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也谈山戎文化的“来龙去脉”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3-19 13:47:58

赤城、丰宁、滦平、延庆等地以潮白河流域为中心的山戎人已经就地接受了燕文化的同化，山戎人已经成为燕的臣民；居住在丰宁以东滦河流域的山戎人，则投靠了东胡，接受了东胡文化，成为东胡民族的一部分。 

看来红山文化和蒙古族的东胡文化真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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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3-19 14:43:37

山戎病燕而燕?亡 2004-9-27 星期一(Monday) 晴 
??山戎部落主要聚居今内蒙赤峰地?，其文化??目前尚?定?，但一般帐?自剪山文化而?而偏於夏家店上?文化。三代以?，北土受山戎侵?是相??重的，故武王立周首封召公?於燕，召公以?初定，乃次年以樘子克就封。?靳治集?核心之一哞封北土，知此地之重，亦知北戎之侵?了。但山戎之病燕自周立?便不息，以?代考古佐酌之，伺胯?家?啁址西周早期地?有夏家店上?文化剪陶啁存，後者即?於山戎，而燕山北唿西一?亦多有青泾器窖藏，年代晚商至早周，出土器物?70鹞件大多?中原顿器，有?地土著特徵者??少?，埋藏?殓大致?董家林城?破?期即西周早中期。周人封燕允杂周?既有的?姓?族小?擂理存在，因而相??地而言周?外?文化，特徵躜明很易滓?，而在大致同?期??窖藏?必有重大?故，以致周人匆促撤滕不及??，此?故最大的可能便是山戎之害了。 ?? ??考以文?，西周?此地的?述?乎不?，蒉多蒉系靳的出自春秋，《左?》桓公六年“北戎伐?”，《史?》?蒌更多，?表“山戎伐我”，?太公世家“（?公）二十五年北戎伐?”，匈奴列?“是（平王?喵）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等等不?。山戎能?越燕伐?可知?周?燕衰?之迅速?底，不但?法抵兑山戎侵?而竟至?力履行方?之?，至於屏藩周室更不可真，?桓公救燕?割地陪之，“使燕共?天子如成周??，使燕?修召公之法”，召公之法?弛殆蓖可?。 ?? ??燕在姬克?期曾蔌煌一?，但西周中期已然檫始其衰?，董城堆峰下限腠?西周晚期，但中期後便已?重要办?出土，甚至罪城壕?淤峰失效，城?内罪坡?灰坑打破，城内甚至出?西周晚期墓葬，整?城市已近乎?防兑功能，系靳的宗族墓葬也止於早周，是西周中晚期之交召公之燕已?，燕之??已名存?亡，至於?周???持名柳而已，?乎不能作?屏障勤王之方?存在了，其配也勃，其亡也忽。 孔填不宁 2004-09-27 23:50 评论 (0)

蓝天白云 · 发表于 2006-3-19 13:47:24

也谈山戎文化的“来龙去脉” ――关于山戎民族“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探讨 白河人 东周时期，山戎民族曾经在长城东部地带统治长达600多年之久，它的文化在这一地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山戎民族已经远逝了，但它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物，面对出土的山戎文化遗物，感到了山戎文化的古老和神秘。翻阅历史典籍，山戎文化见诸于史料记载的“只言片语”，甚至是微乎其微。因而，山戎被称之为神秘的民族，山戎文化被列为中国文化史上500疑案之一。山戎文化神秘，山戎的历史更加模糊，特别是对于山戎民族的“来龙”与“去脉”考古学者各执己见，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在众多见解中，不少观点认为，山戎文化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活动在春秋初期到战国时期。认为：当时，燕占据着燕山南北和辽西的肥田沃土，山戎则占据着热河大部分山地，山戎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有自己的军队和活动地域，还具有独特的个性文化，是燕下的一个政治集团。但，对山戎文化的发祥与去向问题，至今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也不一定符合历史的实际。当然，探索山戎人的祖源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考古学问题，不是我研究的方向，我也没有资格来探讨这样复杂的问题。但从我县考古调查获取的材料来看，山戎人并非从春秋初期开始才占据热河大部分山地，而且也不是一出现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就有自己的军队和活动地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性文化，而是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个渐进的过程，即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进步，由野蛮向文明的方向发展。山戎人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虽然短暂，但也有它的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不可能一出现，就进入强盛期，那么，它的弱稚期在什么地方？