地设立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暗作特务活动，拉拢各旗王公。如这时阿巴哈那尔旗协理巴萨尔高尔达，就和驻在贝子庙的善邻协会负责人野中拉上了亲密的关系，后来得以当上伪蒙疆银行总裁的重要职位。不久，日本东京善邻协会本部理事长井上璞前来我旗访问，我就通过他和善邻协会的介绍，派陈国藩、暴德彰、乌鹏、霍宝书、李成俊、云瑞龙等赴日本留学。盛岛角芳也于一九三四年夏潜来百灵庙，住在迪力瓦领来的外蒙人聚居的瓦齐尔达拉部落，邀我前往晤谈，我即以到野外试验电台为名，偕同韩凤林前往相见，由韩做翻译。盛岛告诉我说：前次补英达赖向关东军接洽购买枪枝一事，关东军准备无价送给步枪二千枝，现已运到林西，叫我派车运回。盛岛走后，我即派汽车前往林西洽运，计第一次运回二百枝，都是捷克式新枪，第二次运来的却是套筒式旧枪，因此再未洽运。一九三四年夏，我和韩凤林由百灵庙返归我旗，途中遇到两个赴百灵庙的西洋人，据他们说：听说有两个满洲国高级军官来到你的王府。我返旗时来人已走，我的长子都格尔苏隆说，来的是满洲国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达玛拉布坦、兴安西警备军代理司令官乌古廷和一个日本军官。我和韩凤林乘小汽车赶到阿拉善图庙始将他们追上，当在庙上相见。那个日本军官可能是本间或植山，现记不清了。我用蒙语问巴、乌：东蒙情形？怎么样？巴答说：日本帮助我们组织了兴安警备军，设立了兴安军官学校，情况还好。接着他问我：西蒙情形怎么样？我答说：现在蒙政会虽已成立，但在绥省却不断发生冲突。察省当局也在嘉卜寺增设化德县，意在化我。乌古廷说：日本军将来可能西进，望你与之合作并予协助。我答说：这要看看日本是否愿意帮助我们，再作决定。（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六） 5.韩凤林被杀及对我的影响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领到开办费二万元，用以维持办公和职员的生活，每人支给十五元生活费，仅够伙食之用。尽管屡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请领经常费和建筑费，亦无结果。我因急欲解决这个迫切问题，特密派陈绍武前往庐山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临各费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需。我并嘱陈绍武将伪满巴达玛拉布坦和乌古廷二人同我见面一事向蒋报告，并且故意夸大其辞说，据巴、乌表示，日本方面不久就要西进，攻打察东，要我从速表明态度，以实力相助。我企图借此危言耸听，以促使蒋介石重视内蒙问题，并探询他的对日态度。结果蒋介石准予拨给每月经常费三万元、建筑费十二万元及枪械电台等物，嘱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至于怎样对待日本人进出西蒙问题，蒋介石只笼统答复说，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嘱陈绍武转告我，他不久即来绥远巡视，嘱我和云王前往晤谈，还叫陈绍武给我带来复信一封，内容和对陈绍武所说的大致相同。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韩凤林被捕事件。在韩案发生以前，蒋介石蓝衣社的特务李才桂带了一批特工人员，以内蒙旅行团名义来百灵庙。我要韩凤林负责招待李，但韩对李态度傲慢，李极为不满。同时，日本人常来锡盟和百灵庙拉拢我，我因韩是日本士官学生，便由韩担任日语翻译。李才桂可能因此认为韩凤林从中拉我勾结日寇，便报告了蒋介石。当韩凤林到北平戒大烟瘾时，第二天就被宪兵三团派官兵十余人来韩家将韩捕走。韩被捕后，蒙政会驻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曾面见何应钦质问韩究犯何罪，要求释放。何应钦矢口否认说他不知此事，允为注意访查下落，设法营救。但韩终未获释，仅由北平军分会给韩的家属送去五百元，作为救济。蒙政会成立后，我曾派包悦卿、郭尔卓尔札布赴平敦请何应钦就任指导长官，何应钦答复不久来绥转赴百灵庙。韩案发生时，何应钦适来绥包视察，白海风劝我往迎何前来。我因韩凤林被捕，负气不去，仅以电报相邀。何复电称急待返平，无暇前来。为了救援韩凤林，我曾径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并说李才桂与韩案有关。蒋来电答复说：韩案发生，蒙胞既然怀疑才桂，显见才桂有不洽蒙情之处，应即撤销其内蒙旅行团团长的职务。不久李才桂就离开了百灵庙。到了是年秋天，蒋介石将到绥远视察，在他未到之前，先派肖振瀛带着金丝猴皮袄等礼物前来百灵庙，邀我和云王赴绥相晤。我和一些亲信研究可否赴绥，多数认为我与绥省当局的关系既不甚好，外边还有谣言，深恐赴绥被扣，劝我不要前往。嗣我又与陈绍武单独商量，陈极力劝我前往，同蒋进行拉拢，并商洽解决绥蒙之间的纠纷问题。我？也认为既系蒋介石相邀，谅绥省当局不会把我怎样，遂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等赴绥等候见蒋。蒋介石由宋哲元陪同到达归绥车站时，我和云王曾到车站迎接。蒋下车后首先与云王和我握手，接着又召见我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也随去。蒋先问云王蒙政会成立之后诸事如何，云王答称：我是年老多病，诸事多亏德秘书长帮同办理。蒋又面向我说：方才云王说，你帮助他很好，今后仍希你尽力帮助云王，作好蒙政会工作。继又指着陈绍武向我说：你前次派他到庐山所要求之事，想都和你说了吧，今后如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说，我当设法解决。我当将韩凤林被捕之事提出，要求蒋解决。蒋当答复我说：这事我返京后当详为查问，待到一个月后总会得个水落石出。接着我又向蒋表示，蒙政会愿献军马三百匹，答谢政府许可自治和关怀蒙古的盛意，蒋也表示接受。继而绥远各界首脑集会请蒋介石讲话，邀我和云王、包悦卿等参加。蒋讲话后，邀请云王和我讲话，云王推托未讲，我遂登台致词把蒋介石大捧了一番，大意是说：自清朝以至现在，国家最高元首只有两位到达我们这个边远地方，前次是康熙，这次是蒋委员长，但是康熙是为征服我们蒙古而来，蒋委员长是为帮助我们蒙古而来，我们表示竭诚欢迎。我用蒙语讲完后，由包悦卿用汉语翻译。蒋介石听了我这套吹捧之词，自然十分高兴。（待续）《德王回忆录》（续七）我从归绥见蒋后返回百灵庙，当用蒙政会的经费购买军马三百匹，派补英达赖、刘建华送往南京军政部。约莫一个月的时间，接到以北平民众除奸团名义印发的一个传单，大意是说：韩凤林是勾结日本、背叛党国、出卖民族的汉奸，实属罪大恶极，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已经作了断然措施，沉之大海。我接到这个传单，和丁我愚研究，认为这是蒋介石耍的一个花招，他不好正面答复我，所以用这种手段作为变相的通知。我虽推断韩凤林已死，但还抱万一希望，同时韩的家属又要求我营救，于是就叫丁我愚拟具了一个电报，详述李才桂来百灵庙作侦察活动和不满韩凤林的情形，以及韩到北平时被宪兵三团逮捕的经过，以云王和我的名义，再电请蒋介石予以释放，并坚决表示如再不释放，我等实在无以对同仁，只好恳请辞职，以卸仔肩。这个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复电责备我们说：君等任意推断，肆意要挟，尚知国家有纪纲否？使我很不痛快。我曾令稽查处主任李凤城检查蒙政会内部人员来往信件，发现云继先给朱实夫来的一封信，其中大意是说：韩凤林被捕后，秘座（指我）对实夫兄怀疑甚大，应加注意。对保安总队长一职，务要尽量争取，我们谁干都可以，务使不要落于他人之手。同时又据曾在干部学生队受过训的人员向我告密说：云继先、朱实夫联络在蒙政会任职的土默特旗籍人员，策划掌握保安队的官兵，争取保安总队长的职位。因此，我对云、朱有了怀疑，云、朱对我也有了戒心。这就种下了后来云、朱策动保安队兵变的根源。一九三四年秋天，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坐飞机前来我旗活动，其目的是想拉拢我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我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力帮助。接着他又自吹自擂地说：我到哪里，哪里的中国官员都怕我，因为中国政府的事情都瞒不了我。我就把韩凤林在北平被宪兵三团逮捕的事情告诉他，希望他帮助调查了解一下。他很自负地说：我能有办法知道，俟我详细调查一下再行告知你。过了一个时期，他通过驻在我旗的特务机关长穴浦转告我说：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赴庐山向蒋介石请示机要工作时，蒋介石就命令蒋孝先速把韩凤林设法逮捕处死。蒋孝先即密电驻在北平的宪兵第三团吴团附负责处理。当韩凤林来平时就有特务人员尾随前来，韩到达时即被逮捕，当天晚上即行枪杀。我在韩凤林未被蒋介石暗杀以前，很想凭借蒋的势力来扩充自己的力量，因此尽量和蒋拉拢，对日本方面则采取应付的态度。迨韩凤林事件发生后，我感到依靠蒋介石来扩充实力，等于与虎谋皮，已不能再存幻想。我曾一度采纳蒙政会电台总台长关起义所提的多边外交的建议，派刘建华赴广州和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济棠集团取过联络，请其支援内蒙自治。刘建华到达广州后，把我大吹大擂了一番竟说我在内蒙握有三万骑兵云云，但也没有什么结果。他只是得了胡汉民赠送的旅费五百元，返回百灵庙时，给我送来一个用象牙刻有胡汉民、陈济棠、萧佛成等十数人名字的精致赠品和信函一封，信内虽表示愿意赞助，但没有实际支援。我也认为西南和蒙古相距甚远，仅能声援，无补实际。从此，我同国内各方面没有再作什么联络，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八） 6.我进一步勾结日寇及吴鹤龄所谈蒋介石准备放弃黄河以北一事对我的影响我曾把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来扩充实力的打算，分别同亲信干部陈绍武、丁我愚等商量，他们都表示同意，愿意跟着我走。于是，我首先决定秘密派宝贵廷赴伪满招兵。我和宝贵廷事先商量好，叫他故意在职员中散布不满情绪，提出辞职，我则故意向职员们斥责宝贵廷的要挟，准其辞职。这样散布烟幕之后，宝贵廷就于一九三四年冬带着我给伪满察东警备军司令官李守信和日本驻在多伦特务机关长植山的信密赴多伦，在植山和李守信的协助下，从东部各盟旗招兵买马，秘密练兵。我把招来的一部分士兵先在李守信的隶属下成立一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后又派去乌云飞、任殿都、云麟、巴图等充当连排长，并计划逐步扩充。不久，日本关东军把宝贵廷从多伦叫去，告知他现已决定把驻在乌珠穆沁右旗的特务机关长穴浦调任苏尼特右旗的特务机关长。宝贵廷遂谐同穴浦前来见我说明来意，经我准许在我旗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和架设电台，以资加强联络。我和穴浦研究保密办法，结果商定，穴浦化名石田三雄，仍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做掩护。我和日本的勾搭便由此有了正式的固定关系。接着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二课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前来我旗。见面晤谈时，田中隆吉特在一张纸上写上满洲国和蒙古国几个大字，拿着向我说：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我对他这一套说法自然很感兴趣。一九三五年夏，我在百灵庙蒙政会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我前往绥远参加蒙旗长官会议；同时也接到蒙政会驻绥办事处处长亢仁来电说，傅作义还邀请何应钦参加指导这次会议，劝我务要前往参加。但当时我因成见已深，不愿赴绥。关起义向我建议说：您既然不愿去，何不趁着何应钦未到绥远时，前往北平去见他。我认为这样既可以躲避参加会议，也可借此机会探询何应钦对日本的态度和要些武器，于是就谐同关起义返经我旗，取道张家口赴北平。见了何应钦，我假意说：现在日本人进出西蒙，强在我旗设置特务机关和安装电台，进行政治活动，势甚猖狂。我甚感力量薄弱，无法抵抗。我依照蒋委员长的指示，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日本人，反为外界人士所误解，使我至为难过。为今之计，只有请你拨发武器，编练军队，准备抗日力量，以资御侮图存。何应钦劝尉了我一番，并敷衍我说：请拨武器，编练军队，准备抗日一节，我认为无济于事，中央有这些军队还抗不了，你们蒙古编练一点军队顶什么用？依我之见，不如请中央拨给经费，从事教育、卫生、实业、交通等建设事业为宜。过了一天，何应钦又去嵩祝寺回拜我，所谈也不出上述范围。接着何应钦又派人给我送来一万元，我当交给关起义五千元，作筹购毛织厂机器之用。

