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2.内蒙古大学 周边国家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本文从文化变迁视角，对内蒙古、蒙古国和布利亚特草原荒漠化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错误的产业选择是导致荒漠化形成和加剧的直接导因，但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却是农耕文化的大量侵入和游牧民族自身在文化上的农耕化。只有重视文化维度，确立起适应草原地区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的先进文化，方可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内蒙古；蒙古国；布利亚特；草原荒漠化；文化维度
中图分类号:FO62.2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蒙古人聚居的整个草原地区的生态系统早已成为在自然界各种因子与人类文化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协调演进的动态系统，我们曾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角度对内蒙古草原的变迁进行历时性研究，取得了一些新鲜结论[1]①。本文沿着与上述研究相同的思路，拟将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作为蒙古族聚居国家和地区草原变迁的一部分，结合我们在参与近年间一次国际科学考察过程中所得到的成果②,以更广阔地域的经验教训为基础，揭示造成荒漠化加剧的文化因素，再一次论证对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发扬是治理荒漠化，并进而实现草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一、
布里亚特、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形势
由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牵头，中、蒙、俄三国相关领域学者组成的一支国际科学考察队，曾于2000年8—9月和2001年7—8月期间，先后在蒙古国中东部6个省的25个县、俄罗斯联邦布利亚特共和国4个区的7个乡以及我国内蒙古自治区3个盟(市)7个旗的9个苏木（镇）境内，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游牧文明变迁问题多学科田野考察。这一广阔的地域系北纬38——52°、东经107——118°之间的内亚腹地中纬度草原区的东翼，也是蒙古民族草原游牧文明的发祥地。按照景观生态学分类，该区域包括了分部于鄂尔多斯高原、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的荒漠草原景观（含部分荒漠景观）、典型草原景观、草甸草原景观等三类景观；按蒙古族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分类，包括了定居、半游牧半定居和游牧三种类型。本人参加了三国联合考察队经济—生态学考察组，从蒙古族生态文化传统的视角，实地考察了草原荒漠化状况及其同民族传统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从贝加尔湖东岸卡班斯基地区到鄂尔多斯高原伊锦霍络旗的1万多公里的沿线考察表明，近几十年来草原荒漠化在我们的考察地域内已经普遍出现，但其程度、成因、趋势，在不同的国度具有显著差异。
布里亚特共和国拥有35.11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总人口为105万，其中布里亚特人约25.2万人，占总人口的24.0%。尽管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2.99人，因大部分国土面积属于丛林和高山，相对狭小的经济活动区域内的人口密度也不低。受前苏联时期机械化大开垦的影响，在近几十年期间，农田面积猛增，草原面积锐减。20世纪40年代的全面定居化，迫使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布里亚特人基本放弃了利用天然草场四季轮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以大畜为主的畜群结构传统（见表1）。
表1
布里亚特共和国土地利用及畜群结构变化情况
土地利用结构
| | | | | | | | | 农田（千公顷）
| | | | | | | | | 草原
（千公顷）
| | | | | | | | | 牛（千头 ）
| | | | | | | | | 羊（千头 ）
| | | | | | | | | 马（千头 ）
| | | | | | | | | 猪（千头 ）
| | | | | | | | |
资料来源：B.O.贡布耶夫，内亚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与进程，见C. Humphrey & D. Sneath,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Vol. 1, pp. 12-57,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66.
