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杜宁：多少算够 HOW MUCH IS ENOUGH——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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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算够 HOW MUCH IS ENOUGH

——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

[美] 艾伦·杜宁 著
致 谢
前 言
第一篇 评价消费

    第一章 消费的困惑

    第二章 消费者社会

    第三章 值得怀疑的消费回报

    第四章 消费的环境代价

第二篇 寻求充裕

    第五章 食品和饮料

    第六章 清洁运动

    第七章 生活资料

第三篇 驯服消费主义

    第八章 “不消费就衰退”的神话

    第九章 需求的培养

    第十章 持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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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1992年的早春，当我在华盛顿特区写这本书的时候，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的建筑工人正在加紧完成世界上最大的购物街（shopping mall）。这个购物街是环绕一块三公顷的室内娱乐公园而建的一座大型的批发兼零售的商店，它的设计者们称它是“美国之街”（The Mall of American），并且如果他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购物街每年将吸引比麦加和梵蒂冈更多的参观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几个月里，对“美国之街”这个名字的嘲讽一直索绕着我。它已经变成了我的祖国的一种象征。整个美国似乎正在把自己建成购物街的形象。作为一个公民，我担心，我们现在己被一种售货摊、国家商标和特权商店的商业文化捆绑在一起。购物中心已经变成了我们公众生活的中心，并且消费也已经变成了我们自我定位和第一娱乐的主要手段。当然，不仅仅在美国人中存在这个趋势，欧洲人和日本人正在以我们为榜样，为追随和推崇个人消费而抛弃了作为他们生活组织原则的东西。并且贫穷国家中较富有的居民也尽可能地模仿我们的消费方式。但在大多数世界人民的感觉中，消费的生活 方式诞生于美国，并且美国的购物街就是美国的全部。因此在我看来，布卢明顿的美国购物街就是作为当前世界流行的进步的定义——高消费——的一个缩影或一种偶像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所以美国的购物街和这本书在彼此相差不到几个月时间内完成是合乎时宜的。一个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显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全球文化中消费主义者的价值，另一个则在人类和生态领域对那些价值提出了置疑，并且表明了培养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还是让更多的反对观点涌现吧！

　　虽然只有我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但是许多人对这本书的创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这些人当中，我要特别感谢的第一位是霍利·布拉夫，她作为我的助手以娴熟的技艺和任劳任怨的态度几乎工作了三年的时间。不仅收集和核对了许多本书中出现的数据，而且还以其简洁的价值观、愉悦的生活态度和敬业的幽默感形成了这本书的寓意。《多少算够》一书无论有什么样的成绩，对她的才干的赞许应和对我的一样多。霍利一直盼望着这本书成文的日子，但就在这本书即将付样之前的几个星期，积极、热情、能干的维克拉姆·阿库拉接替了她的工作。

　　接下来要感谢的是密执安州弗林特的查尔斯·斯图尔特·莫特基金会（the Charles Stewart Mott Foundation），它非常信任这项计划，并为本书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持。很少有基金会愿意如此深刻地思考我们的环境预警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审阅读了这本书的一稿或二稿。这些帮助审阅和调查研究的人员包括：尼古拉斯·兰森、马西娅·洛、迈克尔·伦纳、约翰·瑞安和约翰·扬；研究所以外的人士有赫尔曼·戴利、埃米·西恩·杜宁、琼·杜宁、曼纽尔·格拉、彼得拉·凯利和爱德华·沃尔夫，他们都从百忙当中 抽出时间评论了本书的粗稿。在慷慨地共享信息方面，我要感谢华盛顿特区的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的罗纳德·斯普罗特，以及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新道路图基金会（New Road Map Foundation）的维基·罗宾。

　　最后，就我个人而言，我要感谢我的祖母——伊丽莎白·克雷西所做的榜样。尽管浪费之风在各方面盛行，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珍惜的朴素精神。数年来她一直坚持爱惜用品，并且放弃了许多对她来说并不过分的要求。她现在己88岁了，但不论去哪里，她都是走路或乘公共汽车（她从未拥有过一辆汽车）。并且她没有被下降的视力所阻挡，仍然为我们这些因生活得太匆忙而弄不清花卉名称的人识别花卉。谨以此书献给她。

艾伦·杜宁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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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消费是三位体中被忽略的一位，如果我们不想走上一条趋向毁灭的发展道路的话，世界就必须面对它。这个三位体中的另外两位——人口增长和技术的变化——己引起了注意，但是消费却始终是默默无闻。

　　消费的默默无闻并不令人惊奇。打破这种默默无闻需要全球人口中最富有的1／5向“多多益善”的普遍观念提出异议，最近的40年，购买更多的物品，需求更多的“东西” （things），已经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人民超乎一切的目的。同时，最贫穷的1／5的人口却只有一个目的：活过明天，觅到一点食物，拾到一些柴薪，为他们的孩子遮衣蔽体。现在逐渐变得清楚的是：世界人口的2／5——大约22亿正在走向截然不同的目标的，正在给地球造成浩劫，因而使我们不能向平常那样继续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化国家的人，正在变得更加清楚的是，超过一定界限之后，更多的消费并不等于更多的充实。最近，美国出版的《过度工作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朱利特·索尔著），触动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弦。她指出，自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已经 连续地选择了更多的金钱而不是用于休闲或家庭的更多的时间。然而，这使得美国人更高兴了吗？民意测验表明，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正陷于困境：更多的工作、更多的消费，及至对地球更多的损害。

　　《多少算够》一书，通过解释需求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艾伦·西恩·杜宁论证说，消费者社会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 由于它自己和它的星球的未来可居住性的原因，所有的父母都想给他们的孩子一个较好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生活不可能由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空调、更多的预先包装好的冷冻食品以及更多的购物街组成。如果交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为了满足个人的食物、教育、充实的工作、居所和良好的健康状况的需要，他们的选择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这将是多么的美好！这种情况只要我们消费者社会中的那些人转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发生。

　　一些微弱的迹象表明这样一种转变是可能的，80年代的炫耀性消费已经让位于一个对消费有较低期望的时代。另外，这也反映了许多国家所陷入的衰退，各地的民意测验显示的现状远远不尽人意，现在是走出消费误区、走向艾伦所说的持久文化运动的时候了。持久文化就是一个量入为出的社会；提取地球资源的利息而不是本金的社会；在友谊、家庭和有意义的工作之网中寻求充实的社会。正如艾伦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指出的那样，联系人类和自然王国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消费者的手中。

　　这是新的世界观察环境预警丛书的第二本书。这本书是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其他出版物——《世界状况》（State of the World）、世界观察论文和《世界观察》杂志（World Watch）的 补充。在第一本书《拯救地球》（Saving the Planet）中，莱斯特·R· 布朗、克里斯托佛·福莱文和桑德拉·波斯特尔描绘了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经济的轮廓，且讨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转变措施。这套丛书的下一本是桑德拉·波斯特尔的《最后的绿洲：面对水荒》（Last Oasis：Facing Water Scarcity）。接下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其他著作是关于可恢复的能源和人口问题的。

　　我们希望这些短小的生活书籍，能为读者提供关于为什么我们需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怎样去做的一点精神食粮。

琳达·丝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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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评价消费
第一章 消费的困惑

　　对于康涅狄格州的西德尼·奎瑞尔来说，1990年的地球日是审判日、是算生态账的日子。当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正在街道上游彳亍和庆祝的时候，西德尼则坐在他厨房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个黄色的法律便笺和一个袖珍计算器，他想统计一下他和他的家庭自从1970年的地球日以来给这星球上留下的负担。

　　那个春天的早晨，他就开始列出了进入他们的住宅中的每一样东西——脱脂油、核电、淋浴器以及喷灌草地的水、油漆罐、电器、百余尺的地毯、家具、衣服、食品和数千件其他的东西——以及已经搬出房了的每一样东西——丢弃的装着邮件和物品包装的垃圾桶，按立方米计算的旧报纸、杂志、污水和从炉灶里排出的烟，他还列出了用汽车和飞机运输这些东西所耗费的能源：从燃料和润滑油到轮胎和替换零件。“我这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这张单子上”，西德尼回忆说，“我翻出一卷卷的旧收据，称量垃圾罐和每天的邮包，挖开了地基和顶棚，并且使用了自从毕业后就从未用过的三角技术来估量在屋顶施工中使用的材料。”

　　西德尼知道，他不可能计算出制造和运输每一样单子上的东西所耗费的附加资源。例如：根据全国统计数字，他应当把他在自己的房子和汽车上使用的能量加倍，因为还要考虑到商业部门和政府为他提供这些货物和服务所使用的能源。他设想了一个为他生产这些物品的全球工业网：用货船和卡车运输，在商店出售，并且由官方机构监督这个过程。使他惊讶的是他的国家究竟需要多少钢材和混凝土去修筑他使用的道路、桥梁和停车场，他想知道照顾他的医院、保卫他的飞机和警车、带给他娱乐的电视台以及冶疗他爱犬的兽医站所使用的资源。

　　随着他清单的增长，想象中一座由被丢弃的电视机、汽车零件和油管组成的大山萦绕在西德尼的脑海中——全都在他那儿堆向了天空。“这是对那段时期的清醒回顾……并且只有当你把所有这些年增加的消费品累加在一起，你才能认识到它的可怕。这全部的垃圾就像多年来他抱出去的成吨的纸包一样敲打着他。西德尼说：“问题在于地球能够承受西德尼的影响而继续存在吗？未来的西德尼家庭能够发生改变吗？”

　　这正是问题所在。西德尼·奎瑞尔和他的家庭并不是贪得无厌的人。西德尼说道：“这些年来，我们居住在乡下一幢占地 2.5英亩、有三间卧室的房子里，距离我在哈特福德的工作地点大约35公里，但是我们从没有富足过。”他接着说：“使我恐惧的是我们的消费是康涅狄格州人们最普通的消费方式。”

　　西德尼的阶层——美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在数量上多于任何阶级的群体，它决定和体现了当代世界美好生活的图景。然而奎瑞尔这20年生活的时期，正处于世界首要问题——环境问题可能是最难解决的时期。

　　只有人口增长能与高消费相匹敌成为生态恶化的原因，但至少世界上的很多政府和人民已经把人口增长看做是一个问题；与之相反，消费却几乎一直被普遍看做是好事——确实，消费增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的。西德尼·奎瑞尔评价的这20年显示的消费水平正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文明取得的最高成就。他们体现了一种盛行的人类社会新形式：消费者社会。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产生于美国，一个美国人的话很好地表达出了它的精神实质。在二战后开始富裕的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宣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已经对勒博的号召做出了反应，并且世界上的其他人民也表现出了对追随的兴趣。

　　在工业化的土地上，消费现在已渗透到社会价值之中。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机构——日本和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人们正以他们的消费数量来衡量成功，并且这种势头继续呈增长之势。日本人认为彩色电视机、空调和汽车是“新的神圣三宝”；1／4的波兰人认为描述最富裕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 “王朝”（Dynasty）是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非洲腹地的村民们则追逐着描述美国石油巨头的电视系列片“达拉斯”（Dallas）；在台湾，一块广告牌上写着“为什么你还不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商业周刊记者道：“美国梦充满活力并且美好……”；在墨西哥，事实上“消费者”这个词和“人”这个词已经变成了实质上的同义词。

　　美国制造的生活方式被世界范围内的有财力的人争相仿效，但是还有许多人是没有能力的。割裂全球的错误的经济划分使理解更加困难。全世界有202个亿万富翁和300多万个百万富翁。但这个世界也有1亿生活在马路边、垃圾场和大桥下面的无家可归的人。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在世界范围内出售—— 高级时装、新潮汽车和其他显示富有的物品——超过了世界上 2／3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事实上，全世界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约为5000美元，低于美国的贫困线。

　　在幸运者和不幸者之间，物质消费上的显著差别完全体现在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上。从另一方面说，描述消费者社会的增长轨迹的上扬消费线，是环境危害高涨的指示剂。消费者社会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具有耗尽、毒害或不可更改地损害森林、土壤、水和空气的危险，正如第四章所讲的。我们作为它的成员，应对人类正在面临的全球环境挑战担负起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高消费在人类关系中也是一个复杂的赐福。生活在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们并没有比祖父们幸福四倍半。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更糟糕的是，人类满足的二个主要源泉——社会关系和闲暇，似乎在奔向富有的过程中已经枯竭或停滞。这样在消费者社会中的许多人感觉到我们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 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当然，过多消费的反面——贫困——亦是既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它对于人们是无限糟糕的事情，对自然界也是如此。一无所有的农民以砍伐和焚烧拉丁美洲深处的森林谋生过活；饥饿的牧民把他们的畜群驱赶到脆弱的非洲草原，使其变成荒漠；并且少数印度农民和菲律宾人在陡峭的坡地上耕作，使土地暴露在雨水的冲刷之下。也许世界上赤贫的10亿多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正陷于生态和经济枯竭的恶性循环中。在绝望中，他们无计可施地滥用土地，通过损害未来而拯救现在。

　　如果环境的破坏根源在于人们拥有太少或者太多的时候，留给我们的疑问就是：多少算够呢？地球能支持什么水平的消费呢？拥有多少的时候才能停止增长而达到人类的满足呢？世界人民在不使这个星球的自然健康状况受损的情况下，是否可能过一种舒适的生活呢？是否有一种处于贫穷和生存水平之上但却在消费者生活方式之下——也就是一种充足的生活水平呢？全世界的人们都能有取暖、冰箱、衣服烘干机、汽车、空调、恒温游泳池、飞机和别墅吗？这些问题当中有许多是不能明确回答的，但是对于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必要的。除非我们认识到，更多并不意味着更好，否则我们阻止生态恶化的努力将被我们的欲望压倒；除非我们反思，否则我们将可能看不到我们周围刺激这些欲望的动力，例如无休止的广告、激增的购物中心，以及“跟上时髦” 的社会压力。我们可能忽视了消费比其实际更大的破坏性力量，例如对矿山、造纸厂和其他环境影响严重的工业补贴就属于这种力量，并且我们不可能依靠机遇在降低消费的时候提高生活质量，例如在工作上花较少的时间，而在家庭和朋友上花更多的时间。

　　把消费者社会变成可持续性的社会的困难可能并没有被过高估计。我们消费者享受着一种几乎每个人都渴望享受的生活，为什么别人就不应当呢？谁又愿意马上放弃一辆汽车，大片土地上的一所大房了和一年四季完全实行室内空调呢？几百年经济史的惯性和数以55亿计的人的物质渴望都处于增加消费的一边。

　　所以，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困惑之中——一个可能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对于那些已得到了的人，限制消费型的生活方式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道义上是毋庸置疑的，或者生态上是不充足的。向所有的人推广这种生活方式，只会加速这个生物圈的毁灭。全球环境不可能支持我们当中的11亿人像美国消费者那样生活，更何况55亿人或以后至少可达到的80亿的人口？另一方面，通过道德的接纳来降低消费者社会的消费水平、减少其他方面的物质欲望，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建议。尽管它与几百年的潮流相抵触，然而它可能又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这星球上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将继续支持未来后代的 生存，消费者社会将不得不大幅度地削减它所使用的资源，一 部分转移到高质量、低产出的耐用品上，另一部分通过闲暇、 人际关系和其他非物质途径来得到满足。消费者社会中的我们 将不得不过一种当前在经济阶梯上较低位置上实行的技术上复 杂的生活方式。科学的进步、法律的健全、重新组织的工业、 新的协议、环境税和群众运动——都能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 但最终，维持使人类持续的环境将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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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消费者社会

　　这个世界有三个主要的生态等级：消费者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穷人。理论上讲，这三个等级可根据他们人均消费的自然资源、排放的污染物和破坏的动植物栖息地准确地确定。在实践中，这些群体可通过两个有代表性的标准区分：他们的年平均收入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参看表2－1）。

　　世界上的穷人（约11亿），包括所有的家庭成员的年收入少于700美元的家庭。他们主要是生活在农村的非洲人、印第安人和一些南亚人。他们食用的几乎完全是谷物、块茎作物、蚕豆和其他豆类食品，并且他们饮用的主要是不清洁水；他们居住在茅草棚或贫民窟里，他们靠双脚步行；他们的大多数财产是用石块、木头和其地方环境所能提供的东西制造的。这些世界上最贫穷的1／5人口只挣得世界收入的2％。

　　33亿中等收入阶层的人们，每个家庭成员的年收入一般在700～7500美元之间，这些人大多生活在拉美、中东、中国和东亚。这个阶层也包括前苏联和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的低收入家庭。东方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了他们的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并且居住在配有电灯、收音机和正在日益增多的电冰箱、洗衣机的现代建筑里。（例如，中国的城市中的2／3的住户现在拥有了洗衣机，1／5的住户拥有了电冰箱）。他们依靠汽车、火车和自行车行走，并且保留着一些不太多的耐用品。他们总共挣得了世界收入的33％。

　　表2－1 世界消费阶层1992
消费类型
消费者阶层
（11亿）
       
中等收入阶层
（33亿）
       
穷人
（11亿）
饮食
       
肉类，包装过的食品，饮料
       
谷物，清洁水
       
不充足的谷物，不清洁水
交通
       
私人轿车
       
自行车，公共汽车
       
步行
用品
       
一次性用品
       
耐用品
       
当地的材料

资料出处：世界观察研究所

　　消费者阶层——一全球消费社会的11亿成员——包括所有的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在7500美元以上的家庭，虽然这种划分把消费者阶层的最低限恰好划在美国的贫困线之上，但是他们，不如说是我们，仍然享有着以往年代闻所未闻的生活方式。我们食用肉制品和加工过的袋装食品，并且饮用装在由不可分解材料制成的容器中的软饮料或其他饮品。我们大量的时间呆在装有空调的建筑中，这些建筑中配备着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充足的热水、洗碗机、微波炉和许许多多的电能驱动设备。我们乘私人汽车和飞机旅行，并且大量的暂时性的、一次性的物品包围着我们。消费者阶层把世界总收入的64％带回家中——比穷人多32倍。在消费者阶层的成员中，算起来大部分是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人和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居民以及中东的石油酋长国公民。也许半数的东欧人和英国也属于消费者阶层，还有大约1／5的拉美、南非和亚洲新近工业化的国家的居民，如韩国也属于消费者阶层。

　　对于处于消费者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以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无疑是极大丰富的看法似乎是牵强的。毕竟，与真正富裕的人相比，我们还过着朴素的生活，收支相抵也是一种经常性的状况。正如世界上最富有的1／5人口——消费者阶层——使得其余的人显得贫穷一样，消费者阶层中最富的1／5人口——使较低层的消费者也觉得似乎被剥削了。在美国，例如，1／5最高报酬的收入者所得到的比其他4／5人口所得到的报酬还要多，并且公司的上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是他们雇佣工人的93倍。富人与消费阶层之间的关系是消费者阶层与广大民众关系的缩影。富人所得到的越多，消耗的自然资源就越多，也就比一般消费者更多地干挠了生态系统。就全球的规模看，富人最好是被当做消费者阶层的一个子集，因为就其生态影响来说，最大的差距不在富人和消费者阶层之间而是在消费者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之间。

　　消费者社会在宇宙开发成为我们时代标志的时候出现是显然的。在世界范围内，自从本世纪中叶以来，对铜、能源、肉制品、钢材和木材的人均消费量已经大约增加1倍；轿车和水泥的人均消费量也己增加了3倍；人均使用的塑料增加了4 倍；人均铝消费量增加了6倍；人均飞机里程增加了33倍。这些东西的迅猛消费——每一项消费都与不同比例的环境损害联系在一起——主要是消费者阶层财产的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也在慢慢地增多，但在穷人当中，消费实际上还保持不变。

　　当品牌成为家庭词汇的时候，当包装、加工的食品广泛出现的时候，当汽车占据了美国文化的中心位置的时候，消费者社会就在20世纪的美国产生了。经济学家和商业经理们注意到，当人们对食品、衣物和住所的自然需要感到满足的时候，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将会卖不出去，于是就开始推行大量消费作为经济继续扩张的秘诀。“消费的民主化”变成了美国经济政策的不言而喻的目标。消费甚至被渲染成为一种爱国责任。一个商业团体向国家财政局要求颁发山姆大叔的海报来规劝购买者：“现在就买你所需要的！”

　　大萧条和二战暂时拖延了消费的民主化进程，但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大众消费就走向了成熟期。在1946年，《幸运》杂志欢呼一个“梦幻时代——伟大美国的繁荣正在兴起”的时代的到来。到了1950年，年轻的美国家庭每天有4000户迁入新居，并且用婴儿车、衣服烘干机、洗碗机、冰箱、洗衣机，特别是电视机塞满了房间。一年以后，美国劳工统计局承认，增加电视机、电烤箱、冷冻食物、罐装婴儿食品以及算在生活费用指数内的烫发液等，形成了消费主义的上升浪潮。

　　l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宣布新经济福音，他宣告，美国经济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以后的几代人忠实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平均算来，今天的美国人民比他们的父母在1950年，多拥有2倍的汽车、多行驶2倍半的路程、多使用21倍的塑料和多乘坐25倍距离的飞机。

　　自从消费者社会在美国诞生以后，尽管它的最明显特征仍然保留在美国，但它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美国国界。东京附近的迪斯尼乐园每年吸引着几乎与麦加和梵蒂冈一样多的参观者。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散布在170多个国家内。每天，都有一个新的麦当劳餐馆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开业，新加坡的年轻人使用一种忍者神龟牙刷刷牙，牙刷上用马来文写着：晦，花花公子们！最先在美国完善的大众推销技巧现在在每一个洲使用，例如，教导前东德人“尝尝西方万宝路”。