傲日格乐1 · 发表于 2005-12-14 04:35:35

当时新闻记者也常来见我，询问日本在蒙地活动的情形。我答说：日本在蒙地设置电台，搜集情报情形是有的。我和新闻记者的谈话在报刊披露后，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当有日本大使馆驻在北平的参赞渡边到嵩祝寺见我，带着质问的神气说：你既然和我们日本合作，就应保守秘密，为什么把我们在你旗设置电台的情形都说出来，竟然登载报上，实在不大妥当。现在我已经迫使何应钦撤走了中央宪兵第三团，赶走了蓝衣社头子曾扩情，取缔了民众抗日运动，希你回去加强日蒙之间的合作，不必在和南京政府打交道。我对他的指控很不满意，当向他分辨说：我和新闻记者谈话，仅说了使人易知的设置电台情形，并没有泄漏我们之间的秘密，如果连设置电台的情形都不能说，那不是欲盖弥彰吗？渡边看我对他的质问表现不满的神气，马上又和颜悦色地向我说：我准备请你吃饭，请你赏光。我说：我可以参加，但是只请我一个人不妥当，为了避免嫌疑，最好把萧振瀛和北平市长袁良也邀上才好。渡边说：可以。翌日我和萧振瀛、袁良参加了渡边的宴会。嗣后我又见着萧振瀛，他在闲谈中说：中央宪兵三团叫渡边给赶走了，真是大快人心。又向我买好说：我和何应钦说了，给你一万元和机关枪等武器。这时我又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我在北平公毕返百灵庙时便中到绥参加蒙旗长官会议，我推说公务甚忙，不能参加作复，就由军分会领到机关枪四挺返旗。军分会的军械处长周濂到车站送我，并转达何应钦的话对我说：你前次曾向何代委员长要求多发给新式机关枪，何代委员长说，现在这类机关枪都用以剿共，不能多拨。我回旗之后，日寇因这时势力尚未深入西蒙，需要借重我，穴浦即来见我解释说：渡边在北平和您所谈的话，带有责备的意思，是他不知我们这里的情形和我们进一步的关系，贸然说出来的，希望不要误会。不久，我就前往百灵庙蒙政会主持会务。亢仁由绥前来报告我说：这次傅作义在绥召开蒙旗长官会议，特邀你参加，意在消除隔阂，商洽解决蒙绥之间存在的问题。何应钦虽未亲自参加，特派何竞武代表前来，蒙旗王公阿王、潘王等均未参加，你如前来很可能得到傅作义的礼遇和尊重，既可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你的声誉，压服其他王公，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商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未参加，是错过机会了。但我这时正热中于和日本勾搭，对此也不放在心上。日本关东军为进一步拉拢我，特派小野寺少佐等送我飞机一架，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总裁也同时派员前来赠我整套的电影、照像和放映机一台。一九三五年夏，我旗举行敖包会，中外人士参加者甚多，记得有民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英国记者琼斯、德国记者梅和伯、德华洋行经理等，日本也来了一些人参加，乘坐飞机二架环绕敖包会上空。琼斯等欧美记者为我和大会拍照相片赠我，甚为活跃。会后琼斯和其他外国记者赴多伦采访。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把蒙古视为禁脔，岂容他人染指，所以暗下毒手把琼斯杀害了。（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十）在我未赴北平见何应钦之前，穴浦就向我说，关东军参谋副长坂垣征四郎要求和我晤谈。我答复他说：这时外面谣言甚多，坂垣这样重要人物前来，最易惹人注意，恐不大妥当，我如前往会他更不方便，最好等等以后再说。我由北平返旗后，穴浦又向我说，坂垣要求晤谈甚切，希望约期见面。我遂约定于是年九月间在乌珠穆沁右旗和坂垣相见。这时适值陶克陶（汉名白广瀛，系苏鲁克旗人，曾留学日本玉川学园，伪满时期初任伪蒙政部属官，后被日本关东军聘为嘱托）随同印度人奈鲁从日本经由伪满各地前来我旗，准备前往印度。我因缺乏日语翻译，就把陶克陶留下当翻译。我按约定时间，偕同陶克陶、穴浦等乘坐汽车前往乌珠穆沁右旗，先同索王会晤，商定这次坂垣前来，应当把东西蒙合并建立蒙古国的大问题提出来和他谈判。坂垣偕同河边大佐、田中隆吉参谋和蒙语翻译金永昌等乘坐飞机到达后，我们就在索王府的大蒙古包中和坂垣等进行会谈。我向坂垣说：前次田中参谋前来我旗，曾提到帮助我们建立蒙古国问题，我们很喜欢，希望日本帮助我们早日实现，并希把东西蒙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坂垣答复说：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日本是愿意帮助的，但东部蒙旗是满洲的领土，满洲是独立的国家，我无权答复。但为了帮助你们筹划建国，可先派三个顾问前来帮助你们。索王马上拒绝说：这不是满洲国第二吗？坂垣答称：那么，我们以后再详细研究吧。此次会谈未能获得圆满结果，即告结束，坂垣旋乘飞机返回关东军。从此以后，关东军的特务人员中岛万藏、中泽大喜、金永昌、于兰斋等常来百灵庙蒙政会，陶克陶也和他们拉拢在一起，进行特务活动。中岛万藏有一次用汽车拉着蒙古包，要在百灵庙设置特务机关。我认为这样做目标显著，不甚妥当，没有让他架设蒙古包。但是他们长期在百灵庙居住，日本飞机亦常来常往。有一次陶克陶酒醉，公然在蒙政会上大喊大叫说：我是日本大关东军的嘱托，大满洲帝国的官吏，谁如动弹我，就是反满抗日。从此日本特务人员在百灵庙蒙政会的活动遂成公开秘密。一九三五年秋，百灵庙蒙政会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各委员多来参加，中岛万藏、陶克陶、金永昌等趁机劝我与日本正式合作，希望早日决定。特别是陶克陶强调说：这是日本既定的政策，将来非走这条路不可，与其将来被动的走这条路，不如现在主动的走这条路为宜。我当时曾向吴鹤龄、尼冠州等一部分委员提出这一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吴鹤龄谈了下面一段故事。吴说，他在南京时，曾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一次特别秘密会议讨论对日问题，除了中央委员外，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参加。冯玉祥劝蒋介石抗日，参与会议的人也有主张抗日的。这就把蒋介石惹恼火了，马上站起来说：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这次日本侵略与前两次不相同了，因为日本是文化科学发达的国家，假设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至亡国，是不易复兴的。不能把国家大事，做孤注一掷。必须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要有准备有计划的抗日，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因此，我主张在我们没有进行抵抗的时候，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都没关系，还可利用国际干涉，收回失地。接着他就叫军政部长何应钦起来报告。何应钦先把中日两国的实力作了比较，强调抗则必败，败则必亡，大意是说：以现有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抗战以后，黄河以北必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等语。吴鹤龄说：根据这次特别秘密会议中蒋、何的讲话，我深切感觉到中央把黄河以北都准备不要了，蒙古当然更在不要之列。在此时期，我们和日本合作是可以的，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日本方面派主要人员前来，或者我们派负责人员前往，共同商谈，缔结协定，作为日蒙合作的根据，不能仅凭几个日本特工人员一说，就贸然从事。我也打算离开南京到蒙古来工作。尼冠洲当下表示赞成吴鹤龄意见，我也很以吴鹤龄意见为是。从此以后，我就亲自出马，同日本关东军进行勾结了。（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十一）二、改元易帜，设立伪蒙古军司令部 2.亲赴长春与日本关东军勾结一九三五年冬，我由百灵庙回锡盟苏尼特右旗后，日本关东军特来电报邀请我前往伪满新京（即长春）商谈要事，我即偕同迪力瓦、陶克陶以及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和中岛万藏等乘坐飞机前往，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旋即和参谋长坂垣、参谋田中隆吉等商谈。在会谈中，我表示不满意满洲国处理东蒙各旗的办法，希望日本能帮助内蒙先搞一个独立的局面，再帮助蒙古建国。坂垣答复我说：好，我们尽量帮助你们，先送给日币五十万元。田中隆吉接着也说：还给你们五千条枪，作为扩充军队之用。会谈至此结束，并未签订协定。日寇就是这样利用我的政治野心，答应独立建国，给钱给枪，要我充当侵略工具的。我由长春返旗后，就和穴浦商量关于搞独立局面、成立统一机构的问题。穴浦主张最好进一步强化百灵庙蒙政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因为这样做是继承已成事实，易于起到统一指挥的作用。