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青还：“你们的森林已经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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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森林已经生病”——从德国造林史看中国的人工林工程
  发表日期：2005年6月24日      作者：邵青还     【编辑录入：my】

　　金光集团海南项目砍伐乡土树种公路林改造桉树纸浆林，圆明园湖底铺塑料膜和砍天然林灌等做法应不应该的问题，我看关键在于我们了解的科学知识和生态学知识有多少。特别是生态基础知识，但凡懂一点的人会有一种直觉，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现在中国的自然生态破坏已经太过分，我认为速生人工林就是破坏性的建设。我在此所谈的人工林的发生和毁灭过程，是研究德国林业史料的结果。
　　营造速生林是决策的产物。决策者对速生林的偏好，非从今日始。老百姓着眼于自己家有数的田地和乡土树，不会大规模地去搞什么外来树、速生林，能推广这类东西的唯有具权力意志的当官者。
　　追本溯源，世界大规模造人工的首位创始人是18世纪末普鲁士的国家林业局局长哈尔蒂希（Hartig，1764—1837）。哈氏在世界林业史上极有名，因为他发展了森林永续经营理论并创立了“木材培育论”，他提倡的人工同龄纯林造林方法从德国发展到欧洲乃至世界。直到20世纪后半期，在林业教科书中，德国的人工林思想理论和造林技术仍占着主导地位。中国决策时东张西望，瞄着新西兰、意大利，实际上只是转了一个时光圈子，归根结底还是采用了来自哈氏的造林方法，因为造人工林最简单最容易。
　　今天看中国生态界人士与经济界人士关于造林问题的争论，让人惊奇的是情况与200年前的德国那么相似。那时以哈尔蒂希为代表的哲学理论具有德国古典人本主义思潮的特征：把人的主观因素放在首位，以支配外部世界为目的，把人作为主体。但同时期却有数位具有唯物主义观的林业思想理论家提出了与哈氏相反的观点，如主张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造混交林的哥塔（Cotta，1763—1844）、提出至理名言—— “立地的铁的纪律”的普法耳（Pfeil，1783—1859），以及有“森林美学论早期代表”之称的柯尼西（König，1779—1849）。从柯尼西的理论：“木材的高产量、森林经营的经济性以及林分的健康美观不是不能协调的”可以证明他还是“林业和谐论”的早期代表。
　　哈氏的人工林政策当时能够很快推广，当然与他的国家林业局局长的地位有关。哈氏的观点：“要尽量多地利用木材，又要考虑后人至少也能从森林得到像当代人一样多的利益。” 表明了他的森林继嗣道德观，因此至今仍受到后人的尊敬。但是，作为第一个决策搞人工林的吃螃蟹者，他提倡的方法已为后人所否定。
　　18世纪末的德国像现时的中国一样砍掉了尚存的乡土树，在原来的混交林立地上造起了清一色的速生林，在造林约四、五十年后，人工林状况急剧恶化，出现了大面积的森林灾害。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据中国1999年9月关于人工林的报道：“八五期间我国森林由于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达50多亿元，每年减少林木生长量 1700多万立方米。50年代我国平均每年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500万亩，80年代以后每年平均都在1亿亩以上。”
　　19世纪中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德国对木材的需求加剧，人本主义思潮猛涨。1849年，林业经济学家浮士德曼（Faustmann）发表的“土地纯收益理论”标志着德国把以追求木材为目标的速生树种人工林变成了以追求金钱为目标的“经济林”。——这也就是150年之后的中国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正在实现由木材向金钱目标过渡而追逐的“商品林”。
　　在世界经济林史上浮士德曼的地位举足轻重。德国当代最著名的林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经济林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浮士德曼的理论也还是最有效的。浮氏理论的关键是他创立的一个木材收益计算公式，笔者追寻到这个公式，仅此而已。中国目前对浮氏理论没有研究，从一些关于人工林木材收益的预测计划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像样的理论依据。