　　消费者社会的核心在60年代末已经从美国扩展到了西欧和日本。自从50年代以来，法国、西德和英国也加入进来，钢材的人均使用量增加了一倍，水泥和铝的进口量增加了一倍多，纸张的消费增加了二倍。最快的增长发生在50和60年代。大量袋装加工的冷冻食品的人均消费在80年代的欧洲增加了一倍，在这十年的后五年中，饮料消费——大部分装在用过即扔的容器中——以人均30％的速度递增。汽车拥有量在 80年代的欧洲也增加了一倍，超过了1988年的家庭拥有量。

　　在消费上，开始的时候日本远比欧洲更落后于美国，但这种差距很快就消除了。今天的每个日本人比1950的的日本人多消费4倍多的铝、几乎5倍的能源和25倍的钢材，人均拥有4倍的轿车。大部分的增长发生在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前，仅仅从1975年开始，食用的肉食增加了一倍。他们也飞行得更多：在1972年，只有100万日本人到国外旅行；在1990年，数目达到1000万；今天，经过消费主义的40年扩张以后，西欧人和日本人的消费水平只比美国人略低一点。

　　遍及北美、西欧和日本，家用电器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在上述三个地区，实际上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台冰箱和一台洗衣 机，衣服烘干机和洗碗机也正迅速普及。在美国，依赖消耗臭 氧的制冷剂制冷的空调到1987年已经在2／3的家庭普及，使 用了美国电力的13％。同样，将近60％的日本家庭现在至少 拥有一台空调。仅在80年代，微波炉和盒式录像机已经进入 了将近2／3的美国家庭（参着图2－1）。

　　图2－1在这些全球消费者社会的中心地区中，80年代是 一个非常奢侈的十年。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最新的国际化股 票以及债券市场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 消费者社会的中等集团“只要能，就抓住”的及时行乐思想的 盛行。在美国，并不是从喧嚣的20世纪，明显的消费才被如 此赞誉。在这十年中，与国家债务不相上下的个人债务高涨到 一个新的高度，例如消费者用第三辆汽车、摩托艇、家庭娱乐 中心和波浪浴缸装满房间和车库。在1978年到1987年间，美 洲狮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了八倍，并且初次购买皮衣的平均年龄 从50岁下降到26岁。为了保护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美国人花 费在人身安全保卫和防盗报警设备方面的支出比他们支付的公 共警察税还要多。”

　　在80年代的日本，也经历了一场消费主义的及时行乐。到80年代末，政府鼓动忠诚敬职的日本人更多地购买，希望通过扩大国内消费来减少国际上对该国不满的大量的贸易过剩。一股高档消费潮流——为狗制作的黄金装饰的彩色丝织品和貂皮大衣——产生了。但是日本走向高消费仍然是犹犹豫豫的。许多日本老人仍然保持着他们时代的勤俭节约的信念。早稻田大学（Wased University）的赖元胜见在东京写道：“老一辈的人……仔细地节约着每一张纸片和一点点绳子以备不时之需。”一个学生说：“日本人民在物质方面是良好的，但不是在内心……我们永远不会有时间找到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应当在生活中寻找的东西。”

　　高速增长的消费者阶层本身就是消费主义的扩张。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保罗·伊金写道，一种文化倾向性认为“拥有和使用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的物品和服务”是主要的文化志向和可看到的最确切的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成功的道路。例如在1953年，统计数学研究所曾经让日本居民选择最接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选择“过一种纯洁公正的生活”的份数从第一次测验的29％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9％，而选择“过一种适合你自己口味的生活”的份数从21％上升到38％。

　　有关消费主义在美国的迅速发展的调查清楚地表明，在 l967年到1990年之间，美国人认为进入大学是金融状况良好的必要手段的人数从44％上升到74％，认为是提高有意义的生活哲学的必要手段的人数从83％下降到43％。一位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告诉《美国人口统计》杂志有关他的同龄人的志向时说：“我们父母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满意的，但它对于我是不够的。”

　　类似地，中学的高年级学生从1967年到1990年的民意测验显示了对于“寻找生活目的意义”的日渐淡漠的兴趣和对于消费者社会的制造物的日益扩大的欲求。把“有许多钱”列为 “尤其重要”的百分率从1977年不到一半上升到1986年的2／3，居于生活目标条目的首位。更详细的调查题目进一步证实了消费主义的根基。对于第二辆轿车、娱乐器具、度假别墅、家用电器、新潮服装和新型汽车的需求显著增长。

　　消费者阶层的成员也许还包括半数的前社会主义的东欧和中欧的居民，并且如果这些国家成功地把它们的经济拉向世界市场，他们可能在10年或20年内把他们人民中的大多数带入消费者阶层行列。布达佩斯酒吧里的一位年轻男子，在同一位西方记者谈话时，抓住了他的国家消费者的心态：西方人认为我们匈牙利人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其实，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而且我们也想那样生活。”德国银行家乌尔里希·拉姆说：“东德人想要轿车、电视和万宝路。”70％生活在前东德的人希望不久能加入世界汽车族，他们仅在l991 年就购买了100万辆西方轿车。

　　消费主义者对世界经济边缘的态度也日益明朗。消费者阶层的成员并不一定是精英人物，在印度中部贫瘠的德干高原上，以前只是在高级种姓之中流行的嫁妆传统现在也发生在部落的村民们中，他们也向未来的配偶索要消费品作为既定婚姻的价码。

　　更普遍的是，伴随着市场的自由化和信誉卡购买的引进，大约有一亿成员的印度中产阶级的出现，已经导致了从汽车和电视机到冷冻食品的每一样东西的销售量的爆炸性增长。印度城市的街道现在被一些世界上最危险的交通和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填塞。这是由于数百万的摩托车和轿车涌入原先主要由自行车、公共汽车或牛车占据的道路。由于印度家庭的1400万台电视用印度的几十种语言传播商业信息，《华尔街》（Wall Street Journal）杂志志得意满地注视着：信仰朴素和有着节约传统的保守的印度人正渐渐地让位于一个思想自由和花销也同样自由的新一代。

　　《幸运》（Fortune）杂志对迅速工业化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兴趣。在韩国，它预言：“更多的每一样东西。如更多的住房，就要更多的电话、电器、电视机、家具、电灯和卫生间以及卫生清洁工人。”在印度尼西亚，《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报告说：“建筑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建造巨大的购物街——空调和大理石迷宫，几乎从任何地方进口的奢侈品都能按一定的价钱在这里买到。”播撒用户第一主义种子的广告业是一个国家增长最快的工业之一。墨西哥的消费主义欲望也呈活跃状态：轿车的销售量在1991年的上半年跃增了1／4，并且购物街和快餐席卷了整个国家。

　　世界范围内漫延的消费者生活方式的野火标志着人类物种 曾经经历过的日常存在中最快捷的和最基本的变化，经过短短 的几代人，我们已经变成了轿车驾驶者、电视观看者、商业街 的购物者和一次性用品的消费者。对这个巨大转变的悲剧性嘲 弄在于消费者社会的历史性兴起对于损害环境有着重大影响， 却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一种满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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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值得怀疑的消费回报

　　亚里士多德早在2300年前就写道：“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它是指当一种要求被满足的时候，一个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这句话成了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格言，并为人类的很多经验所证实。公元前1世纪，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写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橡树果的兴趣。我们也已经抛弃了那些铺着草、垫着树叶的床，于是穿兽皮已经不再时髦……昨天是皮衣，今大是紫衣和金衣——这些是用怨恨加重了使人类生活痛苦的华而不实的东西。”

　　将近2000年以后，列夫·托尔斯泰模仿着卢克莱修的说法讲道：“在从乞丐到百万富翁的男子当中寻找，1000人中你也不会找到一个对自己的财产感到满足的人……今天我们必须买一件外衣和一双与之配套的鞋；明天，还得买一块手表和一条项链；后天，我们又必须在一所大公寓里安装一个沙发和一盏青铜灯；接着我们还必须有地毯和丝绒长袍；然后是一座房子、几匹马和马车、若干油画和装饰品。”

　　当代财富史的编史者们对此已达成共识。几十年来，继承了一笔石油财产的刘易斯·拉帕姆，一直询问人们当他们拥有多少金钱时才感到高兴，他说：“不论他们的收入怎样，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他们能有两倍的钱，他们将得到犭虫立宣言许诺给他们的幸福水平。年收入为1.5万美元的人确信如果他每年只要收入3万美元，就会解除忧虑。年收入为100万美元的人认为如果他每年收入200万一切就会更好了……”他总结说： “没有人曾拥有足够的金钱。”

　　如果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可无限扩张的，消费最终将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一个被经济理论忽略的逻辑结果。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令人吃惊的迹象：高消费的社会，正如奢侈生活的个人一样，消费再多也不会得到满足。消费者社会的诱惑是强有力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也是肤浅的。

　　按照美元的不变价格来衡量，世界人口在1950年消费的物品以及服务就和所有前代的人消费的一样多。自从1940年，美国人自己已经使用的地球矿产资源的份额就同他们之前所有人加起来的一样多。然而这个划时代的巨大消费却也没能使消费者阶层更快乐些。例如，由芝加哥大学的国民意见研究中心所做的常规调查表明，并没有更多的美国人说他们现在比 1957年“更高兴些”。尽管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支出两方面都接近翻番，但“更高兴些”的人口份额之比例自从5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围绕着1／3波动。

　　1974年的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表明尼日利亚人、非律宾人、巴拿马人、南斯拉夫人、日本人，以色列人和西德人在高兴程度上都把自已列入中等行列。排除了把物质丰富和幸福相关联的任何尝试，低收入的古巴人和富裕的美国人都说他们自己比一般人幸福得多，并且印度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居民较少幸福感。正如心理学家迈克尔·阿盖尔所说：“在富裕和极端贫穷的国家中得到的关于幸福水平的记录并没有什么差别。”

　　在收入和幸福之间存在的任何联系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人们从消费中得到的幸福是建立在自己是否比他们的邻居或比他们的过去消费得更多的基础上。这样，从不同的社会，如美国、英国、以色列、巴西和印度等得出的心理资料表明：高收入阶层倾向于比中等收入阶层略幸福一点，并且最低收入阶层倾向于最不幸福。任何社会的上等阶层都比下等阶层对他们的生活更满意，但是他们并不比更贫穷国家的上等阶层更满意——也不比过去较不富裕国家的上等阶层更满意。消费就是这样一个踏轮，每个人都用谁在前面和谁在后面来判断他们自己的位置。

　　这个踏轮产生了一些荒谬的结果，例如，在80年代中期的娱乐场年代里，纽约许多每年“只”挣6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觉得自己很贫穷，经受着焦虑和自疑的折磨。实际上在少于60万美元的时候，他们只是跟不上琼斯家族。一个沮丧的经纪人喟叹，“我一文不值，你明白，一文不值。因为我一年只挣25万美元，那什么都不能干，所以我什么都不是”。

　　从远处看，这种情绪似乎反映了纯粹的贪婪；但是从近处看，他们看起来更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本性，我们是需要归属的人。在消费者社会，需要被别人承认和尊重往往通过消费表现出来。正如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把“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价值”登到《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杂志上。买东西变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种证明（一个洗发水广告吹嘘说“我配得上它”），又是一种社会接受的方式——世纪之交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仑所定义的“金钱体面”的一种标志。许多消费被下列认可的欲望所促动：“穿体面的衣服、开体面的车子和住在体面的生活区，全都仿佛在说“我不错，我在那个团体中”。

　　消费满足可通过攀比或胜过他人的方式实现，也可通过好于前一年来达到。这样，个人幸福更多地是提高消费的一个函数而不是高消费本身的函数。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蒂博尔·斯克托夫斯基证明，原因在于消费是上瘾的；每一件奢侈品很快就变成必需品，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的奢侈品。中国工厂的年轻工人把收音机换成黑白电视一如德国的年轻经理把宝马汽车换成梅塞德斯一样真实。

　　在代际之间，奢侈品也变成了必需品，人们对照他们当年设立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物质舒适程度，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比前人更多的东西才满足。经过几代以后，这个过程就能把富裕重新定义为贫穷。美国和欧洲贫民窟拥有的像电视机之类的东西，可能会吓坏几个世纪前的最富有的邻居，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消费者阶层对贫民区居民的蔑视，也没有减少现代穷人的艰辛感。

　　随着消费标准的不断提高，社会确确实实难以满足一个 “体面的”生活标准的定义——在消费者社会处于良好地位的成员的生活必需品——无止境地向上移动。父母没有购买最新的电子游戏的儿童觉得不好意思邀请朋友到家里来玩；没有一辆汽车的少年会觉得和同龄人不平等。经济学家言简意赅地阐述道：“需要是被社会定义的，并且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步提高的。”

　　消费和满足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难以捉摸，涉及到按时间进程来比较的社会标准。然而关于幸福的研究也同样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事实，生活中幸福的主要决定因素与消费竟然没有关系——在这些因素中最显著的是对家庭生活的满足，尤其是婚姻，接下来是对工作的满足以及对发展潜能及闲暇和友谊的满足。

　　在决定幸福方面，这些因素都是比收入更重要的指标。伴随着讽刺性的结果，例如，突然的发横财能使人痛苦；百万美元的中奖者通常孤立于他们的社会关系之外，失去了从前的工作赋予他们的生活整体性和意义，并且发现他们自己甚至与亲密的朋友和家庭也疏远了。类似地，斯克托夫斯基等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较高收入的人较幸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白领阶层的技巧性工作比蓝领阶层的机械性工作更有趣。经理、董事、工程师、顾问和其他的专家享有更多的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事务，因而比那些较低商业等级的人得到更多的精神回报。

　　牛津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阿盖尔的大作《幸福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断定：“真正使幸福不同的生活条件是那些被三个源泉覆盖了的东西——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并且在这些领域中，一种满足的实现并不绝对或相对地依赖富有。事实上，一些迹象表明社会关系，特别是在家庭和团体中的社会关系，在消费者社会中被忽略了；闲暇在消费者阶层中同样也比许多假定的状况更糟糕。

　　虽然消费者社会破损的社会结构不能被测量，但在与老年人的讨论中则强烈地暴露出来。在1978年，调查者杰里米·西布鲁克就他们增长财富的经历访问了许多英国工薪阶层的老年人。尽管在消费和物质舒适方面明显地得到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们从没有期望的，但是他们更多的却是幻灭而不是满意。一位男子告诉西布鲁克，“人们不满足，可是他们似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满足，我们能想象的唯一满足的机会就是比我们现在得到的更多。但是，正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的东西使每个人不满足。所以如果得到比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更多时，是使我们更满足呢，还是更不满足？”

　　西布鲁克访问的老年人害怕他们的孩子们，认为这一代是在物质主义世界中漂流。他们害怕摧残文化者、行凶抢劫者和强奸犯，这些人似乎残酷到他们不能理解的程度。他们感到与邻居隔离，与公众没有联系。正如他们看到的，富裕已经打破了困难时所需要的互相帮助的联系。最后，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每人伴着他或她的电视机等待着他们的日子结束。

　　为了日复一日的生计而互相依赖——那些没有到达消费者阶层的人们的一个基本特征——已一去不复返。这些联系已经由于商业大市场走进一度为家庭成员和地方企业所支配的领域而断绝了关系。消费者阶层的成员自己享有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个人犭虫立，然而接踵而至的便是彼此依恋的下降。在美国，从50年代以来，用于邻居之间的非正式拜访、家庭闲谈和家宴的时间全都减少了。

　　事实上，当代美国年轻人认为做个好父母等同于提供许多物品。对他们来说，养育家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但是与他们的孩子共度时光却不再是生活的目标。根据艾琳·克里明斯和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们的民意调查，美国中学的高年级生表达了一个强烈的“给他们的孩子以比他们曾有的更好的机遇”的愿望。但不是“与孩子们共度更多的时光” 的愿望。在中学生的头脑里，“更好的机遇”显然意味着“更多的物品”。在《人口和发展评论》中写着，研究者解释说： “10年前，有谁会预见到带着设计者标签的服装和计算机游戏将会是一个幸福儿童的必要投入？”

　　经过上一个世纪，大市场已经接替了大量的一度由家庭内部提供的生产任务，减少了人们实际上的互相依赖。金钱越来越充足，时间越来越少，我们选择了精美的包装食品、神奇的清洁用品和一次性使用的从餐巾到相机的各种方便的东西。

　　家庭经济的这种转变部分原因是消费者阶层的妇女把她们自己从单调乏味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男人们没有去填补这个空缺，而是将家务劳动转移到市场，从妇女新的工作收入中支付。由于男人和女人都走出了家庭，破坏了家庭经济，家务劳动被迫转轨到金钱经济。家务劳动中的两性不平等仍然存在，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就是随着家庭从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单位转变到一个被动的消费体，妇女的全部工作负担已经加重了。美国妇女在60年代初，例如，尽管有许多“节省力气” 的机器，她们仍然做着和她们的父母在20年代所做的一样多时间的家务。并且平均说来，美国妇女自从1965年——已经减少了一点家务工作的时候——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家庭外从事着工作。同时，自从1965年起，美国男人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竟几乎没有增长。来自英国的数据也说明了一个类似的趋势。

　　家庭经济的商业化已经使自然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家庭中转移出来的家务杂事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完成。如在商业机构熨洗衬衫需要两个来回，通常是用汽车送到洗衣店，再从洗衣店送还给客户；从餐馆带回的肉食或用于养育一个家庭的冷冻食品切片成倍地增加了包装材料和运输能量。

　　在消费者社会的理想家庭中，人们几乎不为自己做事。我们不用从生食开始烹调我们的食品（55％的美国消费者的食品预算花在了餐馆的饭菜和即食的方便食品上）。我们既不缝补也不熨烫更不制作我们的衣服；我们既不用烘烤也不用建造更不用我们自己修理；我们除了孩子几乎什么也不生产，并且一旦我们做了那些事，我们就降低了身价。照看小孩的日托制比旧式的、现己消失的大家庭更加方便。一次性的尿布（典型地，第一年的3000块，花费570美元）已经代替了布片。

　　家庭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演变在富裕国家的住房设计中体现得很明显。老式的房子有食品室、工作间、缝纫间、嵌入式衣柜和洗衣槽。新家庭只有简单得不过装有加热精制食品设备的厨房。洗衣间和储藏块茎植物的地窖让位于热浴缸和家庭娱乐中心。基本的工作间压缩为多用途的卫生间。为弹子房和大屏幕电视让出空间。甚至园艺，一种仍然在消费阶层流行的家务生产的形式，也正在慢慢地变成一种消费形式，如用购买物更新后院的资源。例如，英国人1991年在他们的花园和草皮上大约花费了30亿美元，而10年前是10亿美元。

　　像家务劳动一样，在金钱经济的盲目作用下，公共经济也已经萎缩——或者被肢解。购物街、高速公路和“连锁店”已经取代了街头商店、当地餐馆和露天剧场——有助于在一个地区创造一种一致性和社会性感觉的东西。传统的社区在一些国家几乎消失了。在美国，地方经济消亡的地方是最先进的地区，许多邻里关系不过就是共在屋檐下而已，邻居只是共有一个电视租借特权和一个便民店的地方。平均说来，美国人每五年搬一次家，并且几乎不和住在他们附近的人发展友好关系。

　　零售业的转变是全球消费者社会中传统社区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参看第九章）。英国研究者卡尔·加德纳和朱利亚·塞泼德描述了随着地方零售业的衰落，从而城市和集体的认同丧失的过程。“市镇中心，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自然中心……已经失去了它的个性和与非凡过去的任何联系。现在它只是一个遍及全国的许多人的一个无个性的形式。在购物时间之外……作为零售一元文化的结果，许多镇子和城市的中心已经变成了封闭的、枯燥的、无生命的空间。”

　　消费者社会的人们所付出的另一个代价似乎是生活节奏的加快。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测定了六个国家的人们在街道上的平均步行速度和邮局职员的平均说话速度，结果表明生活节奏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的增大而加快。日本的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增长得最快，接下来是美国人、英国人、台湾人和意大利人，印度尼西亚人在六个国家的人中是走得最慢的。换句话说，随着国家变得富裕，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着急。”

　　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提出的一个经济学定律表达了1978年的研究结果：“一个社会真正可用的闲暇的数量通常是与这个社会用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数量成反比。”人们越重视时间——因而越绞尽脑汁去节省它——人们就越不可能放松和享有它。闲暇时间变得如此宝贵以至于不能在空闲上 “浪费”，并且，甚至锻炼身体也变成了浪费的一种形式。在 1989年，美国人把10亿个工作时的工资用于购买像日球－莱克拉（Day-Glo Lycra）一样的紧身运动服、风道检验的自行车鞋和用大空时代的聚合物编织成的防雨夹克衫。作为劳动报酬的休闲穿着已经代替了休闲。同时，在日本，一种被称为 reja buma的休闲吊杆已经和正在兴起的关心自然——加速了英国进口的高耗油的、四轮驱动的漫游车（Range Rovers）和由美国进口木料制造的小屋的销售——结合在一起。

　　尽管同行业的工会会员在上一个世纪里已经赢得了工作时间的缩短，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工作时间仍然超过了工业革命前的平均工作时间。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蒙特利尔的麦古尔大学研究闲暇的一位建筑学教授注意到：“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节日将工作年的时间减少到刚好低于2000小时的现代水平。”

　　消费者社会不能兑现它的通过物质舒适而达到满足的诺 言，因为人类的欲望是不能被满足的。人类的需要在整个社会 中是有限的，并且真正个人幸福的源泉是另外的东西。事实 上，社会关系的强度和闲暇的质量——二者才是生活中幸福的 决定性心理因素——似乎在消费者阶层中减少的比提高的多。 消费者社会，似乎是通过提高我们的收入而使我们陷于穷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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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费的环境代价

