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60年代和70年代牧民神态

Taliinhan

Taliinhan

anthony

比起内地来,已经算很不错了.
特别是那个年代,竟然还能看到如此健康的肤色!

terge

那时内蒙古比起内地来还算是富裕地区，人们尚能维持温饱。但是当时正是文革混乱时期，牧民心里也不安稳呢！

[ 本帖最后由 terge 于 2007-10-17 10:43 编辑 ]

henanhujaa

那时候内地连化肥都不普及，不要说肉类乳类食品，就是连基本的粮食和蔬菜生产都不能保障平稳。。。

当时内蒙的普通牧民就营养而言，比内地普通农民要优越得多

那片白桦林

这就是为什么四千多上海孤儿还有内地盲流不去新疆西藏来内蒙古的原因吗？

henanhujaa

将来内地盲流恐怕会越来越多的。。。。

道理很简单，内地的农村已经基本上彻底破产了，在今天的内地，户均不到两亩耕地的大有人在

当然了，同东南沿海相比，去内蒙的并不多

另外到新疆的也不少，并不比去内蒙的少

如果在未来真的会经济崩溃，那么在那一天，可能会有几千万乃至几亿的两手空空，完全由生存意志所驱使的人涌向内蒙和东北

这个道理，同当年蒙古地区一有自然灾害，那么就立即会有人组织人马越过长城是同一个性质

明朝时期的土木之变，就同北元时期蒙古地区的经济崩溃有关

再往前，也都基本如此。。。有好事者不妨查证一下过去蒙古地区的大型自然灾害与宋明边境战争之间的关系

只不过，在宋元明时期，内地的人口承载量还没有超过自然极限，到了清朝由于外来高产作物的引进，如红薯玉米土豆等，因此自然界所能够提供的人口承载量又得到了极大增长

到了近现代，由于化肥，农药，近代水利工程，机械化农具以及高产良种的引入，内地的自然界所能够提供的人口承载量已经达到了极限

今天的问题在于，内地的人口承载量完全依靠化肥等现代技术，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动荡，只要化肥连续12-18个月供应不足，那么内地的粮食产量就马上将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

更何况还有过去将近30年来对内地耕地的占用和破坏，以及水利工程在过去30年间的无人维护等因素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10-20 20:43 编辑 ]

henanhujaa

再来转一个比较敏感的文章，大家会对真实形势有更清楚地理解

右派上台后会有什么后果 　
作者：老田
2007-8-27
　　前年的时候，北大的丁元竹教授访问过九十一位专家，其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危机的性质和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没有进行过仔细的讨论。我访问过几位老同志，是参加过上一场共产党革命的，有人认为，他已经听得见下一场革命的脚步声了，这基本上是一种最高危机即将到来的悲观判断。这和中国的今天思想界从西方进口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作出的乐观推论是非常不一致的。

　　每个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不奇怪，问题在于要有健康的力量去调整和抵消负面的东西，使不发展到一个很极端的程度，中国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对现状的描述，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健康的力量去主导调整，所有的悲观都在于看到恶化趋势的同时却只看到加速的力量，没有健康的抵消力量和制约机制。

　　我们从一个案例开始来看政治权力的演变。例如某大城市有一个周三，他原来是一个卖鸡汤的，因为跟常常来吃饭的官员关系密切，就因此进入房地产行业，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他的资产是膨胀到100多个亿。在大城市进行房地产开发，资金门槛是非常高的，我们这里只是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问题，这个人在进行房地产开发，他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启动资本，他的优势是“官场关系”比较多，他拿到中心城区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之后，启动资金自己没有，靠的是有权有势的朋友帮助从银行贷款解决；这个项目的正常利润比如能赚一个亿，但是跟政府实权派官员关系好，就做手脚说是安居工程和旧城改造项目，许多关联的税费就免了，因此利润扩大到三个亿；由于有贪官撑腰，他搞野蛮拆迁，结果节约了很多费用，利润扩大到四个亿，甚至五个亿。