　　但是，随着人工林的情况越来越坏，浮士德曼的理论风行了不到20年就遭到以哈根（Hagen，1799—1860）为首的林业思想理论界的激烈批判。这是一次反映经济理论和道德观念差异的哲学思想辩论。正是在这场辩论中哈根（1867）提出了闻名于世的林业经典理论——“森林总效益永续经营理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森林多功能理论。哈根指出：“不主张国有林在计算利息的情况下获得最高的土地纯收益，国有林不能逃避对公众利益应尽的义务，而且必须兼顾持久地满足对木材和其他产品的需要以及森林在其他方面的服务目标……管理局有义务把国有林作为一项全民族的世袭财产来对待，使其能为当代人提供尽可能多的成果，以满足林产品和森林防护效益的需要，同时又足以保证将来也能提供至少是相同的甚至更多的成果。”从1992年里约世界环境发展大会38国签字的公告对“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可以清楚看到哈根理论的缩影（“持续”一词在中国林业界被译为“永续”已应用了几十年）。
　　浮士德曼的理论起着加速森林异化的作用。“异化”这一概念本来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后者为马克思所继承。我们若用异化这一概念对此时的林业进行哲学的解释，可以这样认为：人工创造的价值越多，自然的价值就越小，森林自身的价值也就越低；人工的森林产出越多，它自身的生态系统安全价值也越小。
　　此时是哈根占着普鲁士林业局局长的位置，他的决策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他上述理论发表的翌年，即1868年举行了德国第一次全国林业科研大会，在这次会上形成了在全国建立林业试验站的决议。之后，也就是从1870年起，德国开始在各地设立林业试验站开展科学实验活动。这一事实表明，德国是造人工林在先，科学实验在后，人工林的“科学性”也就被证伪。
　　以上史实也证明：德国在“木材培育论”上建立起来的速生人工林的“永续性”产生于唯心主义的假设，其“经济目标”由于违反自然规律造成的森林灾害而被否定。在时间上，它产生于林业科学实践活动开展之前（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发展速生人工林，19世纪后期开始建立林业试验站，20世纪初开始建立林业科研机构）。德国人像种庄稼一样伺弄人工林，但其高产和收益期是很短暂的，带来的却是长远而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100年间，德国科学界正是通过对人工林引起的灾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此时产生了一群强调植物群落与生境的关系的科学家，如温格（Unger，1836）、森特纳（Sendtner，1854）、汉克尔（Häckel，1866）、嘎耶（Gayer，1886）、特鲁德（Drude，1896）、辛佩尔（Schimper，1898）、施罗特（Schröter，1904）、瓦尔明（Warming，1909）、以及Clement（1916）等。其中以提出“生态学”一词的汉克尔、近自然林业理论的创导者嘎耶和森林演替理论的提出者克雷门兹最负盛名。
　　中国虽然于20世纪30年代派出留学生去德国，但笔者没有查到相关的林业资料和文字记载，只知有关人工林的知识是从留日的中国学者那里传来，所以德文中用于人工林的“标准林”一词被译成“法正林”，“精细经营”被译成“集约经营”，让一般人不好理解。对于18、19世纪德国的这段林业史，长久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人涉足，笔者也是浅尝辄止。中国人不知道德国林业的史实，有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德文之难和资料欠缺也造成信息的隔绝。很可能欧洲之外的国家与中国一样不了解德国的真实情况而被人工林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林业代表团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料和林学院的课本中都读到过人工林发生退化的状况。这说明中国的林业工作者是清楚人工林的结局的。
　　人工林会有怎样的结局？德文文献中后人对前人批判的文字比比皆是。这里引用《未来属于混交林（1955）》一书中的两段话：
　　“如果我们的人工林在几十年内越来越厉害地遭虫害而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工作、时间和金钱去与之作斗争的话，那么找出的原因是上世纪把天然生长的森林全部改变成人工的、生物贫乏的森林。撤掉了对生命来说极为重要的防御力量，这样就为过度繁衍的昆虫打开了道路（Escherich）”。
　　“尽管森林的覆盖率很高，期望的森林效果只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或者根本达不到。（Kirwald）”
　　在德国的文学史上还出现了很多批评人工林的诗篇，我译过Löns的三节诗：