　　经济学家使用消费这个词一般是指“使用经济物品”，但是，《简明牛津词典》的定义对经济学家来说也许更恰当：“摧毁或毁掉；浪费或滥用；用光，用尽。”迎合全球消费者社会的经济学对于人类共同的地球资源遭受损害应负最大份额的责任。

　　例如，消费者阶层使用的矿物燃料，产生了由这种原料排出的二氧化碳的2／3（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效应气体）。贫困人口通常对由于焚烧矿物燃料而导致的每人1／10吨碳排放负有责任，中等收入阶层是半吨，消费者则是3.5吨。在个别的例子中，美国人中最富裕的1／10每年排出11吨碳进入大气层。

　　相应的各个阶层的其他类似生态危险的证据是很难得到的。但是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消费者的家庭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中等收入和贫困人口的家庭相比较，给人一种有着巨大阶层差别的感觉。在拥有全球人口1／4的工业化国家，消费着地球上40—86％的各种自然资源。（参看表4—1）
表 4—1 80年代末，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若干物品消费
物品
       
工业国家所占世界
消费份额百分数
       
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消费差距人均消费比率之比
铝
       
86
       
19
化学制品
       
86
       
18
纸
       
81
       
14
铁和钢
       
80
       
13
木材
       
76
       
10
能量
       
75
       
10
肉
       
61
       
6
肥料
       
60
       
5
水泥
       
52
       
3
鱼
       
49
       
3
谷物
       
48
       
3
新鲜水
       
42
       
3

　　我们从地球的表面开采矿物，从森林获取木料，从农场获取谷物和肉类，从海洋获取鱼类，从河流、湖泊和地下蓄水层获取新鲜的水。工业化国家居民水的平均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平均消费量的3倍，能源是10倍，铝是19倍。我们消费的生态影响甚至深入到了贫困人口的当地环境中。例如，我们对木材和矿产的偏爱，促使道路修筑者为贫穷的移居者们开发热带雨林，结果导致了使无数物种灭绝的刀耕火种般的森林清理。

　　高消费转化成了巨大影响。在工业化国家，燃料燃烧释放出了大约3／4的导致酸雨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有害化学废气都是由工业化国家的工厂生产的。他们的军用设备已经制造了世界核弹头的99％以上；他们的原子工厂已经产生世界放射性废料的96％以上，并且他们的空调机、烟雾辐射和工厂释放了几乎90％的破坏保护地球臭氧层中的氟氯烃。

　　当人们从中等收入阶层上升到消费者阶层的时候，他们对环境的影响也发生了跃迁——不是因为他们消费同种东西大多，而是因为他们消费着不同种的东西。例如，南非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他们把有限的预算大部分花在了基本的食物和衣服上，产生出的东西相对于地球环境并没有什么损害。同时，南非的消费者阶层——白人把他们大部分的预算都花在了住房、电力、燃料和交通上——这些都对环境有较大危害。

　　乔蒂·帕里克和他的同事在孟买的英吉拉·甘地发展研究所使用联合国的数据比较了100多个国家的消费模式。按照人均生产总值来排列，他们注意到随着收入增长，像谷物等较少生态危害产品的消费增长缓慢。相反，会造成许多有生态危害的如轿车、汽油、铁、钢、煤和电等东西的购买和生产迅速地成倍增加。

　　我们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损害。在美国，这四种工业在资源密集和毒物排放方面全都排在前五位，并且同时在产生污染空气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悬浮颗粒以及挥发有机物等方面也占一席之地。

　　特别是为消费者社会提供动力的矿物燃料是有破坏性的环境输入品。从地球中开采出的煤、石油和天然气持久地破坏着无数的动、植物的栖息地；燃烧它们造成世界的空气污染；提炼它们产生了大量的有毒废物。根据国家平均水平的粗略计量所作的估计，消费者阶层依赖的能源供应至少相当于每人每年 2吨的标准煤。贫困人口使用的能源至多相当于每人每年400 公斤，中等收入阶层位于二者之间。（参看表4—2）
表4—2 1989年，若干国家人均能源消费
国家
       
能源（与煤相当的公斤数）
美国
       
10.127
苏联
       
6.546
西德
       
5.377
日本
       
4.032
墨西哥
       
1.689
土耳其
       
958
中国
       
810
巴西
       
798
印度
       
307
印度尼西亚
       
274
尼日利亚
       
274
孟加拉国
       
69

　　幸运的是，一旦人们进入了消费者阶层，他们的影响很快 就停止增长，因为他们的兴趣倾向于转向高质量、低资源的物 品和服务。普林斯顿大学的埃里克·拉松研究了化学制品、能 源、金属和纸张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使用。他发现大 多数这些物品的人均消费，自从70年代中期，经过了在此之 前十年的向上波动，在工业化国家趋于稳定。

　　拉松把这些变化归因于较高的能源价格，但是在它后面有一种更为基本的转变存在着。他相信在作为全球消费社会最好例证的地方，像汽车、机械和水泥等基础建筑材料的大生产市场已经饱和。消费者正在把他们的额外收入花费在高技术物品和服务上，从计算机和高密盘游戏机到健康保险和健康俱乐部，全都比前几代消费品对环境的影响小一些。

　　消费者阶层中人均资源的使用达到一个平衡期是一个有希望的信号，然而这个平台是这样高不可攀以至于全世界的人们不破坏这个星球就不能达到。供养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态系统已经被严重地破坏，正表明我们全球的经济对于全球生物圈来说正在变得太大。如果全世界的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增加负有和消费者阶层一样的责任，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增加三倍。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使用和我们消费者使用的一样多的金属、木材和纸张，矿业和伐木业不是按照生态健康需要而逐渐减少，而是将激增三倍以上。

　　消费者阶层的影响主要是被中等收入和穷人阶层居住的地区强烈地感受到，由于利用远近的资源，我们消费者在地球上广大的地区投下了生态阴影。在消费者社会的零售区，每件商品都留下了它自己的生态痕迹。一件日本时装店的衬衫可能通过新加坡的石化厂和纺织厂，以及孟加拉国的装配工业和来自印尼的油井。同样，德国展室里的一辆带有美国制造公司标志的汽车常常包含着一打国家生产的零件以及来源于另外一打国家的原材料。

　　11月份芝加哥超级市场里的一颗草莓很可能来自墨西哥，在那里，它也许一直是在来自德国的莱茵河流域制造的农药和日本制造的拖拉机的帮助下种植的。拖拉机，也许是用来自于巴布亚新几内亚部落的人民挖掘出的铁锭制造的韩国模钢，很可能用从南墨西哥的土地上提取出来的柴油作燃料。在收获的时候，草莓还要被装在用加拿大的软木纸浆制作的盒子里，再用新泽西州生产的塑料包装，然后装进用德国、日本和美国的零件在意大利制造的卡车。衬衫、轿车和草莓——像它们的生产线一样——跨越了全球。

　　令人忧虑的是，被紧紧催逼的发展中国家在使收支相抵的努力中，过于频繁地出卖着他们的生态精华。通过随心所欲地操纵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制造工业已经把他们的生产线分散到许多国家去寻找低廉劳动力、便宜的资源和宽松的法规。比较明显而不是最明显的是非律宾政府，1975年在《幸福》杂志上为几乎没有法规的拜屯（Ba—atan）出口加工区刊载了一则广告：“为吸引……像你们一样的公司……我们已经砍伐了山川，铲平了丛林，填平了沼泽，改造了江河，搬迁了市镇……全都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商业在这里经营更容易一些。”

　　巴西提供了在这些全球生产线末端发生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背负着一笔超过l000亿美元的国际债务，政府补助和促进出口工业。结果是，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铝、铜、钢铁、机械、牛肉、鸡肉，大豆和鞋的出口国。由于巴西的出口业，消费者阶层得到了便宜的产品，但是巴西—— 大多数的居民是中等收入阶层——却被污染、土地退化和森林破坏的账单所困扰。到1988年为止，例如，整个巴西工业所使用的电力的18％输送到工厂用于生产出口到工业化国家的铝和钢材。这些电力主要来自于淹没了热带森林和使当地人从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迁走的水电大坝。

　　全球消费者社会在森林和土壤上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例如，在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种植的像香蕉、咖啡和麻醉品等出口作物占去了1／5以上的农田。拉美和南非的出口牲畜的牧场已经替代了雨林和野地区域。在这条生产线的消费者末端，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绝大多数的这些东西都来自于婆罗洲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

　　荷兰从它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土地面积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中的许多又流入到这个国家巨大的工厂化的农场中，在那里，有来自于马来西亚砍倒了树木的土地上的棕榈仁糕、来自于泰国的砍倒了树木的地带上的木薯，和为了向欧洲消费者提供肉和奶等高脂肪饮食而用来自于巴西南部喷洒了农药的广阔区域出产的大豆养肥了的数百万猪和牛。

　　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农作物和自然资源——超过了它们的出口。同时，发展中地区——这些物品的净出口者，只在少数几个品种中，进口了一点点的特别商品，而这点商品中的许多又用来供给他们自己国家的具有世界水平的消费者。大约3／4的发展中国家进口的粮食（稻米除外）用来喂养家畜，它们的肉制品主要用来供给都市里的精英人物享用。

　　几十年来，消费者阶层不断变换的口味已经刺激了热带地区的商业繁荣。糖、茶、咖啡、橡胶、棕榈、可可、象牙、黄金、白银、宝石——每一个都改变了自然环境并且决定了大批工人的生活。今天，消费者阶层的兴趣仍然存在着那种影响，野生动物贸易和非法药品的生产可说明这一点。每年，走私者把数百万的热带鸟、鱼、植物、动物毛皮和其他珍稀物品从贫穷的地区运到富裕的地区。他们数千个地贩运橄榄绿鳞龟和玳瑁海龟壳，成吨地贩运美洲豹和其他带斑点的猫科动物的毛皮。虽然动植物生息地的破坏是全世界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但生物学家认为濒危物种名单上超过1／3的脊椎动物主要是由于贸易而被猎杀。富裕消费者的需要刺激了这种猎杀，据华盛顿特区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报告，世界范围内外国野生动物的销售额每年都超过50亿美元。

　　高昂的价格和快速更迭的时尚会迅速地把物种赶到生存的边缘。秘鲁的蝴蝶在黑市上卖到3000美元；对一些亚洲消费者来说，产于喜马拉雅山脉传说能够刺激性欲的麝香价值四倍于同重量的黄金。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每年把25万亚洲牛蛙运往欧洲，只是由于那里的餐馆把它们当做精美食品。而在亚洲，本来由牛蛙捕食的蚊子已经激增，因而由蚊子所携带的疟疾而导致的死亡也增加了。

　　消费者阶层影响的另一个表现是过去曾是人迹罕至的秘鲁亚马逊河段的密林，现在被席卷了20万公顷。这个地区，一度曾是美洲豹和眼镜蛇漫游的唯一的一个高地生态系统，现在却以有饱受除莠剂毒害的世界可卡因工业中心而自豪。在上孟加拉谷地，逃难的贫苦农民们在他们山地上的村庄里种可可来满足美国和欧洲城市居民的对可卡因爱好。可可种植者，像任何种植高价出口作物的农民一样，不遗余力地耕作，在陡峭的山坡上耕田，并且用化学除草剂勒紧土地以增加收成。

　　加工可可叶子带来了生态的毁坏。在1987年，秘鲁林务员马克·道洛杰尼估计丛林里的秘密可卡因化工厂向河谷流域倾倒了数百万加仑的煤油、硫酸、丙酮和甲苯。并且后来证明河谷的溪流对许多种鱼、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都是致命的。后来，毒品商人和联盟的游击运动的统治创造了一个为所欲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牟取暴利之徒砍树、狩猎、捕鱼，把这个地带推向了毁灭。

　　这样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我们消费者应对于地球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然而我们的消费却很少受到那些关心地球命运的人们的注意，这些人注意的是环境恶化的其他因素。消费是在全球环境平衡中被忽略的一个量度。简单地说，加在支持经济的生态系统上的全部的经济负担是三个变量的函数：人口数量、平均消费水平和大量的技术设备（包括经济用以提供物品和服务的从餐桌到通讯卫星的每样东西）。通常，环境保护者在不断控制和改进技术，家庭计划的提倡者也集中精力减慢人口的增长。

　　强调技术和人口有充分的原因，技术比起文化态度是更容易替换的。家庭计划除了环境的增益外还有巨大的个人和社会利益。然而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要求在这三个前沿全都进步。世界银行的环境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指出，若不仅控制这些全球污染、生态退化和动植物生息地的破坏率，不减少那些显然是很必要的速率，将要求当前技术的环境性能在40 年内提高20倍，并且还要假设工业化国家立即停止他们的人均资源消费的增长，允许发展中国家开始追赶，同时保证世界人口在这段时期内不翻番。

　　在农业、交通、城市规划、能源和类似方面改变技术的方法能够减少现行系统所导致的环境损害，但是20倍的进步则是太牵强了。汽车用一箱燃料行走3倍或4倍的距离是可行的，但是行走20倍的距离就将否定热力学的定律。自行车、公共汽车和火车是能够保持同样交通量且减少环境代价的唯一工具，但是对消费者阶层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交通工具代表了低等的生活水平。衣服烘干机，用当前最有效的型号也许能用现用能量的一半运行，但是消耗1／20的能量晾干衣服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晾衣绳——在消费者社会的眼里，这又是一个退步。

　　所以没有消费者社会物质欲望减少、技术改变和人口的稳定就没有能力拯救地球。圣保罗大学的约瑟·戈尔登伯格和一个国际研究者小组对一个通过把效率最大和充分利用再生资源而削减矿物燃料消费的潜力的可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断定，全部世界人口差不多能够过一种西欧在70年代中期的生活水平——拥有一些朴素但舒适的家具、冷藏食物、洗衣机、中等数量的热水和到达公共交通系统的方便通道，再增加有限数量汽车的使用户。

　　然而，这个研究隐含的结论是整个世界不能按美国的方式生活，不能拥有他们那么宽敞的房子、那么多的电器和以轿车为中心的交通。进一步说，戈尔登贝格的方案也许太慷慨了，它不能做到像气候变化政府间小组认为的那样，为了稳定世界气候，必须减少地球碳排放量的60～80％。

　　即使假设在稳定人口数量方面和使用清洁高效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除非人们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否则人类的欲望也将会超越生物圈的承受限度。地球供养数十亿人类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继续把消费等同于满足。

　　这样就需要一种能够创造舒适的、非消费的、对人类可行 的、对生物圈又没有危害的，把技术变化和价值观变革相结合 的生活方式的导引。从纯生态学的观点看，关键是能源、原料 和生态系统；但这是抽象的，为了进一步明确地探讨，以下一 部分主要集中于日常生活的三个方面：我们的饮食（第五章）、 我们如何花费时间和精力（第六章）、以及我们如何购买和使 用物品（第七章）。在每一种情况中，世界人民都存在着发展 不平衡的巨大反差，包括底层的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说消费太 少的人和那些顶层的对地球的利益来说消费太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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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寻求充裕
第五章 食品和饮料

　　全球食品消费有三个等级，最底层和最顶层都使人类健康和环境受到损害。问题是，在将最顶层的特权扩展到全人类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能够都聚集在中等阶层吗？

　　世界上最贫穷的10亿人不能够给自己提供充足的食物；也许他们中的一些由于过度缺少热量以至于可能正遭受发育迟缓、精神迟钝甚或死亡的威胁，他们依靠谷物主要是稻米和玉米，以及木薯和马铃薯等的块茎生活，并且他们饮用的水常常被人类、动物或化学废物污染。即使饥饿没能杀死他们，水也有可能杀死他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第三世界国家水生疾病发病率占各种疾病的80％。

　　大多饥饿的穷人是生活在非洲和亚洲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工人，并且他们为了勉强糊口，也常常付出了环境的代价。由于他们在最好留作放牧的陡峭且干旱的土地上耕作，结果引起了土壤侵蚀。他们在为牲畜收集饲料和为燃火收集柴薪的时候，剥光了树木植被，饥饿的10亿人口拥有的实在是太少了。

　　在第二等级，世界上的33亿中等阶层（指那些每个家庭成员收入在700～7500美元的人们），从他们的谷物和蔬菜中得到了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这些食物为他们提供了保障健康的基本营养。由于他们不能支付购买更多的肉、蛋或奶制品的费用，他们吃着低脂肪的食物，从脂肪中得到的热量通常少于他们的全部热量的20％，因而也保护了他们免受与食用过量的脂肪联系在一起的疾病。他们饮用的液体饮料80％以上是干净的饮用水，带有一些来自茶、咖啡、啤酒和婴儿喝的牛奶等饮品中的残渣。

　　在这种饮食中所缺少的是保证人们得到必需的全部营养多样性和水果以及蔬菜，他们也比消费者阶层的人们遭受更多的食物中毒和肠道寄生物虫病，因为他们缺少贮存食物的安全方法——例如，真空容器和冰箱。当然，他们的食品消费也有环境后果。中国的水稻田是积聚大气层温室气体甲烷的众多来源之一，并且墨西哥的无数谷物田也正在失去表层土壤成为大沟壑。然而中等收入阶层是以比饥饿的穷人或者消费者阶层更少的地球代价得到他们的食物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成员能够负担得起不干扰生态脆弱的贫瘠地区和森林地带，然而他们负担不起一次性的包装材料和长途运输的富裕饮食。

　　全球食物阶梯的最顶层被那些消费者阶层的人所占据，这些人食用的是肉类、加工和包装过的食品以及装在用过即扔的容器里的饮料。我们的饮食有多样性的营养——能够在一年的任何时间里吃我们想吃的既新鲜又卫生的食品，但是我们是我们自己成功的牺牲品：我们的饮食脂肪含量太丰富了，消费者每周食用超过一公斤的肉，并且我们因此从脂肪中得到我们全部热量的40％（见表5—1）。
表 5—1 1990年若干国家的肉类消费量
国家
       
肉类（公斤）①
美国
       
112
法国
       
91
阿根廷
       
82
苏联
       
70
巴西
       
47
日本
       
41
墨西哥
       
40
中国
       
24
土耳其
       
16
菲律宾
       
16
埃及
       
14
印度
       
2

　　①牛肉、小牛肉、猪肉、羊羔肉、羊肉、山羊肉和家禽，按屠宰重 量。家禽数目是按1989年计算的。

　　大多数营养专家现在告诫，脂肪不应提供超过30％的热量，并且最近的研究表明，低于20％的水平是最益于健康的。消费者为他的肉类丰富的饮食所支付的代价是来自于所谓富裕病——心脏病、脑血栓，以及胸癌和肠癌的高死亡率。

　　地球也为消费者阶层的高脂肪饮食付出了代价。谷物是消费者阶层的饮食的基础，这对于穷人和中等收入阶层来说是真理，但是消费者并不食用谷物本身。我们用它去喂动物，然后食用动物的肉、奶和蛋。这个转化过程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动物只把谷物的一部分转变成这些食用品。例如，在美国，每生产1公斤供应的牛肉需要5公斤的谷物和豆类食品；结果是，喂饱食肉阶层使用了生长在世界1／4土地上的将近40％的谷物。

　　由于使用了这么大份额的世界谷物收成，消费者阶层就应对与产品联在一起的环境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侵蚀的土壤、耗尽的蓄水层、化肥和农药污染的溪流。在美国，每生产 1公斤牛肉就使用了超过3000升的水——主要用来灌溉牧草以及生产化肥和其他农业投入的2升汽油的等价物。

　　幸运的是，出于对健康的关心已经把消费者阶层的兴趣从牛羊肉转向家禽。例如，美国现在食用的家禽比食用的牛羊肉更多一些——因为每生产一单位的鸡肉所需要的饲料比生产一单位的其它肉类要少40％而获得了一种生态增益。从长远观点来看，维持环境需要大幅度地削减肉类消费，消费者阶层可能不得不从饮食中削减一半或更多的以谷物为食的动物产品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地球的资源协调一致。

　　这样一个未来是可能的，这种希望来自于愈来愈多的民众对遍及工业世界的一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正在努力限制过量的肉类产品。例如，华盛顿特区的“食品与健康政策的公众之声”为修改促进肉类消费的政府营养方针和农业政策而争辩。在美国和欧洲，改革农业政策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那里，牧场主们当前得到了农业津贴的一半；同时，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局等环境团体正争取联邦津贴以限制在美国西部的公地上放牧的指标；并且有像设在加利弗尼亚的“拯救地球”动物权利团体和英国的“弗吉尼亚社团”正在教育消费者阶层关于少食肉的生态益处。

　　消费者的由食用所引起的其他环境代价比我们得到它之前所产生的环境代价要小一些。在消费者社会，食品和饮料的加工、包装、运输和储藏全部是以加重地球负担的方式完成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美国，消费者的全部食品使用了全部能量的17％：3％用于牲畜生产、3％用于其他类型的农业、6％用于食品加工和包装，还有5％用于交通、销售、冷冻、烘烤以及事后的洗刷盘子。

　　充分的加工和包装保护了食品免于腐败和污染。但是在消费者阶层——精装食物阶层——许多食品的过分加工和包装，加重了供养人们的生态系统的负担。冷冻食品通常比它们的新鲜状态需要多耗费10倍多的能量。不幸的是消费者阶层正在朝着用冷冻代替新鲜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这也是出于不得已。当女人们出去工作的时候，男人不能承担起传统的家务。 1960年，美国人食用的马铃薯92％是新鲜的，但到了1989 年，美国人食用冷冻的马铃薯（大部分是法国油炸片），几乎和新鲜的一样多。西欧在80年代，现成冷冻食品的人均销量增加了一倍；日本的购物者们1987年每周在冰箱里贮备300 吨的轻冻或冷冻的烤馅饼。