当时我认为这事有和蒙政会委员长云王研究的必要，就带了十万元前往百灵庙交到蒙政会作为扩编保安队之用，并向云王报告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云王说：既然这样做了，就应本着怕就不做、做了就不怕的精神继续进行，但必须慎重从事，力求稳妥为宜。接着我又请示说：现在急需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一个办法是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一个办法是强化蒙政会，你看那一个办法好？云王认为在百灵庙加强蒙政会，不如在锡盟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联络上较为方便。我由百灵庙返旗后，适田中隆吉也来我旗和我商谈这一问题。我提出要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强调这是我和云王商洽所得出的意见。田中隆吉则主张成立蒙古军政府，强调这个名称响亮，且即可指挥行政又可指挥部队。讨论还没有得到结果，他就急于要去，说是主持进攻察东之事。我就着手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了。 2.日寇策划进犯察东经过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四省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军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进犯察东的借口，故意挑起了张北事件。扮演张北事件的主要角色是山本信亲（后来曾在伪蒙古军政府任外交暑顾问），他曾对我谈过这一段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张北事件是多伦特务机关故意制造的。根据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一九三五年夏，山本和日本商人三名，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政府盖印的护照，强要进城，守城卫兵阻挡不准通过，因而发生口角，守城卫兵把山本等人压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得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方的侮辱，提出了强硬的抗议。中、日双方谈判结果，在缔结协定条款中规定宋哲元的正规部队从张北、宝昌、宝康、商都、沽源等数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一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地带。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就乘机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指使李守信率队于一九三五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保安队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增援进攻，并有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助威、扫射轰炸。当地保安队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八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并进占张北县城。此时需要建立行政机构，统辖所属旗县，当由我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隆为副盟长，并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十二） 3.白云梯、吴鹤龄之来这时国民党蒙籍中委白云梯因竞选失败，潜往天津，想来蒙地活动。驻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特派中岛万藏乘坐飞机前往天津把白云梯接来，意在拉他下水，以资号召。吴鹤龄也因为活动国民党中委未成，欲来蒙地活动但吴这个人心眼多，想足踏两只船。在未来之前，他特去面见参谋总长朱培德说：听说德王已和日本拉上关系，蒙政会那边情形可能有变动，我想前去一趟，劝说他不要胡闹，别上日本人的当。朱培德当将他这一套话转达了蒋介石，蒋即召见吴说：你要去蒙地走一趟是可以的，但务要随机应变，能够设法制止日本西进更好；如不能制止时，能够设法使其缓向西进就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进到了你此行的使命，也算你的一项功劳。（这一段话是吴鹤龄在日本投降后才告知我的。）吴鹤龄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委尼冠洲（尼玛鄂特索尔）衔着蒋介石赋予的使命离京北上时，我正在百灵庙。接到吴鹤龄要来的电报，我即复电欢迎，随即返归我旗。陶克陶向我报告说：听说吴鹤龄要破坏蒙日合作，日本方面决定要处置他。我听到陶克陶报告后，就去找穴浦，说明吴鹤龄是我叫他来的，希望他帮助我们工作，要求穴浦千万不要处置他。穴浦一面表示一定尊重我的意见，决不处置他，但一面又说：如果蒋介石的蓝衣社派人把他杀了，可与我们无关。我觉得穴浦的话仍有杀害吴鹤龄之意，遂将此事告知迪力瓦，希望他出些主意。迪力瓦很郑重的提醒我说：吴鹤龄曾与你意见不合，发生过冲突，如果这次被日本人所杀，外界可能怀疑是你所为，你就有口难辨，怎么也洗刷不清了。务要从速电知吴鹤龄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张北，你好从中保护。我很以迪力瓦之言为是，即给吴鹤龄去电报，约定务于二月一日正午十二时即察盟公署举行典礼时到达张北，万勿有误。迪力瓦旋又叮咛我说：你仅约定时间在张北与吴鹤龄见面，我认为还不够周密，应该派可靠的人率同卫队前往保护，接他来王府才妥当。我遂又派李秀山率同卫队乘坐大汽车一辆，前往张北保护吴鹤龄，并接他前来我旗。我随即偕同达密林苏龙乘坐飞机到达张北，这时尼冠洲已先期到达，吴鹤龄果也如约前来。见面之后，我很想把日本方面预谋杀害他的消息告知他，但这时李守信、卓特巴札普和日人田中玖等都来和我周旋，我又到李守信部队中送去劳军费一万元，紧接着又参加了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总未得到机会和吴鹤龄密谈。举行典礼后，我即力促吴鹤龄速赴我旗，万勿延误。我随即乘飞机返旗。吴鹤龄也在李秀山率队保护下，偕同张少庭、于宝恒等乘坐汽车起程。吴车开出张北后傍晚快到化德时，见后边有汽车亮灯，似在追赶，因吴鹤龄所乘汽车速度较快，后边汽车灯光不久就看不见了，当晚宿于化德。这时宝贵廷正率一团士兵驻守化德，他的日本顾问烟草谷已接到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扣留吴鹤龄的密令，催促宝贵廷执行。宝贵廷婉言拒绝说：吴鹤龄不是到别处去，而是到德王府去，德王并派有卫队保护，我不能下手扣捕，如果非要扣捕不可，可以径向德王交涉。烟草谷见宝贵廷不肯执行，急得直跺脚说：这是特务机关长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要受到处分，非执行不可！宝贵廷说：我如执行这个命令，无法向德王交待，并且吴鹤龄也跑不了，要抓他很容易，何必急于在此地扣捕。烟草谷见宝贵廷坚不肯执行，虽然十分着急，但因当时日寇势力甫经深入西蒙不久，他还不能以顾问资格直接指挥蒙兵，同时他手下虽有几个亲信随从，也不能把在几十个卫队保护之下的吴鹤龄扣捕，遂即作罢。吴鹤龄翌晨乘车到达我旗，我当将他安排在衙门里居住。第二天，我把接到尼冠洲被杀（经过详见下节）的电报转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 (待续） 德王回忆录（续十三） 4.尼冠洲被杀事件经过尼冠洲是明安旗的佐领，为卓特巴札普的得力助手，时常代表察哈尔盟到外边进行联络。尼为人擅长辞令，长于交际，好作政治活动，因此逐渐成为察盟中的知名人物，国民党方面也认为他是蒙旗地方上的实力派。吴鹤龄与他一向过从甚密，引为知交，他当选国民党中委后，吴鹤龄当然更和他接近。吴鹤龄衔蒋介石使命前来蒙地活动之事，可能是与尼共同商量后所做的，所以他们二人一同由南京到达北平时，尼冠洲还以新当选国民党中委的资格，对来访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来蒙，是为了宣抚蒙旗归向中央。这自然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当他来到张北后，卓特巴札普依为自己的唯一助手，委以察盟公署总务厅长之职。日本方面也知尼冠洲是察盟的有名人物，想拉他下水参加察？盟工作，所以也同意他任此职。但尼冠洲因新当选国民党中委，当然倾向国民党，因此他对此职表示推辞不就，并劝说卓特巴札普勿受日本人愚弄，要有自己的主张。这样就更遭到日本人的嫉恨。据吴鹤龄说，在参加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时，尼冠洲指着成吉思汗遗像前所供的九只羊对吴说：我们蒙古人所能决定的就是这九只羊的供品，其他一切都受日本人的操纵把持，我看你跟我回到张家口过年去吧，在此地能够干什么呢。