　　在这样的赚钱过程中间，这个周三所起的作用很小，贪官的保护对利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从贡献与收益挂钩的角度看，不可能是周三用多少万的红包去报答的；利润如果大致按贡献分配的话，权力所起的作用，包括批贷款权力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个资本家个人的作用，因此，如果贪官不是大公无私的话，他们理所应当得到利润中间更多的份额。有了贡献和利润分配关系的了解，再来分析利润流入官场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因为有权，来钱很就容易，那么保住权力就很重要了，如果周三分给贪官的金超过一个亿的话，我估计，哪一个区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因为这个时候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很突出，如果被上级查处的话，轻则丧失权力重则坐牢，这样，机会成本就非常的高――失去了继续以权力聚敛财富的机会，因此压倒性的问题是要购买“保险”，但是这样的保险项目，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保险只能通过在官场中间建设保护网来解决，这个时候区里面的贪官为了降低捞钱的风险，需要把市一级的官员拉拢到周三的“分赃同盟”中间来；如果分脏超过了10个亿，完全可以假定市一级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这样市里的贪官就得设法把分赃同盟继续向上延伸。最后的结果是，最有权力的官员都有参加分赃同盟的机会和必要，而且不参加都不行，有一个四川的贪官后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贪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挡了别人的财路。

　　周三建立起强大的分赃同盟之后，赚钱就非常容易了，最后就变成这个城市哪个房地产项目最赚钱，就由分赃同盟指派他出面去做，有资格参与分赃同盟的后台人物，肯定都是本市权力最大的人物和有实权部门。最近几年，各地都有暴富寡头被绳之以法的案例，这说明了他们的分赃同盟一个共同的问题，像这样的人被抛出来以后，如果进行彻查的话可能会引发一场政治上的大地震。我们看到，好几个这样的案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从苏联解体的经验看，这些分赃同盟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风险无法排遣，除非是共产党非法和国家解体。苏联的叶利钦就是代表这些寡头而上台的，虽然苏联在解体之前曾经举行过全民公决，76.4％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苏联，但是出于“消灭合格债权人”的需要，苏联的官僚买办们还是决定国家解体了。最后，他们还亲自宣布共产党非法，停止活动。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苏联，寡头们瓜分的财产，就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原主”了，没有了合格的债权人，偷窃而来的东西就不用担心被追索了。特别是引入选举，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市场化，这样那些富人就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包装“名牌官僚买办”到前台去执政，从此他们非法得来的财富就合法了，富豪们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结合上面的案例分析的分赃同盟的政治风险意识，看看苏联解体的经验，再回头结合我们国家舆论风向的转变，去分析，就非常令人震惊。改革以来的舆论，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大概以90年代中晚期为界。此前，我们的舆论主流是由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核心是说中国的改革必需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由此经济剩余的分配乃至大量的存量资产都在“经济市场化”的名义下，转移到少数人手里了，他们不仅得到了我们社会最大的份额的剩余，也控制了新的剩余生产和分配方式；象那些地产寡头们，就是中国资本家中间最有实力的一群。由于他们获得的利益太多，而且渠道又不是那么正当，特别是他们赢利的渠道恰恰以牺牲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长期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特别是这些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他们要降低政治风险的路径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矛盾，由于存在这么些严重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常常听到主流经济学家们出来说，要善待有贡献的人，不要向富人开枪，政府不能劫富济贫等等，这些都真实反应了这个群体的风险和担忧。

　　等到寡头们捞到的前足够多，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他们第一位担心的事情时。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由主义就浮出水面了。因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和地位与多数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们不可能敢于发动群众干革命来把政权夺到手里。因此他们只能是寄希望于和平演变，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夺到手里。最理想的方式，是发挥金钱对政治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有一份现成的道路，他们简单地接过美国人的人权和民主旗号，在中国大力宣传。他们指望一个“政治市场化”的程序，去发挥他们钱多的优势，有钱了，控制媒体和舆论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如果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拿到手上，或者由他们派出代理人去掌握，那样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可以免于被追究，可以睡安稳觉了。

　　由于政府高层不可能不面对社会矛盾，因此这些人就很担心政府走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说到底，这些寡头建立起各种分赃同盟，不是与政府和共产党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和全面的合作，而是拉拢掌权者个人，以利用政治权力来为个人暴富制造便利，也因为如此，这些人的牟利方式确实是把他们暴富的成本和代价，通过贪官滥用权力的方式去转嫁给政府承担。说到底，贪官和寡头的合作，是个人性质的寡头发财，不体现政权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要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主流经济学们扣反改革帽子，已经要扣到中央头上去了。这个事实说明官僚买办阶层的整体化是有限度的，主流知识官僚买办是无条件与资本权力合作，贪官和他们也完全一致，但是他们这些人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的。他们要躲在共产党的大树下捞钱，与贪官个人合作，同时为了降低他们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也想把大树连根拔掉。