由表1可见，一方面农田面积由上世纪20年代的13.4万公顷猛增到80年代的103.67万公顷，增长了6.7倍；近300万公顷天然草原的28%，已经被开辟为农田。于是村落周围和人口密集地区的草原陆续出现退化，局部地区已发展为比较严重的荒漠化。目前的沙化草原主要分布于库鲁姆坎、巴尔古津、吉真、恰克图、色楞格等几个区。以巴尔古津河流域地区为例，定居点周围0.5公里范围内植被已基本消失，0.5-1.5公里范围内只有以星毛萎陵菜、寸苔草为主的异常植被；优质牧草在2公里以外才开始出现，3公里以外才成为优势种③。但荒漠化区域的分布格局属于点荒漠化类型，远没有达到集中连片，其程度也没有内蒙古草原严重。
从地理位置和植被特征角度看，内蒙古和蒙古国的草原更加具有可比性。
蒙古国拥有1.26亿公顷草原，其中的76.5%即9680万公顷为可利用草原。由于蒙古国还没有形成测度草原退化和受破坏程度的国家标准，对受不同程度破坏的草原面积的比例有70%、40%、30%、16%等彼此相差悬殊的四种说法。我们的实地考察表明，该国国土上沙化区域大体可分为大片农田的土壤受蚀和分布广泛的点荒漠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农田开垦，一方面在该国国民经济中发展出了一个犭虫立的经济部门——种植业，另一方面也失去了一定数量的优质草原。根据1998年的资料，在全国120.64万公顷农田的56.15万公顷中已出现土壤侵蚀，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受侵蚀农田分别占58.9%、28.9%和12.2%；与开垦前相比，其腐殖质含量在40余年间分别下降7.2%、21.3%和39.4%，从而致使其单产分别下降12.2%、30.6%和66.0%[2] 。而广泛分布于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的点荒漠化主要分布于：①省、县、巴克所在地以及定居点周围；②牧民冬营地和春营地周围；③明面水稀缺地区泉眼、小溪、湖泊、绿洲、河流的附近区域；④露天矿床开采点周围地区等地点或场所[3]。在这些“点”周围的荒漠化面积和程度，主要因人口和畜群规模的不同而不等，其平均荒漠花半径在1.5-8.0公里之间。被认为已经重度荒漠化的3个县之一的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县，正是考察队的途经之地。我们亲眼目睹了荒漠化造成的景象：县城的荒漠化极为严重，有100多所建筑的前后淤积了0.7-1.8米深的流沙；从县城往外4-6公里范围内出现中—重度荒漠化，6-8公里范围内为轻度荒漠化。凡出现退化、荒漠化的区域内，草场的年生长量在近40年间下降25~73%。
二、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局面
与蒙古国和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相比，应当承认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形势更为严峻。研究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间从6867.0万公顷减少到5170.0万公顷，净减少1697.0万公顷，下降率为24.7%，保持丰美景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23.5%即972万公顷也已受到严重破坏[4]；而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天然草地在40年代初至1992年的50多年期间从242.36万公顷减少到217.82万公顷，净减少24.54万公顷，下降率为10.1%[5]；蒙古国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间从1.30亿公顷降至2000年的1.26亿公顷，净减少400万公顷，下降率尚不足3.1%，受到严重破坏的面积也仅占现有草原的6.8%即860万公顷[6]。按照最悲观的估计，至少还有30%以上的草原保持着天然原貌。如将近40年间蒙古与内蒙古的草原植物生长量的变化相比较，内蒙古草原荒漠化形势的严峻性更加一目了然。请看表2。
表2.