假如这话为日本方面侦知，日人当然更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的了。我从陶克陶的报告中，仅知日本特务机关要处置吴鹤龄的消息，并不知他们有杀害尼冠洲的阴谋，同时我还以为尼冠洲有卓特巴札普的保护，不致发生意外，所以只顾保护吴鹤龄的生命，没有注意尼冠洲的安全。在我返旗后，白云梯推故要去张家口，尼冠洲也要返回张家口度春节。白云梯之走虽未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尼冠洲的行动却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怀疑，认为他从中破坏日蒙合作，泄露秘密。日本特务机关遂决定暗下毒手，预先派出警兵，换穿便衣，冒充土匪，在万全坝上埋伏等待。当白云梯和尼冠洲分乘汽车先后到达万全坝上时，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持枪拦住走在前面白云梯所乘的汽车，打开车门，略加询问，即行放过。接着又持枪拦住尼冠洲和梁芝祥所乘的汽车，将尼请下车来，一枪打死，随即扬长而去，对梁芝祥却未加追问。后来梁芝祥对我谈到当时经过时，犹有余悸。尼冠洲被杀后，外界曾有一种谣传，说是尼冠洲当选国民党中委后，蒋介石曾召见他，告以对日妥协计划，叫他北来暗中和日本方面接洽。嗣蒋又怀疑尼冠洲不可靠，深恐泄露机密，遂又派蓝衣社人员刺杀灭口。据我推断，这个谣传是日本特务机关为了掩盖他们暗杀尼冠洲的阴谋而故意制造的烟幕。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用阴险毒辣的手段，把认为对他侵略不利的人置之于死地，而且散布烟幕，以愚弄蒙人，真是可恶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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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回忆录》（续十四） 5.在苏尼特旗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因此，我从张北返旗后，就由百灵庙蒙政会调来陈绍武（超若巴图尔）、丁我愚（赛吉尔胡）、赵文儒（玛哈希力）、张秉智（乌勒吉图）、白景畲（札拉噶木吉）和原在我旗的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斋、补英达赖、郭尔卓尔札布等一批主要干部，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这年正是成纪七百三十一年），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标记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了中国的隶属，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实际是走上分裂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经过积极筹备就绪后，即于一九三六年旧历正月十八日在我的王府前大蒙古包中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一切都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仪式。典礼开始时，我率领蒙古职员向成吉思汗遗像行了叩拜礼后，参与典礼的日本人穴浦、前川等也跟着行了叩拜礼。我看到这种情形，真是得意忘形，便向坐在我旁边的郭尔卓尔札布说：你看，日本人都向我们祖先磕头了！大家行礼后，我就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孙的资格宣读誓辞。我宣读誓辞后，本来预定由关东军参谋长西尾代表日本方面致祝辞，因这天降雪甚大，天气不佳，西尾没有及时赶到，乃暂行宣布散会。西尾乘飞机来到后，又重新开会，请西尾宣读祝辞。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祝辞只说是祝贺蒙古军政府的成立，不是祝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这又说明我和日方在名称问题上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我就责成陈绍武等制定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和安排主要人事。因人手甚感不足，特分别从伪满约来包海明（苍都尔）、高庆春（瑙门达赉）、刘定一（图素勒巴特尔）、包崇新（恩和阿木尔）等，由北平约来王宗洛（特克希卜彦）、陈清寰（荫彦毕勒格图）、王庆三（那苏图）、陈化新（忽克津）等人。大家根据组织大纲的规定，推举我担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下设军务、政务两部和一个秘书处，另外还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负指挥军事、政治、经济之责。军务部长派李守信兼任，其下设三课，第一课课长敖云章（未到任），第二课课长王宗洛，第三课课长于兰斋，分掌军政、军令、军法、军械、军需、参谋、作战等事项。政务部长由我自兼，其下设内务、财政、文教三处，内务处长金永昌，财政处长包悦卿，文教处长郭尔卓尔札布，分掌民政、礼俗、宗教、文化、教育、财政、交通、实业等事项。秘书处处长补英达赖，下设一个秘书室和文书、人事、会计、经理四科，机要秘书陶克陶，秘书陈绍武、丁我愚。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文教顾问牛德五郎。这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织和主要人事概况。这时日本方面对吴鹤龄还不谅解，没有派他担任重要职务。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首要的工作是招募士兵，扩编军队，除派宝贵廷、乌云飞赴卓、昭两盟继续招兵外，并派包悦卿赴哲盟招兵。（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十五） 6.日本特务机关长浅海的面目这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换了浅海少佐，这个人飞扬跋扈，粗暴蛮横，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他以征服者的神气对我指挥、命令，毫无礼貌；对蒙古职员，更是采取高压手段，见面非打即骂。有一次在冰天雪地中，浅海召集全体职员讲话很久，冻得大家手颤腿战，不能支持。接着他又进行考试，就地出题，限时答卷。看见有的人站立姿势不稳，他就扇耳光或用拳头猛捶其胸，简直把蒙古职员当牛马看待。大家极为不满，纷来向我表示不能忍受浅海的侮辱，有的表示要离职回家，不愿再在此地工作；有的主张与浅海抗争，不要示弱。经与陈绍武等研究，认为浅海态度蛮横，定有接近他的蒙古人为之出谋划策，而当时通晓日语、接近浅海的蒙古人，只有金永昌、陶克陶二人。而金永昌一向对浅海低三下四，表示恭顺服从，并常宣扬浅海的好处。我们认为，他可能对浅海献策，叫浅海用高压手段对待王公、青年，以树立威严，便于今后控制。陈绍武向我建议：为了对付浅海的蛮横，安定大家的情绪，在金、陶二人之中，必须拉陶排金，并向陶克陶说明我们不是反对日本，叫他向关东军反映，浅海的粗暴蛮横对蒙日合作影响甚大。我很以陈绍武的意见为然，并进行了一番拉拢活动。乃至迁到化德时，日本关东军即将浅海调走，另派田中玖为特务机关长。其实，虽然调走了一个态度蛮横的浅海，却换来了一个貌似温和，实际更为阴险毒辣的田中玖。三、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1.在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后，由于僻处牧区，不仅指挥不便，居住条件和物资供应也感困难，而且我曾听到田中隆吉说过：西尾参谋长参加典礼返回后说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凉，怎能在这里成立蒙古军政府呢？！这时吴鹤龄也向我建议：既然日本关东军喜欢蒙古军政府这个名称，我们就成立蒙古军政府吧，何必非叫蒙古军总司令部不可呢？同时我也感到有许多问题需向各盟旗报告并进行讨论，于是就责成吴鹤龄拟具成立蒙古军政府和建立蒙古国的草案，特别在建立蒙古国草案中，还提出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以原有蒙旗（包括东西盟旗）为领域、以葫芦岛为海口的纲领。恰好这时田中隆吉又来我旗，我就将建立蒙古国草案交给他，请他转向关东军研究并帮助实现。当时他把这个草案顺手放在衣兜里，根本未向关东军反映。后来到了化德，他又把这个草案原封未动地交给我说：此事以后再说，现在应当集中力量打绥远。只要把绥远拿下来，建国问题就随之解决了。日寇所谓帮助独立建国的一切诺言，都是骗人的鬼话，就从田中隆吉对这事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待续）