　　为消费者阶层包装食物消耗了大量的金属、玻璃、纸张、纸板和塑料。在美国使用的1／4的铝（生产所需要的能源最密集的金属）用来制造罐头，并且几乎其中的一半以上是以填埋的形式被扔掉。事实上，美国以罐头的形式扔掉的铝几乎比七个其他国家为各种目的所消耗的铝还要多。在日本，制造饮料罐是增长最快的使用铝的方法，并且用波纹纸箱包装加工过的食品达到半数。食品包装在美国，如果用重量衡量的话，达到了城市固体废物的1／5——80年代末人均是每年130公斤—— 若用体积衡量的话，实际的数量更大。

　　许多包装是纯粹的装饰，能持续一个星期的西红柿和绿胡椒被装进能持续一个世纪的泡沫和塑料托盘中出售，而且这种趋势正朝向更多而不是更少。只给一个说明，根据《包装》（Packaging）杂志的调查，1991年，独自生活的美国老年人每周至少三次使用一次性包装的食品的人数从一年前的18％上升到27％。

　　全世界高涨的包装费用的消费，也许在饮料工业中表现的是最明显的。消费者阶层正以一个增长的速度饮用啤酒、汽水、瓶装水和其他精制的包装在一次性容器中的商业饮料。具有讽刺性的是，那里的自来水非常纯净且容易得到，它作为饮料的价值就下降了。在工业化国家，自来水一般只占到饮用水的1／4。在美国的一些个别的例子中，人均饮料的消费在1990 年上升到182升（将近全球平均量的七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只饮用141升水。美国人，换句话说，现在饮用的瓶装饮料比来自厨房水龙头的水还要多。

　　饮料攻占了整个世界。国际消费量从1980年的640亿份 12盎司饮料上升到1990年的大约850亿。这种增长的大部分来自于两个商业集团——百事可乐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激烈竞争的驱动。事实上，由于这两个公司的共同作用，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在销售它们的产品。特别是可口可乐这样一个全球性公司在美国以外挣得了它的营业收入的80％。一家商业杂志——《广告周刊》（Adweek），对于商标的成功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它用整整两页篇幅描述希特勒、列宁、拿破仑和一个可口可乐瓶，以此来赞说可口可乐在全球市场的统治性地位。标题写道，“唯一一个发动了一场征服全世界的战役的将军”。并且该公司看到了它产品的无限市场。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唐纳德·R·考夫说，“当我想到印度尼西亚——一个位于赤道附近、有1.8亿居民、平均年龄为18岁并且是一个禁酒的穆斯林国家的时候——我觉得我知道了我的天空是什么样子的了。”

　　如果饮料容器被重新灌装而不是扔掉，这样的全球销售将不会导致生态破坏。没有本身对自然界是特别危险的饮料，重要的是包装它们的方式。世界的穷人和中等收入阶层购买的少量的啤酒和饮料几乎总是用可再灌装的瓶子；而且他们食用的其他东西，例如蔬菜也是被最低限度地包装，再用干燥的形式运输。

　　相反，消费者阶层正用用过即扔的容器灌装的饮料止渴。这个世界每年制造和扔掉了至少2万亿个瓶子、罐头盒、塑料纸箱以及纸制杯和塑料杯。仅特特拉·帕克（Tetra Pak）—— 最大的多层纸和塑料饮品包装的制造者，1989年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540亿个纸盒。用过即扔在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在日本也正迅速增加。从 1980年占商业饮料的30％上升到1987年更大数量的70％。日本消费者正在喝更多的加热的罐装茶和咖啡，仅1990年就大约每人80罐。

　　消费者阶层也许愿意摆脱太多的食品包装。在许多地方，吃得过饱的人们已经表达了他们对此的不满。英国的“妇女环境广播网”最近开展了一个“包装就是敲诈（Rip-off）”的运动，强烈要求他们的会员在填装他们的购物车时从食品上撕掉过多的包装。很显然，包装的好处是使用一点材料就可得到的。例如，在尼加拉瓜，正如在许多第三世界一样，想要从街角商店买果汁的家庭只要带一个大水罐把果汁装进去既可。

　　在欧洲，一些环境主义者最近几年取得的最大胜利在于正酝酿着使可再灌装的饮料瓶恢复原有地位。十年前，丹麦的团体规定了自由包装消费的极限，并颁布了一项关于禁止使用以用过即扔形式包装的啤酒和饮料的禁令。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饮料容器都是被重新灌装的。芬兰、德国、荷兰和挪威都正在激进地采取行动以促进食品和饮料包装的再循环和再利用。并且活跃人物在消费者阶层生活的大部分地区传播这样的思想：对于容器，只使用一次是不够的。例如，在新西兰的三个主要的环境团体已经开始了一个被称做“救救我们的瓶子” 的运动来继续这个国家对可再灌装的玻璃奶瓶的使用。直到最近用过即扔的塑料罐引进之前，这些奶瓶几乎运载了全国的牛奶。

　　富裕的饮食由于它对远距离运输的严重依赖，也开出了一张生态的账单。在上一个世纪里，因为多样化的小农场让位于单一作物的大农场，也因为运输价格相对于消费者收入的下降，食品运到市场已经移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的距离。加利弗尼亚现在供应的40％以上的美国新鲜产品——均是以高能量消耗为代价的。从加利弗尼亚用货车运输一棵莴苣到纽约消耗的能源是种植它所消耗能源的三倍。一般一口美国食物从农田到餐桌要经过2000公里的距离。

　　即使美国人饮用的水也正在移动越来越长的距离。用卡车运输（货物运输耗能最小的方式）的价格日益上涨的瓶装水常常还不如水龙头中的水纯净，一些瓶装水甚至漂洋过海地用船运输。1989年，美国购买了1.9亿升的进口水。一个80年代最大的讽刺是毕雷尔（Perrier）矿泉水享有的非凡的商业成功受到联合国“安全用水和环境卫生十年”的褒奖。当国际援助计划为10亿多因缺乏资金而影响健康的人提供安全饮用水的时候，毕雷尔矿泉水把它的产品用船只运给全世界消费阶层的成员饮用。

　　食品零售在延长食品运行距离方面也已经发生变化。在较大的商店里，各种类型购物的集中已经增加了驾驶。试比较， 1969年，美国人驾驶的全部里程的2％用于购物（包括购买食品），而到1983年底，这个数目已上升到13％。虽然多年前在美国消失的街角蔬菜水果店、面包坊、肉店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占有支配地位，但现在，超级市场正让位于所谓的特超市场。在80年代，超级市场的数量下降了1／10，平均占地面积却扩大了一倍，并且库存货物的平均数量翻了一番，达到3万件。同时，专门从事包装、加工的便利商店也冲进来填充新特超市场扩大的空间，它们的数量比1980年已经增加了一半。食品零售两极分化为远距离的特超市场和周期性的便利商店的最后结果是增加了驾车和快餐食品的消费。

　　消费者阶层的供给线环绕了全球。从大的城市超级市场，供给线呈扇形扩展到菲律宾的大农场、美国的谷物田、非洲的牧区和印度的香料农场。北欧人吃着从希腊运未的莴苣；日本人成吨地食用着澳大利亚的鸵鸟肉和空运来的美国樱桃；美国人食用的葡萄的1／4来自于7000公里以外。在智利，人们饮用的桔子汁的一半来自巴西；欧洲人从遥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获取水果，甚至装饰消费者阶层桌子的花卉也来自遥远的地方。欧洲人冬天的供应物品是从肯尼亚的农场空运来的，而美国冬天的供应物品则是从哥伦比亚空运来的。

　　这些全球供给线在它们所过之处都对地球生态系统留下了持久的痕迹。马来西亚的种植者在可可树上喷洒六氯化苯和艾氏剂（美国禁止使用的化学药品），它们会变成供应消费者的糖果；向美国、欧洲和中东的消费者出口牲畜是开垦南美洲和中美洲数百万雨林的一个幕后激励因素；而在博茨瓦纳，为欧洲生产的商业大牧场已经成批地毁坏了这个国家大量的迁徙的羚牛。

　　海岸生态系统也受到影响。在加勒比海的圣卢亚，香蕉种植园已经代替了许多岛上的热带林地，并且把小种植主赶进了山里，在那里，他们刀耕火种的耕种方式使顺流冲刷下来的土壤窒息了海边的海草生态系统；在斐济，供应欧共体的麻醉品的种植园已经代替了4000公顷的美洲红树林——尽管改良后的红树土壤的农业产量很低。（这些红树生长在含盐的动植物生命形式极其丰富的沼泽中，他们从流向海洋的淡水中吸纳了营养物质，保护了海岸线免于侵蚀，并且为幼鱼和幼鸟提供了一个庇护场所。）

　　沿着热带海岸的国家，养殖的虾类和贝类动物正毁坏着世界的红树林。例如在厄瓜多尔，曾经有一条漂亮的长毛绒般的红树林带与太平洋相接界。这个国家原来1.77万公顷的原始红树林带，现在有10万公顷正在养殖虾类产品，其中的大部分被卖到美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巴拿马和菲津宾也正在逐渐丧失海岸林而去生产出口虾。同时，近海捕捞使鱼类被无情地追捕。在大西洋，蓝鳍金枪鱼——一种在日本深受喜爱的鱼类——正走向灭绝；它们的数量从1970年的约2.5亿条下降到1990年的约2万条；同样，由于在80年代的美国，混血（Cajun）黑化红鱼风靡一时，已经危及了它们在墨西哥湾的产卵数量。

　　为了与远距离运输食品的趋势作斗争，一些国家的团体正寻找创造性的方法。与当地农民重新建立紧密联系，使城市居民意识到他们是与其居住的环境密切相关的。第三世界很普遍的农贸市场，在工业化国家也正经历着一场复兴。马萨诸塞州已经和邻州的小农场团体共同努力，自70年代末以来，在该州建立了60多个农民的市场。而纽约州农民市场的数量在80 年代则猛增了10倍。

　　农民们的市场缩短了从田地到餐桌的距离，节省了能量和减少了包装需求。它们也有效地减少了大约1／5的食品浪费，因为人们常常很高兴向农民购买些不规则形状或尺寸的产品，而在超级市场的枯燥无味的通道里，它们常常是被拒之门外的。按照同样的方式，圣·奥拉夫和明尼苏达州卡尔亭学院以及阿肯色州的亨德里克斯大学的公共自助食堂已经听从了旁听环境课程的学生的劝告，开始从当地农场采购食品。

　　更大规模的是日本的生活（Seikatsu）消费者合作俱乐部，他们联系了17万户家庭通过当地的购买和分配，协调他们从几千个环境健康的生产者和有机农场购买数百种产品。这个俱乐部，成立于1965年，现在在会员生活的社区有很多中心。在那里，他们提供从有机品到照料婴儿的服务。

　　为了正面抵制远距离运输，“铁路乘客全国联合会”正在游说美国议会修订燃料税收政策。因为这项政策在损害其他高速公路使用者的情况下补助了卡车，并且使能效高的铁路货运处于不利地位。在所有这些途径中，活跃分子和消费者阶层的其他人正努力恢复与世界中等收入阶层的供给相类似的地方供给线。

　　如果全世界的人民都食用消费者阶层吃的那种肉制品、大 量包装和加工的食品和饮料，以及长途运输的物品养育自己， 仅用在食品和饮料上所耗费的能量就会比我们当前用在所有目 的上的能量都多——还有其他同样巨大数量的自然资源消耗。 因而，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制定食品和饮料系统的目的，不是把 穷人和中等收入者提高到消费者阶层，而是使三个群体趋同。 对中等收入阶层来说，将出现一种用充裕的当地产的食物和清 洁的饮用水组成的基本菜单；对消费者阶层来说，将出现诸如 小型的高效冰箱、先进的烤炉和冲洗用的热水等技术。这种趋 同的结果将是一个更健康的人类和一个更健康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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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清洁运动

　　在工业时代以前，幸运者和不幸运者交通速度的差别也就是马的平均速度和人的平均速度的差别：富人骑马，穷人步行。并且这种分化持续了几个世纪，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瓦亚里在本世纪初写得那样，“拿破仑并不比尤利西斯移动的更快”。但是在上一个世纪，这种差别已经爆炸性地扩大了。随着财富一起变换的最大速度从马到火车到汽车到喷气式飞机而高涨，伴随着每一次替换都增加了对燃料的需求。穷人仍然以大约和以往一样的速度在走路，但是富裕者却已经从时速为 10公里的一匹马的速度，增加到时速为1000公里的喷气式飞机的速度。

　　富裕者的历史迸步大致与世界经济阶层交通方式的进步相伴而行：走路的穷人，乘用自行车、火车、公共汽车的中等收入阶层和驾驶轿车的消费者阶层，最后，消费者阶层中的最富有者，形成了乘喷气式飞机环行全球的富人阶层。在这个阶梯上每向上一步；环境就相应地遭受更多的来自于燃料燃烧的空气污染。步行和自行车实际上不会导致生态损害，除了个人膳食外也不需要什么燃料。对于城市运行来说，公共汽车、地铁和有轨电车，每人每公里使用的能量是私人轿车所用能量的 1／8。对于长途旅行来说，火车和公共汽车只需用商业喷气式飞机能量的1／10——私人飞机能量的1／27。

　　当然，步行的穷人几乎没有流动性，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没有去过离他们的出生地超过100公里的地方。他们不易于找到工作、上学和到达诊所，以及把他们的抱怨传达到政府办公室，或者通过扩大旅行经历而开阔视野之类。而这些都是由于缺少运输工具而被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居住在类似于皮尔科马亚、“鸟河”——位于安第斯山脉的一个与世隔绝的迎风狭谷样的地方。在那里，只有步行穿越牧羊人的小屋和勉强度日的农民房舍之间的广阔区域才能得到生活必需品，这使生存成为一种挣扎。社会性的拜访成为极罕见的事情。

　　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在中国，短途旅行主要依靠自行车。就单位公里的消耗来讲，自行车比任何其他交通工具都要便宜。在大多数第三世界，新车的花费一般少于100美元。由于需要的重量较轻，生产自行车只需要少量的材料并且因为它的简单性而使修理相对容易。印度的自行车修理者在遍及全国的街头巷尾摊开一张席子，摆几样工具就可以修理自行车了。

　　在铁路存在的地方，中等收入阶层乘坐火车做较远的旅行。例如印度和中国的铁路系统，每天运送数百万的人，使他们流动到工作地或运送货物到市场。对于消费者阶层来讲，这些铁路系统似乎过于拥挤和效率低下，但是考虑到它们的低消耗，它们则运行得非常好。公共汽车和货车、卡车、改装的吉普以及许多其他的交通运输工具，一直在运送那些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到达行程的某个地方。

　　这些火车和公共汽车与那些工业化国家现在所使用的运行方式相比是浪费的、污染的和危险的：车门上也扒满人的公共汽车把黑色油烟排到拉各斯、卡拉奇、危地马拉城和数百个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但是整体来讲，用这些过时的工具组成的交通系统，其污染远远小于世界上成群结队的私人轿车的污染，并且他们为中等收人阶层提供了能支付得起的去工作、学校和商店的途径。

　　相反，消费者阶层使用的交通方式——私人汽车和飞机 ——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如果不破坏大气和把大面积的土地变成公路就绝无可能。我们消费者阶层的成员几乎进行着全世界的驾驶活动。在1988年，北美和西欧人均行驶超过4000 公里，而在可得到数据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只行驶1000公里或更少。日本，由于它卓越的以自行车—铁路为基础的交通系统，居于中游，人均为2510公里。（见表6—1）
表6—1 若干国家的人均汽车使用量。1988①
国家
       
汽车旅行里程
美国
       
8870
西德
       
6150
英国
       
4730
意大利
       
4030
日本
       
2510
阿根廷
       
1000
波兰
       
710
南韩
       
210
泰国
       
190
喀麦隆
       
120

①一些国家是几年前的

　　在北美和澳大利亚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轿车，而且数量正在上涨的大部分西欧家庭也是如此。在日本，这个份额从 1970年的20％跃升到1988年的72％。汽车阶层正在西欧以及南韩和巴西等新近工业化的国家迅速地扩展。在消费者阶层的上层，家庭正在增添第二辆轿车。1／5的法国人和半数的美国至少拥有2辆轿车。实际上，2／3的美国新住宅的车库都有两个车位。

　　在全世界，汽车工业的巨大市场成就已经使人们把机器形象变成了文化的偶像。正如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所说，“今天的车辆几乎是伟大的哥特大教堂的精确等价物……被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怀着激情所设想，并被一个在用途或形象方面把它们当做纯粹的神奇之物来欣赏的群体所消费的一个时代的至上的创造物。

　　在向很少使用汽车这个尤物的城市居民普及高性能的交通工具的过程中，汽车商人使用的象征高于物质的技巧是显而易见的。在日本和印度，年轻的职员用可调负载的漫游车（Range Rovers）和吉普车来培养一种爱好户外活动的形象。在美国，轿车购买者已经在寻找狂饮燃料的高功率发动机——自从1982年以来，美国轿车加速到高速公路的允许速度的平均时间已经逐年下降。除此之外，美国城市居民又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购买轻便卡车（pickup trucks），尽管同载人轿车相比它能节约25％的燃料。自从70年代以来，这种轻型卡车在汽车销售份额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增至原来的三倍，并且现在已经占所有上路的个人车辆的18％。欧洲的道路塞满了从前只在美国才常见的大轿车，同时，适于比赛的宝马汽车的销量在80 年代的日本上升了十倍。

　　不管我们驾驶豪华车还是简便车，全部属于汽车阶层的我们承担着为灾难祈祷的责任。我们的4.5亿辆机动车对每年25 万起的交通事故，来自矿物燃料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13％和绝大部分的地方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酸雨等负有直接的责任。

　　供给载人轿车的燃料占世界石油消费量的1／4以上，并且生产他们又消耗额外的能源。不论在哪里，从地球中开采出这些燃料全都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威胁，并且当石油公司开采了易开采地区的石油后，他们又要向海洋或遥远的阿拉斯加冻土带或厄瓜多尔雨林之类的野地钻探。同时，石油提炼在美国的制造业中，在能源密集度方面名列第一位，在总的毒性发射方面名列第四位。

　　在1990年，制造一辆标准的美国轿车需要1000公斤的钢铁和其他金属以及100公斤的塑料。这些材料使汽车工业成为这个国家主要的金属消费者和大量塑料的使用者之一。像石油生产一样，金属和塑料生产也是高影响产业（high-impact en terprise），在美国的制造业中，它们在能源密集度方面分别名列第二位和第五位。同时，金属生产在总的毒性发射方面占第三位。

　　除了汽车造成的污染和他们耗费的资源以外，容纳它们对土地也有深刻的影响。在美国，道路、停车场和其它用于轿车的地方占据了城市空间的一半。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铺筑过的路面覆盖了比乔治亚州还要大的区域。汽车所到之处，铺筑的地面就扫荡了这里的土地——田地变成了停车场，森林变成了汽车道。从1970年到1988年——当许多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开通之后——在美国北部铺筑的道路增长了61％。在同一时期，西欧增加了一倍多，日本铺筑的道路里程增加到原来的五倍。

　　轿车也重新改造了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性质，随着城市的蔓延，公共交通系统开始萎缩，而郊区购物中心却成倍地增加，甚至工作场所也开始分散；例如，现在，在圣弗兰西斯湾地区的居民仅有一半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工作。私人轿车的巨大流动性具有延长人们活动的距离而不节省他们的时间的自相矛盾的效果。例如在80年代末，一项关于使用时间的调查发现，在轿车拥有量很多的美国和在轿车拥有量很少的苏联在平均来往次数上差别极少。苏联居住在远郊的城市居民步行或乘坐公共汽车一般是单程半个小时；而美国人也需驾驶同样长的时间。

　　在迅速扩展的北美和澳大利亚的郊区，延长活动距离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去工作场所、学校或去剧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轿车引起的蔓延使轿车必不可少。甚至在公共交通仍然占优势的日本，汽车的影响也被察觉到了。随着餐馆、酒店和其它交通工具从火车站转向高速公路，乘坐火车度假变得日益困难。

　　对于消费者阶层来讲，远距离地往返、城市大幅度地蔓延，以及正在恶化的交通拥挤转化成了在轿车里的时间；工作的美国人现在每周要在轮子上面花费九个小时。为了使这些远离家庭的家更舒服，轿车制造者和驾驶者在车上堆积着可供选择的东西。新型的装有空调的美国车，从1960年的5％上升到大约92％。空调轿车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使大气层中消耗臭氧的氟氯烃增加了2／3。高密磁盘游戏机在90年代末有望进入最新型的轿车，并且微波炉和电话也将不会落后太久。这种趋势的逻辑结论在一个汽车分析者称为的“车茧”的现象中体现得很明显，在“车茧”里，驾驶者把它们的有四只轮子的东西变成用咖啡制造机、传真机、电视机和其它现代家庭的小玩意装备的电子茧。

　　在汽车阶层的顶层，是坐着喷气飞机环游全球的富人阶层，他们比其它任何团体移动得都远、都快，当然也得付出更高的环境代价。飞机旅行正在飞速增长；乘客数目在80年代后期每年增长5％，而到了80年代末，世界各航线每年售出 10亿多张机票。在1990年，旅行者乘坐飞机飞行了1.8万亿公里——是人们1950年飞行距离的52倍。而且这种旅行大部分是被一小批能够支付起经常性飞机旅行的人所享用。例如，仅400万美国人，就占用了国内航班机的41％。