　　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中国二十多年来舆论主流的转换，无论是“政治市场化”舆论还是“经济市场化”的舆论，都是违犯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党纲的，但是20多年来，恰恰是这两种舆论成为上风和主流，都是为这个以各种分赃同盟组成的强势群体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服务的。这只能认为，分赃同盟已经决定性地影响到“舆论管制”的标准了，那些自由派人士老是攻击共产党独裁专制，管制舆论，但是恰恰是在这样严密的管制中间选择了主流们的意见。分赃同盟的强大和主导权发展程度，由这里可见一斑。

henanhujaa

我们把历史是非和道德判断放到一边去，就事论事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假定，这些今天的强势群体最终得到政权，中国会怎么样？主流们今天向国人许诺实现日本和美国的富裕和发达，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舆论策略，肯定达不到。达不到没有关系，有一个最低的底线，他们要做统治阶级就必需达到，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维持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基本秩序，他们这个能力有没有？我们亲眼看到，这些人先是让工人农民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住房产业化政策之后，连小资和白领阶层也成为代价了，这些人用这样高的强度去聚敛财富，排斥的人占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同时还针对并担忧现在的政权，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执政基础在哪里？有多少人会拥护他们，他们又靠什么样的手段去管治多数人的不满？

　　由于毛泽东是最彻底的平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官僚买办阶层的执政能力最不抱幻想，他清楚给出了中国的官僚买办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需要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有必要引用毛泽东一些的基本判断，毛泽东从1939年开始就认为，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软弱性，他们没有能力完成政治整合并主导自己的命运，连资产阶级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他们由于拥有对国内民众的优势，与海外垄断资本相比却处于劣势，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总是选择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由于与国内民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从晚期到民国，都选择对外一味的妥协和退让，无法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没有能力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一些主流们的“国际竞争双赢说”，实质上是要取消国家之间的竞争问题，竞争无法取消，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说法去抹杀中国的安全目标和民族利益实现，否认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利益的不一致，因此龙永图就公开主张不需民族品牌和自主技术，江小娟说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算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说到底，这些人无法捍卫中国的利益，就干脆宣布说利益不存在。如果没有国家内部阶层矛盾的缓和，我们的官僚买办阶层不经不愿意对外，干脆要把问题取消掉，拒绝让人们去思考这样的严峻问题，他们走得比汪精卫更远，汪精卫说他是要曲线救国，没有卖国，更没有说日本人利益与中国人是双赢。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底线，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必须要满足中国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需要，剥夺的最低限度是这个，这是可持续剥削的底线。说到底，这是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他们满足底层的最低生产生活需要，等同于是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支付保险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连支付保险费的意愿都没有。由于他们今天掌握了更多的资本，也结合了话语权的保护，因此他们压榨工人的能力会进一步上升，如果不继续支付保险费的话，如果有上亿人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饭吃，就算有一千万军队恐怕也无法掌握局势，走下去肯定就是一场革命。苏联解体是从人均八千美金这样的水准上，现在跌破到了二千美金，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寡头们维持住了社会稳定，底层群众没有起来干革命，还没有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我们可以从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变化，去考察苏联解体为什么没有引发革命？解体前，苏联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平均数的120％，比普通劳动者高一些，在解体以后，下降到平均数的78％。就是说，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全国绝对平均收入下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后，相对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有一个宋小路去俄罗斯经商，认识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所所长，这个所长的工资当时是200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块钱，如果没有苏联时期留下的住房等福利，这个人就比我们的打工仔还要穷困了。由于俄罗斯有丰富的空闲土地，这个所长就在周末去郊区种黄瓜、番茄和土豆，给自己吃，否则就无法维持生存。

　　中国如果由这些强势群体主导，搞一场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崩溃出来，人均收入在中国的低水平继续大幅度下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中国跟俄罗斯相比，连发生那种靠“自给自足”种地生存的空间都没有。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亿人，没有饭吃的话，那么以分赃同盟为核心的强势群体，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重新让普通的民众有一个生存的出路，就是减少自己的聚敛强度，相当于缴纳一点保险费；第二个手段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把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人口，统统消灭掉。我个人的判断，这些人根本就找不到帮他开枪的人，所以他们仅有的选择是：分赃同盟带上自己搜刮来的财富去国外。现在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在国外开一个空壳公司来持有股份，用各种方式尽量把财富变现汇出中国，把子女先送出去。