傲日格乐1 · 发表于 2005-12-14 04:36:42

我和吴鹤龄等研究，为了讨论蒙日合作及今后如何开展工作问题，急需召开一次有西盟全部盟旗参加的蒙古大会，并为了迁就索王能够亲自参加以资号召起见，特决定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这样决定之后，就以蒙古军总司令部名义下令锡、察两盟各旗札萨克和总管务要亲自参加，以蒙政会名义通知乌、伊两盟各旗及阿拉善、额济纳、土默特等旗派主要人员参加。届时到会参加者，计锡盟有我和索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林沁旺都特、巴拉贡苏隆、索特那木道尔吉、多布敦、道尔吉、桑都克道尔吉、贡桑等。察盟除察西四旗未派员参加外，察哈尔东部八旗都派了代表，计有卓特巴札普、特木尔博罗特、哈斯瓦齐尔、色楞那木济勒、穆克登宝、补彦、阿由尔扎那、萨穆丕勒诺尔布等。乌盟参加者有沙拉巴多尔济，葛什克达赖等。我还把在蒙政会秘书厅任科长的伊盟达拉特旗人那逊德勒格尔约为伊盟代表，把在蒙政会实业处任科长兼参议的额济纳旗人苏宝丰约为额济纳旗代表，还把阿拉善旗前来蒙政会洽领枪械的陈那逊巴图约为阿拉善旗代表。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于兰斋、陶克陶等以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军政首脑资格参加。这时吴鹤龄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特利用他的岳父于华亭（是卓盟喀喇沁右旗闲散王公，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与索王的旧关系，尽力劝说索王同意和日本合作，亲自参加大会。索王这时看到蒙日合作已成事实，就听从了吴鹤龄的劝说，同意了我的做法。我听说索王曾向他的协理图桑阿表示说：现在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了，德副盟长这样做自有他的见地和道理吧。今后我们不必干涉他了，任凭他放手去做吧。吴鹤龄在大会筹备工作上，出谋划策，审查提案，表现得特别积极、活跃。在部分代表到达之时，他曾和我说：代表已经到了大部分，不能叫他们闲着，闲着就要出问题，应当召集他们开会，招待他们宴会。开会宴会，宴会开会，这是我在南京跟国民党学到的一套办法。因此，他就和到会的代表整天开会，讨论问题。代表们到齐举行预备会议时，推选我和索王、李守信、卓特巴札普、沙拉巴多尔济为主席团，并推举吴鹤龄担任大会秘书长。在预备会议上，先酝酿主要议案，后又有人提出如何筹措军政各费的问题。吴鹤龄主张可向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作为军政各费。这样安排后，就在索王府大蒙古包中举行正式大会。先由索王作简单的发言，说明召开此次大会的意义。继由我报告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及改元易职的情形。接着讨论议案，通过的议案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下列各案：（1）关于建立蒙古国和先在嘉仆寺成立蒙古军政府的议案；（2）关于实行征兵、扩编军队、组织蒙古军案；（3）关于实行统制经济、开发资源案；（4）关于成立蒙古生计会案。关于化德县改名的问题，在这次会上也提出来了。化德县原名嘉仆寺，正与我旗接壤。国民党政府把它名为化德，我认为是对我的侮辱，因为我名字的汉语译音头一个正是德字，一般也称我为德王，化德意味着我为这块地方所化。在百灵庙自治运动时期，萧振瀛虽对我解释，化德这个名称是从崇礼、尚义等县次第排下来的，绝无化及德王之意，并经他建议准备改为新民，但接着察东事件发生，就来不及改了。在这次会上，吴鹤龄宣读了一个提案，要求把化德改为德化市，由察盟划出归蒙古军政府直辖。卓特巴札普当提出异议说：化德是察盟统辖的一个县，是谁未经我这个盟长同意，竟敢张松献地图提出这个议案来，我是不同意的。吴鹤龄看到情况不妙，马上把原文又念了一遍说：这个议案没人正式签名盖章，应当另议。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这个议案就暂时搁下了（这个问题在大会后由吴鹤龄到卓家中进行疏解，卓才同意改名为德化市）。（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十七）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乘飞机赶来参加。我和田中隆吉个别谈话时说：索王等最不愿意的是怕你们派来顾问，过问蒙旗行政，希你以来宾资格发表讲话时，说明现在派来的日本顾问是帮助蒙古筹备建国，一俟工作就绪，就将派来的日本顾问一律撤回，决不干涉旗政。田中隆吉果然照我的嘱咐，在大会讲了话并将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分赠各盟旗有实力的代表，以资拉拢。接着我们又向田中隆吉提出向日本借款一千万元的问题，他答复说：你们蒙古有石油矿吗？如有石油等矿源时，借款一千万元是容易办到的。他这几句话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把内蒙作为掠夺原料、销售商品的殖民地来看待的。田中隆吉在大会中看到吴鹤龄的活跃情形和所发生的作用，对他非常重视，很想拉他为日本做些工作。田中曾向吴鹤龄说：我想请关东军委你为嘱托，希望你放手进行日蒙亲善工作，你意下如何？吴鹤龄推托说：这是你对我的关照，但我对此没有什么意思。田中隆吉当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状甚不快。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为副主席。当晚即以全羊席招待田中隆吉、横山顺和参与大会的全体人员。会后由我率领一部分代表到百灵庙把选任状送交云王，并请他今后主持指导工作。云王表示他年老力衰，希望我多负实际责任。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准云王辞去蒙政会委员长职务，调任为国民政府委员，蒙政会由副委员长索王执行委员长职务，实际上仍由我负责。 2.成立伪蒙古军政府第一次蒙古大会召开后，我即派王宗洛率同职员数人前往嘉卜寺接收化德县的房屋，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不意化德县顾问小林拒绝腾房，发生了波折，嗣经与化德县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交涉，才得解决。经筹备就绪后，就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举行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典礼。参加典礼者除各盟旗代表和前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职员外，日本方面参加者有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伪蒙古军政府人事安排，依照蒙古军政府组织法规定，由云王、索王、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我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总裁下设一个办公厅和参议、参谋两个部，军事、财政、内务、实业、教育、交通、司法、外交八个署，一个顾问部。办公厅主任补英达赖，军事署长王宗洛，财政署长德古来（吉尔嘎朗），实业署长王辑唐，内务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交通署长于兰斋，司法署长特大海（特木尔博罗特），外交署长陶克陶，教育署长金永昌（后调任驻伪满代表，由郭尔卓尔札布继任），参谋总长李守信兼，参议部长吴鹤龄；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外交顾问山本信亲，教育顾问崛井德五郎等。嗣在总裁之下，又设四个帮办，由李守信、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等担任，帮同我处理军政事务。此外，派陈绍武为内务署帮办，吉致祥（吉尔格朗）为教育署帮办，帮同署长处理政务。后又增设一个侍从处，由丁我愚为少将侍从处长。乌古廷由伪满来蒙后，暂派为参谋部主任参谋。这是伪蒙古军政府的主要人事安排。（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十八） 3.