从长城地带山戎文化考古的成果和我县境内考古调查获取的材料看，山戎人的活动期不仅仅局限在春秋初期到战国时期，也不仅仅只占据着热河的大部分山地，山戎文化具有地域的广泛性和时间的分期性特点。 在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研究中，文化类型的划分和分期的重要标志，是丧葬形式和丧葬制度。在我县，会遇到两种不同的墓葬形式，一种是以石板作为葬具的石板墓结构形式，统称为石板墓。石板墓的墓地一般建在海拔千米以上的山梁上；另一种是土坑竖穴墓，没有葬具，墓地建在临近河沟的黄土台地上。墓葬形式虽然不同，但丧葬习俗和随葬品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说明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时期。依照墓葬形式，我们将其分为山地时期和台地时期。山地时期，起止时间，应在商周到春秋早期，最迟也在西周时期出现；台地时期，起止时间，应在春秋早期或中期到战国中期或晚期。山地时期，在山戎人的发展历程中，属于“穷山恶水”的幼稚阶段。这一阶段，他们以畜牧经济、简单的农业经济、攫取经济为基本经济形态，从大自然中攫取生活资料，此时，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战胜自然的能力有限，物质生活资料相当匮乏，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人死后用石板作为葬具埋葬，石板墓里很少有随葬品。从随葬品的多少，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生活水平相当低下，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台地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山戎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逐步丰富起来，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时期大体上是春秋的初期，山戎人开始强大起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性质的部落联盟，与燕的矛盾日益突出，开始建立军队，逐步走上了与燕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之路。 纵观山戎人的发展历程，他们走过了一条由弱到强，由落后到进步的路子。那么，山戎人是土著者还是迁居者？从长城地带出土的关于山戎人的有关考古资料看，山戎人也是迁居者。从石板墓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出，它是从东向西发展，数量和分布由东向西逐步递减，到崇礼、宣化、怀来一带至今没有关于山戎石棺墓遗址被发现的报道，而台地时期的土坑竖穴墓却分布面积很广，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发现数量很多，在辽河、滦河、潮白河、洋河及桑干河流域都有分布，都有发现。从两个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和发展的情况看，似乎感觉到了它由东向西缓慢发展的渐进过程，透过山戎文化似乎感觉到红山文化的气息。
（一） 笔者在赤城县境内收集到一定数量的山戎出土文物，其中有些文物的时代比较早，与赤峰红山文化有相类似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有一件红陶“联体双口壶”。出土于赤城县龙门所镇黑龙王沟村小庙沟山戎石板墓遗址的积石冢内，是农民挖树坑挖出的，险些被农民砸坏。与红陶“联体双口壶”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骨柄刀”和几枚玛瑙质石箭镞。红陶“联体双口壶”，与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墓地34号墓（M34）出土的红陶“联体双口壶”完全一致。两壶均为泥质红陶，双口一腹，似两壶联为一体，双领细长，下腹圆鼓，因联体而较扁，腹侧有对称的竖环耳相向，供盛物或端水时两拇指插入，起到沉稳、持重的作用。联体壶设计美观、大方、合理，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审美情趣。小庙沟出土的联体壶口径10厘米，两竖环耳之间宽34厘米，高22厘米，壁厚0.3厘米，略大于赤峰大南沟出土的联体壶，但保存的品相要好于大南沟联体壶。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证，大南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墓地所出土的文物经14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835年±100年，约公元前17―15世纪之间，明显晚于红山文化，被认为是“后红山文化”，也有的被归结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我县小庙沟出土的红陶联体壶与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的联体壶造型完全一致。