　　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比革命更加悲观的后果，如果不能维持基本的秩序，发生任何性质的大动荡和大变局的话，只要中国工农业生产发生混乱，城乡的交流断绝，只要农民两年得不到化肥，那么中国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实际上要导致中华民族的整体毁灭。这跟以前的革命不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干革命的时候，农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产出粮食来的，革命过程是一个多数人在生存线附近，苦苦等待新政权重建过程的完成。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没有化肥，粮食产量会迅速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样就意味着多数人没有饭吃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了，三分之一的粮食都无法生产出来了，民族将在饥饿中间自行毁灭 。

　　反过来看，中国今天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高积累过程，如果立足于自主技术创新来装备自己的产业，那么就不需要向海外垄断企业支付垄断利润，中国在今天的资源开发强度上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福利。按照今天的资源和人口对应关系推算，中国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没有医生和医院的高价敲诈，按照药品的出厂价格，农民的收入也是得到医疗服务的，我们知道很多价格二三十块的药品，出厂价不过两三块钱。

　　教育就更简单，我自己上小学就是每个学期五毛钱。只要是合作体制，不是相互分割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市场，低价格其实非常容易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竞争和利益主体的绝对分割，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结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高价格把绝大多数人变成了不合格的消费者。由于多数人消费不起，最后，这样的服务根本就不会生产出来，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水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为了富裕发达，建立了基于高价格的系统排斥机制，把多数人排斥在外，在整体上也降低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我们知道今天的农民陷入困境，多数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而且无法应付迅速膨胀的开支，例如教育和医疗费用。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资源有限，人均收入的提升有其极限，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和生活，对服务的提供将产生极大的抑制。回顾毛泽东时代，低工资搭配高福利的分配结构，是有价值的，这意味着在福利提供上面消除竞争和价格敲诈，把多数人纳入服务范围，这是完全可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能在市场和竞争实现，需要开创性地引入大范围的合作机制。

　　由于中国人多资源少，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很可观，在特定资源水平上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即便是刻意地采用适度技术，那么所需要的劳动量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很少，也许我们每个人每周工作一天两天就够了，而且如果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不是“以利润为本”的生产，每个人的福利和生存需要都至少可以在一个真正的“小康水平”上得到满足，中华民族在今天实际上就可以实现“高就业、短工时、均福利”。问题当然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生产资本不足，而是强势群体为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反对实现这样的变革和调整。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尝试了两种不同工业化模式，最终是选择了国家政权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然后也展望了一下，中华民族组成这么人口庞大的国家，今天的发展已经受到人均资源不足的限制，在毛泽东时代高积累政策之后，中国发展的限制已经不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了，而是要解决为什么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我们谈到了竞争和市场机制抑制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取消了多数人本来可以低价得到的东西，降低了国民福利，迫切需要在合作的基础上来打破这一抑制的竞争和市场机制。今天的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反对力量还是很大的，今天中国的强势群体组织起各种利益同盟，又实现了与话语权－主流知识官僚买办的紧密结合，他们为了自身的狭隘私利，与政府的目标和民众的利益直接对立。因此看来，合作的障碍和问题，还是孔夫子和毛泽东重复发现的同一个问题，官僚买办阶层不愿意。

　　从建国初期，资本权力的拙劣表现，到今天中国分赃同盟的走极端，都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结论，权力必须回到工农的手里，共产党执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基础。这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推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体现了历史发展必然；而毛泽东完全是一种经验主义判断，他看到从晚期到民国，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在对外对内政策上的表现。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们要求跟国外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在一起，以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建立一个特权的消费社会，对内，官僚买办们发现中国的剩余太少，必须尽可能排斥多少人，从而把更多的经济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富裕和发达程度。有鉴于此，官僚买办们把各种权力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秘密或者公开的分赃同盟等各种形式，在改革的名义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要多数人作出牺牲支付成本和代价，结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我们也反复申述过，这样的社会在政治稳定上是很危险的，由于这些强势群体的狭隘利益和视野，他们还公然反对中央政府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调整。

　　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资本权力的运作方式都是极为消极的，中国工业化最终是政权主导完成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需要多数人为资本积累做出牺牲的历史需要了，所以为资本积累服务的效率话语，说到底是为少数人聚敛财富服务的，相反，由于市场和竞争对多数人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天然抑制作用，这要求进行大范围和高程度的合作体制来实现，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行政权力来起作用，来主导服务通过合作机制提供给全国人民。