一

        森林并非未遭损害：针叶人工林诞生了，
        稀疏的森林变黑了，从黑森林（地名）到哈尔茨山。
        水灾、风折和小蠹虫，明证着父辈的罪孽。
        越轨太远，这轨道原是趋向自然的力量源泉。
        残剩的野生景观还在衰退，饥一样的掠夺只会更加贫脊。
        有目共睹，人们着迷于皆伐，
        一直砍到最后的残余——皆伐总是一张王牌。

二

        我们只追求最高收益，
        ‘皆伐’有什么可让我们担心，
        人们使用有毒的化学技艺，迫使小蠹虫屈膝下跪。
        核力量不久将驱除
        暴风威慑造成的林木风折。
        如果我们从天上射击，
        潮水会向我们涌来。
        云杉——与我们同在
        最高收益保佑我们!

三

        “你们的森林已经生病”，
        林学教授呼叫SOS发聋振聩，
        德国的森林就这样消失，
        尽管有嘎耶、满勒、贝伦特霍伦这样的人物!

　　这首诗描述了德国在全国范围人工种植云杉林后普遍出现的林木风折和虫害，以及为救灾采用的化学物理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前人为获取最高木材利益而使后人遭殃的罪过。
　　德国18世纪末开始的人工林运动的结果是把99%的林地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工林，这种森林于立地而言即是“伪”，伪的结果便是“劣”。
　　人工林引起土壤退化，造成森林低产，多病虫害致死亡，这使森林怎样才能永续经营和减少经营成本成为德国林业史上永久的话题。近自然林业的鼻祖嘎耶（1889）曾说：真正的永续原则是以保持生产资料并节省地利用生产资料为前提的。现代林学家认为经营森林要使所有功能都永久地持续、稳定、均匀，近自然林业经营能够通过森林的自然生长潜力节省林业的经营成本。
　　但是，人工林的改造是这样困难，这些低产人工林使德国人伤透了脑筋。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政府为这些投入产出倒挂的人工林实施了专项的“改造低产林政策”，为此耗费了大量资金。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国有林企业的亏损一直有增无减，平均达到每公顷200欧元。人工林因违反自然而立地不稳，灾害频繁，特别是抗风能力差。在欧洲风灾呈周期性地发生。根据荷兰的资料，1950—1999年间，欧洲年年有森林遭受风灾，一年内造成2000万立方米以上林木损伤的风灾就有10次。1999年12月26日的“‘洛塔尔（Lothar）’飓风”，在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Pforzheim县林业局，一日间就刮倒了39万立方米林木，相当于正常年间木材采伐量的8.4倍，形成了725公顷的皆伐地，而在整个州则有4万公顷的皆伐地要重新造林，恢复性的造林则至少要持续十年。1990年的欧洲大风暴，欧洲森林风倒、风折的林木达1.3亿～1.4亿立方米。1993年我陪同一个赴德林业代表团在德国南部考察过一处风灾地，面积达到27万公顷。90年代以来中国赴德的林业访问代表团很多，德方不仅向中方介绍了人工林经营的失败，也传授了近自然林业的经营技术。
　　德国自从1972年的特大风灾后便开始在受灾地上采用近自然林业技术进行科学实验，实验证明这种用生态林业措施建设的森林不仅木材产量比人工林高，而且立地稳定性好，抗风的能力也强。90年代德国的林业方针转向近自然林业，不久欧盟各国，然后是原属东欧集团的匈牙利等国也统统转向了近自然林业。关于近自然林业笔者已经作了15年的报道。
　　近自然林业理论认为，森林内的多样化物象是自然发展之规律，而非人力能左右，林业活动应以森林为主体考虑问题，但是为了满足人类对森林的实际需要，可通过促进森林物质的自发潜力来从事接近自然的林业活动，以克服与森林生态本身发展的矛盾，表达了“森林内部物质的自然和谐”以及“人应遵循森林的自然发展规律”的哲学观。
近自林业理论倡导“至真、至善、至美”，即天然林为“真”，和谐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善”，保持森林的天然性以及人的道德、伦理、精神的升华为“美”。
　　从人工林业向近自然林业转轨是一种长远的策略，它建立在对未来需要的预测上：1. 地球自然生态发展的条件在恶化，人对清洁空气和洁净水的需要将超过木材；2. 世界木材市场小径材将过剩，大径材将出现严重短缺，而人工林模式只宜生产小径材。3. 尽量降低木材的生产成本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上面的阐述说明了世界林业的形势已经彻底变化。森林作为自然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的最大屏障，其作用越发被重视，中国的林业决策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越发显大。中国变本加厉地突出杨树，把种杨树列为林业的六大工程之一，实在使人难以理解。中国还想用“人工林面积世界第一”去争取国际地位，甚至有决策者说出“人工林覆盖率达到多少就会进入森林生态良好循环”这种缺少生态常识的话。