一个出土于赤峰，一个出土于赤城，两地相隔千里；一个时代较早，属于“后红山文化”，一个时代较晚，属于山戎文化。这样的事情难道是巧合吗？两件文物文化底蕴、风格一致，墓葬形制虽不同，但随葬品的品种、形式却相同，难道它们在民族关系和文化习俗上没有丝毫的渊源和传承吗？笔者认为，山戎文化受红山文化影响比较深，某种程度上讲，山戎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北京市投入巨额资金实施“密云水库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工程涉及潮河、白河流域上游的广大地区，其中赤城县东卯镇是项目工程之一。镇政府具体负责“沟门项目区”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工作。根据工程设计，拟在镇办中学后面的黄土山丘上兴建一座大型蓄水池，计划将黑河水抽到山上存储起来，用于浇灌树木，绿化荒山，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2004年9月，工程开始时用推土机先将山丘推平，然后组织人力挖坑，当挖到距原始地表约五、六米深的时侯，挖出一个用鹅卵片石砌筑的90厘米见方的方型石槽。石槽里面没有人骨，不象是石板墓，好象是古人用于从事祭天活动的祭坛。出土文物有玉器和陶器。其中玉器九件，保存完好，有玉环、玉?、匕型器等。其中一件匕型器个体比较大，长18厘米，宽2.2―2.5厘米，对穿错位眼，素纹，一面有凹槽，有点象民间使用的“鞋拔子”，玉质为岫岩玉。经北京几位玩玉的“权威人士”鉴定，认为是“红山文化”风格的玉器，距今约3500年左右，是商周时期的礼器。本人亲眼目睹过此匕型器，也亲耳聆听了北京几位所谓“权威人士”对此匕型器的“鉴定”意见，还趁出差的机会，到匕型器出土的地方进行过考察。认为，兴建蓄水池的山丘地势高耸，视野开阔，黄土层深厚，符合古人祭拜天地的理念，是一处古人祭天的祭坛。在古人的思想意识里，玉器凝聚了大自然的精华，有灵气，将玉器埋在祭坛里，可以通天、通神，是建筑祭坛时的必备之物。北京几位“权威人士”的判断，不符合我县的历史实情。谁都知道在“红山文化”的玉制品中普遍都是小型器，象如此之规格的匕型器，在“红山文化”的玉制品中很少出现，也从未见过。从匕型器的造型、工艺、文化底蕴来看，确有“红山文化”之风格，但不是同一种文化的作品，却受红山文化影响比较深，两种文化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传承关系。东卯出土的匕型器不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也不符合中原文化的特点，而应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山戎民族使用的祭祀礼器，属于山戎文化的遗物。 2004年7月，龙门所镇沈家泉村一位姓李的农民在水泉沟的山坡上挖树坑时，挖出了一个石板墓，随葬品是制造青铜工具的石范，浇铸青铜汁的陶壶，野猪纹吹火筒和一些青铜小件、骨箭头等共10多件，其中用于浇注铜斧的石范是一件两面，合起来是一对。石范长9.2厘米，宽5厘米。这几件出土文物很珍贵，农民老李将其带回家，当夜老鼠出没带来了响动，老李的妻子硬说是“跳鬼”，非让老李将这几件“死人”的东西扔掉或砸烂不可。老李虽然是农民却也知道从墓里挖出的东西具有一定的价值，他舍不得将这几件文物扔掉，又将其藏在家里别的地方，可家里连续几天总在“跳鬼”，妻子埋怨老李惹了祸，为此和老李生气闹别扭。我打听到这件事之后，花钱将这些“宝贝”买到手。 龙门所镇沈家泉村水泉沟的一面黄土坡，海拔约1300米，是山戎族的墓地，有石板墓几百座，基本上被人挖掘一空，老李遇到的这个石板墓是未被挖掘的其中之一。这7件随葬品均有使用的痕迹，从出土石板墓的形制，所处的位置可以推断是春秋早期山戎族的文化遗存，所出土的文物应该是一个青铜作坊工匠艺人的生前使用品，死后随之而葬。 1994年春季，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镇铁匠营子村后山出土了一件用于浇注铜斧的石范。石范为青石制成。长11厘米，宽7厘米。这是一件两面范。与铜斧范扣合，可浇注出铜斧，有使用的痕迹，是实用器。 笔者还在丰宁县的黄旗镇见到当地出土的铜斧石范和浇注青铜汁的陶壶以及野猪纹吹火筒，与龙门所镇沈家泉出土的石范完全一样。从龙门所镇沈家泉村水泉沟山戎文化遗址出土的石范，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镇铁匠营子村后山出土的石范以及丰宁黄旗镇见到的铜斧石范，无论造型，浇铸工艺，还是文化蕴涵都完全相同，不难想象三个地方远隔千山万水的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割舍的文化渊源关系。这些出土的石范，对于研究山戎民族的发祥史，研究山戎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青铜冶金史、青铜铸造史和铸造工艺以及研究他们的青铜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二） 2005年4月26日，笔者收集到一把匕首式青铜龙纹短剑，该剑出土于赤城县东卯镇头道营村。头道营村面临黑河，黑河水至今充沛，村后面的台地是山戎人春秋到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这里出土过不少山戎人的文化遗物，仅青铜剑就有多枚，其中有一枚青铜剑，长47厘米，剑格宽4.6厘米，剑身向下渐缩至剑尖2.6厘米，剑茎长7厘米，无剑首，剑格上阳刻兽面纹。这枚青铜剑从质地和铸造工艺看，具有中原青铜剑的风格。