　　飞机旅行甚至使驾驶轿车对于环境的危害也显得温和得多。飞机比之轿车，每公里运送一个乘客要多使用40％的燃料；并且飞机旅行的到来不是以损害轿车旅行为代价的，而是以损害火车和公共汽车旅行为代价的，从而用能源最密集的长途旅行形式代替了能源最节约的长途旅行形式。虽然飞机不会在人们呼吸的地面上大量污染空气，但是它们大量地污染了高空。

　　飞机对全球范围内来自于矿物燃料的3％的碳排放量负有责任，并且其他的排放物可能大大地增加了它们对全球变暖的责任。像瑞典的研究者——化学家罗伯特·埃利认为在飞机飞行的高度排放出的氧激起了两个危险的链锁反应。第一个是在对流层产生了“有害的”臭氧（在这一层臭氧是潜在的温室气体），第二个是在平流层毁坏了“有益的”臭氧（在这一层，臭氧保护地球免受有害紫外线的辐射）。飞机旅行，像私人轿车旅行一样，它对资源的使用和它对环境的污染方面是这样的密集，以至于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乘坐飞机环球飞行的未来似乎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未来。

　　通过对比，中等收入阶层的自行车、公共汽车和火车，如果用最新的技术使之现代化并用偶尔使用轿车和飞机作为补充，似乎能够为全人类提供环境健康的运输。这些交通方式在资源的使用和有效率地把人们送达目的地方面是节约的。当然，减少对汽车的依赖，也将意味着使城市蔓延倒转，因为为了居民能够靠步行和骑自行车做很多差事，需要一个精心规划的、紧凑的社区。

　　统一运输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对一些城市来说已经为时不远。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正竭尽全力地鼓励步行、骑自行车以及在漫长的冬季通过滑雪来往于全国各处。穿过停车场延伸的路线环绕着许多建于其上的城市孤岛。并且斯德哥尔摩的商业区交织着自行车道、宽阔的人行道和步行区。公共汽车快速地穿越各大城市，而且国家的汽车和火车站位于城市的中心，人们来来往往不仅靠步行和自行车，甚至还靠爱斯基摩小艇穿过城市的许多沟渠和水道。在依赖汽车的北美、波特兰和多伦多正在遏制汽车的蔓延，他们在使人们走出轿车，以及促进用公共汽车和铁路旅行方面已经持续工作干了20年，在空气质量和城市风貌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像斯德哥尔摩一样，这些城市证明了汽车对于城市来说，与其说是福利不如说是障碍。

　　显然，把消费者阶层的交通系统从轿车和飞机转向自行车、公共汽车和火车是一个激进的意见。只有紧密的和组织得好的公众压力才会带来这样彻底性的变化。幸运地是，全世界的数千人民已经在从事这项斗争。当他们的数量数以百万计的时候，这种转变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一些人在榜样的带领下默默地为之奋斗着。马克·斯金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高级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在1991年卖掉了他的轿车，现在每天骑13公里的自行车去上班。消费者阶层中数百万的其他拥有轿车者把它们放下，而以步行、骑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返于工作和其它目的地之间。以迈克尔·里普洛格尔——一个以马里兰州交通运输的规划者为代表的一些积极分子，在80年代初开创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用船从美国运送旧自行车给第三世界的健康工人和教师。它促成的这个全国性运动已经把7000辆捐赠的自行车包装好后用船运到了中美洲、海地和南非，帮助在那里建立了自行车商店，并向第三世界政府提出关于低能运输工具的战略性建议。

　　带有经济倾向的交通工具改革者抱怨对轿车驾驶者常常有利的国家税收法规，英国的地球之友（FOE）正在反对数千家英国公司把公司的车提供给雇员所享受的减税政策，其他组织也在地方或区域的范围内工作着。例如，英国FOE的地方分会，正在敦促城市议会制定明确的减少轿车交通的规划目标；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迈拉·艾尔伯森正在大力推进教育驾驶车与骑车者分享道路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而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南希·杜特科，为步行者权力进行的斗争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最后该州雇用她为一个内部辩护士（in—house advocate），评论交通计划确保它们能适合人力旅行。在削减飞机旅行方面，瑞典走在了世界前面。1989年，这个国家开始对飞机每排出一公斤碳氢化合物或氮氧化物征税12克朗（2美元）。

　　一些寻求变化的人为了使他们的呼声能够被听到甚至走到了法律的边缘。埃德蒙顿的图克·冈姆伯格周游加拿大并在交通拥挤的地方演出街头戏剧；他戴着一个防毒面具、穿着一身白色的防毒服，他向驾车者分发“污染票”。里约热内卢的李嘉图·尼夫斯组织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使得市政府接受了在主要街道上标明自行车通道的提议。当政府没有履行诺言时，尼夫斯和他的同事们自作主张，发动了一个“自行车入内”和在街道上涂上“强盗”字样的自行车道。类似地，在德国的汉堡，当地居民在l991年9月堵塞130条主干道来强调他们对于降低车速以利于步行者以及标明公共汽车和自行车道的交通管制的要求。

　　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交通改革者都有这样一个城市 幻想：这个城市不再被噪音、污物和汽车的污染所支配；这个城 市里也很少使用轿车，因为它们很少被需要。在这个城市里，我 们工作和购物就在家附近，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做短途旅行，较长 的旅行主要通过火车。被斯德哥尔摩和多伦多等城市的成功所 吸引，并为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的交通阻塞所困扰，他们正推动一 个使全球集中的目标一致的议事日程。在汽车阶层里的我们应 当在中间程度上迎合步行阶层，乘坐自行车、公共汽车和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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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生活资料

　　消费者社会通常被称为物质主义的，但是在深一层意义上，他们并非如此。正如农民诗人温德尔·贝里所表达的，物质主义者关心和喜爱物质的东西本身，而不仅仅是消费它们。“我们的经济学是这样的，我们‘负担不起’对东西的照料——劳动力是昂贵的，时间是昂贵的，但是物质——创造所用的原料——却是这样的便宜——以至我们负担不起照料它们的费用。”

　　一个社会处理金属、化学制品、纸张和其他材料的方式是影响自然王国的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提取和加工原材料的工业，像其它能源工业一样，在所有人类行为中是污染程度、能源密集度和生态毁坏程度最高的。生产化学制品、矿物、木材和纸张所用能源将近占美国能源消费的15％，而且仅生产金属、化学制品和纸张就占美国工业中有毒废物排放量的85％。如果物质是（用贝里的话说是）“创造的资料”，那么充裕的国家，远远不是太物质主义的——也不是足够物质主义的。

　　随着收人的增长，关心物质东西的倾向似乎在下降。在全球经济阶梯最底层，主要是生活于农村的十亿人口，负担不起浪费的费用；正如他们现在所做的一样，依靠从他们生活的土地和森林里收集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他们每天使用的大多数东西 ——大约半公斤谷物、1公斤柴薪和他们牲畜的饲料——理论上都是可更新的资源。实际上，很不幸，没有土地和人口增长常常把穷人推到了生态系统的边缘，在那里，他们过度利用森林、草地、土壤和野生生物，进一步使环境和他们自己都变得枯竭。

　　物质贫穷的人小心地守护着他们微乎其微的工业品——工具和器皿，一两本书，或许还有一只塑料碗。但是他们被剥夺了大部分由不可再生资源制造的基本耐用品。他们没有塑料水管、马口铁屋顶，或者装有轻便轮子和滚珠轴承的手推车；他们缺少如收音机、冰箱、烤炉之类的东西带来的舒适。他们每年消费的钢铁和水泥的量通常少于10公斤。（看表7—1）
表7—1 80年代后期若干国家的钢材、纸张和水泥的人均消费量①
国家
       
钢
       
纸
       
水泥
日本
       
582
       
222
       
615
苏联
       
582
       
36
       
470
西德
       
475
       
207
       
476
美国
       
417
       
308
       
284
土耳其
       
149
       
8
       
436
巴西
       
99
       
27
       
167
墨西哥
       
93
       
40
       
257
中国
       
64
       
15
       
185
印度尼西亚
       
21
       
5
       
73
印度
       
21
       
3
       
53
尼日利亚
       
8
       
1
       
31
孟加拉国
       
5
       
1
       
3

①钢铁，1987；纸张，1989；水泥，1990。

　　钢铁、纸张和水泥是所有使用材料的典型代表，因为他们在总体中占有很大份额，并且生产这三种东西都付出了相当大的环境代价。钢铁的生产支配着各金属部门，使用了世界范围内开采的全部金属量的90％；水泥，除了生产的高能量强度和来自于生产时化学反应中2.5％的全球碳排放量以外，反映了以高昂的生态代价采掘和装运大量的建筑材料的使用情况；造纸厂，也是能量密集型的，是空气和水的严重污染者。它的释放物，除了别的物质以外，还有剧毒物质二氧（杂）化物（dioxins）。

　　像穷人一样，中等收入阶层的成员在使用物品时也是节俭的，他们俭朴的住所、车辆、吊扇、厨房洗涤糟和其他耐用品，还有报纸和连环漫画，加起来少于150公斤的钢铁或水泥和少于50公斤的纸张。除了他们使用着按西方标准已经过时的产品——吱吱作响的吊扇、滴答漏水的水龙头——他们几乎没有遭受到缺少东西的真正艰难，而且他们在再利用和再循环物质方面的彻底行动表明了所有旨在使他们的经济和环境相平衡的社会理想。拾荒者、旧物商人、废料收集者、牛奶投送员和许多其他商人都保留旧物品以备不时之需。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学重视物品。

　　在世界经济阶梯的顶端，物品的消费量明显增加。部分是因为人们积累了更多的物品，但主要原因是浪费的激增。我们消费者生活在一个过度包装、一次性使用、迅速废弃、不可维修的商品和易变的时尚当中。正如哲学家伊凡·伊利赫在1977 年写道：“工业社会已经创造了这样一个城市景观，如果他们每天不挥霍相当于自身重量的金属和燃料，他们就与之不相衬。”在90年代初，普通的美国人每天直接或间接地消费约50 公斤的基本物质——18公斤的石油和煤、13公斤的其他矿物、 12公斤的农业产品和9公斤的森林产品。

　　这种水平的日常消费变成了与自然力相提并论的全球影响，在1990年，为了供应消费者阶层而开发矿藏所侵蚀的地球表层移动了比全世界的江河加起来移动的还要多的土壤和岩层。化学工业生产了数百万吨的合成物质——超过7万种—— 其中有许多被证明是不能被自然环境分解的。科学家研究南极的冰雪、深海鱼和地下水发现了人造化学品的痕迹。

　　在用过即扔的经济学中，包装本身变成了一种目的。提供金属器具、孩子们的玩具、化妆品、梳妆用具、药品、音乐唱片、食品和饮料（这一点在第5章叙述过），以及所有其他想象得到的消费品，都用卡纸架起，用纸包裹，用塑料密封，或者三者兼而有之。玩具公司把他们销售的打不碎的塑料玩具用架子支起，放在四倍于它的大盒子里。礼品用的包装本身又被精心地包装。喜剧女演员莉莉·汤姆林用一个个人轶事来总结这种荒唐的行为：“不久前的某一天，我买了一个废物筐，我用一个纸袋把它带回家；而当我到家以后，我又把纸袋放进废物筐再扔出去。”

　　这样的过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花费一美元在物品上，其中有4美分是花在包装上——每人每年就是225美元。它也解释了用于包装上的庞大数量的资源。这一工业在英国使用了 5％的能源，在德国使用了40％的纸张，而在美国使用了接近 1／4的塑料。在大多数消费者阶层生活的工业化国家，包装几乎构成了将近城市固体废物体积的一半。包装的繁荣也在贫穷国家变得流行：中国的包装工业在80年代的销售额增加了四倍。

　　像包装一样，一次性用品也在消费者社会激增。从厨房的碟子到相机，消费经济用短暂的用过即扔物品代替了作为环境健康典范的耐用品。英国人每年抛弃25亿块尿布；日本人每年使用3000万“可随便处理的”一次性相机，而且日本的公司免费分发数百万节电池——每一节都含有有毒的镉和水银；除了老式的任意处理的钢笔之外，美国人每年抛弃1.83亿把剃刀、27亿节电池、1.4亿立方米包装“花生果”的聚苯乙烯塑料，3.5亿个的喷油漆的罐子，再加上足够供给全世界人每一个月一顿野餐的纸张和塑料制品。马里兰州的一家公司甚至出售用过即扔的盒式录像带，制造出来的这种盒式录像带在上映过5—10次后即可当作废物扔掉。

　　用过即扔的经济正在削弱耐用品的基础。经济学家称作 “耐用消费品”的——例如家用电器——实际上也并不怎么耐久。修理工蒂姆·亨金在英国的垃圾场周围翻弄、研究被抛弃的家用器具时发现，商品废弃和任意处理正呈流行趋势：“属于50年代的机器是很坚固的，主要是由栓接或焊接在一起的金属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已经变得更易损坏。更多的部件现在是用塑料制成，并且它们是被粘在一起而不是焊接或栓接在一起的……许多部件现在不能修理。……新机器是这么便宜以至于它常常不必为专门修理一个有毛病的器具而付费。

　　一个更严谨的对欧洲家用电器的研究发现，这些家用电器的寿命在过去的十年中至多保持稳定状态。尽管在其他所有的产品质量标准方面的都稳步增加，例如，新的冰箱比它们的前代产品价格更便宜，装得更多，而且耗费更少的能量，但是它们并没有使用更长的时间。简单的原因就是制造者把它们设计成只持续一定时间后就被更新而不是修理的东西。从一个狭隘的经济观点来说，人为的商品废弃是产品相对成本的一个逻辑反应——劳动是昂贵的，而规模生产花费的工人劳动时间比修理要少。但是从一个更大的视点来说，它反映了消费者经济学对地球的轻视。正如贝里所说，在流行的经济价值观之下，制造物的废弃是这样便宜以至于不必关心。

　　促使修理困难的同一股力量也阻碍了大量商品的物质再循环。在过去，日本的电器制造者收集了许多用过的废弃部件，但是他们现在也不愿做这些事情：新样式有这么多以至于不能再用的塑料部件拆下来也不再使人获益。于是消费者阶层的废料堆堆满了消费者的耐用物品。每一年，属于用过即扔阶层的我们扔掉了数百万张书桌、椅子、餐桌、橱柜、冰箱，空调机、洗衣机、烘干机、个人计算机、电话机、传呼机和床垫。仅仅德国人一年就扔掉了500万件家用器具，而美国人则每年扔掉了750万台电视机。只有美国人每年所扔掉的2.8亿件物品中的1／4被再循环再处理。

　　在随意处理品和人为的商品废弃不能加速从现金支付到废物堆的过程的地方，流行式样有时获得成功。奥斯卡·怀尔德曾经问道：“什么是流行式样？……它常常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丑陋式样，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每半年更换一次。”流行样式自从出现一直加速变换。根据美国技术评估局的资料，高级流行样式在80年代末每两个半月变换一次。但是大多数衣服，不论是高级流行样式还是低级流行样式，在没被穿坏之前早就已经过时。正如一个销售分析家在25年前所说：“每一种工业都是试图努力追赶妇女们的流行式样的工业。这是现代销售的秘诀。”

　　最近，随着商人们提供与任何一套衣服相配的样式时，流行王国已经在手表和眼镜领域开拓了殖民地，并且已经侵入了体育鞋类的王国。加利弗尼亚盖尔公司（L.A.Gear）的一位高级金融官员凯文·温楚度看到销售量在四年内增加50倍时，他告诉《华盛顿邮报》说：“如果你谈论鞋的特性，你只需一二双。如果你谈论流行式样，你就是在谈论无数双鞋子。”作为城市青年脚的物神崇拜的结果，这些青年被每年大约2亿美元的广告费所推动，使他们占有鞋子销量的30％。

　　众所周知，制造衣服和鞋类比不上重工业对地球产生的损害，但是提供流行样式的市场确实导致一些生态损害。棉花种植者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和水的使用者之一；合成纤维织物来源于石化工业；一些毛料和皮革来自过度放牧地区的牲畜。并且纺织工厂使用作为危险物品登记的工业染料。

　　所以我们的消费还是听从于一些来自于意想不到的方面的建议为好。设在圣·弗兰西斯科的服装公司埃斯瑞特（Esprit）在90年代末在“恳求负责任的消费”（A Plea for Responsible Consunmption）的标题下登广告：“今天，不同于以往，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抗议空前的增长对我们的环境造成的威胁。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最好在我们购买一些东西之前就问一问自己，它是否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些东西，就能被很好地达到目的。通过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将对一个比较健康的消费态度贡献出一份力量。这个可能听起来像来自一个服装制造厂的异端邪说，但是如果这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很快变得流行，我们可能耗尽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剩余。

　　消费者阶层的上层等级——富人——已经到达了物质消费的顶峰，并进入了一种纸醉金迷的阶段。对于开采珍稀金属和宝石所引起的掠夺性蔓延该由他们负责。因为这样的东西是珍稀的，即使得到一点也会造成很大的环境破坏。而且事实上，即使是人工的，它们的价值也是难以确定的。珍稀金属和宝石之所以名贵只是因为人们珍视它们，而它们被采掘出来主要是用于珍藏。

　　这种对少数人来说难以确定的价值却对环境造成了可怕的可确定结果。自从80年代初，当巴西矿工使用致命的金属把黄金从沉积物中分离出来时，将近1000吨水银已经进入了亚马逊河的食物链。最后的受害者可能是依靠狩猎和捕鱼为生的土著部落。南非的金矿则把放射性气体氡泻漏到黑人居住区。而博茨瓦纳的钻石矿正在排去奥卡成三角洲的水，搅扰了一片广阔区域内迄今为止几乎未曾受过干扰的野生生命避难所往日的平静。与富人阶层造成的环境影响相比，即使是用过即扔的消费者也只是在地球上轻柔地漫步。

　　具有讽刺性的是，在今天的消费者阶层，环境的提倡者动辙把“再使用”和“再循环”等作为新事物——这些做法不久以前兴盛起来。只有在40年的寻欢作乐的消费之后，节俭似乎才是一个新事物。爱惜东西是所有社会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包括现在消费如此之多的工业化国家。例如，劳拉·英戈尔斯·怀尔德在她的优秀儿童读物《大草原上的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中，描写了流行于上几代美国人中的真正的物质主义。当她的父亲用木瓦加盖他们大草原中房子的屋顶时，劳拉站在下边小心地收集可能掉下来的每个钉子，没有一个钉子会被浪费。

　　这样，在经济的低级阶梯上保留下来的由来已久的价值观，需要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的我们把它恢复回来。如果全世界的人们在一条物质使用的中间道路上团结起来，把富裕国家先进的低资源技术——（光缆纤维和便携式计算机）和中等收入阶层保藏的价值观及对耐用物品的强调结合起来将兼有两个世界的精华。它将把消费者阶层享有的许多舒适和一般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物质使用水平结合起来，但这样的一个未来将依靠抵制消费运动的开展。幸运的是，从物质之流上层的受贴补工业到中间的制造者再到最后的废物堆，转变的机会（重新估价制造物的原料）和开始从事这项任务的人一样多。美国人菲尔·霍克在上层活动，在推动美国矿业法规改革的十年之后，他准备在1989年发起一场对“1872年总矿业法规”的正面进攻，这个法规实际上是出卖公共土地给勘探者，因此阻止了矿物价格的上涨。尽管他的运动还没有胜利，但是美国的采矿权益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

　　为消费者阶层提供绝大部分木材和纸张的北美森林，改革运动也在进行中。1989年，杰夫·德勃尼斯，一位在美国森林服务机构工作了11年的雇员，建立了“环境伦理森林服务机构雇员联合会”，一个旨在通过支持“吹口哨者”（whistle blowers）（检查违犯环境准则行为的雇员）从内部转变官僚制度的团体。在加拿大，克里印第安人路易斯·辛克莱正在努力阻止伐光克里地区北部的森林。

　　沿着物质之流再前进一步，德国布劳恩消费品公司的迪特·拉姆斯通过设计更简单、耐用的钟表、计算器和厨房用具为其他产品的设计起了带头作用。拉姆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物品、太多的零乱、太多可见的物质污染。对工业设计的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设计有较长寿命周期的产品以便我们少买一些东西。”

　　在减少物质消费方面，德国人走在了消费者阶层的前面。当环境部长克劳斯·特普费尔提出了一个减少包装消费的全面规划议案时，环境倡导者在1991年赢得了一个漂亮的胜利。到1995年为止，德国工业将不得不收集和再利用金属，还有许多诸如汽车和家用电器之类的大型消费品，这个规划包含昂贵的废品费用，因此使德国工业必须关心他们对所使用物质的责任，即使当他们已经把它们作为产品和包装卖给购买者以后。

　　美国成长最快的环境斗争之一位于物质之流的未端。随着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填满它土地的可填地点，许多城市已经规划巨大的废物焚化炉——这种焚化炉尽管能发电但污染空气并且导致能量最后损失。通过焚烧能被再循环的东西，焚化炉促使狂饮能量的原材料工业提高到较高的生产水平。纽约坎顿的埃伦和保罗·康内特站在与焚化炉作斗争的前线，通过他们自办的时事通讯《不要浪费》用事实武装了全国的地方团体。在1988年赢得了“要么再循环要么焚化炉”斗争胜利的华盛顿州的社团，现在又成功地使西雅图把它的40％固体废物再循环。此举居美国各大城市之首。