　　中国的人工林业其实开始已迟，但更坏，因为轮伐期缩得更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是树木要有十年的抚育培养期（主要是修枝），自此才能生长成材，而不是说十年就到了采伐期。中国现在正在推行林地私有化政策，把国家的林地一锤子出让给私人，对此已有专家提出质疑。而一些造林公司计划的速生林伐期只有七、八年。青睐速生林，欲速则不达，期望的木材的产量自然要落空。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林业生产过程是不完善的。科研单位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育苗、造林方面，却对林木的抚育缺乏研究。中国有大量的乡土树种，却偏重外来树种。造林是种下去就算数，所谓的质量指标只有一个成活率。
　　最近有人发表意见，说近自然林业不适合中国。我以为近自然林业理论和原则是世界通行的宝贵财富，但技术必须是本乡本土的，这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发展。曾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中国项目主持工作的德国专家说：“我们与中国合作的项目是考虑了近自然原则的。”如果中国否定近自然林业在中国的可行性，那么以推行自身林业政策为目的的德国凭什么要与中国林业进行合作并给予经济援助呢？关于中德杨树项目的合作有个插曲。有人问：“为什么德国自己不发展杨树，而要跑到中国来搞？”也有人说：“德国人来中国搞杨树说明他们是支持的。”我转问过参与中德金沙滩杨树项目谈判的德国专家威斯盖勃尔（Weisgerber），他回答：“不是我们支持中国搞杨树，我们不赞成这样做，而是你们中方一定要搞，我们只能在技术上尽量纠正你们的错误，我们考虑到了近自然的原则。”1998年时我曾写信问过他中国种了那么多杨树怎么办？他来信告诉我：可以用杨树当作先锋林改造林地。并告知波恩有成功的例子。
　　对于不良决策的问题，在中国是下级想方设法为上级遮丑，甚至于上级自己出面找有不同意见的人“谈谈”，让人噤若寒蝉。当然也有不怕如我辈。我看圆明园事件听证会的举行不管怎样是个好兆头，它至少给不同意见的人提供了对垒辩论的机会。
　　如果中国上上下下的各级政府机构能够给予公民多一些的民主，如果有更多的公民能够有意识地参与决策监督，而不是用“关我什么事”的态度，那么至少类似金光集团在海南砍公路乡土树这样的案例就会少一些。
　　我对金光集团在海南的项目有下列看法：
　　一是私有企业侵入国家林地，有个与所有制利益相关的问题
　　二是公路林属防护林范畴，桉树纸浆林替代公路林不可以。公路林的关键是适地性、安全性和抗性。乡土树种才是适地的。桉树不适地，且人工树扎根浅，易倒，而况海南是岛，海风比内陆厉害。发生倒木时易伤人伤车，造成交通堵塞，事故多，赔偿也多。再者，公路林易受汽车排放气体的污染，树木长势不良。公路林也是视野林，景观林，桉树这一品种树形不美观，所以也不相宜。
　　三是退耕农地造纸浆林问题。海南天然林比较多。为发展近期经济，在未来将放弃森林经营而改作它用的土地上，以及在退耕农地上可以容许造一些轮伐期短的经济林，如纸浆林、能源林都可以，但是树木的根比农作物深，要考虑土壤进一步破坏的问题。造经济林的面积不能过大，以防病虫害蔓延。搞农林牧三种用地混合经营的风险会小些。
　　海南是地方的问题，但也反映了国家的林业决策问题。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讨论了关于“什么是林业”和“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这场讨论中由嘎耶在1898年提出的“近自然林业理论”浮出水面。
　　中国现在也有一些林场在建设近自然林，如宁波的天童山林场，上海的世纪森林等单位已经发展了适合本地的近自然林业技术。天童山林场开展了恢复退化天然林和改造人工林的实践活动。上海世纪森林在5年前只是一个普通的苗圃，现在已经在奉贤的农业退耕地上建起了多片具有相当规模的近自然幼林，其长势和林相大大强于人工林。
　　中国发展人工林已经几十年，以前造的林结果究竟如何，现在造的林未来的前途又怎样，我以为发动一次公开而全面的讨论是迫切需要的。造林要留有余地，一味地追求人工林覆盖率，以后造近自然林就会没有土地，这也是德国人工林占地太多给世人留下的教训。

（作者单位：中国林科院科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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