　　根据过去的经验，权力介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程度太深，也有很消极的一面。但是跟多数人陷入困难的现实相比，中国只能选择一种更小的代价来承担，从人世间产生权力和强制管理那一天开始，监督权力就是一个难题，本质上是要平民阶层在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下，去解决如何制衡官僚买办阶层走极端的问题。但是中国过去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显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一定程度的反向制约还是可以实现的。看来，中国要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和发达，以物质财富更大的丰富去缓和阶层分化和对立，这一指望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中国必须在面临严重社会矛盾的前提下，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来，这一探索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的。美国的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那是指美国这样的国家认为他们今天的制度足以应付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在于这套制度生效的社会基础――阶层对立和矛盾相对缓和 ――却无法移植到中国来。今天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更急迫地面临着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困境，中国人必须在这个困境里，重新思考未来和我们的出路，从先秦诸子到毛泽东时代的探索，都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丰厚遗产，也由于我们面临着无法解脱的西式现代化困境，我们民族重新凝聚起共识和行动意志，还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有那么一点理由期待一个乐观的未来，不管怎么说，未来究竟如何，在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自觉努力，未来决不仅仅是什么客观必然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10-20 20:54 编辑 ]

henanhujaa

当我们回首将目光投到12世纪末期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这么一点，那就是当时的蒙古高原生产能力极其低下，充满了饥饿。

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的铁木真曾经为了一条鱼而杀死自己的亲弟弟。

虽然某些人---特别是瑞典的赵丰年---经常引用这个例子来证明蒙古人“生性残暴”，但是从这个例子中也应该看到至少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蒙古高原要想吃饱肚子的确并不容易。如果是在一个食物比较充足的地方，这种事情一般说来不太可能发生。

抛开影视界和一些文人对古代的蒙古时期的美化与浪漫主义描写，任何一个曾经搜集过资料并且作过认真思考的人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历史上从蒙古地区一波波南下或者西征的人，从匈奴到蒙古，其实都是由饥饿所驱使。

即便是在21世纪的所谓高科技芯片时代，如果让我们将目光投向2000-2002年的蒙古国，就会立即发现，简单的几次大型“白灾”就能够轻易地摧毁蒙古牧民手中的几乎全部牲畜，那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至今仍然留有强烈的痕迹----那就是乌兰巴托北郊漫山遍野的蒙古包区，里面全部都是在2000-2002年间被自然灾害摧毁了几乎全部牲畜的破产牧民。

如果换成是过去，发生了这样的灾害，那么蒙古人就又会组织起来挎上弓箭越过长城了，从匈奴时期到土木堡，差不多两千年来，无不如此。只不过今天中国人的手中已经有了坦克和机关枪，因此蒙古总理只好发电报请求紧急援助。

任何力量，都不如大规模的饥荒更能够激发出人的求生意志。无论是蒙古人还是中国人乃至爱尔兰人，皆是如此。。。

只不过，过去是蒙古地区自然环境不好，经常来个白灾之类的，而且当时在冷兵器时代蒙古地区对内地具有天然的武力优势。而今天，问题则是内地如果连续18个月没有足够的化肥供应，那么内地就会出现类似于2000-2002年蒙古式的饥荒，但是今天内地也许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不过内地的三线军工厂仓库里储存的几亿只冲锋枪倒还是有能力发射出子弹的。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10-20 21:09 编辑 ]

henanhujaa

正如甘肃一带经常跑路内蒙挖发菜的人一般。。。

其实在那些村子里真正身强力壮而且也比较胆大的，并不会跑路内蒙挖发菜，而是跑路云南去贩毒。

贩毒在中国是会被枪毙的，但是那些村子基本上已经彻底地破产了。。。虽然今天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但是彻底破产了的村庄在内地仍然比比皆是。

有些内蒙人以为他们把那些挖发菜的痛打一顿就能够解决问题，那么他们是没有遇到那些村子中敢于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去贩毒的那群人。

henanhujaa

值得注意的是，在comecon时代的蒙古国，虽然自然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当时的蒙古国绝大多数人都还是不会跑到乌兰巴托的北郊去挤进那个巨大的贫民窟的---蒙古首都的贫民窟占地面积已经远远超过了乌兰巴托的城区规划面积，任何一个人只要下载一个google earth就马上会发现，就占地面积比率而言，蒙古的贫民窟也许是全球所有国家的首都中最大的。