　　布里顿·格林·罗伯茨的策略较为温和，他数年以前开始收集和整理旧的手工工具，并且用船把它们运给物质贫乏的非洲手工艺人。他个人的努力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被称作 “自助工具”（Tools for Self Reliance）的英国组织。这场运动的 50个英国分会，再加上荷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员，已经用船运去了25万件工具并帮助当地团体在东非建造了工具制造设备。罗伯茨明白数百万贫穷工人手里的凿子、锯子和锄头对他们的帮助超过了官方援助计划提供的少数动力机器的帮助。

　　当用过即扔的经济仍然继续存在的时候，一些积极分子利用它的废物赢得了一分，也得到了收益。“物物皆家具组织” 收集、整修和出售人们扔在纽约街头的家具。加利弗尼亚州伯克利的俄勒岗市区的垃圾堆旁有一个仓库和垃圾分类中心，并和这个城市约定分类估价废品。他们在隔壁的一个商店出售他们的发现物。他们联合全国范围内的垃圾处理企业组成了它们的贸易联盟——垃圾处理者和城市清洁者全国联合会。

　　不管在物质之流的什么地方，他们都竭尽全力，所有这些 努力表明处于消费者阶层的我们非常需要一种真正的物质主 义。节制消费，保持和修理用品，再使用和再循环物质——关 心地球意味着关心我们从中获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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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驯服消费主义
第八章 “不消费就衰退”的神话

　　在消费者社会已被普遍接受的常识认为，不管消费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使我们自己就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方针来追求。这种假说深入人心。新闻节目在节假日里对零售区进行新闻采访，并且提供有关购物者消费意愿的实况报道，似乎那里是重要的国事发生地。在90 年代中期当衰退冲击美国时，从总统以下的每一个人都开始恳求忠诚的美国人消费。漫游车（Range Rovers）在美国主要的杂志上买下了整版的广告，恳求道：“买一些东西吧，当然我们希望你们买——漫游车（Range Rovers）；但是如果不可能的话，就买一个微波炉，一只哈巴狗，一张剧票，一个滚脚筒。总之，买一些东西。”

　　这种恳求背后的理由听起来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没有人购买，就没有人销售，没有人销售，就没有人工作。这是因为，消费支出包括从证券市场的运气到以“消费信心”和“购买意向”调查为转移的国家经济方针的每一样东西，而消费支出在消费经济中组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如果这种不消费就衰退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故意地降低我们的消费，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将是自我毁灭。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假如把我们的驾驶里程减少一半，将会有半数的汽车站服务人员、轿车理修工、汽车工人、轮胎厂的工人、汽车保险代理商和轿车资金筹措专家失业。这种由解雇引起的经济波动将导致一个失业的链锁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以重复大萧条来结束。

　　主流发展经济学家为发展中国家描绘了一个类似的可怕悲剧。他们赞颂的工业化国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假如我们消费者从方便食品、轿车和任意处理品中摆脱出来，我们将需要较少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产品。在工业化国家缩小需求将听任贫瘠的土地处于困境；在已经把所有东西的赌注压在消费者对他们的原材料需求无止境增长上的发展中国家，将陷于不可逆转的局面。接照这种观点，不增加消费者阶层的原材料吸纳是对于42个最贫穷国家的犯罪。这些国家是美国所谓的最不发达国家，因为它们依赖其农产品出口换回60％多的外汇。

　　 “不消费就衰退”的论据包含着一点真理，全球经济的建立确实主要是为了供应世界上最富裕的1／5人口的消费生活方式，而从高消费到低消费的转变将彻底地动摇这种结构。它将需要大批的工人转换工作，整个大陆重新建立他们的产业基础，并且所有规模的企事业单位转变它们的运作方式，最坏的是，它可能导致数千个家庭和团体的痛苦的骚乱。但是那些为了这个理由而辩护的人往往忽视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继续掠夺和毒害地球不仅同样的不幸，甚至更糟糕。如果过度捕捞或水污染杀死了大批水产品，渔民将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如果频繁发生的旱灾毁坏了庄稼，杀死了牲畜，农民将抛弃他们的土地；如果空气污染、酸雨和气候带移动破坏了森林，伐木工将没有多少树木可以采伐；如果人们必须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花费在珍稀的物品的供应上，轿车制造者和住宅建造者将找不到买主——简言之，商业在一个行将就木的星球上将不会有什么进展。这些启示说明，一些工人将失去工作的事实不是一个反对降低消费的理由，就如同武器工业工人的失业不是一个反对和平的理由一样。

　　如果我们试图无限期地保持消费经济，生态的力量将残酷地粉碎它。如果我们想自己渐渐地消除它，那么我们将有能够承受低消费经济——一个持久经济代替它的机会。这样一个转变将提出挑战，但是，会比不消费就衰退提出的理由少得多，因为这个思考方式依靠三个有待证明的假设。首先，第一个假设是，以美元衡量的经济中服务消费永远不变地和经济中的自然资源消费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假设是，就业同自然资源的流动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两个假设，不消费就衰退的思想，无视当前的补助金和税收系统的错误影响，这个系统以损害就业为代价促进资源消费）；第三个假设是，一种就业模式（全年工作，每周40小时）需要的日时数（每天的小时数）比历史上大多数文明世界有的都要多。

　　自然资源的物质之流在一个持久经济里将彻底地下降，而人们享有服务的货币价值可能下降得很小。决定性的差别在于物质商品和人们使用这些商品所得到的服务。例如，因为自己的缘故，没有人想要电话簿、报纸或杂志；我们之所以想要得到它们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信息。在一个持久的经济中，我们可在耐用的电子读物上以差不多的价钱得到这个信息。这将使我们能够阅读同一本教科书，但清除了大部分生产纸张的污染和相关的污染。

　　同样，人们不想要轿车本身：他们购买轿车主要是为了得到种种便利和到达多个地点。好的城镇规划和公共交通也能做到这一点。在从住房到食品的每一个经济部门，这种手段（物质商品）和目的（服务）之间的差别有助于建立将高资源消费和生活质量区分开来的巨大机遇。

　　根据同样原因，与自然资源的流动量缩小相比，因为大多数损害生态的产品和消费形式通常产生非常少量的工作。在一个持久经济里所做的全部工作量也许下降很少。确实，在高劳动密集和低环境影响之间有惊人的一致。例如，修理现成的产品比生产新产品使用了较多的人力和较少的自然资源；提高能源效率比促进能量生产使用了更多的人。且再循环计划比废物焚化炉或填埋使用了更多的人。

　　消费者阶层将会转向本书第二部分所描述的生活方式吗？如果用当地食品代替以谷物为食的肉类食品和包装的费用、用自行车和公共汽车代替轿车，并用耐用品代替一次性用品，那么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将大大受益。当然，总的来说，所做的工作报酬的数量也许减少，因为低影响工业的扩展可能小于高影响工业的收缩。为了公正地对待放慢工作市场，社会将不得不缩短人均工作时数。这一点将在这一章的后面讨论。无论如何，我们大多数消费者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希望的。

　　关键的就业问题是怎样处理向低消费的转变。政府的责任是领导这场经济向环境可持续转化，办法是向高影响领域里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转业培训，提供充分的使这个过程顺利进行下去的农业补偿，并且倡导缩短的和有弹性的新型工作时间。

　　 政府也面临迅速重定当前的税收和贴补政策的挑战，许多这样的政策促进了最有害的几种消费。例如，多数国家用一长串的免税直接贴补支持汽车、能源、采矿、木材和以谷物为食的牧畜业。美国实际上在出卖联邦土地上的矿产，在使纳税人受损害的情况下，用纳税人的付费建造了通向国家森林伐木的道路，并且蚀本地出售干旱西部的灌溉水。法国大量资助它的核动力工业的深入发展，俄国资助它的石油工业，英国资助它的汽车业，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资助它的铝冶炼厂，日本资助它的以谷物为饲料的饲养者。

　　除了财政转变和歧视政策外，还有政府使用的无视自然的经济会计体系的暗中补贴。世界上的大部分土地使用和材料政策轻视可更新资源的价值，忽视生态系统提供的自然服务，并且因而定低了从公共土地上提取的原材料的价格。煤和石油的定价并没有反映出由于它们的生产和燃烧所导致的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害，纸浆和纸张的定价并没有反映出被毁坏的动植物生息地和生产它们时被污染的水。产品的欠账，从有毒的化学品到过度的包装，对地球资源的耗费远远超过它们的价格标签上所标示的耗费；在严令禁止的法规不恰当的地方，这些产品应当被相应地征税。

　　如果产品价格反映的一些东西比较接近他们的全部环境代价，通过资助和税收的综合修正，市场将有助于把消费引向较低的资源消费。例如，一次性用品和包装的价格相对于耐用的、较少包装的物品的价格将会上升；当地没有加工的食品相对于用卡车从远处运来的精制食品在价格上将会下降。如果立法者把税收的负担从劳动者转向资源，随着环境税的上升，工厂将迅速转向资源使用的调整，并且随着收入税下降，可雇用更多的人。

　　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者和纳税人团体已经把恶性的资助和纳税保护作为改革的目标。但是他们通常没有赢得大的胜利，而是被顽固维持现状的拥有几十亿美元的工业的政治神通所压倒。例如，在1992年初，欧洲能源界就迫使一个向欧共体的碳排放收税的建议流产。每一场失去的战争都证明了动员更多的消费者阶层成员支持试图反映生态真实价格的困难和紧迫性。

　　不消费就衰退的理由：世界上的穷人担负不起我们消费者依靠较少东西生活的后果，同样处于争议之中。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原料供应者被并入了世界经济轨道，但是这把它们置于他们的领导人几十年来厉声反对的一种依赖地位。到此为止，正在进一步增长的消费经济的消极影响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对穷人进行经济刺激的令人失望的根源。确实，迄今为止最显著的结果是在各个国家制造世界一流消费者的飞地（enclaves）。

　　这些富贵者大肆地从地球南部到地球北部的自然资源出口中获益。但是世界的穷人除了破损的家园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其下场如无数专家所坚信的，结束贫穷主要依据为此目的而精心设计的国家计划和政策。它依靠为了基本健康、教育和家庭规划而进行的积极的国民运动；依靠在农村地区有广泛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依靠动员基层群众组织的力量，以及依靠负责任的地方和国家政府的存在。为了给所有这些行动以财政拨款，需要依靠促进改革、奖励成功和允许市场有效运作的经济政策，但不必依靠庞大的、廉价的、用于向消费者阶层出口的产品生产。

　　更有益于世界的中等收入者和穷人而不是增加消费者阶层的消费，将是为了使商品的价格更能反映生态成本而撰写的世界贸易准则。例如，如果马来西亚、智利和柬埔寨向日本购买者索取与砍伐古代森林联系在一起的生态破坏的费用，他们可能在砍伐较少树木的情况下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外汇。

　　正像工业世界的高影响因素一样，世界的资源开采在脱离供应消费者社会的转变中将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并且像北部高影响工业易受冲击的工人一样，他们的人民需要帮助。我们消费者能够通过金融和技术资源提供帮助，也能通过支持他们的基层群众的斗争来提供帮助。但归根结底，现在和消费者阶层的消费联系在一起的穷人和中等收入家庭必须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

　　旨在结束贫穷的资助和税收以及重新集中的发展，将标志着迈向持久经济的重要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我们消费者把我们自己从全日制工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我们自己赞同美国工业设计者威廉·斯顿夫的话：“我们有了充足的东西，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虽然满意的工作和足够的闲暇二者都是人类幸福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但消费者社会的天平大大地向工作倾斜了。工业化社会里的工作时数，虽然远远低于它们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峰值，但就历史标准来说，仍然是很高的。尤其日本人和美国人。欧洲人自从1950年以来一直用增加部分工资来换取传统的闲暇时间，但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却没有这样。

　　在德国和法国，随着四到八周的年休假的减少，每周的平均工作时数从1950年的44小时和38小时下降到1989年的31 小时；日本的周工作时数从44小时降到41小时；同时期，美国的周工作时数从1950年到1970年下降的很少，而且但从 1970年以来实际上却增长了许多。美国人平均每周工作38小时，按照他们的时间表，从1970年到现在已经增加了整整一个月的工作。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朱丽特·索尔在《过度工作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中写道：“自从1948年以来，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水平已经不止一倍地增加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够用少于一半的时间生产我们1948年的生活水平。每次生产率的提高，我们都有选择更多自由时间或者更多货币的可能。我们本来能够选择每天工作四小时，或者一年工作六个月，或者美国的每个工人现在带着工资工作一年休息一年。与此相反，美国人却工作同样长的时间去挣取2倍的金钱。

　　为了检验这个选择是否反映了美国工人的愿望，索尔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经济的秘密领域并做了许多研究之后，断定它并没有反映美国工人的愿望。不论是在民意调查中还是在集体达成一致的看法中，所有消费者社会中心地带的工人都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愿意用工资来交换传统的休闲时间，但他们说他们没有这个自由，他们能选择从事一项工作或离开它，但是他们不能用较少的日工作时间从事工作。进一步，非全日制的工作通常较不需要技能，乏味或报酬较低，因为它缺少诸如退休和保险等边缘利益。所以留给我们的大多数选择就是或者是好的全日制工作或者是差的非全日制工作。

　　虽然好挖苦的人指出较短的工作时日会完全转化为着电视的时间，但是有充足的理由不这么认为。对于很多人，电视是当他们的创造激情不足的时候，当他们太疲劳以至于不能从事更值得做的事情时才做的事。欧洲人不但比美国人工作时间少而且看电视的时间也少；日本人不但工作时间长而且看电视的时间也多。在早些时候，说风凉话的人说工人会把自由时间浪费在饮酒和赌博上，但是当W·K·微洛格公司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把它们的工作时间从八小时缩短到六小时的时候，群体首创精神却大大提高了。当代观察家亨利·戈达德·利奇注意到“许多园艺和社区美化……体育运动和业余消遣兴旺起来……图书馆被大量光顾……而且这些幸运工人的背景知识变得更丰富了”。

　　作为美国人开始享受高生产率回报的第一步，索尔为工薪阶层呼吁：法律应禁止强制性的超时工作，并为工薪阶层成员呼吁工厂应当坚守规定的工作时数，可为任何额外的工作时数向他们索取等量劳动时间的报酬。她建议通过要求非全日制雇工得到他们的按工作时数分配的利益而使非全日制工作更可行。最后，她推荐了使在时间和金钱之间的选择变得清楚的劳动法。

　　大约24O个美国工人的、妇女和孩子们的组织为了把时间用于家庭和健康目的而进行权利斗争，这些行动明显赞成更多的时间而不是更多的金钱。这个以“妇女法律保护基金会”为主的联盟在1991年推出了一项在参、众两院通过，但不久后被布什总统否决的提案。类似地，20年来，工会组织，如国际雇员服务组织一直在强烈地要求经理们采用自愿缩减工作时间的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当工人们想要自由时间而不是金钱的时候，他们能够缩减一点他们的工作时数。雇员服务组织在 70年代为加利弗尼亚州的工人赢得了这一方案的暂时施行，并且后来为纽约州政府的雇员赢得了长期施行。

　　更近一些，按照巴尼·奥姆斯泰德所说，设在加利弗尼亚的非赢利的组织——“工作的新道路组织”（New Way to Work）的董事长，人们对诸如工作份额等弹性工作安排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在妇女们中间展开了职业和家庭的“双天”制。伊斯特曼·柯达（Eastman Kodak）公司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允许雇员把非全日制工作时间计划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的公司之一。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男子没有加入到妇女们的行列中去推行弹性工作时间，因为，正如奥姆斯泰德说，社会把“一个真正的耻辱加在不想全天工作的男人头上”。同时，在日本，过劳死（Karoshi）每年大约杀死1万人的地方，年轻工人新近正显示出一种对超时工作的不赞成态度，他们迫使同事在规定的工作结束时离开办公室。日本政府计划在下个世纪初，将全国的六日工作周变成五日工作周。欧洲也是如此，工会继续迫切要求额外的空闲时间。

　　没有人能够说出偏爱自由时间比偏爱额外消费要强烈多少。在理论上，如果每个人始终如一地选择自由时间而不是额外的金钱，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正常收益，到2000年，将减少消费者阶层一半的工作时数，给我们充足的时间用于个人发展、家庭以及社会活动。

　　世界经济被组织起来向11亿人提供一种物质充足但时间 缺少的消费生活方式，调整这种经济的前景是令人气馁的；但 是主张坚持工人就业和反对剥削就必须高消费，否则就会衰退 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高消费是一个既不能充分就业，也不 能结束贫穷，并且许多消费者似乎在说：只要他们能从这种交 易中得到更多的自由时间，那么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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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需求的培养

　　哲学家伊凡·伊利赫1977年说：“50年前，一个美国人听到的大多数词汇是别人亲自对作为一个个体的他说出的，或是站在附近的某人对他讲的。”今天，同样的事情几乎没有了。我们美国人或全球消费者社会里的任何一个人听到的大多数词汇都是通过电波对作为大市场的一部分的我们所做的销售广告的传播。我们读的教科书、我们看到的图象，以及我们参观的公共场所全都被精心制作的用以激起我们欲望的商业信息所控制。尤其是广告，商业电视和购物中心全都强有力地促进着消费主义。对于那些寻求在地球承载力范围内生活的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反对这三者的挑战。

　　消费者社会的通讯被销售广告和市场的甜言蜜语所支配。广告遍地都是，据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报道，每天用大约3000条信息轰击着消费者阶层的普通成员。广告被数千家电视台和无线电台播放，在飞机后面拖着，在广告牌上和体育场里粘贴着，以及通过卫星传播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它们被贴在滑雪坡上支撑滑车的柱子上，悬挂在电视播放的游彳亍和节日的彩旗子上，用电讯设备传送到教室或医生的办公室里，编排进故事片的情节中，以及缝在男童子军的荣誉徽章上或职业运动员的运动衣上。

　　广告人在头脑里有一个华丽的新世界，不管我们消费者走到哪里，全部技术就把它们传播到哪里。他们已经开始在工厂里安装墙壁一样大的电视屏幕，用来加强疯狂的购物体验。他们在机场、公共汽车站、地铁站、健身房、滑雪场和超级市场的收款台上设置了充斥广告的闭路电视系统。食品技师甚至已经开始把食物供应品变成一个运载广告的工具。芝加哥的威斯凯斯公司把可食用的标语印在热狗上，而国际蛋卷组织正准备使用类似的技巧在以色列的数千个鸡蛋上做广告。甚至外层空间也不放过，可口可乐公司说服进入轨道运行的苏联宇航员在 1991年8月面对摄像机痛饮他们的饮料，这被该公司标榜为一项“实验”的事情是在外空间摄制的第一个电视广告节目。

　　在购买者缺少有关供应物品和服务信息的地方，市场难以顺利地运作；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做广告则提供了这个信息。但是市场信息内容本身表明了那只是头脑简单的解释。当许多同类产品为得到购买者的垂青而相互竞争时，广告变成了梦境一般美妙的事物。许多广告几乎不提供任何信息，而是用形象化的描述来代替，例如性功能的充沛、永远年轻、关于存在的意义，以及无数的其他各种“难道你不喜欢这样吗？”的主题。电视广告已经变得如此形象化以至于一些电视观众玩一种叫做“猜产品”的游戏进行娱乐：汽车广告可能只是白云和碧浪，香烟广告是泳装模特儿。丁·瓦尔特·汤普森销售公司的消费行为研究室主任彼得·金说，消费者社会里商标的作用 “非常近似传统社会里神话的作用，选择一种商标变成了一个消费团体把它们自己和另外一个团体区别开的一种方法”。

　　在消费者社会里，促销的炮火是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实际上没能记住几个广告。然而电视中播放的广告节目有一个结果，即使它们不能卖出一种特别的产品，但他们通过反复说教有一种解决任何生活问题的产品，甚至某种令人幸福和圆满的存在物（只要买对了东西）的办法兜售出了消费主义思想本身。因此，登广告的人通过把它们的商品和人类精神对于存在的无限渴望拴在一起从而培养了需求。整个工业已经为他们自己制造了需求。

　　一位做广告的总经理说，广告能够“使（人们）自我意识到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扩大的鼻孔和讨厌的呼吸”。登广告的人特别喜欢利用妇女们的不安全感和自疑。正如后来成为一个连锁店公司的经理的B·厄尔·帕克特所说：“使妇女们对于她们拥有的东西不满意是我们的工作。”这样对那些天生睫毛短少的人，撰写广告词的商人为他们提供了希望；对于那些头发太直、太卷或长的地方不对的人，对于那些皮肤太黑或大白，对于那些体重分类不属当今时尚的人，广告统统保证马上就能完全拯救。

　　需求的培养是一个庞大的全球计划。40年来，广告始终 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工业之一。在美国，广告费用从1950年 每人198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495美元。同时，全球的全部广 告费用，从1950年估计的390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2470亿 美元，大大高于经济产量的增长。经过同样长的时间，平均每 人的费用从15美元增长到47美元（见图9—1）。在发展中国 家广告已经爆炸。印度的广告营业额在80年代猛增了五位， 而南韩的广告工业在80年代后期平均每年增长35—40％。东 欧最近也处于广告工业的蓬勃发展中。东欧被波士顿顾问团的 约翰·林奎斯特称做“一个广告经理的梦——一个人们竟然能 记住广告”的地区。