内蒙古和蒙古国草原植物生长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蒙古草原的数据摘自蒙古环境论坛组织编辑的《蒙古环境白皮书》（西里尔文），乌兰巴托2002；内蒙古草原的数据由刘钟龄先生按照蒙方的口径换算而得。
表2说明，在上世纪60年代初时，内蒙古与蒙古草原的状况基本相同；但目前内蒙古草原的植物生长量几乎在所有草场类型中都低于蒙古，并且在作为内蒙古草原主体部分的针茅—禾草类、戈壁针茅—隐子草类、戈壁针茅—野葱类等类型草原的植物生长量，以比蒙古更高的速度下降了。考察队对中蒙两国国境线两侧的草原景观定性观察后也认为，北侧的情况比南侧好，大约处于南侧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
如上所述，草原荒漠化在蒙古、布里亚特、内蒙古地区已经普遍出现，并且近年来正在加剧；但其目前程度和扩展速度在这三个地区间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按荒漠化加剧程度的大小排序，成立不等式：蒙古 < 布里亚特 < 内蒙古。“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联合考察队相关领域学者们认为，蒙古和布里亚特地区近几十年间形成的草原荒漠化仍处于点荒漠化阶段，其扩展速度相对缓慢；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荒漠化已经呈现集中连片格局，并正在快速扩展。这种局面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更为严重？
为寻找此问题的答案，我们看看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对他们各自地区草原荒漠化的一些说法。
布里亚特人认为，从上世纪40至80年代期间的机械化大开荒挤占大片草原而造成的错误的土地利用结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只有老少妇孺维持生计这一客观环境和前苏联当时的定居化政策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营畜牧业优秀传统的失传、90年代期间的改革失误等四个原因，导致了他们境内的荒漠化。因此，他们目前已经采取减少耕地以扩大草场、恢复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减少小畜数量以恢复养牛为主的畜群结构传统、着手四季轮牧试点（在距乌兰乌德以东和以南约200公里处的基任金斯克区和穆霍尔希比尔斯科区各选择一个私人牧场为试验牧场，其中前一个牧场饲养的主要牲畜是哈萨克当地品种绵羊，后一个牧场的主要牲畜为从内蒙古引进的布里亚特品种绵羊）等措施[7]。
蒙古人认为该国国土上的荒漠化主要是在自然因素的基础上，由人类的不合理经济活动造成的。这类经济活动有：①对草场的过分践踏，②农田的水土流失，③行政区划单位所在地、定居点、水井、泉眼、河流周围的点荒漠化，④森林采伐技术规程的违反，⑤露天矿床的开采，⑥平地草原地区各类机动车辆造成的自然路。其中，前三项是主要的。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将传统的游牧文明未能同定居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确地结合，是引发上述问题的根源[8]；也有学者提出，蒙古社会的未来文明形态应是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间更高层次的结合，其中游牧文明将发挥首要功能；它将是一种以游牧人为中心，吸收定居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文明[9]。看来，蒙古国防治荒漠化并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于在继续保留草场轮牧和联户经营（浩特）等制度的前提下，以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游牧文明。看来，只有对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实质加以准确定位，进而找到长期以来所做出的产业选择背后的文化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三、文化变迁视角下的草原荒漠化问题
（1）与布里亚特和内蒙古国相比，蒙古国草原的荒漠化局面相对和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蒙古地区处于游牧文化圈的中心，因而在文化上未曾沦为它民族的隶属，其传统文化的许多特质被保留下来，直至如今。考察队经济—生态组成员们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凡传统文化所受的冲击较少即对待自然环境的传统习俗保留较好的区域，都是草原植被保持完好状态的区域；反之，凡这些传统受冲击严重，传统习俗大量失传的地区，同时也是荒漠化形势严峻的地区。人们不得不承认，草原荒漠化所以在蒙古地区最轻，迄今仍在保留三分之一以上的原生草原，其传统生态文化在民众中得以较完整的保留这一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仅举建立自然保护区传统作为例子。内蒙古自治区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截至2000年底所建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96个，总面积达765.0万公顷，占全自治区国土面积的6.5%。而蒙古的自然保护区设立工作从1787-1779年先后确定博格多汗山和奥特跟腾格尔山为圣令禁山以来，从未间断过，截至2000年末已达48个，其总面积为2050万公顷，占该国国土总面积的13.1%。尽管祭祀圣山活动从1924年起中断了几十年，自蒙古国首任总统彭·奥其尔巴特发布总统令以来，祭祀博格多汗山、肯特汗山和奥特跟腾格尔山已成为举国遵循的法定行为。无疑，这一点对鼓舞至今还较完整地保留生态文化传统的公众，对青少年一代进行自然保护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而该文化的边缘地带就没有如此幸运。以内蒙古草原的南部为例，在历史上曾多次沦为农耕与游牧这两个民族相互影响和扩张的地带。期间，凡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大片草原保持了水草丰美、蓝天绿地的景象，局部地区出现的生态恶化也受到了遏制。游牧民族所以能够维护自然生态的完好状态，不仅是由于他们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产业选择，也得益于他们的游牧文化。那种认为游牧民族仅凭自己稀少的人口维持了草原丰美的看法，只是一种主观臆断的结论而已。游牧民族，例如蒙古族及其先民们，自古以来就是在人——家畜——自然界——人这种闭合循环中，即通过家畜的生产力来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经济需求的。因此，草原的丰美程度本身是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即草原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游牧民族因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辽阔的草原，从而认为草原就是他们社会存在的空间，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就是草原民族；农耕民族的大量迁入定居被认为是自己生存空间的缩小。