这枚漂亮的青铜剑比较少见，也是头道营村一老农切土崖挖房地基时挖出的，被老农除了锈。200年4月26日收集到的这枚青铜短剑，长32厘米，剑首为双圈龙头，剑茎阳刻三条螭龙，飞翼式剑格，铸造工艺讲究，水平很高，是研究山戎人文化崇拜的重要实物资料。2004年4月22日，在丰宁黄旗镇曾遇到一枚同样造型的青铜短剑，未除锈，很漂亮。仔细观察东卯镇头道营村出土的这把龙纹短剑，又与丰宁那把龙纹短剑的照片进行对照，两把青铜剑的造型、规格、纹饰完全一致，铸造年代也相同，都出土于黄土台地土坑竖穴墓里。两把短剑传递了共同的文化信息――都铸造于战国中晚期，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点的艺术杰作。 距赤城县城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梁叫水泉梁。水泉梁是规模较大的山戎文化遗址。遗址中心区面积1.28万平方米，文化遗物辐射面积约18.2万平方米左右，总面积达19.48万平方米，是赤城县目前发现的诸多山戎人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台地型遗址。这样规模大的文化遗址绝非几十人在一、二百年内所能形成的。同时，从该遗址收集到的陶片看，有西周时期的夹沙红陶和搀杂蚌骨粉的红陶，有春秋早期的绳纹黑陶和灰陶，有战国时期器型硕大的灰陶等，诸多实物资料说明水泉梁山戎文化遗址，在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破坏下，历经2700多年仍能保持今天之现状，可想当时在该遗址生存的人口比较多，活动的时间比较长方能产生大量的生活废弃物，才有可能形成如此深厚的文化层，文化遗物辐射面积才能达到如此之面积。该遗址上起时间不会晚于西周中晚期，终止时间不会早于战国晚期，历时约600多年的时间，是研究山戎文化典型的遗址之一，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 在水泉梁遗址，农民植树造林挖出了大量的瓦片，有板瓦、筒瓦，还有瓦当。笔者在水泉梁遗址拣到两块残瓦当，上面是二龙戏珠的图案。瓦当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龙文化网站学术总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陕西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日报/晚报主任编辑庞进先生的鉴定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产物： …… “高兴地收读了您的来信。您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古文物的考察、收集、研究工作，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是值得赞赏和祝贺的。相信坚持下去，必有更大的收获。 我仔细地看了您提供的瓦当照片，结合其他资料，初步断定此件为战国燕下都时期[公元前300年左右] 的产物。理由如下： 一、传说夏桀时作‘瓦屋’，此前祖先们一直住的是‘半地穴式草屋’。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瓦和瓦当见于陕西周原遗址，属于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100年]。如此看来，黄帝时期还没有使用瓦，当然也就谈不上瓦当了。 二、您所在的赤城县，战国时期当属燕国的地盘；在燕上都蓟城遗址和燕下都武阳遗址均有半瓦当残片出土；其中的‘燕下都龙纹半瓦’和您提供的瓦当纹样，除头部不同外，其体、尾、足基本一致”。 水泉梁台地遗址板瓦、筒瓦、瓦当的大量出现，说明至战国时期，山戎人已经学会了建造大型房屋，过上了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他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长33厘米，宽23厘米板瓦；长24厘米，宽16厘米筒瓦和长30厘米，宽20厘米“二龙戏珠”瓦当的出土，说明“水泉梁台地遗址”时期的山戎人，建筑有大型的宫殿或者宗庙。宫殿，是部落首领们议政、施政的场所；宗庙，是祭祀、供拜的地方。如果山戎人建筑的是宫殿，说明此时期山戎人的社会组织形态，已经进入了高度集中的军事部落联盟政治阶段；如果建筑的是宗庙，说明山戎人的宗教信仰和崇拜，已经由野外设坛定期的祭祀崇拜，转变为室内经常性的供奉崇拜，这种崇拜形式的变化，是山戎人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的一次革命，表明山戎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已经摈弃了落后与野蛮，开始进入了“相当文明”的发展阶段。不管山戎人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发生怎样的变化，“二龙戏珠” 图案赫然雕塑在瓦当上，瓦当又建筑在宫殿或宗庙最显眼的地方，说明山戎人顶礼膜拜的是龙，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此时的山戎人为什么也要崇拜龙？很有可能此时的山戎人已经被使用铁兵器的燕所征服，居住在我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戎人已经被燕文化所同化，他们已经接受了燕的管理与统治。