组织伪蒙古军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首要的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这由我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当时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重新编为两个军，下辖八个师、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第一军军长李守信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计第一师师长刘继广，第二师师长尹宝山，第三师师长王振华，第四师师长宝贵廷，直属炮兵队长丁其昌。第二军军长由我自兼，统率五、六、七、八各师，计第五师师长依绍先（依恒额），第六师师长宝彦图（后由乌云飞继任），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绰号盖华），第八师师长包悦卿（后由扎青扎布继任），警卫师师长雄诺敦都布（后改为第九师，由包海明继任师长），炮兵团团长王云五，宪兵队队长刘建华（那木尔）。预定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约达一万余人。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我旗东营盘成立蒙古军官学校，由我自兼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青年，进行训练。为了考验部队训练的成果，是年九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由我亲自检阅分列式。日本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来参加检阅，旋即乘坐飞机分赴伊盟札萨克旗和阿拉善旗定远营，说是去见沙王和达王（达理扎雅）。我参加阅兵典礼后，回想在国民党隶属之下，等于讨饭吃，今天要上几只枪，明天要上几门炮，想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得。这时凭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岂不可以称雄一方？幻想及此，真有些飘飘然了。但是，无情的事实总是在不断打破我的这个幻想。就以这个时期来说，有以下几件事：第一，日本人只是利用而不真正支持我。有一次是经费不足，叫我设法筹措，故意给我出难题。又有一次田中玖因当时日本人经营的满铁汽车公司在察北各县旗生意冷落，竞争不过公路局的汽车，便要求我停止供应公路局的汽油，以迫使公路局停办歇业，保证满铁汽车公司的垄断利润。我当时虽未照办，但也感到来意不善。还有一次，陶克陶对我说，田中隆吉曾找他谈话，声色俱厉地说，据金永昌反映，陶曾向蒙人表示，蒙古？为了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合作，既可跟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合作。陶克陶感慨的说：我们这位金永昌先生真厉害，如不是田中隆吉谅解我，我可能就遭毒手了。这是日方以威胁陶克陶的手法，给我颜色看。第二，凌升被杀，也使我感到不安。在伪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田中隆吉即来对我说，凌升因通苏案被捕，他在蒙财产很多，可以没收作为军费。我因同凌升有交情，并鉴于凌升被捕对蒙古人心和西进计划都有影响，不同意这样做。到了开蒙古大会时，全体代表要求释放凌升田中隆吉答复说：现已来不及了，凌升大概今天就要处决。大家都不胜伤感。后来我到伪满同蒙王（蒙喜海顺）见面时，招待我们的日本军官小野寺问蒙王说：蒙王爷对蒙古事情有什么意见？蒙王回答说：蒙古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只知有满洲国。一向好谈的蒙王现也守口如瓶，可见凌升被杀后东蒙王公对日寇的害怕心理。这使我很有感触。第三，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多是土匪、地痞、流氓、游手好闲之徒，纪律很坏，甚至在举行阅兵典礼时在化德市街上发生了抢案，士兵打人骂人之事更是层出不穷，当地人民反感很大，我处理为难。第四，在人事和装备上，各方意见很多。如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是察盟人，利用地方上的关系，先购足了军马，五、六两师的人就很不满意。又如宝贵廷曾一度暂代第二军军长，迨发表他为第四师师长后，就解除了他暂代第二军军长职务，因而对我颇有怨言。内部争地位、争装备，不平之气使我很难办。第五，乌珠穆沁右旗不同意征兵。该旗保安队官佐都青阿、敖恒等对蒙民说：现在蒙古军政府向我旗征兵要马，是因为我旗协理托克托胡勾结德王，吴鹤龄等投靠日本，扩编军队，我们应当反对。当时被征旗民要杀托克托胡，因托克托胡事先得讯，逃避他处，始得幸免。继而都青阿、敖恒等又率领被征旗民到索王府请愿，要求免除兵役。这时索王正病重，不得已抱病出面苦苦劝说，才将这事平息，不久索王也就病故。乌珠穆沁右旗官员们为了应付差事，于是年冬特在林西一带雇佣一些兵痞代替乌旗应征旗民入伍。李守信见着我说：我的林西旧部属都来了。我对该旗这种应付差事的办法很不满意，严令该旗要依照蒙古大会决议，把应征士兵送来。该旗官员们迫于我的命令，又设法说服了都青阿、敖恒等率领应征士兵前来我旗西营盘入伍。当时我对此事很不满意，现在回想起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征兵要马，招致蒙古人民的反对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EjenErh_2 · 发表于 2005-12-14 10:14:34

德王,拜一拜..

KhanUul · 发表于 2005-12-14 11:01:38

j

九尾狐 · 发表于 2005-12-14 17:34:47

一九三二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石根函介竺目到我旗游历，到后却冒充喇嘛，长期潜伏在我旗庙上做谍报工作。

二站结束以后远东军事法庭把松井石根定为甲级战犯并绞刑处死，如果真是上面所说的那样，岂不成了小角色？！
还有希望楼主编辑一下圆帖，有些混乱！谢谢[em05]

九尾狐 · 发表于 2005-12-14 21:15:07

而且这个帖子明显是楼主古狗来的，不知道楼主自己有没有读过

amor · 发表于 2005-12-14 22:39:03

ene materiyal on ehe ni mongol baig "ovbor mongolin touhin matariyal"gedeg duqigod debter baideg

EjenErh_2 · 发表于 2005-12-14 22:40:27

他自己古狗来的东西都读过一次的话,他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arsenal · 发表于 2005-12-21 12:48:15

我现在天天下载足球比赛又应付六级考试没时间看这些资料了，我发这个的目的是以后有时间自己打开看看，深夜凌晨2点左右看资料最舒服了，也容易记得住。
有些资料太过详细，就算你看过好几次也不一定能记得住。

dexinzhab · 发表于 2006-1-6 10:31:44

应该怀疑这个回忆录的真实性，因为德王是1966年把自己整理的回忆录交给了当时的内蒙古文史馆的，谁都知道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因此这个资料当时没有出版，后来1977年LU MING HUI写的“内蒙古自制运动的前前后后”（ovor mongol in ovoorden zash hudelgeeniii ehiilel tgulgel)中也采用了“德王回忆录”，其中的真实性还是应该怀疑的。
1990年出版的《德王回忆录》有没有跟1966年德王交给文史馆的资料有联系谁都不知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德王逝世的情况来看，现在所说的“德望回忆录》是后来别人动过手脚的，相对来说符合安全部门要求的东西。

shine · 发表于 2006-1-9 08:11:34

德王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
以前看过他的回忆录虽然是共产党的发行的从里面还能感受到德王年轻时那种为了改变民族现状的奋斗的激情，以及抱负没有实现的苦闷，还有一点对蒙古国的失望