　　商人们正日益把青年人作为目标。一位儿童推销专家告诉华尔街杂志（Wall street）：“甚至二岁大的孩子也注意到他们的衣服商标，而六岁的孩子则成为一个完全的消费者。”在日本，父母们平均每年慷慨地给孩子们购买价格为450美元的玩具和价格为700美元的衣服，一些精品店专门向12岁以下的孩子出售珠宝。东京儿童研究所的高山秀夫报告说：“今天的母亲们……想要她们的婴儿穿的衣服可以与她们自己穿的相媲美。他们更具有流行意识。”甚至在马来西亚，年轻人已经吸收了消费主义的观点。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陈恒根（音译）发现孩子们正“更加明确地崇尚物质主义，‘属于’你不得不购买一些东西的群体”。

　　美国的儿童市场如此巨大（在1990年高达75亿美元），以至于美国公司在1990年花了50亿美元来推销，这个数字五倍于他们十年前的费用。他们针对玩具制作了动画片，并且直接向他们公司赞助的“俱乐部”的年轻会员邮购。如此饱和的广告已经使一些公司坚持要占领儿童市场。麦特尔（Mattel）公司的副总裁梅瑞尔·弗里德曼吹嘘说：“芭比娃娃（Barbie）在美国3～11岁的女孩中拥有者竟然占到95％。”主要零售商已经预见性地开办了Barbie玩具百货商店，从而赢得溺爱玩具的未来消费者的垂青。并且商人们支付酬金雇用娃娃作为广告媒介，与玩具配套的雷宝（Reebok）鞋和贝纳通（Benetton）服装也已经出现。

　　虽然广告的主要生态威胁是它促进消费主义，但同时也用掉了大量纸张。广告塞满了每天的邮袋，如在美国，140亿本函购册加上380亿其他各式各样的广告塞满了邮车，充斥了每年的杂志；一张普通的美国报纸中的广告，从半个世纪前的 40％上升到65％。加拿大每年砍伐1.7万公倾的原始森林（相当于哥伦比亚特区大小），为美国的日报提供刊登广告的新闻纸。正像努力保护国家森林遗产的加拿大青年骨干科琳·麦克罗里所说：“我们正彻底地把整个国家变成纸浆。”

　　想到大多数这些广告是极少有人看的这个事实，环境的代价是令人惊奇的。例如佛蒙特州克拉夫斯巴利（Craftsbury）的计算机老板戴维·布拉斯决定计算一下出现在他的邮箱里令人厌烦的计算机供应目录及其对地球的危害。一长串的电话之后，他得出了结论：每年为一个公司制造寄给300万人的双月目录册所用的纸，需要砍伐28公倾土地上生长了70年的木材，还有59亿升水和2.3万兆瓦的电力和蒸汽动力。生产过程将向空气或水中排放14吨二氧化硫和345吨的有机氯化物。其中的许多化学品属于世界公认的剧毒物质，布拉斯现在正在开展用书信代替目录册的运动来抵制目录册潮流。

　　如果要限制商人们的过激行为和把电视广告限制在为消费者提供信息的合法作用上，那么需要工业成本的彻底改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基层群众运动，这些改变就不会发生。虽然广告业是一个正在向世界挺进的恶魔，但在一些能证明它们推销的产品威胁人类健康的地方，已经是末路黄花。烟草广告不久将被排除在整个西方电视之外，并且酒类广告在电视广告中也处于被空前指责的地位。

　　针对广告商的另一个目标是商人们对孩子们的进攻，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损害年轻人的推销运动。儿童电视行动组织是一个基地设在波士顿的市民团体，它在1990年末取得了使国会禁止面向儿童制作电视广告节目的胜利。同一年欧共体的公益组织取得了1992年后欧洲电视严格限制若干类广告的胜利。

　　澳大利亚消费者联盟也正在抨击骗人的食品广告，呼吁禁止或严格限制向年轻人推销不健康饮食。该联盟调查了儿童电视节目播放的全部食品广告，结果表明其中80％是高脂肪、高盐和过度包装的小食品。美国儿科研究院也同样注意到了普遍违反营养指标的食品广告，该组织正在强烈要求国会禁止以未成年人为目标的食品广告。

　　另外，消费者还要注意所谓的共同环境声明。自从1989 年以来，商人就把他们的产品印上“绿色”标志，企图平息公众对该公司损害生态的愤怒。例如在1990年，德联（Texaco）石油公司宣称为了有利于环境，“免费”向美国人提供树苗，条件是必须购买八加仑或更多加仑的汽油。然而在销售宣传上没有提到的一个事实是：在提炼和燃烧八加仑燃料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全部二氧化碳需一棵普通树木用四年的时间吸收；并且，由非专业人员栽种的树苗，大多数很快就死去。

　　美国在1990年引进的全部新家用产品中的1／4为自己做广告说是“有利臭氧保护的”、“生物降解的”、“可再循环的”、 “可堆肥的”或一些类似的东西，可是半数的美国人都知道这纯粹是“花招”。荷兰和法国的环保主义者试图通过立法机关推出几条环境广告法规来杜绝这样的伪信息。美国十个州的司法部长也正推出类似的国家标准。同时，遍及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已经开始了“绿色标志”计划，旨在把消费者引向对环境较为有利的产品上。

　　绿色消费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有希望的征兆。当购物者带着出于对环境的考虑走进商店的时候，消费品公司就会别无选择地比过去更加谨慎地对待生态。迄今为止，许多企业在销售方面远没有比在生产方面更认真地对待生态，但是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例如作为消费者压力的结果，麦当劳和宝洁（McDon ald`s and Procter ＆ Gamble）作为量典型的两家公司已经稍微减少了包装使用。从积极方面说，绿色消费主义是环境提倡者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策略，使他们越过了议会的大厅直接把他们的建议送到会议室；从消极方面说，绿色消费主义是消费者阶层良心的一个姑息剂，它使我们像往常一样继续营业而觉得我们正是在尽我们的职责。

　　限制烟草和酒类广告，限制向未成年人做广告，以及规范商人们的环境宣言的努力是一个议事日程的几个部分。在华盛顿特区非赢利的商业主义研究中心，正在呼吁禁止在故事片中大肆宣传商标名称，呼吁学校要声明自己是无广告地带，并呼吁修改纳税法规从而对广告费用缴税。

　　电视，除了传播许多商业信息以外，还强化了消费主义者的价值观。它是消费者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固定装置。几乎每一个家庭有一台、二台或三台电视机，而这些电视机在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开着。在美国，一天七小时连续播放一系列的肥皂剧、情景喜剧、音乐电视以及促销广告。除了睡觉和工作，看电视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大多数消费者社会里是最主要的日常活动。

　　如果不是因为大多数电视节目携带的信息，看电视时间的长短是不必担心的，它们对环境是没有太大损害的。因为像大多数通讯媒体一样，技术本身使用的能量和材料相对很少，有问题的是它所携带的信息。商业电视通过把高消费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模仿的榜样来描绘，结果促进了对更多东西的无休止的渴望。

　　商业电视正在向全世界扩散，而且表明在刺激购买欲望上对任何地方都行之有效。正如H·J·海因茨食品联合公司的总经理安东尼·J·F·赖利对《幸运》（Fortune）杂志说：“一旦有了电视，不论何种的肤色、文化或出身的人们基本上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作为一种教育工具使用，电视可能是强有力的，例如在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地方，电视把课程向缺少教师的乡村播送。但在几乎所有地方的电视播放中，商业化都呈压倒之势。在1985年，国际广告协会狂妄地说：“神奇的销售工具——电视受着法律和法规锁链的种种限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它作为一个传送广告提供消费信息和刺激经济的渠道，还远没有发挥出它的全部潜力，但那些锁链终将被打碎。”

　　在80年代，西欧的许多政府放松了对电视节目的管制或者对电视节目实行了私有化。由于大众媒体的垄断集团在比利时、法国、德国、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影响，结果使得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播放以前只有在美国才能看到的电视广告。当欧共体在1993年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传播区时，随着欧洲电视进入这个拥有3.3亿消费者和自由使用的4万亿美元收入的地区，它就变成了一棵摇钱树。

　　商业电视正快速地扩展并超出了消费者阶层。印度宝洁（Procter ＆ Gamble）公司的主席古尔恰兰·达斯说：“通过电视，登广告者能在一夜之间对2亿人产生影响。”印度的电视已经从1983年的300万台变为今天的1400多万台。自从50年代初，拉美就已经生产或进口了6000万台电视，几乎每家一台。也许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有着看电视的方便条件。

　　对于全世界的许多穷人来说，似乎是一片乐土的西方，每晚都在世界上的8亿台电视机上出现。玻利维亚阿尔蒂普拉诺说奇楚亚语的印第安人社会使用卫星天线收听“迈阿密丑闻” 和巴西电视连续剧；蒙古大草原上的牧人把他们的天线从官方的政府广播调到香港卫星发射的充斥着商业广告的音乐电视，而在澳大利亚内地的土著居民则收听“达拉斯”。前广告总经理和新闻媒价评论家杰丽·曼德估计在美国以外播放的半数节目是再度播放的美国片。更广泛地说，包括电影、音乐以及伴随着电视节目录像制的美国娱乐业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作为部分结果，各个地方的理想和追求被当前的美国标准所限定。

　　商业电视的另一个危险是它促使人类文化类同，导致了健康多样性的丧失并且减弱了人们对地方场所的依恋。一家咨询公司关于正在出现的第三世界市场的报告说：“因为地球变‘小了’，所以消费者的口味在世界范围内极为相似。”加拿大西北地区提纳（Dene）部落的一位当地的美国妇女辛迪·吉尔蒂这样来描绘电视来到她们社会的情况：“当电视来到了我们村子里，我马上看到了变化。人们对本地的故事、传说和语言失去了兴趣。而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它们教给人们怎样去生活。我们过去总是尊敬老人并听从他们的意见，但这些正在很快地变化。”她还注意到：“我们的传统和生存有许多联系。合作、共享以及不要拜物主义是人们能够在这里生活的唯一途径，但电视似乎总是提出与此相对立的价值观。”

　　电视似乎也占去了人们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在美国，看电视属于增长最快的时间使用方法之一（购物是另外一个），而用于与朋友和家庭成员谈话的时间已经下降。也许对于消费者阶层来说，电视机扮演了不久以前的住宅中壁炉所扮演的角色——吸引去看并把家庭成员聚集起来的那种东西。当然，火苗不会做广告，也不会妨碍谈话。（有趣的是，一个有关美国人最喜欢的22种日常活动的调查，看电视排在第十七位，落后于他们很少花时间去做的许多事情，例如阅读等）。

　　正像广告的波及范围处于争论中一样，各地的小型居民电视网也开始抵制商业电视。例如在温哥华、英联邦的哥伦比亚，英语教师迈克尔·马泽尔让中学生学习电视制作，以便他们将来能够识别操纵观看者情感的伎俩。考虑到电视上那么多的商品被投向数百万年轻人，希望他们能从这样的课程中受益匪浅。美国儿童和少年每周大约看三个小时的电视商业广告，一年大约看2万条广告，到他们中学毕业时是36万条。自从 1989年，洛杉矶的传媒和价值中心，一直在促进传媒的阅读活动，他们沿用马泽尔教给的方法，告诫全北美的父母们教育他们的孩子用批判的眼光去观看电视。

　　一些人更大胆，他们试图进攻商业电视本身。黛安娜·格雷聂尔召集康涅狄格州安多弗的市民和她一起罢看电视一周。 “不要电视”的一周，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人们大量地参加集体活动，邻居们前所少有地来到一起，而且，夫妇们说不仅他们自己有了更多的交流，而且他们孩子的玩耍也有了更多的创造性。

　　如果消费主义者的价值观要向维护地球转变，那么商业电视就需要彻底的重新定位。位于温哥华的传媒基金会正在酝酿一场运动，准备把电视变成非消费的东西。当地的团体提供资金播送这个基金会关于商业电视的简短通告。到1991年末，这个通告已经在加利弗尼亚、安大略省和六个其他的州和省传播。他们这个“显像管首领”系列付费通告，告诉观看者关闭电视，并在画面上出现了一头巨大的生机勃勃的猪在北美地图上嬉戏，同时一个旁白道：“世界上5％的人消费着1／3的地球资源……那些人是我们”，然后那头猪打了个饱嗝。

　　商业电视和广告的扩大是培养需求的两个主要动力。公共空间的商业化是第三个。购物街正取代了许多公共空间的功能，包括社交和娱乐。购物街的规划者通过设计和仿效群体行为的情境，从而证明了顾客希望在他们购物的地方感觉到一种归属感的重要性。购物街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安宁、繁荣和整洁的地方，在这里，热心的店主照顾着他们的老主顾，而且安静的喷泉使疲惫的精神得到了放松。可是购物街社会是令人迷惑的：零售综合企业无所不在的销售巧妙地把人们的重点从存在转向购买。

　　美国是购物街发展最极端的例子。到1987年，大约有3.5 万个购物中心，超过了高级中学的数目，经过了30年，购物中心的空间已增长了几倍；从1986年至1989年，每年有2000 家新的中心开业。随着这么多可供选择的购物街的出现，各个购物中心为了突出自己，绞尽脑汁去招待顾客。波托马克·米尔斯（Potomac Mills）是最成功的购物中心之一，它在弗吉尼亚乡村有一片巨大的玻璃和混凝土建筑，并且令其最为自豪的是它有足够打折的零售商店从而吸引大批顾客。在1990年，公共汽车旅行帮助带来1200万的老主顾，从而使波托马克· 米尔斯购物街成为弗吉尼亚最主要的旅游胜地。

　　然而，由于1992年明尼苏达布卢明顿的美国购物街（世界上最大购物中心）的开业，波托马克·米尔斯可能不久将会失去魅力。除了三四个百货商店和400个专卖店以外，这个购物中心还为顾客提供了一个三公顷的名为宿营狗（Camp Snoopy）的主题公园、一个巨大的可穿越的水族馆、一个二层的小高尔夫球场、无数的电影院和餐馆，还有大约1.3万个停车位。类似的购物中心，以及数千个适中的购物中心，现在占到了全国零售销量的55％，在法国和西班牙分别是16％和 4％。

　　郊区购物街和商业带从城市商业区和街头商人那里夺走了商业。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六个郊区购物街中的任何一个销售额都比城市商业区要多。由于乘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购物变得越来越困难，因而轿车交通量增加并呈加速趋势。最后，非商业的公共场所如市区广场和城市街道被剥夺了活力，除了使整个过程处于动态之中的购物街之外，只给我们留下了很少的有吸引力的可去场所。

　　也许由于欠缺，购物街已经承担了一些公共空间的职能。它们以电视长廊和多屏幕剧场以及各种康乐中心的形式提供了娱乐。阿维亚（Avia）是一个主要的体育鞋类制造厂，它甚至推出一种专门为在购物街行走而设计的鞋子。威廉·考文斯基从《美国的购物街》（The Malling of America）中写道：“有着一日，你会在一个特定的购物街综合体里完成下列任何事情，而不必离开一天：出生、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找到一份工作、约会、结婚、生小孩、离婚、学一两门专业、接受医疗，甚至被逮捕、审判和关进监狱、过一种文化和娱乐相对丰富的生活，以及最后死亡并举行葬礼。因为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中的每一件现在都存在于某地的一些购物中心里。

　　特别在美国，购物已经变成了一种首要的文化活动。美国人平均每周去一次购物中心，这比他们去基督教堂或犹太教堂还要频繁。他们每周花六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各种类型的购物，所用的时间甚至比80年代后期俄国人用的时间还要多，而当时苏联的购物长队是举世闻名的。除了学校和家庭以外，美国少年在购物街里花费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自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当看电视成为增长最快的时间使用方式时，美国人花在购物上的时间仅次于在看电视上花费的时间。

　　消费者社会使购物变成了一件对于妇女们特别重要的事情。1987年，93％被调查的美国少女认为购物是她们最喜爱的消遣。玩具制造商靠年轻女孩的购物欲赚了大笔的钞票。如一个来自英国的典型的麦特尔（Mattel）广告：一个四岁大的女孩在一个她装满家庭用品的玩具购物车旁边开心地笑道：“房屋变成购物街。并且每一个房间变成商店，充满了想要购买的迷人的东西。能产生的是一个学龄前儿童的想象力，以及一流的购物篮。”一名家庭经济学学生卡伦·克里斯坦森认为，对于那些没在外面工作的妇女们来说，购物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购物是难以推卸的家庭责任，这种责任一方面使她们与其他人打交道，一方面还使她们处于一种既觉得受欢迎，又觉得安全的公共场所。

　　然而，一个购物街不是一个社会。它是一个精心设计去促进购买的商业事业。它人为地把人们从自然的循环中，从一天的时间中，以及从天气的变化中隔离出来。它排斥那些不能和消费者阶层同样花费的其他人。它鼓励一种不关心无名者的态度，而不是把人们的关系建立在对邻里和场所依恋的基础上。

　　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在购物街方面能比得上美国，但购物中心正在许多国家很快地蔓延开来。西班牙的90多个购物中心到1993年初可望增加二倍。根据工业分析家的分析，购物街正在墨西哥蓬勃发展并且在波多黎各“咝咝作响”。英国的一次停留超级商店（one—stop superstore）群在80年代增加一倍，达到了大约500家，并且英国购物中心的面积在1986到1990 之间猛增了十倍。在意大利，尽管它有着强大的社区零售传统，但最近也放松了对购物街发展的控制。据估计，它的购物中心在五年内将从35家增加到l00家。甚至在酷爱新鲜食品的法国，微波炉和购物中心，正挤掉面包店、牛奶房以及农贸市场。

　　在工业化国家中，日本一直是突出反对发展购物街的国家，那里的商业仍被分散于城市建筑物中的数千家“夫妻店” 所支配。许多购物仍然在街头巷尾中进行，这些街巷被称为 Hokoosha tengoku，书面语即“步行空间”的意思，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准机动车通行。这些小房子里的店铺，当然也是零售商的家，他们的价格相对较高，但对步行购买较多东西的人也酌情降低一些价钱。日本l60万小商业所有者的政治势力数十年地保护了这种商业模式，这种势力使许多大规模零售发展计划在当地控制的分区过程中，由于繁杂的公务程序而陷于停顿。然而在80年代后期，美国的贸易谈判开始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废除或修改这种允许地方参与的大规模零售商店法。他们认为这项法律是国际贸易的秘密障碍，因为美国制造者不能突破这种街坊店铺式服务的传统销售制度进入日本。

　　随着迫于美国压力而放宽政策，日本传统的蔬菜摊和鱼铺也开始让位于超级市场和便民店；相应地，聚苯乙烯和塑料薄膜已经取代了报纸作为鱼类产品的包裹物。来自美国的大零售商也已经在这个国家开业：“R” Us玩具公司独自计划在一年之内开业十个批发商店，每年提供8000个品种，多数是塑料玩物。发展商正在日本建造数百个大商店和许多购物街，日本的购物中心协会在1991年的某月统计到有六个购物街开业，并且希望到2000年数量能够增加一倍。为了与在住家附近购买的传统竞争，日本的新购物街建造了渡轮、教堂、弹子球房、艺廊、高档茶室。在一个购物街中，还建造了一个室内滑雪坡。

　　当然，像别处一样，日本的小零售商和社会团体已经组织起来反对购物中心的侵入。日本京都的60个基层群众团体，正在与威胁城市中小店铺和家庭特色的商业发展进行斗争。遍及美国的反城市扩张的积极分子们至少减慢了在农村建造购物街的速度。马萨诸塞州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伊丽莎白·普莱特—茨伯格和安德烈·杜安尼不仅在抵制建造购物街，而且他们还用一个小镇取代了一个旧购物街。他们把以前曾经是数公顷停车场的地方设计为有宽阔的人行道的小巷，对住宅和店铺进行了多种的组合，还设计了一个教堂和图书馆。所有这些设计的目的是使人们走出他们的轿车，走进社区生活中。普莱特 —茨伯格希望把这个设计推广到全国，他说“我们把购物街看做是对郊区翻新改造的主要焦点”。

　　一些国家已经在抵制处于发展中的购物文化，尽管反对消费主义本身的动力非常小。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经限制持续了 400年的周末交易，并且劳动者团体击退了最近要求解除那些限制的提议。类似地，已经放慢了在那些受保护的环绕英国的城市绿地发展郊区购物街的步伐。像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一样，大多数的德国商店必须在晚上6点钟关门，并且周末的关门时间也受到了限制。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这些做法在公共空间的形式上和精神上有助于控制消费主义者的影响。当然，如果购物发生在彻底融入社会区结构中的商店里，那么它是不会结束的。需要结束的是发生在大规模的、孤立的，用精致的设计刺激挥霍的零售批发商店里的购物。社区的设计形成了人类文化。

　　广告、商业电视和购物中心是制造业需要的三大推动力， 但在消费者社会里这是司空见惯的以至于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而在中等收入阶层中，它们正在迅速地扩展。然而有意识地和 普遍地培养需求在人类历史上只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追溯它 的历史仅仅一个世纪，没有不能彻底改变这些推动力的理由。 为了地球和我们自己心灵的宁静，我们需要迫使广告回到它为 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恰当位置上，把电视用于保存的目的，以及 用真正的社会代替购物街。

无所谓

你是抄呢还是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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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持久的文化

　　当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能够用他的十个手指数清道德行为的准则。然而在20世纪后期复杂的全球经济中，在发动一辆汽车的简单行为竟难以觉察地改变了全球气候的时候，关于生态健康的生活准则达到了数百条。但是作为一个可持续社会的基本价值，金科玉律的（the Golden Rule）生态等价物是简单的：每一代人满足他们需要而不危害未来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前途。

　　当付诸实施时，这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原则转变成了根本的变化。它指的是，例如，我们消费者有约束我们消费的道德义务，因为我们的消费危害了未来后代的机会。除非我们在消费阶梯上下降几级，否则我们的子孙们必将继承一个由于我们的富裕而导致贫瘠的地球家园，这个家园的气候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就被强烈地改变，空气和水被污染、肥沃的土壤被耗尽、活着的物种被大批杀死，而且野地正在缩小和被分割。