秀丽山川、辽阔草原早已成为游牧民族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创作的对象和源泉，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以蒙古族为例，他们驯化和培育了适应中亚草原严酷自然环境条件的五种家畜，并在经营这一独具特色的畜牧业的悠久岁月中创造一整套生产工艺的同时，相当系统地掌握了关于草原地区动植物群落、地上地下资源方面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和生态观。事实上，游牧民族在他们千百年来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已经创造和发展了包括渗透于他们自己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智慧、才华、技能、信仰、习俗、审美，以及传承这些价值的方式、手段在内的适应自己周围环境的文化体系。正是基于可称之为生态文化的这一优秀传统，游牧民族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家园——草原的完好状态。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L. N. 古米列夫所评价：“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10]。而农耕民族对此却没有起码的认识，“逐水草而居”成了他们描述游牧文化落后的代用词。把北方民族视为落后民族，甚至把林海茫茫中以林副业为生的居民视为野人，是中原汉族根深蒂固的观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提出和实施的“定居化”政策，虽在吸收定居文明长处方面有可取之处，但把牧区的贫穷落后统统归于游牧生活造成，进而做出在两个五年计划内使牧区完全定居化的决策[11]，实际上也是“农耕先进，游牧落后”传统思想的沿袭。
（2）与游牧民族不同，传统的农耕民族实际上没有“草地”概念，对他们而言，草地就是荒地，越是水草丰美的草场，越值得垦殖、采挖和种植；否则就是资源的闲置，就是浪费。因此，凡农耕民族主宰内蒙古草原的历史时段都曾导致草原退化、生态受损，只是由于游牧与农耕民族对草原的所有在清末以前的众多世纪里大体保持了轮流坐庄，其中农耕民族统治时期对偏远草原又鞭长莫及，才没有形成类似目前的严重荒漠化。内蒙古草原的大面积荒漠化出现于自清末推行“新政”至20世纪末为止的一百多年期间，其性质是垦殖型荒漠化。导致垦殖型荒漠化的直接原因是沿袭了“重农轻牧”的产业选择，而这种产业选择的文化根源便是以农耕文化作为主导文化，从而致使最适应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逐渐衰落，造成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在大部分草原地区的长期断裂。被公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奠基性文献的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早在15年前就曾指出：“随着有组织的发展工作逐步深入到边远地区，……这种开发活动会破坏当地环境，使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正规的发展工作更深入地进入……与世隔绝的环境的过程，往往要破坏适应这些环境茁壮成长的唯一的文化，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讽刺”[12]。这一段文字恰好是适应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近百余年来所遭遇命运的写照。
应当指出，20世纪后50年对内蒙古草原的开垦虽没有前50年（清朝后期至民国结束）的规模，鉴于此时被保留下来的草原更为珍贵，即按其经济（畜牧业）、生态和民族文化价值衡量已显著升值，它对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扩大和加剧所造成的后果却更为严重。众所周知，解放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特别是蒙古族已经成为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如上所述，草原又是它们的家园。那末由这两个前提得出的一个直接的逻辑推论：近50多年间大量开垦草原就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一种自毁家园的行为。因此对这一时期造成的垦殖型荒漠化更有深刻反省的必要。最近已有学者就此类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指出：“历史上绝大多数西部少数民族在汉族农耕文化面前，往往没有吸收农耕文化的高生产技术来发展林牧业，更多的是改弦易辙使自己成为农民，丧失了自己的林牧业意识，走向趋农化的道路。”[15]笔者据此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己——包括“当家作主”的许多蒙古族，丢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诸多优秀特质，已经农耕化了。
（3）如果概括以上两条，人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任何一个特定社会而言，当决策者们设计该社会发展模式时决不能忽视支撑这一发展的文化维度。二战后西方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第三世界而造成的后果，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所谓发展的文化维度（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13]。作为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内蒙古，从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角度重新审视近几十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败得失的时候，已经来临。我国新近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关于草原地区退耕还牧、还草、还林的举措，无疑是该地区产业选择上的一种理性回归。但我们不能仅从单纯的恢复植被这一自然生态意义上理解和操作这一战略，确立正确的主导文化应是此地区未来发展任务题中应有之义，即必须重视发展的文化维度。