mininutag_2 · 发表于 2006-1-12 00:26:25

没有德王的话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他是令我们尊敬的人。

傲日格乐1 · 发表于 2005-12-14 04:33:23

一、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的前后 1.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最初对西蒙的阴谋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的侵略魔爪又伸向西部各盟旗，首当其冲的是的是与热河接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它初则以满蒙联合为口号，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继又以所谓的大蒙古主义煽惑各盟旗王公，说什么收复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旧业等等。日寇除派遣特务间谍深入各盟旗进行秘密活动外，并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前来进行政治拉拢，威胁利诱，无所不至。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寇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布坦）为主要对象对象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曾派依田四郎到乌珠穆沁右旗劝诱索王归向伪满。嗣又派参谋田中玖带同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诱索王赴伪满参观，并要求在锡盟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人到海拉尔向凌升探询日本对蒙旗的态度，凌升表示说：日本人最厉害，最好不要同日本人合作。从此索王对日人存有戒心，因而使日人的两次诱骗阴谋皆未能获售。当时日寇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对我这个副盟长（我当时是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盟副盟长）也并没有放过。早在一九三○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我旗以及贝子庙、浩济特左旗、乌珠穆沁右旗进行活动。一九三一年夏我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授英佐在扶桑馆请我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以迎和我、煽动我。一九三二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石根函介竺目到我旗游历，到后却冒充喇嘛，长期潜伏在我旗庙上做谍报工作。盛岛也常来我旗、贝子庙、乌珠穆沁旗等地活动。 2.向蒋要内蒙军权、政权均未如愿我早就抱有掌握内蒙封建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我看到国民党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称机向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一九三一年冬，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将他一手制定的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呈请国民党政府明令发布。国民党政府制定这个组织法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它对内蒙的控制，这对于实现我的政治野心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就以锡盟代理盟长的名义（其时锡盟盟长索王在病假中），托滂江电报局长徐茂侯代拟电稿，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这个组织法。同时派锡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赖赴北平，面见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洽请拨给枪枝弹药等物；并联络包悦卿、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号颖伯，即小卓王）、达密林札布（太仆寺旗前任总管）等，以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一面反对吴鹤龄的组织法，一面吹捧我素孚众望，洽顺舆情，应出任蒙旗宣抚使。包悦卿、达密林札布二人并到南京活动，大肆吹嘘，说我拥有五千骑兵，是蒙古最具有实力的人物。（待续）《德王回忆录》（续一）这两次电报的拍发，和包悦卿等的吹捧，引起了蒋介石对我的注意。一九三二年秋，蒋派他的亲信桂永清和军政部派到察盟以枪换马的余玉琼、彭秉离等前来我旗访问。这时包悦清也由南京北返，陪桂永清一同前来。桂永清对我恭维备至。包悦清将蒙古旅平同乡会曾电请派我出任宣抚使事和桂永清谈了。桂对包悦清说：我看德王是个青年有为的王爷，宣抚使是老年人干的事，他干这个干吗？依我之见，应当组织军队，扩充实力，并在蒙旗先组织一个骑兵师或旅，当一个中将师长或旅长，不比干宣抚使好吗？包悦清以此话转告我，我当下表示首肯。桂就给蒋介石打电报，并将电报原稿交由包悦卿转与我看，全文记不清了，今记得有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指我）一语。桂对我这样重视和吹捧，使我非常高兴。后来他表示去看索王，我就派我的专用汽车把他送到乌珠穆沁右旗。他回来向我说：我看索王凝神注目看人的神气、静听别人谈话的态度，是一个？具有成见、十分固执的人，可能对你的事业有障碍，希望你注意。他临行时，又对我说：静候佳音吧，蒋委员长可能召见你。果然他走后不久，蒋介石就打电报要我前往武汉去见他。我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丁我愚等前往武汉。到武汉后，次日即前往见蒋。蒋在谈话中表示对我很关怀的样子，但是关于桂永清所说组织蒙古骑兵之事，并未详谈，仅嘱我和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曹浩森接洽。我就令韩凤林拟具蒙古骑兵师编制计划和所需要的武器，送交行营办公厅。杨永泰和曹浩森接见我时，说要给我一个蒙古保安统监的职务。我当下想到：索王是锡盟保安长官，我如担任保安统监的职务，地位就在索王之上，可能引起索王的不满，不如担任蒙古骑兵师长既实惠又相当。当下向杨、曹表示说：我此次来见委员长，不是专为要官而来。杨永泰马上表示不甚愉快的神气，没有再作什么回答，我就辞出归寓。我在武汉作了几天的参观游览后，行营秘书邓文仪来见我说：关于编制蒙古骑兵师事，委员长指示以后再行考虑；至请发武器一节，可以拨给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只，可在此具领，另拨迫击炮二门，须到南京军政部洽领。我遂派丁我愚前往行营军械部门领到机关枪四挺；所发步枪数百只因均系破旧之物，未即具领，请另补发。在武汉告一段落后，留下丁我愚洽办未完之事，我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等返北平，依据蒙藏委员会关于重选盟旗代表、改组办事处的命令，进行重选代表、反对吴鹤龄的活动。这时，除锡盟已确定郭尔卓尔札布、补英达赖为代表外，乌盟也确定拉希色楞为代表，伊盟确定僧格仁沁为代表，并均已先后到达。其他各盟旗代表就在北平酝酿重选，结果又确定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多尔吉为哲盟代表。呼、昭两盟因既已沦陷，又无适当人选在北平，没派代表参加。组织就绪后，就赴南京请愿。国民党蒙籍中委白云梯、克典额等想利用晋京代表请愿的声势和取得蒙旗地方实力的支援，特怂恿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电邀我赴京洽商蒙事。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陈敬修也来北平迎接班禅赴南京，特到嵩祝寺见我，表示欢迎我和班禅同车南下。这时吴鹤龄已被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解除了蒙事处处长职务，调任参事闲散之职，并命令他重选蒙旗代表，改组办事处。吴鹤龄在这种压力之下，就匆忙由南京赶来北平，请于华亭（蒙名罗布桑车珠尔，系吴岳父的喇嘛弟弟，后还俗为镇国公）出面奔走联络，托班禅的堪布和乌盟的德瓦根敖等居中调解。吴鹤龄偕同于华亭曾亲到嵩祝寺和我见面，接着又由班禅出面宴请我们，堪布们代表班禅陪同我们聚餐，并劝我们合作。继又由德瓦根敖、拉希色愣等出面，番菜馆宴请我们，进行调停，但我俩均未表示接受。我和班禅同乘车到达南京后，一面见何英钦洽办请拨武器之事，一面和晋京代表商洽进行反对吴鹤龄、改组办事处之事。吴鹤龄又请巴文峻出面调解。巴曾到中央饭店见我说：吴鹤龄业已表示愿意奉令改组办事处，他只担任卓盟代表，其他各盟旗代表均由新代表担任。我没有接受巴文峻的调停，并内定补英达赖为新的办事处处长，准备接收。后来因白云梯与石青阳争权夺利，改组办事处之事就被搁浅下来。我表示要整装回蒙，以示对抗。（待续）《德王回忆录》（续二）为时不久，蒋介石由武汉返回南京，先在励志社宴请我和各代表，继又由桂永清陪我到中央军校和他谈话。桂永清把建立中央军官学校张北分校的计划递请蒋阅看。蒋略加翻阅即放在一边说：现在决定在张北设立分校（按张北分校后来没办成），特派桂永清按照黄埔的精神办理，培养蒙古方面的军事干部人才，为编设蒙古骑兵师做准备。继又说：蒙古三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以此操心。现在回想起来，桂永清到我旗访问时为什么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呢，我到武汉见蒋后为什么杨永泰又提出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名义呢，蒋在南京见我时为什么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呢？据我现在的想法，蒋介石这样重视我是有原因的，他对我的职位问题的前后几次变动，也是有其用心的。在蒋看来，我旗是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冲，如在我旗组织一部分武力，不仅能对附近的杂牌军队起牵制作用，而且为了防共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蒋介石特派桂永清到我旗察看情况时，才有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师之事。至于我到武汉见蒋后，杨永泰又提出要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名义而不给我以蒙古骑兵师长的实权，则又是想利用我作招牌而不愿叫我掌握实力。蒋在南京中央军校和我谈话时所提出的建立张北分校的计划，实际上是叫桂永清为他培养军事干部，掌握实权。后来一九四九年我到南京时，桂永清已当上海军总司令，他特设宴招待我，席间他情不自禁地说：如果按照我从前的计划，在内蒙古组织起五万骑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去，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足证当时蒋介石是要假手我插足内蒙组织骑兵进行反共的。在南京见蒋后，我即将韩凤林留下当教官，并以需用军事人才为名，向高级教育班交涉，要出了正在受训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向军政部具领迫击炮二门及武汉行营许可的步枪几百支。