　　更进一步，除非我们降低我们的消费，否则我们将没有权力反对目前世界上中等收入和穷人阶层对地球的损害。最近的一个动画片揭示了恣意挥霍的人对穷人宣扬保护的荒谬：一辆豪华轿车的驾驶者使其狂饮汽油的发动机空转，并对一个正准备伐倒一棵树的饥饿的农民叫喊：“喂！朋友！我们需要那棵树保护我们免于温室影响！”

　　总而言之，人类和自然王国互相联结的命运维系在我们 ——消费者身上。我们能够减少使用那些破坏生态的东西，例如矿物燃料、矿石和纸张等。并且我们能够培养深层的、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幸福的主要心理决定因素；它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系，有意义的工作以及闲暇。当然，我们也能够抛弃我们的责任并且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毁灭地球。

　　降低我们的消费不会使我们丧失真正重要的物品和服务。相反，最有意义和最令人兴奋的生活活动常常也是环境美德的典范。我们认为最值得优先去做的事情以及晚期病人用他们所剩无几的时间选择去做的事情是无限可持续的。宗教实践、社交、家庭和集体集会、剧院、音乐、舞蹈、文学、体育、诗歌，对艺术和创造的追求、教育的以及欣赏自然全都容易适应一种持久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能够持续无数代人的生活方式。

　　改革的第一步并不复杂，只是让消费者认识到我们正在造成的损害以及怎样避免它。新价值观从不抽象地到来，它们往往与具体的情况、崭新的现实以及新的世界理解一起到来。实际上，道德只存在于实践中，存在于日常微小事情的决策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道德方面，决策依赖观念。”当大数人看到一辆大汽车并且首先想到它所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不是它所象征的社会地位的时候，环境道德就到来了。同样，当大多数人看到过度的包装、一次性产品或者一个新的购物中心而认为这些是对他们的子孙犯罪而愤怒的时候，消费主义就处于衰退之中了。

　　西德尼·奎瑞尔，这位计算着他们的消费量度过1990年地球日的康涅狄格州的地理学家，表明了信息是如何刺激变化的。现在，西德尼仍然远离他的工作地居住，但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既然他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并离开了家，他就居住在一个较小的房子里。他已经对他的房子进行了隔热和御寒处理，结果能量利用效率达到了罕见的水平。他细致地再循环地在用过的纸的背面写信，而且尽可能地节约用水。西德尼仍然对 “这个世界能否使我们幸免”感到怀疑，并且为驾车去追求他的摄影爱好而愧疚，但他已经成了他周围那些人的一个榜样：持久的文化能在某个时刻的一户家庭里建立起来。

　　使消费者阶层认识到他们对地球的损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多数环境组织的首要目标。自从 1989年，当许多作家、出版商、编辑和电视制作者确实为了地球而出版了个人行动指南的时候，这种认识已经向前跳跃式地发展了。这些充满详细建议的书籍很快地传播。《为拯救地球你能做的五十件易事》（50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Save the Earth）已经在美国卖了350万册，《绿色消费者》（The Green Consumer）在英国是畅销书。尽管有时因为个人化的系统问题而受到批评，但这些指南仍然向消费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提供了他们从前所缺少的关于减缓消耗地球的实践方法和信息。

　　在更普遍地寻求较简朴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努力在地球上生活得更温文尔雅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试图依靠非物质的成功来定义生活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研究者杜安·埃尔金在1981年做过也许过于乐观的估计：有1亿美国成人正 “全身心地”进行自愿简朴地生活的试验；德国、印度、荷兰、挪威、英国等许多国家也都有一小部分人尝试追随一种非消费的人生哲学。

　　对于这些实践者，目标不是禁欲主义的自我克制，而是一种朴素的魅力。一些人已开始认为诸如晒衣绳、窗帘和自行车有一种衣服干燥机、空调和轿车所缺少的魅力。这些朴素的器械不仅安静、便于人工操作、防火，对臭氧和气候无害，而且容易修理和价格便宜。因为它们不太“方便”，因而需要一定程度的预见和注意天气，从而训练了生命所必需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家庭生态学》（Home Ecology）的作者卡伦·克里斯坦森强调简朴的生活不是单调或乏味：“因为我们将爱惜东西而不是浪费它们，我们将成为保存者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

　　乔·道明古斯最近开始了一项有组织的自愿简朴运动，原因是尽管他有幸在华尔街挣了一笔钱，但他认识到富裕并没有使他高兴一点点。现在，他靠每月大约500美元满意地生活着（有趣的是，每月500美元仍然使他属于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行列），他管理着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新道路图基金会，并在那里讲授他创立的关于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课程。这些讨论已经帮助数以万计的人不再盯住金钱而开始寻找真正使他们高兴的东西。他们还把自己描绘成走向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未来的“新道路图”。这些课程几乎立即就减少了毕业生们每年花费的20％。而且使他们靠比他们曾经猜想的最少花费还少得多的费用生活。许多人由于年龄的原因而从赚钱的行当中“退休”，但他们把自己投身于开发他们自己的潜力并为他们所看重的事业而奋斗的活动中。

　　当然，大多数开始降低消费的人是靠自己找到了他们的道路，而不是通过像“新道路图”之类的任何东西。但不管怎样，他们的主要价值观是享受时间而不是“花费”时间。在 1986年，旺达·乌尔班斯卡和弗兰克·利弗林离开了他们在南加利弗尼亚报纸撰稿人和电影编剧的职业而去管理在弗吉尼亚乡村的利弗林家庭果园。他们写道：“对于我们，简朴的生活意味着花更多的时间注意我们的生活，同时花较少的时间注意我们的工作，即把较少的时间用于挣钱而把较多的时间用于日常的生活。”他们生活得更加悠闲，更少焦虑。“我们已经宣布 ‘时间消逝’（Time Out）。我们写信，我们坐在门廊上注视着夕阳西下，我们享受时间，我们安排时间去参观……在上午或者午后浏览报纸。从生食开始烹调，照看我们的两个火炉，在早晨铺好我们的床并在星期六清扫我们的房间。”

　　新墨西哥州陶斯的乔安尼·福曼认为在老式的消费中，时间是如此宝贵以至不能“浪费”：“我是那些自愿简朴生活的人当中的一员，不是因为我太有道德，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作曲家和作家；我也讨厌家务劳动，并且是一个狂热的书迷和徒步旅行者。但渐渐地，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一个朋友，他每月为轿车支付250美元，并且叹息，‘我希望我有时间读书’。我向她指出：她每个月工作50小时，其中有超过一周的时间用来支付她的轿车费用，这就是所谓的‘方便’？”

　　像道明古斯、莱弗林和乌尔班斯卡以及福曼实行的自愿简朴的生活是一种理想。而对于我们消费者阶层的大多数人来说，它也许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我们的选择受我们的社会压力、物质基础和习俗的约束。我们觉得拒绝给我们的孩子买他们的小伙伴们都拥有的玩具是不近人情的。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轿车而仍然生活在公共交通不发达、没有人行道的杂乱地区，我们将失去活动能力。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雇主不能减少工作时间而去选择额外的工作，并且不管怎样我们可能不会很快就接受它。抵押金和轿车支付、保险金额、大学学费、公益事业股票等等大规模项目花去了我们大部分可自由使用的收入。在这些项目上，我们要为某个时间的大笔花销而决定每个月的支出。因而，一个旨在减少消费的战略不仅要注意人们做出的选择，而且还要注意改变人们在其中做出选择的框架。

　　尽管自愿简朴运动的历史并不令人鼓舞。正如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的大卫·司所写的：呼吁较简朴的生活一直贯穿于北美洲的历史，从马萨诸塞洲的清教徒到20年前的回到着陆舱（back—to—the—landers）。这些运动没有一个赢得过较多的追随者。并且每当简朴的风尚周期性地席卷北美大陆的时候，大都以补偿性的消费享乐来结束。

　　在其它的地方，例如在中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整个国家都致力于用一种较少自我中心的模式来重建人类品质，当然有时也有不人道的技术，但他们只不过是几乎象征性地受到平民的欢迎。最近在1991年，古巴把自行车和水牛发给它的工人和农民，号召决不要苏联的石油和援助来生存。这种把简朴强加在高消费意愿上的结果可能不会比上述的那些国家更好。另一方面，尽管消费者生活方式的诱惑强大而有力，但并不是坚不可摧的。首先，消费主义有着浅薄的历史根基。对于消费者阶层的成员来说，抛弃消费主义不是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抛弃任何有持久意义的东西。相反，它是重新肯定他们文化中最古老的教诲。从历史的观点看，过度的消费主义是异常的价值体系。消费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类文化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保守定位的彻底背离。不论是因为我们选择抗拒它，还是因为它毁灭了我们的生态依托，消费主义终将是一种短暂的价值体系。

　　相比之下，知足的哲学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过去。拜物主义被所有的哲人所谴责，从释加牟尼到穆罕墨德，每一种世界 宗教都充满了反对过度之罪恶的告诫（参看表10—1）。“历史 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评论说：“这些宗教的创立者在说明什么是 宇宙的本质、精神生活的本质。终极实在的本质方面存在分 歧，但他们在道德律条上却是意见一致的……他们都用同一个 声音说，如果我们让物质财富成为我们的最高目的，将导致灾。”

表10—1 世界的宗教和主要文化对消费的教导
宗教或文化
        教导以及出处
美国印第安人
        “尽管我们在你们眼里是悲惨的，但我 们认为我们自己……比你们幸福得多， 因为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许多东西感 到满足。”（密克马克酋长）
佛教
        “这个世界上不论谁克服了自私的欲 望，他的悲伤就会离他而去，就像水 滴从莲花上滴落一样。”（《法句经》363页）
基督教
        “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入天堂要容 易。”（《马太福音》）19页，23—24）
古希腊
        “凡事勿过度”（雕刻在特尔斐上的神谕）
印度教
        “一个完全摆脱欲望而生活的人，没有 渴望……得到了安宁。”（《薄伽梵歌》第二章，71页）
伊斯兰教
        “贫穷是我们的骄做”（穆罕默德）
犹太教
        “既不要给我贫穷也不要给我财富” （《箴言》30：8）
道家
        “知足常乐”《道德经》
资料来源：世界观察研究所编辑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以“来世”为特征的对拜物主义的排斥，即使是在消费者社会最终形成的西方社会的教导中也和东方社会同样强烈。实际上，第一个西方哲学家，他的话流传至今的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在2600年前就说过：“如果在一个国家既没有过度的富有也没有过分的贫穷，那么公正可以说是成功的了。”

　　圣经是至关重要的书籍，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消费者阶层的人都是基督徒，当它问道：“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但却失去了他的灵魂，这将有益于这个人吗？”的时候，重复了大多数人类的智慧。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圣·托马斯·阿奎那，圣·奥古斯丁以及古往今来的教会领袖，都曾认为过度富有是一种罪恶，并且从古代到中世纪时代，修道士们在他们贫穷的誓言下比成功的商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很少自夸的智慧之源都反对不懈地追求更多的东西。比如，在波兰的一个民间故事讲：住在海边小茅屋里的渔夫捕到了一条神奇的鱼，这条鱼答应了他朴实的要求——一座小屋和足够的粮食。一周以后，他不再满足又回到海边再次找到了那条鱼并要求一幢更大的房子，这个要求再次被同意了。如此反复，直到他居住在一座城堡里并要求一座宫殿，最后，由于他的贪得无厌，这条鱼又把它送回了海边的茅草屋。罗马诗人奥维德用同样的笔调，把希腊国王米达斯的故事告诉了西方的孩子们：米达斯是这样贪婪以至于他希望自己能够“点石成金”。当他的愿望得以实现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不停地把所有看到的东西变成黄金。结果，他的命运是悲惨的——他用神奇的手指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

　　即使在人类历史上最浪费的社会——美国，节约和俭朴也是国家的准则。没有人比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的更好：“金钱从没有使一个人幸福，也永远不会使人幸福。在金钱的本质中，没有产生幸福的东西。一个人拥有的越多，他的欲望越大。这不是填满一个欲壑，而是制造另一个。”只是到了本世纪，消费才取代了节约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被人们接受。在1907年，当经济学家西蒙·纳尔逊·帕滕宣布“新的美德不是节约而是消费”时，这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异端。

　　消费主义的根基可能是肤浅的，因而它也可能是脆弱的。但是个人行动和自愿简朴似乎不能把它根除。那么，我们必须用什么方式把它根除呢？答案也许存在于政治与个人的结合中。为了使充足的伦理学恢复活力，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必须有一大批愿过充足生活的人出现。但是这些人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不仅努力改变自己，还要大胆向法律、制度挑战，向从姿意挥霍中得益的行业挑战。

　　毕竟，价值是社会的创造物同样也是个人的创造物，并且只有当它们被社会制度的力量所支配的时候，它们才能有效地限制和指导我们的行为。把低消费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来宣传最终需要我们复兴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集体记忆、智慧以及习惯中——的非消费哲学，并且用它去形成一种新的持久文化。

　　一种持久文化不会很快到来，我们不能期待社会价值方面的即刻改革，道德的觉醒或者“范式”的转换。所有我们能实际希望的只有尽力放慢进步所强调的消费主义进程。有关香烟和象牙的事实说明了消费模式怎样随着信息的扩大以及个人和社会压力的增长而改变。

　　40年来，美国的健康专家和市民倡导者已经告诫不要吸烟，而且累积的科学证据使他们的理由不容置疑。然而只有到了80年代，他们的努力才最后战胜了香烟的社会威望以及烟草集团的政治神通，并且他们很快取得了抵制吸烟的法律进展，美国的香烟消费自从1980年已经下降了1／3。

　　象牙消费的变化到来得更加迅速。野生生物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者在80年代呼吁停止使非洲大象濒于绝灭的偷猎象牙活动。这个消息开始慢慢扩大，首先在北美洲和欧洲的消费者阶层中略微降低了对象牙的贪欲。80年代后期，这个运动开始向高潮发展，象牙成为全球消费者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禁忌。到1990年1月为止，公众抗议已经把非正式的联合抵制变成了一项象牙贸易禁令，并且用国际法的力量来支持。这个变化的到来和香烟一样，在开始几年几乎难以察觉，接着突然加速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压力，各种明显的消费将会像美国的吸烟和世界范围的象牙销售一样下降。麻烦在于地球不能等待这么长时间，并且限制各种矿物燃料、化学品等的消费并不像限制一个特殊项目那样简单。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创造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变革压力，并且把这种压力对准它将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

　　战略目标很清楚地包括第八章叙述的各种法律和政策，像偏爱消费而不是闲暇，偏爱高影响商品而不是低影响商品，如偏爱轿车而不是公共汽车，或偏爱一次性用品而不是耐用品等等。这些目标也包括第九章叙述的过度的广告和零售商品。但只要商业电视是消费者社会的主导文化力量，这场竞争就是不公平的。正如宗教历史学家罗伯特·贝拉写道：“人类各种已知的宗教和哲学都认为获得幸福不能靠无限的物质需求，但是美国的每台电视机都持续不断地鼓吹可以。”当然，本书第二部分所叙述的提供食物、交通和原料的浪费的消费者社会是施加压力的极好位点。

　　最好的目标是我们浪费的或最初不想要的那部分消费。德国人一年驾驶6200公里，如果居住的地区离工作地较近，各地的商人离家都比较近，并且公共交通比较方便和快捷，他们将不必开车去很多现在去的地方。荷兰人从不关心他们每年和垃圾一起运走的78公斤包装中的大部分；美国人同样无动于衷地对待他们收到的组成他们所有邮件的37％销售广告。每年，美国将23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用于住房开发，如果美国人在城区内坚持恰当地规划土地，大部分“工业园”和商业带则是不必要的。

　　尽管对这场挑战的规模无法预言，但是比持流行观点的人还多的人准备说“够了”。在消费者社会的核心国家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半数的人们宁愿选择环境质量而不是经济增长。谢天谢地，虽然80年代消费主义者的炫耀更多地是由于时事艰难而不是由于关心地球而停止的，但它终于结束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至少在1992年初，美国舆论已经转向反对极度的物质主义。对进入大学的美国年轻人进行的调查表明：自从 70年代中期以来，一度出现的拜物主义大潮已经增长缓慢，甚至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也不再增长。而且一些预言家开始谈论正在酝酿中的巨大变化。一家监查消费者态度的公司——扬克洛维奇·克兰西·舒尔曼（Yankelovich）的副总经理沃茨·瓦克尔说：“我们正从疯狂购物转向减少购物。”

　　1992年初，简朴的细微迹象就到处都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自己缝制衣服，美国的纺织商店正经历着一场挑战。自称为节俭的热心人的缅因州利兹的埃米·德塞珍开办了一个名叫《吝啬鬼报》（Tightwad Gazette）的杂志。二年后，这家杂志在没有推销预算的情况下已经有了5万个订户。当然，这些倾向也许表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享乐和节俭也会周期性地出现。但即使这样，它们也代表了一个促进向持久文化转变的机会。”

　　地球上生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世界人口中最富裕的 1／5人口——能否从物质需求的充分满足转向非物质需求的满足。我们已经制定了明确的世界发展目标，我们现在能否马上制定一种简单且满意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发明了轿车和飞机，我们还能回到自行车、公共汽车和火车吗？我们已经开辟了铺天盖地的购物街，难道还能再创造出人性的、商业是手段而非目的居住区吗？已经采用了高脂肪、华而不实的饮食，我们还能采用当地生产的清洁饮食吗？已经发明了一次性塑料、没完没了的包装以及用过即扔品，我们还能设计出耐用且考虑到材料的经济性的用品吗？

　　我们的子孙要继续生存在一个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星球同样充裕和美丽的星球，消费者阶层的我们必须像那些处于世界经济阶梯中间的人们一样饮食、交通，以及使用能源和材料，同时还要寻找先进、清洁的技术。如果我们学会这样做，我们也许发现我们自己更幸福，因为在消费者社会里，富有已经把我们引向了歧途。一个世纪以前，谁能指出最富有的文明将由私人汽车、购物街和受一次性经济支配的郊区开发污染带组成？确实，这不是我们命运的最终归宿。

　　最后，接受和过着充裕的生活而不是过度地消费，文雅地 说，将使我们重返人类家园：回归于古老的家庭、社会、良好 的工作和悠闲的生活秩序；回归于对技艺、创造力和创造的尊 崇；回归于一种悠闲的足以让我们观看日出日落和在水边慢步 的日常节奏：回归于值得在其中度过一生的社会；还有，回归 于孕育着几代人记忆的场所。也许亨利·戴维·梭罗（美国一超 验主义作家——译者注）在瓦尔登湖边潦草地书写在他笔记本 上的文字说出了一个真谛：“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其 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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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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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算够？呵呵，我看多少也不够。

我倒是想起很久以前好像是otard xo在香港一家电视台当中使用的一个广告语：女人说够了，还不是半推半就？男人说够了，其实哪有个够？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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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算够？呵呵，我看多少也不够。这个文章是非常好的书。

世界上1/5的富有人想过上永久理想的生活的话，唯一办法是真心帮助那些世界上最穷的人们也能过体面的生活。

实现美好世界的具体的办法就是税收这个杠杆。对今天的任何精神和物质的奢侈浪费行为征收高额税。为地球，为将来的人类缴纳税金。

habur

最近的一个动画片揭示了恣意挥霍的人对穷人宣扬保护的荒谬：一辆豪华轿车的驾驶者使其狂饮汽油的发动机空转，并对一个正准备伐倒一棵树的饥饿的农民叫喊：“喂！朋友！我们需要那棵树保护我们免于温室影响！”

litkt

最近的一个动画片揭示了恣意挥霍的人对穷人宣扬保护的荒谬：一辆豪华轿车的驾驶者使其狂饮汽油的发动机空转，并对一个正准备伐倒一棵树的饥饿的农民叫喊：“喂！朋友！我们需要那棵树保护我们免于温室影响！”
habur 发表于 2009-1-5 01:38

真实的情况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穷学生对骑着摩托来砍树的农民喊：“喂！朋友！我们需要那棵树保护我们免于温室影响！”,
旁边开过来一辆豪华轿车停下,驾驶者使其狂饮汽油的发动机空转,车后座里一个人对那个穷学生喊:"农民不砍树经济怎么发展?经济不发展农民怎么活?你想让农民饿死吗?"说完就命令司机向学生的自行车压了过去.
回过头来这个人就回豪华办公楼里命令自己的秘书编造了上面的那个动画片埋汰那个穷学生.
然后habur不明就里的把这个动画片整到塔林汗里来了.

litkt

多少算够？呵呵，我看多少也不够。这个文章是非常好的书。

世界上1/5的富有人想过上永久理想的生活的话，唯一办法是真心帮助那些世界上最穷的人们也能过体面的生活。

实现美好世界的具体的办法就是税收这个杠杆 ...
habur 发表于 2009-1-5 01:00

怎么不够?什么东西不够?能列出清单吗?敢列出清单吗?
"世界上1/5的富有人"
没有那多,平均值在那里也行不通.
指望极少数富人收入极少数富人的税至少在中国还行不通.对待那些人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当垃圾扫掉!
世界上最穷的人没过上体面的人也并不多. 几乎裸体的菲济教师比西装革履的中国科长可体面多了. 你要送菲济教师套装皮鞋加空调教室外带脚气灵,他们肯定嫌你多事.
你能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能源消耗降下来就不错了.帮世界上最穷的人?你还没那本事,起码语言不通,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与你所熟悉的都 完全不同,你怎么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