这绝不应该仅仅归因于过去苏维埃时代蒙古政府对普通人的个人自由的限制。

事实上，在苏维埃时代，蒙古国的牲畜产量和粮食产量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蒙古有时候也许肉类和乳类供应不足（很多产品都运到苏联去了），但是色楞格省的农田基本上还是能够提供足够的小麦甚至还能够将面粉出口到苏联，而不至于类似于90年代那样每年都需要花上千万美元的外汇来进口面粉。

究其原因，并不是70-80年代蒙古地区的气候就比过去的17年要好，而是
1。comecon的经济技术援助与贸易
2。转轨时期本国经济体系的崩溃

一旦comecon解体，失去了来自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技术援助与贸易，再加上转轨时代本国经济体系的解体，虽然90年代末期蒙古的游牧业似乎发展的很不错，但是来了个2000-2002年式的白灾，马上就出现了问题。

关键在于，一个150万平方公里260万人口的国家就能够闹出来在全球各国的首都中就占地面积比率而言也许是规模最大的贫民窟，如果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那么后果将是怎样？

DeGaulle

忧患，忧患

～～～～～～～～～可持续剥削

学习了

isunbuh

本来乌兰帖子还挺不错的，但一变相夸mao，就犯恶心:L

henanhujaa

原帖由 isunbuh 于 2007-10-28 17:53 发表
本来乌兰帖子还挺不错的，但一变相夸mao，就犯恶心:L

Hitad几千年历史上的领导人我只钦佩一个mao，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如他

换成是别人，很难做的比他更好，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

mao于1927年最开始上井冈山时候手头的实力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人家硬是能够在1949年赢得整个大陆

1950年的时候大陆谈不上什么工业与科技，但是他死的时候，从人造卫星到集成电路，全部都有了，而且距离当时的日本德国法国的水平并不大。

195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则是65岁。

至少对于内蒙的蒙古人来说，1950年内蒙古牧区的梅毒性病患者能够达到总人口的48%以上，可是1956年这个比率却能够下降到19.7%左右。1950年内蒙的蒙古人平均寿命不到30岁，但是1976年内蒙的蒙古人平均寿命却也达到了60岁以上。

相比之下，在经过满清三百年的统治后，蒙古人口由清初一千多万下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百多万。

就这一条，mao算是也很对得起内蒙的蒙古人了。没错，nrd事件期间内蒙不少人都被整的够呛，不过蒙古人必须先来搞清楚一点，那就是mao不是一个mongolian而是一个chinese，人家必须首先对china的利益负责---具体在内蒙，那里意味着150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还有数量极为可观的草场与价值数以亿计的矿藏，保持对内蒙的统治意味着至少北京不必为那些煤炭和天然气而付钱，更何况还有所谓的国际政治中的地理缓冲因素---然后才能够谈其他的，至少比较起康熙对付西蒙古的手法，这已经很温和了。如果说康熙也实在是太早，那么伊盟事件的陈长捷可不算是太早。

正如蒙古历史上的领导人也就只有铁木真和忽必烈两个人真正地值得钦佩一般，其余的包括北元时期的达延汗都不如他们。。。达延汗在蒙古历史上的地位也许同苏赫巴托差不多吧

这种级别的领导人，往往是几百年才能够出一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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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认为美国有史以来四位最伟大总统的头像被刻在了拉什莫尔山上。但他们却早于希特勒种族灭绝犹太人之前，就对印第安人采取了相似政策……

一、乔治·华盛顿：用印第安人的皮作出优质长统靴。
1779年，乔治·华盛顿指示约翰·沙利文少将攻打易洛魁人时说：若把“垃圾”（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点附近，那么整个国家将不只是泛滥成灾，而是被彻底摧毁。在灭绝印第安人的过程中，华盛顿还指示其将军：“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接受任何和平建议。”
1783年，华盛顿在把印第安人与狼的相互比较中，这种反印第安人情绪暴露无疑：“二者皆掠食性野兽，仅在形体上有所不同。”华盛顿的灭绝政策在其部队再次击败印第安人后得以实施。士兵们从易洛魁人的死尸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即可作出高的或可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在那场袭击后辛存的印第安人将美国国父称为“小城摧毁者”。五年内森卡人的约三十个城只剩下了两个。

二、托马斯·杰弗逊：美国必须灭绝印第安人。
1807年，托马斯杰弗逊指示其战争部门道，要是印第安人反抗美国人抢他们土地，那么印第安人必操起“短柄斧头”反抗，“要是约束自己举斧向这些部落，那么在这些部落灭绝前我们将无法平静地倒下，或被赶出密西西比河”，杰弗逊，这个奴隶主，继续说道：“在此战中，他们会杀死我们些人，但我们将灭尽他们。”
1812年，杰弗逊说美国人被迫赶退印第安人，“（就如）将森林野兽赶入乱石山”一年后，杰弗逊继续其反印第安人言论，称美国人必须“追踪并灭绝印第安人，要不将其赶往人迹罕至之地”。