不管山戎人是否被燕文化所同化，是否已经接受了燕的管理与统治，只要他们开始崇拜龙，对龙文化有了感情，他们就是龙的传人，他们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之一。 （三） 中国是龙的故乡，远在7000年前后，龙就起源于我国的北方了。在黄河、西辽河和河北的滦河流域的遗址和墓葬中就有龙的形象被发现。《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先民们在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对变化无常的大自然，产生了一种不可理解和无可奈何的心理，他们寄希望人间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能控制和战胜在他们看来不可理喻和无法控制的大自然，于是，便创造出一种由多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瑞兽，赋予它具有升天入水，呼风唤雨，神通广大的威力。古人所神化出的这种瑞兽，就是后来所说龙的形象，久而久之，龙演变发展成为一种图腾崇拜！因此，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中华民族把龙作为瑞兽、图腾和精神偶像来崇拜，这是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习俗，山戎族在青铜剑、瓦当上也铸有龙纹这又该如何理解呢？从各地出土的山戎文化遗物考证，山戎人最早是对猫科动物――虎，崇拜有加，这是考古界认定的事实。山戎人“居溪谷”，狩猎在高山密林间，经常遇到老虎，感到老虎凶猛可怕，力量无比。他们也希望自己有凶猛无比的力量，成为捕猎的能手，于是，产生了图腾崇拜的心理，将老虎的形象铸在青铜器具上，刻画在使用的陶制器皿上，甚至铸成装饰件佩带在胸前，这就是山戎人对猫科动物虎的最早崇拜。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出现，山戎人走出山地，栖居在黄土台地上，农牧混合经济成为他们基本的经济形态，山戎人越来越走向强大，与燕、齐争夺生存空间成为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 战争消耗了双方的人力、财力，给人民带来了创伤与苦难，但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山戎人从燕、齐接受了比较先进的文化，将中原华夏文化溶入到自己的生产、生活中去，给自己落后的生活习俗，思想意识，生活观念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青铜剑和瓦当上刻铸龙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是山戎文化兼收中原文化的一个明证，也是山戎文化被中原文化同化的标志。这些青铜剑和瓦当都是战国中、晚期的产物，这一时期，有可能山戎人与燕的侵伐战争还在时断时续，山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由虎崇拜发展到龙崇拜，大力强化龙虎精神，以振兴民族士气，全力以赴夺得与燕争夺生存空间的胜利；从另外的角度思考，此时的山戎人，极有可能已经接受了燕的统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新的成员。 青铜剑上铸龙纹，在赤城县的镇宁堡乡中所、东卯镇的头道营；在丰宁县的黄旗镇附近；在滦平县的虎石哈镇；在北京市延庆的玉皇庙等山戎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物上都有所见，而且，出土的龙纹青铜短剑的规格和造型可以说是天然的相似，说明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山戎人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情况下，也能够铸造出具有相同文化内涵的青铜短剑来，肯定是受一种文化影响和熏陶的结果。我们以丰宁为例，龙纹青铜剑出现在潮河流域，而在滦河流域的凤山镇一带则出现了东胡文化的青铜短剑，并且两种短剑的铸造和使用年代基本相同，大体上都出现在战国中晚期。基于这样的考古资料，可以认为到战国时期，山戎民族逐步被强大起来的燕所征服，山戎文化被燕文化所同化。赤城、丰宁、滦平、延庆等地以潮白河流域为中心的山戎人已经就地接受了燕文化的同化，山戎人已经成为燕的臣民；居住在丰宁以东滦河流域的山戎人，则投靠了东胡，接受了东胡文化，成为东胡民族的一部分。 总之，从赤城、丰宁、滦平、延庆等地收集到和看到的山戎文化遗物来看，山戎文化发祥之初，受红山文化影响比较深，具有红山文化的遗风。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山戎人走过了一条由弱到强由强到弱的曲折道路，到战国时期，山戎民族在燕、齐铁兵器的征服下，开始走上四分五裂的道路。他们在青铜剑和瓦当上刻铸龙纹，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寄托，是接受外来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精神崇拜和民族追求。此时的山戎人将龙纹刻铸在青铜剑上和瓦当上，要么是一种新的图腾崇拜，要么此时的山戎人已经成为龙的传人之一族。 200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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