诚然，作为草原地区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维度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应是一种先进文化。依作者的理解，评价支撑一个地区发展的文化维度，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它能够促进该地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二是它能够推动该地区民族的持续进步。前者要求它必须是适应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后者要求它必须是基于民族传统的。因此，这种“先进”的文化一方面必须是一种“适应”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必须是一种“继承”的文化。这说明草原地区继承游牧文化精髓的必要性。尤其在内蒙古草原牧区，应以实施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决策为契机，树立“适应”才是“先进”、“继承”才能“发展”的思想，把适应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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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阿瓦道尔吉，G. 蒙赫珠勒.蒙古农用地的现状和趋势[A].蒙古环境论坛组织编辑.蒙古环境白皮书[C].（西里尔文），乌兰巴托,2002.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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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报告.57-65.
[5] B. O. Gomboev.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Land-use in Inner Asi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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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 巴达拉赫.蒙古草牧场的特征和植物生长量的变化[A].蒙古环境论坛组织编辑.蒙古环境白皮书[C].（西里尔文），乌兰巴托,2002.44-50.
[7]A. K. Tulokhonov & S. I. Biltuev, Atlas of Migratory Animals pp. 239-279, Publishing House of Siberia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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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托摩尔扎布,等.蒙古的游牧人[M].（西里尔文），乌兰巴托,1999.102-103.
[9]N. 哈博赫.蒙古的社会哲学[M].（西里尔文），乌兰巴托,1996.175-181.
[10]
M. 托摩尔扎布,等.蒙古的游牧人[M].（西里尔文），乌兰巴托,1999.14.
[11] 王铎主编.当代内蒙古简史[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34-135.
[1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42-143.
[13]A. Serkkola and C. Mann (ed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Helsinki: Finnish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33) 1986.
注释
①相关内容亦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3期第19-21页；《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3期第110-112页；额尔敦布和、恩和主编《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及其防治对策研究》，第97-111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郝冰主编《曾经草原》第47-55页，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2003年4月印行。
②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系由UNESCO倡议下组建的跨过学术机构，其总部设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挂靠蒙古国科学院。该组织曾以“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为主题，于2000——2001年间组织中、蒙、俄三国相关领域学者进行了一次国际科学考察。
③B. Gomboev et al,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Use of Pasture in the Barguzin Valley, In: Carolin Humphrey, David Sneath,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The Pastoral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pp. 124-137, The White Horse Press, Cambridge, UK, 1996.
Grassland Desertification Within the Vision of Cultural Changes: A Comparision of Inner Mongolia with Mongolia and Buryatia J. Enkhee 1，BAO Hong-xia2 （1.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uhhot ,010021 Chaina；2.Research Institute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cademy of Mongolology Studies, inner Monbolia Uniuersity ,Huhhot 010021,Chaina.）
Key words: Inner Mongolia; Mongolia; Buryatia; Grassland desertification;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03-12-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01ZDXM850008）;
作者简介：1.恩和（1942 -），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经济和蒙古族聚居国家（地区）问题研究；2.包红霞（1974 -），女，蒙古族，内蒙古扎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周边国家研究所助教，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再读硕士生，主要从事民族经济研究。 |
发表于 2008-10-29 14: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