还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和正在求学的蒙古青年见了面，对他们进行拉拢。这时，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逃亡的迪拉瓦还在南京，我和他常相过从，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上次到武汉见蒋是想取得蒙古的军权，这次赴京情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于是便想搞自治，以实现我的政治野心。我偕同一部分代表回到北平后，又和旅平蒙古知识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学生，由云继先、于福赓和云敬圣带领着随我一同返旗，着手培养人才，蓄积力量，准备待机而起。我回旗后，即在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派云继先、于福赓二人为教官，把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一律编入该队受训，把从武汉和南京所领来的武器拨归该队应用。这时我认为即便中央军校张北分校成立起来，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的系统，一切须受他人的监督，不如自办一个学生队，训练自己的干部方便。不久，陈绍武、陈国藩、霍宝书、？乌鹏、王泽春由绥包一带前来我旗，丁我愚、亢仁等也相继前来。我和他们常相聚谈，共同研究时局，并决定由锡盟联合乌、伊两盟发动内蒙自治，以期实现我在内蒙古掌握大权的野心。（待续）《德王回忆录》（续三） 3.策划内蒙地方自治运动的经过我虽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作为我的骨干，但自知我的职位不过是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级又轻，号召各盟旗参加，必须得到年高望重之王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锡盟进行自治，首先必须取得盟长索王的赞同和杨桑（杨桑曾任过锡盟盟长）等老年王公的谅解。杨桑向以我的前辈自居，认为我好大喜功，时常流露不满之意，曾有锡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王，不知什么时候闯下乱子，锡盟前途殊堪忧虑之语。盟长索王对我也是不满的。因此，必须设法说服他们同情自治，最低限度不致出头阻挠自治。我反复考虑的结果，认为通过班禅来说服他们是个最妥善的方法。回忆起来，这个方法还是郭道甫和我谈过的。当一九二九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见张学良洽拨武器时，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常相过从。他曾煽动我说：外蒙独立前曾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没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都无成就。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作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郭道甫这个建议，我很以为然，返归锡盟后，即和盟长索王商量。索王也极表同意，当派我和松津旺楚克（浩济特左旗札萨克郡王），代表锡盟前往北平联络各盟旗王公，商洽为班禅在内蒙建庙，挽留班禅在内蒙长期居住，各旗王公一致表示赞成。这时班禅正在北平，郭道甫也因事来平，我们就去面见班禅，确定在锡盟和哲盟各建庙一所。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哲盟已沦陷，遂将各旗凑集的十万余元，在我旗和乌珠穆沁右旗为班禅建庙二所。在一九三一年并请班禅前来我旗过冬，一九三二年夏在锡盟各地讲经。这样做，既取得班禅对我的好感，也使锡盟各旗王公对班禅有深刻的印象。迨至一九三二年，我正和那班青年研究进行自治运动，设法说动索王同意时，适班禅由乌盟百灵庙前来我旗，并要去贝子庙、乌珠穆沁右旗等地讲经。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请班禅帮助我，同他前往乌珠穆沁右旗，说服索王。我陪同班禅到达后，索王对我讲田中久要来设置特务机关和电台，问我怎办。我不敢同他直接谈自治的事，答复他说：班禅佛爷正在此地，何不请求佛爷指示明路。索王就同我去见班禅，请示对策。班禅说：前次德王和我说的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很好，现在正是时候了，积极去做就对了。索王当下也表示赞成。于是第一步说服成功，就请索王以盟长名义拟成公文，派我代表锡盟去见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随后并加派乌珠穆沁右旗的协理若乐格尔札布一同前往。我遂偕同亢仁、丁我愚、阿尔腾格尔勒等驰赴百灵庙，先派员送去公文并向云王表达请其出面倡导自治之意，云王当时还徘徊不定。恰在此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等一行前来宣抚，经四子王旗等地到达了百灵庙，亢仁当将我等候云王前来研究倡导自治问题告知巴，我也请巴去劝说云王。巴文峻知道地方自治的名义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遂允前往劝说云王。云王这才表示愿意与我共同倡导自治，并率同其地根敦札布和仕官沙拉巴多尔济、那逊瓦齐尔等前来百灵庙。这时乌珠穆沁右旗台吉若乐格尔札布也赶来参加，遂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八月二十四日发出通电。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第二次自治会议。不久，国民党政府派黄绍弘、赵丕廉来百灵庙，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决定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并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典礼。蒙政会成立后，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皆年老多病，我即以蒙政会秘书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职权，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这样，我也就成为日寇的主要拉拢对象了。（待续）《德王回忆录》（续四） 4.日寇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并对我加紧拉拢当时日寇对于内蒙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威迫利诱阴谋，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伪满或者在他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因此，它对于我们发动的自治运动最初是不感兴趣的。当我们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议时，潜伏在我旗的日本间谍筱目曾向韩凤林表示说：你们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等到我们日本军的力量达到这里时再发动为宜。当黄绍弘、赵丕廉来百灵庙，决定成立蒙政会后，因为我对这个决定还不满意，除通知各盟旗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外，曾派韩凤林前往北平日本使馆办事处，探询其对内蒙自治的态度。韩凤林回来报告说：日本使馆的武官紫山说现在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很多，不断发生冲突，但仍保持邦交，内蒙自治日本不便出面干涉，言下颇冷淡。我听到韩凤林报告后，还以为紫山武官是日本的外交人员，不便表示对内蒙自治的态度，乃又派补英达赖前往伪满面见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绍与日本关东军吉冈安置参谋接洽，托辞购买枪枝，探询日本关东军对内蒙自治的态度，也没得到明确答复。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黄绍弘、赵丕廉二人来百灵庙期间，日寇为了加紧拉拢各盟旗王公归向伪满，特由驻在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驻在多伦的松井大佐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邀请锡、察两盟的王公和总管参加。会议原定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举行，嗣因交通不便，时间迫促，届期未能到齐，改为是年旧历十月一日举行。我当时因为热衷于自治运动，正在百灵庙主持第二次自治会议，所以对松室孝良的会议并不重视，仅派札兰阿乐腾格尔勒代表参加，观察会议情形和探询日本对蒙政策。据阿乐腾格尔勒回来向我汇报说，参加这个会议的有索王代表胡图里管旗章京、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宝道新和乌珠穆沁左旗的多布丹公。锡盟其他各旗前往的多为管旗章京、梅勒等，盟长和各旗札萨克都没有去。察哈尔保安长官卓特巴札普也是派一副官为代表。东部盟旗参加者，有伪满的多伦警备司令官李守信、兴安西省警备军代理司令官乌古廷，还有联络工作人员金永昌、于兰斋、吴尧臣等。松室孝良在会上讲话，竭力挑拨民国后的汉蒙民族关系，怂恿各盟旗加入伪满。他说：成吉思汗向西曾打到欧洲，建立雄跨欧亚威震世界的武功；反之，向东发展就遇到挫折，元朝东征日本全军覆没。根据这个历史教训，你们应向西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大力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土，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希望你们蒙古主动走这条途径。松室孝良讲话后，与会代表除表示愿与伪满合作外，还提出两个问题：（一）东部盟旗在满洲国只得到东、南、西、北四个兴安省的组织，连蒙古二字都没有，怎能吸收西部各盟旗？（二）既然满蒙合作，为什么不称满蒙国而称满洲国？松室孝良回答说：四个兴安省既然不能吸收全部盟旗，那么应当在满洲国中央扩设蒙古行政机构，在地方增设行政机关。至于改满洲国为满蒙国的问题，因牵涉到国内和国际问题，需要慎重考虑，我很难做出回答。与会者认为各盟旗长官均未参加会议，他们无权作出决议，只有将这次会议精神和松室孝良的意见带回本旗报告，再行研究决定。阿乐腾格尔勒还带来松室孝良给我的信函，对我发动内蒙自治表示祝贺。并以所谓大蒙古主义煽动我，要我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这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西部各盟旗王公，在用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后，又改以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惑的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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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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