三、亚伯拉罕·林肯：每十分钟杀一名印第安人。
1862年，林肯总统下令绞死38个明尼苏达曼卡托地区的达科他人苏语部落的囚犯。这些被绞死者大都为其居留地的神职人员或政治领袖。他们中无人犯过被控告的罪行，这造就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死刑。
“此战目标是彻底灭绝苏部落。他们将被像野兽一样对待。”（林肯对即将征剿印第安人的美国陆军中将约翰·珀普交待作战目标）
被林肯下令屠杀的38名印第安人，无一人经法律程序，十分钟判一个，比希特勒干得还利索。尤令人发指的是，该部落所有成年人皆被定为死罪，唯一的证据是其反对政府，并在战争中在场。

四、西奥多·罗斯福：只有死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
在乱石山上你看到的第四张脸孔是二十世纪美国首任总统，所谓美国英雄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奥多·罗斯福。印第安斗士已牢牢地掌握了其命运的话语权：美国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且抢走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罗斯福说：“这是难以避免且最终是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远去说只有死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但我相信十个好印第安人中九个是死的，而我也不愿深究第十个的死因。”

这些美国总统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象征了与种族优越感相系的道德败坏。学者们也趋向这些种族分化作为优生论存在的证据。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10-30 09:15 编辑 ]

蒲公英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照片,很好!好好收藏吧,曾经的草原不会再回来,牧人们的草场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慢慢消失,这就是社会发展与传统之间的矛盾，要发展就要付出代价，不发展就要落后，也许在千百年之后人们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

henanhujaa

历史研究表明--气候变化诱发饥谨和战争
2007-11-24 12:59

[路透社香港11月22日电]研究人员警告说,全球变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他们公布的研究报告表明,气候变化曾导致饥谨、战争和人口下降。

中国、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上撰文警告说，全球气温意料之中的上升带来的生态变化，可能会使全球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充分适应.

佐治亚理工学院萨姆.纳恩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彼得.布雷克说:"气温上升或许暂时是有益的,但超过一定水平,植物就会受到压力.随着旱灾的增加和人口迅速膨胀,向每个人提供食物将变的越来越困难,因此如果看到更多的饥荒,更多的灾民因食物和水短缺发生冲突,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该研究小组纵观历史发现,气温下降后,就会出现战争,饥荒和人口减少.

研究人员对1400年到1900年这段所谓的"小冰河时代"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这段时期,全球平均气温最低年份大约在1450年、1650年和1820年左右，期间穿插着气温略微上升的时期。

香港大学地理系章典博士22日在接受采访是说：“当出现这样的生态格局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导致了战争，就像在13世纪，蒙古人由于遭受干旱，于是就向中国入侵。”

他说：“又如，满族人17世纪因中国东北在这段凉爽期（the cooling period)的环境极度恶化，因此向中国的中部迁徙。

流行病或许与气温（变化）没有直接关系，但这是人口迁徙带来的结果，它为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机会。”

虽然这份研究报告只列举了气温下降给社会造成破坏的例子，但研究人员预测说，全球变暖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上周有报告说，气候变化将会使世界上一半的国家面临冲突和政局严重不稳。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警觉”组织认为，世界上46国家的27亿人口因气候变化导致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另外有56个国家可能会因此而面临动荡的政局。

henanhujaa

内地。。。。。。。

以河南农村为例，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的耕地都不超过2亩，甚至只有1亩半

这就是今天内地的农村生存状态

teme

怎么说呢！那四个雕塑至少在美国白人心目是英雄，人们真的很难超越自身的文化、种群、地域的影响，看“与狼共舞”和“最后的武士”就明白——否定他人很容易，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也许游牧文化和草原就如“最后的武士”般悲壮地可以感动否定它的人，但绝对没有后路！！

henanhujaa

从此次雪灾看当前中国粮食生产的大危机

曹为平

这次下雪对我们四川南充来说只能说是十几年不遇，五十年不遇绝对夸大其词。

自从我到四川南充以来，记忆中下大雪的有这三年。

1975/1976年，1983/1984年，1991年12月，那几次下雪地上积起了几寸雪。也确实是大雪片。其中1991年我们化验室还照了像，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地上积雪几寸，而且还有一个年轻人作出一幅姿态拿着一团雪要打人。如果我能把那张照片找出来还可以上贴。（可惜这儿不能直接贴我电脑里的图片）但是今年下雪根本就积不起雪，而且雪片很小，大多数时候还看不出成片状，所以要说今年的雪是几十年不遇无论如何是夸大其词。

我不否定我仅仅凭眼观察，但是如果说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把今年定为五十年未遇，那是没有说服力的。有的人可能会说，贵州等地雪比你那儿大得多。我的回答是：贵州就在我们的南面，我可以相信雪比我们大得多，但是那是因为它的地势高，如果在1991年他同样应该比四川大得多，相应地同样地今年的雪比那几次小，因此最多只能说是十六年不遇，绝对不能说五十年不遇。

我不是说今年损失比以前小，但是雪小却损失大，那就不是天灾了，而是人祸。因此目前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为什么1975/1976年，1983/1984年以及1991年都没有危言耸听的灾难？尤其没有到了断粮的地步。目前下几天雪就有不少地方已经或几乎断粮，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说明这些地方的粮库已经空了。而且出现断粮或几乎断粮的地方范围那么广宽，我目前知道的已经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贵州等地区。这说明不是贵州一省的粮库空了，而是全国普遍地粮库空了。不但城市几乎断粮，而且不少地区农村几乎断粮，农村本来是应该存粮的，现在农村也没有了粮食库存。而且这不是发生在三、四月的青黄不接时期，如果发生在三、四月，那么或者仅仅说明这些地方的农村去年粮食产量比较低。可是现在在一月下几天雪农村就发生断粮或断粮的危险了，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问：秋收才三个月，难道粮食已经吃完了？那就不是一般的农业减产了。朱镕基说的几年颗粒不收也有吃完全是一句谎言，所谓农民家家都储备了几年的粮食也完全是一句可笑的谎言。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些粮食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是说目前国家不但没有储备粮，连周转粮也已经早就没有了。也不仅国家如此，不少农民也是秋收以后才不过三个月便已经把粮食吃完了。这不是说目前中国许多地方一直依靠外运粮食过日子？运一车就吃一车，外运一断就是莫大的饥荒突然来临。这种情况如果仅仅发生在贵州，那么我们还可以说资改派三十年来没有改变或者仅仅把贵州搞糟了，但是湖南、湖北、广东历来是比较富裕的省份，江西在六十年代初也粮食比较充裕大量输出救济其他省，安徽早在七六年以前就大大变了样，农业增长之快在全国是少见的。广西也是在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中成就很大的省份。为什么这些地方也出现一场大雪几乎断粮的现象呢？安徽不是说包产到户取得了农业的大丰收吗？农民不是富得流油了吗？怎么现在要靠外地运粮过日子？运一车就吃一车，外运一断饥荒来临了呢？

1980年资改派强制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鼓励弃农经商。在江浙一带农民中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我和上海郊区的农民谈过，他们都说包产到户后苦了。当时江浙的农村，农民们（其实已经是农业工人和社队企业的工人）普遍说：“这样搞，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会来的。”农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作出的判断，但有些问题他们估计不足。倒是我认为没有那么快。因为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办了大量的化肥厂、农药厂、农机厂，学大寨办了大量的水利，国家粮库和社队仓库也存了大量的粮食，我国又培育出杂交水稻等一系列优良品种，这些当然都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我还知道我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济状况不是文革以前可以比的，已经可以大量进口粮食了，因此我明白，虽然国家的粮库空了，社队的粮食储备被分光吃光，农业根本不是资改派们吹的什么丰收，而是严重的危机，但是毛主席留下的丰厚家底使得农业还不至于一下子大幅度地垮下来，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大建设留下的增产因素相当大地抵消了复辟资本主义和三自一包的破坏。由于可以大量进口，尽管粮食减产也不至于立即出现饥荒，而且独生子女政策大大地减小了人口增长，尽管造成人口老龄化和吃人口老本遗祸几代，但是一时还体现不出来。当然这些破坏最终是要表现出来的，所以本人早在八十年代就预言，不要看目前暂时没有饥荒，大饥荒将会突然来临。

现在三农危机连资改派也已经不能不承认了。这次2008年1月下雪并不算很大，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居然中断了几天交通就断了粮或几乎断粮，正是预兆。所以如果那一天全国性的大饥荒突然来临，那是一点不奇怪的。